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缘起;发展维度;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20.03.03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魏强.缘起·维度·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演进[J].克拉玛依学刊，2020（3）17-22.
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断使其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也是解决我国各种问题并取得事业成功的关键。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同我国现实社会发生联系，并在之后不同时期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理论成果。进入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和要求越来越迫切。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2018年4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2]文章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缘起的分析、发展维度的概括以及基本经验的总结，阐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的逻辑演进，为今后的理论创新和现代化建设提供若干思考。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缘起
五四时期，国人的思想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各种主义和学说层出不穷，先进的知识分子积极探索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学说。能够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描绘未来美好蓝图的社会主义学说成为人们竞相谈论的话题，一时间社会主义成为国内思想界“最时髦的名词”。但当时多数人对社会主义还缺乏深刻的理解，甚至出现“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3]等情况。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积极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同时，主动学习并传播马克思主义。1918年7月，李大钊对法兰西和俄国的革命进行详细比较，肯定二者均为“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但法兰西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而俄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4]，二者在时代精神和革命性质上均不同。1918年底，在获悉一战中协约国取得胜利后，李大钊高呼“这是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赢得战争胜利的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和“全世界的庶民”，它的胜利是“人道主义”“公理”“自由”“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世界劳工阶级”等胜利，坚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4]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中，李大钊也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系统地介绍，他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分为“历史论（社会组织进化论）”“经济论（资本主义经济论）”“政策论（社会主义运动论）”，并通过“阶级竞争”这条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5]此外，李大钊还对唯物史观、阶级竞争说、经济论等核心思想作出详细地分析和解读，为中国人学习、理解进而传播马克思主义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共产党人也认识到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现状联系起来研究，但由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革命经验的欠缺，以及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受其监督和指导的局限，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十分缓慢的。加之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是以“强调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为主要特色的列宁主义的形式传入到中国来的”，因而一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学习“不能不以俄国共产党人为榜样”，具有“浓厚的俄国色彩”。[6]在学习俄国城市暴动革命模式、攻打中心城市相继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苏俄式”的革命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决心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苏俄革命道路、真正符合本国实际的革命新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成功开辟，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共产党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成功典范。井冈山时期，面对党内不少干部产生“红旗到底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先后写下早期“革命三部曲”，详细回答了国内政治状况、根据地的军事、土地、政权、党的组织以及革命性质等一系列问题，深刻论证了革命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怎样存在的问题，极大地增强了党内开展红色斗争、发展红色政权的信心。在这期间，毛泽东还对党内的错误思想进行分析和批评，深刻分析了错误思想的表现、来源以及纠正的方法。之后，毛泽东又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7]等主张，提倡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把握中国革命。
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及时纠正党内存在的“左”倾错误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党内问题，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内的影响，使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党内得以真正确立。1937年夏天，毛泽东先后撰写了著名的《矛盾论》《实践论》，从哲学的高度分析和总结了中国两次国内革命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对党内长期存在的“右”和“左”的错误进行分析和批判，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此外，毛泽东还对当时国内面临的抗日战争形势作了唯物辩证法的分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统一战线、进行武装斗争提供了理论指导。
随着国内抗日战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越来越紧迫。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提出今后工作中要加强各国共产党的自主性，在解决问题过程中“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而不是机械套用别国经验、呆板运用马克思主义。[6]1938年9月至11月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命题，强调在革命中要善于将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中来，在把握中国运动特点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此，毛泽东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带有中国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性，“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8]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动态的、长期的，而非一成不变的，在之后各阶段的实践发展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始终保持中国元素的基础上不断实现守正创新。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维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维度包含理论、实践和价值三个层面。在理论维度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科学价值;在实践维度上，中国化理论满足了中国社会各阶段发展的现实需要;在价值维度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长期引领的结果。正是在这三层维度的共同作用下，马克思主义才能得以朝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实现中国化。
（一）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价值
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学说，一方面立足于阶级社会发展的实践;另一方面在实践的基础上创造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了无产阶级领导阶级斗争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并始终不渝推进其中国化，其前提就是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真理，具有鲜明的科学价值。马克思主义通过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主要部分构建其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揭示世界物质性的基础上，论述了自然、社会以及思维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能够为人们开展实践活动提供正确指导。作为实践主体的人与实践对象的客观世界的关系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而其中的纽带和环节便是人类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构建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使实践主体认识到肩负改造世界的历史使命和人民群众的力量基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和劳动两个基本对象入手，提出商品的二因素、劳动的二重性理论，进而分析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等关系，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学说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运作的基本规律，找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创造财富的最终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切都是“从现代社会的经济的运动规律得出的”[9]。科学社会主义在对空想社会主义深刻批判的基础上，立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科学揭示了“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的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阐释了无产阶级解放自身以及全人类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使命，是指导无产阶级实现自由和解放的科学纲领。
（二）实践维度：中国社会各阶段发展的现实需要
理论的选择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服务于实践的需要，理论的实现程度也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0]。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为了满足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在选择马克思主义之前，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学说也产生过较大影响，但在经历实践的多次失败后，国人才开始选择东方的社会主义学说。毛泽东曾在写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说到，“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11]
中国早期学习马克思主义最直接的需要是借鉴国际无产阶级工人运动，“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12]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主要城市组织并领导工人运动，唤起广大被压迫工人的思想觉醒，为争取自身权益而斗争。革命的实践丰富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理论又会反过来指导革命的实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基础上诞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对革命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的系统回答和科学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借鉴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过渡理论、改造理论和矛盾理论等，都成为正确指导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行动指南。改革开放后，新生事物和思想的快速涌入对理论发展提出新要求，固守传统的理论显然已不能解决新阶段面临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必须立足改革开放的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以服务于改革开放事业。进入新时代，国内国际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对理论创新再次提出了新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最新理论成果再次回答了一系列发展难题，为国家发展提供了新视角和新选择。
（三）价值维度：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长期引领
初心和使命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根本动力，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信仰支撑和力量来源。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后，就义无反顾地担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重任。1923年6月，中共三大宣言就已明确提出我们党的使命是“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以及世界其他民族和阶级”[12]。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一次次艰难险阻而始终奋勇向前，就是因为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在初心和使命的长期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并向着“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目标前进。
初心和使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在指导思想、实践主体以及目标愿景上都具有一致性。在指导思想上，二者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源头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起着引领性的作用。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初心、使命不变质、不偏向。在实践主体上，二者都是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为实践活动的主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党带领人民群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艰辛创业的历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必须更加紧密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守初心、担使命，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在目标愿景上，二者都是在实现“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基础上，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其中，前者是短期的、阶段性的目标，后者是长期的、终极性的目标，各自的实现都要以对方的实现为基础和保障。总之，只有深刻把握初心、使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是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有力保证，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中拥有的重要品质。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虽然历经挫折，但总体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通过对其历史经验的总结，能够为今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深化理论创新以及现代化建设提供经验借鉴和行动指南。
（一）准确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我国具体实践中去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正确认识，在具体实践中产生过两种极端错误。一种是“唯马克思主义论”，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过于迷信而不能辩证地去看待它，导致在实践活动中完全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活动去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地导致“本本主义”的做法。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13]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强调党员既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但又不能把它当作僵死的教条，要能够精通地应用它。[14]另一种是“伪马克思主义论”，主要表现为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相对于教条主义，修正主义显然更加具有隐蔽性和危险性，它表面上也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批判和攻击教条主义，但背地里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的否定，攻击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15]
把握我国的实际就是要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国情是最大的实际，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8]。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最大的实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相应的中心任务便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国情和任务来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最大的国情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文化落后，必须尽快使我国摆脱落后农业国的面貌，提高国家工业化水平。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科学把握时代主题的基础上，对我国国情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最大现状，必须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增加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物质财富积累。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明确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仍然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必须要准确把握我国基本国情，这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关键。
（二）坚守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导地位，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学说，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它也需要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发展，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过程中，要防止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固守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框框”，凡事都要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中找依据。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必须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创新，如果始终停留在“本本”上、“框框”中，思想僵化、裹足不前，就会对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不利的影响。正如恩格斯说的，“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得加以重复的教条。”[13]二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空谈理论创新，则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失去“根基”，陷入“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境地。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的理论渊源，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发展。既要使中国化姓“马”，也要让马克思主义姓“中国”，这是原则性的问题，二者不可偏废。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我们必须要“读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遵守基本原理”[16]，不能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1]我们要坚持通过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通过理论的创新为实践发展提供现实指导。进入新时代，面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特点，我们党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再次推进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诞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最新理论成果。新思想系统涵盖了“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并对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规划了时间表和路线图，对于指导新时代中国实践发展、开辟具有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注入了理论源泉。
（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理论创新中始终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掌舵者”和“领航员”，只有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不会偏离“航向”，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行进。坚持党的领导，既要充分发挥领袖人物的关键作用，也要注重坚持党的集体智慧和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袖人物，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执行者，能够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同时应该认识到，领袖人物的作用固然重要，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凝聚着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某个领袖或少数杰出人物的个人成就。邓小平曾说过，“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17]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是我们党长期以来的優良传统。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通过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理论能够被人民接受和掌握，进而产生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长期以来充满不竭的动力，就是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始终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服务人民为其最高存在价值，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从人民群众那里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要在继续坚持和强化党的领导的前提下，重视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善于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为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提供强大力量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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