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成员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重点国家，在成员国共同努力下，在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果，各成员国出口贸易规模总体呈上升趋势。文章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贸易效率与潜力，结果表明：我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贸易潜力较大，但未达到最佳前沿水平，出口贸易效率较低，出口贸易增长空间较大;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助于我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贸易效率提升的对策建议，以期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更好地提高我国出口的“量”与“质”，促进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与贸易的高水平发展。
关键词： “一带一路”;出口贸易效率;上合组织;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一、引 言
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最初是起源于1996年的关于加强周边国家和地区信任的组织，后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关系的不断深入，于2001年在中国上海正式成立。上合组织自成立以来，不断深化中国与成员国间贸易、投资、交通、能源、电信、海关及人文等领域的交流。根据WTO数据显示，2018年上合组织成员国生产总值约为18万亿美元，较2001年成立时增长约10倍，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0%;各成员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6.3万亿美元，较2001年增长近10倍。上合组织对促进成员国经济、贸易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理念同上合组织的发展目标相契合，二者相互影响、协同发展，同时上合组织为“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提供了经验和机制平台。因此，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出口贸易效率及潜力有助于促进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水平提高，为中国与其开展贸易合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随着上合组织成员国合作与发展的不断深入，从不同角度研究中国与上合组织的进出口贸易与合作潜力已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张晓倩和龚新蜀（2015）选取样本为2006-2012年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相关数据，基于各样本数值测算其贸易便利化水平，并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上合组织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研究的影响因素中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有阻碍作用的是距离，而其他影响因素均可以促进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1]程广斌和刘伟青（2018）以4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基于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进行出口贸易实证研究发现，基础设施与通关便利化水平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最大。[2]左喜梅等人（2018）首先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测算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并依据此结果分析上合组织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3]时宏远和刘愫（2019）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了中国对非洲27个国家的出口贸易效率发现，总效率缓慢上升但总体较低，通过对影响因素的研究得出进口国人口总量、出口国人均GDP可以促进贸易往来。[4]蔡玉秋和王馨瑶（2019）基于2007-2016年的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印度出口机电产品的贸易潜力与贸易效率，实证结果表明贸易效率较低，在0.117-0.129，其中中国和印度GDP以及印度人口总量对贸易有促进作用。[5]郑国富（2019）分析了上合组织成立17年来，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农产品贸易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为其创造的新机遇，提出推进“五通建设”，实现各国资源优势互补，发掘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农产品贸易的潜在空间。[6]
经梳理文献发现中国进出口贸易问题一直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内容，但是对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出口贸易效率与潜力的研究较少。上合组织成员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区域及关键节点，研究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贸易效率与贸易潜力对促进我国多边贸易合作、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对上合组织出口贸易现状分析
（一）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贸易的趋势
通过分析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出口贸易额（见图1），2009-2018年出口贸易额均呈上升趋势。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是印度，2009年中国对印度的出口贸易额为2 965 604万美元，2018年增长到7 667 566万美元，增长量为4 701 962万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1%。其次增长较快的为俄罗斯，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贸易总额在2009-2014年增长迅速，5年间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5%，但2014年达到顶峰后，2015年出口贸易额呈断崖式下跌，究其原因在于受乌克兰危机以及中俄两国间“政热经冷”现象的影响;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进入务实合作新阶段，2015-2018年中国对俄罗斯出口贸易总额不断上升。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出口贸易额的变化趋势同俄罗斯相近，皆为2014年达到顶峰之后，2015年有大幅下降，2015年之后又不断上升，但是变化幅度远远小于俄罗斯。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出口额中，另一个变化比较明显的国家是巴基斯坦，出口额从2009年的552 833万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1 693 332万美元，增长了1 140 499万美元，年均增长量为126 722万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3%;2013年“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项目实施以来，中国同巴基斯坦的经贸合作表现出稳定增长趋势。中国对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的出口贸易额在2009-2018年10年间变化幅度较小。
通过分析2009-2018年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出口贸易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变动情况（见图2），我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出口贸易总额由2009年的6 860 912万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16 385 638万美元，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004年的5.71%增加到2018年的6.59%，上升了0.88個 百分点。10年间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出口总额占中国总出口额的比重变化出现三个上升阶段：第一个上升阶段为2009-2011年从5.71%上升到6.09%，上升了0.38个百分点，2012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后续影响，加之成员国国内政局的波动，导致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贸易额占比下降。第二个上升阶段为2012-2014年，上升了0.27个百分点，受中国对俄罗斯出口贸易额大幅下降的影响，2015年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出口贸易总额占比下降了0.61个百分点。第三个上升阶段为2015-2017年，从5.55%上升到6.59%，上升了1.04个百分点，受新一轮“再工业化”与逆全球化浪潮的波动影响，2018年又有些许下降。
（二）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贸易情况
通过分析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贸易情况的现状（见图3），可以看出中国对印度和俄罗斯的出口额在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较大。其中，印度所占份额除2013年略低于俄罗斯之外，其余各年均为上合组织成员国之中占比最大的国家，俄罗斯仅次于印度，两者占比加总约占70%左右，可见印度和俄罗斯为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贸易的主要对象。中国对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出口也占一定比重，两者比重加总达20%左右。而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的出口贸易额在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贸易总额中占比不足10%，可见中国对中亚国家出口贸易额相对较低。
三、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贸易效率测度
（一）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1.变量选取
本文综合分析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出口贸易现状、结合中国与上合组织的贸易背景、同时借鉴学者们关于贸易影响因素的指标选择，以此展开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研究。在影响因素选择上，既包含学者们在研究贸易问题时的传统影响因素，诸如贸易国的人口变量、贸易国的GDP及中国北京与上合组织成员国首都之间的地理距离等因素，又结合当前上合组织发展现状与时代背景，选取上合组织成员国人均GDP、中国与成员国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影响因素，以此进行实证分析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贸易的效率水平（本文影响因素选取指标及内涵见表1）。
2.数据来源
实证选取2009-2018年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出口贸易额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与《中国统计年鉴》;其解释变量贸易国人口数、贸易国GDP额、贸易国人均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国北京与上合组织成员国首都的地理距离、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是否接壤数据来自于CEPII数据库，FTA数据来自于中国商务部。本文实证选取上合组织成员国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共计7个国家。
3.模型构建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出口贸易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同时在模型选取上采用一步法进行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回归。
由表2实证结果可知，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贸易模型检验，拒绝原假设，即该模型存在贸易无效率项，且可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三）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相关检验结果见表3）。
由表3实证检验结果可知：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研究中，时变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均优于普通OLS回归模型。各影响因素均通过了预期符号检验，符合所研究的经济宏观背景，各变量在10%的显著水平下通过统计检验。从实证结果来看：贸易国人口数、GDP額、人均GDP额、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是否接壤、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均有利于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出口，而中国首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首都间的距离则对其出口贸易产生阻碍作用。从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系数来看，各变量中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起到促进作用最大的变量是人均GDP，其系数为5.39;而促进作用最小的变量为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是否存在接壤，其系数为0.71。而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首都间距离的系数为-2.8，其表示，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出口贸易每增加1%，其地理距离便需要减少2.8%，说明其地理距离所代表的贸易成本对出口贸易的阻碍作用较大。本文实证结果的[γ]值为0.83，说明贸易非效率项占所研究的影响因素的比重为83%，即本文的实证方法选取得当;[μ]值为0.86，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其值大于0，即贸易阻碍作用存在;[η]值为0.04，即说明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出口贸易的阻碍作用是在以每年0.04%的比重在减小，也更加符合本文的现实背景。
（四）出口贸易效率测度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Frontier4.1进行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贸易效率测算，进行了50次的迭代计算其出口贸易效率（具体结果见表4）。
由表4中测度的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贸易效率可知，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出口贸易效率具有较大差异性，其出口贸易效率排序从大到小分别为吉尔吉斯斯坦、印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俄罗斯与巴基斯坦。从2009-2018年10年间，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出口贸易效率均处于稳步上升的趋势，贸易效率的提升空间较大，与实际的上合组织经贸背景保持一致。
四、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贸易潜力分析
（一）出口潜力测算方法
借鉴高志刚、梁江艳（2019）[7]的处理方法，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贸易潜力为实际出口贸易额与出口贸易效率的比值，即出口效率越高贸易量最大值与实际贸易量间的差距越小，贸易潜力也就越小，[10]表示为：出口贸易提升空间=（出口贸易潜力/实际出口贸易-1）×100%，在此基础上就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贸易潜力进行分析。
（二）出口贸易潜力分析（见表5）
第一，哈萨克斯坦。近10年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贸易潜力处于波动下降趋势，由2009年的269.19亿美元波动下降到2018年的259.17亿美元，而实际出口贸易额呈波动上升趋势。因而总体来看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出口贸易提升空间也由2009年的243.64%逐渐下降到128.31%。
第二，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出口贸易较为接近最佳前沿水平，且出口贸易提升空间最小，2018年提升空间仅为7.99%，说明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实际出口贸易处于较合理状态。
第三，俄罗斯。中国对俄罗斯实际出口贸易额由2009年的175.19亿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479.65亿美元，由于中俄存在“政热经冷”现象，中国对俄罗斯实际出口贸易距离最佳前沿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因而中国对俄罗斯出口贸易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受2018年中俄双边贸易首次突破1 000亿美元大关的影响，其出口贸易提升空间也随之迅速下降，由2009年的580.27%下降到2018年的261.01%，存在较大的合作空间。
第四，塔吉克斯坦。中国对塔吉克斯坦出口贸易潜力呈波动下降趋势，受近5年世界经济低迷影响，中国对塔吉克斯坦实际出口额于2011年达到19.97亿美元后开始呈逐年下降趋势，出口贸易提升空间也由2009年的348.43%下降到173.22%。
第五，乌兹别克斯坦。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实际出口贸易与出口贸易潜力均呈波动上升趋势，而出口贸易潜力上升速度小于实际出口贸易上升速度，因而总体来看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出口贸易潜力处于较快下降的态势，由2009年的308.16%下降到2018年的156.41%。
第六，巴基斯坦。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出口贸易提升空间位于上合组织成员国第一，由2009年的733.33%下降到2018年的313.22%，下降速度最快，且2018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实际出口贸易额为2009年的3倍，上升速度最快，而出口贸易潜力上升速度小于实际出口贸易，且距离最佳前沿水平较远，因而我国与巴基斯坦出口贸易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第七，印度。中国对印度出口贸易提升空间位于倒数第二，由2009年的187.36%下降到2018年的102.43%，实际货物贸易额翻了一番多，而中国对印度出口贸易潜力增长速度小于实际货物贸易增长速度，中国对印度出口贸易增长空间处于逐渐下降趋势，而下降速度趋于放缓。
五、结论与对策
（一）结论
第一，本文采用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方法，分析了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其中贸易国人口数、GDP额、人均GDP额、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是否接壤、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因素均有利于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出口，而中国首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首都间的距离则对其出口贸易产生阻碍作用。
第二，本文通过选取2009-2018年的时间跨度，发现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出口贸易效率虽普遍呈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出口贸易效率值最大的国家为吉尔吉斯斯坦、最小的为巴基斯坦，其余国家排序为印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俄罗斯。
第三，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贸易潜力多为波动上升，实际出口贸易额与最佳出口贸易前沿水平相差较远，出口贸易提升空间较大，提升空间最大的为巴基斯坦与俄罗斯、最小的是吉尔吉斯斯坦与印度。
（二）对策建议
第一，不断发展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自贸区建设谈判，更好地规范我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双边贸易行为，营造高水平的贸易便利化环境，促进我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贸易向着高效化与便利化方向发展。
第二，积极倡导中国与上合组织建设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从基础设施角度减少因中国与上合组织的地理距离所带来的贸易损失，有效化解“距离悖论”[11]。与此同时，通过该通道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上合组织的国际物流体系，拓展中国与成员国间的国际贸易物流业务，以此为契机，促進上合组织成员国及观察员国间的国际经贸合作交流。
第三，坚持不断扩大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交流新渠道，增强其新的贸易发展动能。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开展贸易的同时，借助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积极探索“互联网+”贸易新模式，[12]更好地使贸易开放发展的成果惠及上合组织各方。
第四，夯实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随着上合组织整体发展势头的不断向好，在全球经济所占的比重稳步提升，也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效应。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更助力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的交流与基础设施建设。两者的充分对接有助于进一步增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福祉。
第五，要继续坚持提高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以此作为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经贸发展的桥梁，为上合组织成员国提供经验介绍与重要支撑。一定程度上也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提供高速度、高质量、全方位的发展前景与动能。
参考文献：
[1]张晓倩，龚新蜀.上合组织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影响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2015（1）：37.
[2]程广斌，刘伟青.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出口效率分析——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J].华东经济管理，2018（5）：40.
[3]左喜梅，郭辉，郇志坚.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主要国家的贸易影响分析[J].新金融，2018（1）：58.
[4]时宏远，刘愫.中国对非洲国家出口贸易效率与潜力分析——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新疆财经，2019（3）：62.
[5]蔡玉秋，王馨瑶.中国对印度出口机电产品的贸易效率及潜力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J].价格月刊，2019（8）：57.
[6]郑国富.“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农产品贸易合作发展的机遇、挑战[J].农业经济，2019（6）：132.
[7]高志刚，梁江艳.中国与中西南亚国家贸易效率、潜力测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J].价格月刊，2019（6）：34.
[8]李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潜力和贸易效率及其决定因素——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商务研究，2018（5）：8.
[9]曹安，汪晶晶，黄如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效率及潜力测算[J].统计与决策，2018（10）：115.
[10]陈琳，谢学臻，刘琳.中国出口的贸易效率与贸易潜力：1980-2015[J].国际经贸探索，2018（1）：43.
[11]李学武，顾成军.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贸易效率和潜力研究——基于中国及35个沿线国家的实证[J].金融与经济，2018（2）：47.
[12]李晓钟，吕培培.我国装备制造产品出口贸易潜力及贸易效率研究——基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9（1）：91.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