王玉清 李东 陈玥彤

　　

　　

　　

　　摘 要： 随着精准扶贫战略的逐渐深入， 旅游扶贫也逐渐成为产业扶贫的主要生力军。新疆南疆（以下简称“南疆”）四地州地处“三区三州”，既是深度贫困地区，也是新时期我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文章基于2018年11月在南疆进行的旅游扶贫调查所得数据，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对南疆旅游目的地扶贫民生效应感知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南疆旅游目的地居民对旅游扶贫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的正面效应感知明显，但参与度偏低。通过分析，构建了南疆旅游扶贫民生效应调适机制，以助力南疆贫困地区人民脱贫致富。

　　关键词： 南疆地区;旅游扶贫;民生效应;调适机制

　　中图分类号：F592.7;F323.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20.03.07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王玉清，李东，陈玥彤.新疆南疆旅游扶贫民生效应感知与调适机制研究[J].克拉玛依学刊，2020（3）45-52.

　　在旅游资源丰富的县域贫困地区进行旅游精准扶贫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2014年，国家发改委与其他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推进旅游扶贫工作的通知》，公布了一批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名单，目的在于推动这些重点贫困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从而带动贫困人口脱贫。①

　　旅游目的地的居民对旅游发展效果的感知反映了旅游扶贫政策实施的实际民生效应[1]。旅游目的地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居民始终是当地旅游发展的最终受益者，因此居民作为旅游发展主体对于旅游的民生效应有着天然的发言权[2]。从居民的角度看旅游，是居民对旅游的一种反向认知，也就是说居民亲身参与到旅游业以及相关行业发展中，从而得到促进自身发展的一些益处，比如增加自身收益、提高自身参与度，获得社会保障，提升地方认同感，这同时也是旅游目的地居民凝视的进一步体现[3]，表现出居民对当地旅游业发展的一种态度。因此本文以南疆四地州当地居民为研究对象，运用问卷调查与定量分析法，剖析旅游扶贫发展对南疆居民所带来的民生效应，并构建了以居民参与为基础的南疆旅游扶贫民生效应调适机制。

　　一、研究区域概况及数据来源

　　（一）研究区域概况

　　南疆四地州位于祖国西北边陲，是指和田地区、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以下简称“克州”），周边与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等6国接壤，边境线达2 622公里，占据全疆边境线总长的46.8%，处于国防第一线。南疆地区作为一个集边境和贫困于一体的地区，不仅是新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地区，也是我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近年来，南疆地区依靠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旅游业不断得到发展，旅游扶贫效果也在不断提升。2017年，南疆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 101.2亿元，占全疆的19.6%;人均地区生产总值20 835元，仅为全疆的46.2%、全国的34.7%。2018年，全区投入扶贫资金334.11亿元，92.3%用于南疆四地州，使全区53.7万人实现脱贫，513个贫困村退出，3个贫困县摘帽，贫困发生率降至6.51%。②

　　（二）数据来源

　　1.问卷设计与指标选取。本课题组于2018年11月对南疆四地州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对当地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与深入访谈。本研究所采用的調查问卷是参考冯伟林在旅游扶贫效应方面的考察[4][5]，从南疆旅游目的地居民对经济效应、环境效应和社会效应三方面的实际感知程度进行设计。问卷内容包括两大部分，即个人基本信息和具体的问卷量表，并采取李克特“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的七级量表。共发放问卷320份，问卷当场发放当场回收，其中有效问卷303份，有效回收率为92%。

　　2.数据分析。使用软件SPSS24.0分析数据。首先对问卷的各项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其次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要求其系数必须达到0.7以上。而南疆旅游扶贫民生效应调查量表的信度系数达到0.977，大于0.7，效度检验时的KMO值为0.874，也大于0.7，且P<0.001，达到显著水平，说明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较好。然后分别将南疆居民对旅游扶贫所带来的经济效应、环境效应和社会效应三方面感知进行因子命名和因子分析;并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将人口学特征作为自变量，各维度的得分作为因变量，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各维度在不同人口学特征上是否存在差异。最后对产生差异的原因以及未产生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调适机制。

　　二、结果分析

　　（一）样本描述

　　从人口统计学特征来看，本次调查所得居民样本人口统计学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受访者多为女性，占65.35%;其中汉族占53.47%;年龄在31-40岁的受访者较多，占44.88%;教育水平为高中或中专的人数比例较大，占57.43%;受访者家庭平均年收入2万元以下的占到57.09%，73.59 %的家庭平均年收入在4万元以下，处于中低收入水平。旅游依存度是指旅游目的地的居民对旅游的依存程度[6]，包括“家庭中从事旅游业的人数”“从事旅游业的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两个指标。“家庭中有从事旅游业的人数”的受访者占74.59%，其中“家庭中有从事旅游业的人数”在1-2人的受访者比例最大，占70.30%。大多数受访者家庭都有旅游收入，其中“从事旅游业的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在30%-50%范围内的高达36.96%，可见旅游业是南疆四地州居民的重要经济来源，甚至是一些家庭的全部经济来源（见表1）。

　　（二）南疆旅游扶贫民生效应感知分析

　　1.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的目的是从众多变量中概括出最具有代表性的因子。首先使用KMO值对研究变量的偏相关性进行验证，一般认为KMO值大于0.7，适合做因子分析。本研究量表中的KMO值为0.874，可以对其进行因子分析;其次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显著概率值显示为0.000，说明本研究量表很适合做因子分析。随后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提取得出特征值≥1的3个公因子，其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79.479%，这3个因子刚好反映出本研究设计量表是所考虑的3个维度，构成了当地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主要感知，有效程度达到较好水平（见表2）。

　　2.旅游扶贫民生效应分析。所谓旅游扶贫民生效应，也就是旅游扶贫所带来的影响，指的是旅游业发展对旅游目的地所带来的各种变化，具体分为三类（见表3）。

　　一是经济效应方面。在旅游扶贫感知中经济效应占据重要地位，旅游扶贫的最终目的是在经济上摆脱贫困的基础上实现习俗、观念上脱贫[6]。总体来说，对于旅游扶贫的正面效应，南疆被调查居民持赞成态度，尤其是“旅游业吸引了更多投资和消费”和“旅游业为本地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两项指标，赞成率达到了76.9%和74.2%，说明旅游业的发展给当地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成效。“通过旅游业，大家都挣钱了，国家政策也好，帮助我们发展旅游业”“来喀什噶尔的国内外游客比较多，他们看的是我们喀什噶尔古老传统的民族文化和独特的城市规划以及中世纪的建筑风格”“整个村子发展旅游业解决了一百多人就业”（访谈资料）。相比之下，对“旅游业使本地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旅游业使本地居民经济收入增加”的感知并不强烈。

　　二是环境效应方面。环境效应是旅游扶贫民生效应感知中的另一个重要部分。由调查结果可知，指标“为了旅游业的发展，我会特别注重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均值达到6.07，赞成率达到86.8%，表明在旅游扶贫开发中，当地居民有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指标“旅游业发展有助于村容村貌美化”的均值为6.04，表明在改善当地的整体环境方面，旅游扶贫发挥着积极作用。总体来讲，旅游扶贫所带来的环境效应是正向的，大多数居民均能感知到旅游扶贫项目开发后，不但当地的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得到了明显改善，而且改善了当地的卫生状况和整体环境。“喀什噶尔古老的老城改造了以后，我们的基础建设完善了，路宽了，路灯有了，水、电、天然气、下水道等等，大城市有的我们城市也有，大城市没有的我们还有”“免费修了厕所，供游客使用”（访谈资料）。

　　三是社会效应方面。在旅游扶贫民生效应感知中，社会效应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从调查结果来看，受访居民对“我与游客交往时间和机会增加了”“我认为当地的生活设施改善明显”和“我对目前生活和工作的地方非常满意”3项指标均持赞成态度，表明旅游扶贫开发有着积极显著的正面社会效应。大部分的居民感知到，旅游扶贫的开展不仅可以促进与外界之间的信息交流，为当地发展带来新的思想观念，也可以向外传播当地的民风民俗和传统手工艺。“基础设施搞好之后，慢慢的人就越来越多”。和田县旅游局某局长介绍说：“发展旅游业，不仅让本地保持了原有的生态人文风情，也给了少数民族和汉族相互和谐共处的机会。通过和游客的接触，其他民族的文化可以以一种比较缓和的方式融入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访谈资料）。

　　可见，游客与参与旅游扶贫发展中的居民进行交流沟通，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和对文化的认同与包容。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当地居民对南疆旅游目的地扶贫民生效应的感知度由高到低依次是环境效应、经济效应和社会文化效应。其中环境效应的感知比较显著，表示对居民自身而言，为了当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正不断努力地保护南疆旅游目的地的环境;居民对经济效应的感知比较明显，多数居民认为旅游扶贫给他们提供了一定的工作机会，经济收入得到了有效增长;社会效应方面，在旅游扶贫项目开发过程中居民对当地基础设施得到完善感到满意，也因其民族文化得到了传播与交流感到高兴。总之，南疆旅游目的地扶贫的民生效应总体上是比较显著的。

　　3.差异分析。一是人口统计学差异分析。对于南疆目的地居民而言，女性和男性对旅游扶贫所带来经济效应、社会文化效应并没有显著差异，但女性对环境效应有着比较强烈的感知;不同年

　　龄段的居民对旅游扶贫所带来的环境效应的三个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居民对南疆旅游扶贫中所带来的环境效应相较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具有较高的感知;居住地区中，喀什地区的居民对旅游扶贫过程中所带来的经济效应有更高的感知，克州和喀什地区的居民有更强烈的环境效应感知，阿克苏和克州地区的居民对社会效应感知比较明显;家庭年收入中，年收入在7-8万元和8万元以上的居民有着更强烈的经济效应感知，1-2万元的居民和7-8万元的居民在环境效应感知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

　　由此可见，对南疆旅游扶贫所带来的民生效应感知较弱的人群大多集中在低收入的男性人群之中。从侧面说明居民对旅游扶贫民生效应的感知度会随自身收入的增加而提升。也就是说对于居民而言，提高收入对旅游扶贫民生效应感知有着直接的正向影响（见表4）。

　　二是旅游依存度差异分析。旅游依存度的两个指标，在旅游扶贫民生效应的感知上都存在着显著差异。从事旅游业的居民对经济效应、社会效应的感知更强，并且发现收入与旅游扶贫民生效应感知存在正相关关系。在经济效应、社会效

　　应和环境效应的感知中，家庭中从事旅游业的人数在2人及以上、旅游收入占家庭年收入比重在30%以上的居民，较其他居民有更高的感知程度（见表5）。可见，家中旅游从业人数、旅游收入占家庭年收入的比重，与旅游扶贫民生效应的感知存在正相关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就南疆旅游扶贫民生效应得出以下结论：居民对旅游扶贫民生效应感知总体倾向于积极，对旅游扶贫所带来的潜在的收益感知差别不大。从检验的差异结果来看，在人口统计学特征中，男性与女性之间总体态度基本一致，不同年龄与文化程度的居民之间基本没有差异;而不同收入的居民對旅游扶贫民生效应的感知差异较大。不同旅游依存度的居民对民生效应感知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家庭中有从事旅游业的人数和旅游收入占家庭年收入的比重这两个指标显示，依存于旅游发展的居民对旅游业所带来的经济效应感知要强于非依存于旅游发展的居民。综上所述，影响南疆旅游扶贫民生效应感知的因素可以归纳为几类：人口统计学特征和旅游业密切相关特征中最主要的变量是经济收入、收入来源、文化程度。因此如何提高目的地居民的旅游参与度，提升满意度与支持率，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四、南疆旅游扶贫民生效应调适机制

　　旅游扶贫就是以扶贫为本，以发展旅游业为途径，为达到反贫困和消除弱势群体的核心目标，综合发展贫困地区，进而提升当地的经济效益[7]。民生问题是南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调适旅游业发展对民生改善的作用途径，目的是使旅游业更好的发挥改善民生的功能，从而对南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国家旅游扶贫政策对南疆贫困村居民的扶贫效果显著，旅游扶贫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着居民参与水平较低、范围较小、方式较单一等导致很多当地居民不能从旅游扶贫中可持续获益的问题，因此构建以居民参与为基础的旅游扶贫调适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见图1）。

　　（一）完善居民参与机制

　　由政府主导、部门分工协作、社会共同参与的旅游扶贫发展格局虽然使旅游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致富、贫困人口脱贫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但在这一过程中因为居民都是被动地接受相关的决策方案，从而导致指定的预期决策扶贫目标不能很好地实现，不能建立长效的扶贫机制。因此要从居民的自身出发，化被动为主动，健全广泛参与机制，将全社会的资源整合起来，通过市场化方式解决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问题。

　　1.居民参与赋权机制。政府先赋权给社区、社区再赋权给居民的赋权模式从根本上保障了居民依法参与旅游扶贫的权力[8]。在经济赋权方面，激发居民的参与意识，增强居民的参与能力，使居民可以真正地参与到旅游扶贫项目之中。在心理赋权方面，开展教育学习活动，使居民充分了解开发当地旅游资源和参与旅游活动的重要性，从而选择自己的参与方式。

　　2.居民精准帮扶机制。为避免旅游扶贫系统识别不清、真正的贫困人口得不到帮助的问题，旅游扶贫一定要明确目标地区和人口[9]。因此首先要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识别，通过建档立卡识别出真正的贫困人口。其次是进行精准管理，对立卡人口进行特征分析，具体分析每一个贫困人口参与旅游扶贫所面对的具体困难与障碍，最后再对其进行针对性的帮扶工作。

　　通过建立居民赋权机制和精准帮扶机制，在对居民进行精准识别和管理的基础之上，再从经济和心理两方面赋权给居民，进一步增强南疆居民对旅游扶贫的经济效应感知，从而调动居民积极性，使其主动参与到旅游活动之中。

　　（二）健全政府主导机制

　　旅游扶贫实施关键在于政府的主导，如何打破固有体制束缚，让居民真正摆脱贫困并积极投入到旅游产业中来，主要在于政府工作机制的创新，尤其是地方县委和政府领导一定要重视旅游扶贫的抓手作用，以成立旅游扶贫发展委员会的方式，健全旅游扶贫机制，真正将扶贫落实到位，让旅游可持续、深入人心。

　　政府首先应对贫困地区的旅游资源与其经济效益进行分析，选择相应的旅游扶贫模式，在发展当地特色旅游基础上建设一批旅游扶贫试验区;其次，主导发挥旅游业的产业关联优势，使其与当地文化、产业发展相结合，从而开创一些旅游周边商品，增加旅游收入;最后，重视当地旅游扶贫发展的形象建设和营销活动，增强旅游吸引力。游客多了，社区居民能感知到参与旅游开发工作中的红利，进而影响更多的人参与到旅游扶贫开发建设中来。居民对旅游扶贫的社会效应感知越强，参与旅游扶贫活动的态度就会更加积极。反向而言，居民积极的态度也会吸引更多游客，促使旅游发展的同时，居民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应感知愈加明显，更会促进居民的参与性。

　　（三）优化环境保护机制

　　考虑当地旅游资源的可承载力，科学合理的开发旅游资源尤为重要。在南疆地区实施旅游扶贫战略必须要建立可持续发展资源观，不搞“掠夺式”开发，在资源可承受的限度内进行综合利用与开发。因此，要切实保护好南疆地区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旅游资源，从当地实际出发，在突出地方资源特色的基础上有步骤、有层次、有秩序地开发，促使南疆居民参与到旅游业中的人越来越多，对旅游扶贫效应感知逐步提高。从扶贫前期的以摆脱贫困为目的到后来逐渐摆脱贫困，再到走向富裕的路上进一步促进南疆旅游可持续发展。

　　总而言之，从完善居民参与机制、健全政府主导机制、优化环境保护机制三方面对南疆地区旅游扶贫的发展进行调适，不仅有助于提升当地居民对旅游扶贫经济效应、社会效应以及环境效应的感知，使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态度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使旅游真扶贫扶真贫的政策落到实处，不再单单只是一句口号。

　　五、余论

　　居民对旅游扶贫所带来的经济效应感知方面，虽然总体呈现积极肯定的态度，但因其自身素质、能力及社会经验等内在因素的影响，使其参与到旅游扶贫项目开展中的程度普遍较低;从旅游扶贫社会效应感知来看，总体上居民呈积极肯定态度，对当地民俗的开发与保护方面重视度仍有待提高;环境效应感知方面，对于基础设施和卫生条件方面的改善，居民评价很高，但反过来说明旅游扶贫开发过程中的土地利用率比较高，可能会造成用地紧张。

　　旅游扶贫过程中，难题是贫困农户没有真正参与进来，反而是较富裕的农户或外来的投资者成为最大受益者。因此，加强对贫困农户的补助力度，利益分配时将投资利润给予社区居民相应的分配份额，提升贫困农户的参与水平，是旅游扶贫关键所在。不仅如此，独具特色的民俗和手工艺是南疆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注重传统民族文化和手工艺保护与开发，对持续促进南疆旅游目的地居民脱贫致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何增强旅游目的地居民民生效应感知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课题。由于南疆居民对旅游扶贫民生效应感知具有动态反映特点的影响，本研究只是一个初步成果，未来的研究有很大空间值得探索。比如，进一步扩大调查范围和样本数量，使研究结论更具有普遍适用性;考虑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对南疆居民感知与态度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分析;对南疆地区进行不同阶段的跟踪调研，比较分析各地州旅游目的地居民感知与态度等。

　　注释：

　　①见2016年国家规划财务司发布文件《国家旅游局关于对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8203号建议的答复》。

　　②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报告《2018年自治区经济运行情况》。

　　参考文献：

　　[1]韩磊，乔花芳，谢双玉，张祥，王安琦.恩施州旅游扶贫村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差异[J].资源科学，2019（2）：381-393.

　　[2]曹兴华.社区居民视角下的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应感知研究——以坎布拉景区为例[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8（3）：87-94.

　　[3]龚娜.少数民族与旅游：居民凝视与感知探析——以贵州肇兴、堂安侗寨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18（1）：61-66.

　　[4]冯伟林，冉龙权.基于社区参与的西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机制构建——以重庆武陵山片区为例[J].江苏农业科学，2017（16）：304-307.

　　[5]冯伟林，李詩冰.旅游扶贫中贫困人口的受益机制构建——以重庆武陵山片区为例[J].江苏农业科学，2018（22）：333-336.

　　[6]王芳，栾福明，杨兆萍，熊黑钢，韩芳，时卉，王昭国.新疆天山遗产地居民对生态移民的感知及满意度研究[J].干旱区地理，2019（3）：653-663.

　　[7]薛宝琪，刘长运，范红艳.目的地居民旅游感知态度研究——以丹江口水库南部东岸及南岸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1（1）：99-103.

　　[8]孙九霞.赋权理论与旅游发展中的社区能力建设[J].旅游学刊，2008（9）：22-27.

　　[9]周歆红.关注旅游扶贫的核心问题[J].旅游学刊，2002（1）：1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