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大一统政治的建立有其历史合理性，但高度集中的权力也有自我异化的极大风险。秦王朝快速覆亡之鉴为汉以后大一统政治与儒家形成一种“共生型”结合提供了契机。儒学提供的意义世界、精神家园、文化网络、治道原则与理想政治制度，形成了对权力的“儒化”与精英阶层集体无意识的塑造，而科举制的采纳更使儒学精神向整个社会扩散渗透。所有这些都使得大一统王权治统难以长期逾越儒学道统，从而构成一个成功文明不可或缺的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
关键词： 大一统政治；儒学；共生关系；权力的儒化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4）02-0028-05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后，儒学在许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被定位为专制主义的帮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气候，也有其正面的意义与价值。但“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及其酿成的乱局，还是引起不少学者的反思。海外学者林毓生首先质疑了“五四”时期“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做法。90年代以后大陆学界也开始对此作出较为深刻的反思。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对传统文化全面否定的倾向在今天的大陆政治思想界仍有较大的影响。
如何看待自己的传统与历史文化，是一件直接关系到我们当前道路选择的大事。本文力图表明，“儒学中国”在历史上的成功，是以建立对大一统权力进行有效约束为基础的。而儒学之生命力也正体现在它能对高度一统的王权作出“无害化”处理。在这个意义上，儒学对我们而言不是包袱，而是一种历史智慧。
一、大一统政治的结构性要求：儒学制约一统王权的时代背景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经由周秦之际发生的剧变而形成的大一统政治架构几经变迁，一直延续到帝制时代末期。其间虽有分裂动荡局面的穿插，但最后都复归于大一统秩序。而作为这一政治架构开创者的秦王朝能从列国争雄中胜出，受到历史之垂青，自有其道理。正是秦王朝经改革而形成的“严密的行政结构”与“高度现代主义的政府”，[1]168以“编户齐民”的方式下沉到了社会基层，体现出了高度组织性与无与伦比的效率。可以说，这是历史在那“争于力气”时代所选择出来的“独门武功”，并由此形成华夏文明在国家制度领域中的一次创新。
今人多以西方民主制度为参照系，对具有“帝国体制”或“专制主义”特点的大一统政治架构不以为然。这样的认识在当下虽说是可以理解的，但却缺乏一种必要的“历史感”，没能看到帝国体制在前现代社会具有它的普遍性，[2]3没能看到大一统政治架构的出现，既是当时的一种制度创新，同时也显现出历史选择一向较为偏爱的比较优势。
这里所说的比较优势大体上指的是一个文明所具有的超强组织动员能力、超强汲取和分配资源的能力，以及进行大规模、大范围的统一指挥、统一协调与统一行动的能力等。具体一点就华夏文明来说，这种能力的获取使得高度集权的中央权力能在与周边游牧文明长期的抗争中占有先机，保持农耕文明内在的稳定发展环境；能使得那些对农耕文明深入发展至关重要的大型水利工程与防御工程修建成为可能；还能为整个社会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分工、协作向纵深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规模平台，从而为农耕文明的进一步升华创造有利条件。可以说，华夏文明之所以后来能登上世界农业文明发展的巅峰，与大一统政治架构所具有的这些比较优势是密不可分的。
大一统文明具有自己功能上的比较优势无可怀疑，而历史的垂青与选择应该说，也是以这些比较优势的存在为前提的。然而，大一统政治架构在提升自己公共权力的集中度与强度、提升自己应对内外挑战能力的同时，也面临着集中起来并得到全面强化的公共权力走向滥用与自我异化的不可避免的风险。而这种风险一旦释放，又一定会使一个国家在治理文明与治理艺术领域里全面倒退，进而遭遇全面的治理危机。因此，国家在运用高度集中并得到强化的公共权力成功克服自己所遇到的内外挑战的同时，似乎又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更难对付的挑战，使高度集中并得到强化的公共权力接受有效的制约而不致走向自我异化。可以说，人类文明在产生国家之后的每一步长足发展，都与能否成功地应对这个挑战有关。
由此我们不难看到，开创了大一统政治架构的秦王朝正是在这方面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令后人“哀之”而“复哀之”的反面教材。一部华夏大一统文明发展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对这段历史经验教训不断进行总结与汲取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强大的、似乎不可战胜的秦王朝以“马上”得天下，并以“马上”治之所招致的“二世而斩”之结局，促成了后世对大一统政治中国家应该如何治理这一问题的深思。
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儒学在汉代应运而生，汉代统治者也在认真汲取前朝“失鹿”教训的基础上将之“定于一尊”。儒学的这一兴起从根本上来讲，与其说是儒家抓住了机遇、汉武帝谋略深远，还不如说是一种时代的呼唤，其中蕴含着某种历史的必然。因为，大一统政治架构与儒学的结合，接受儒学道统、治统对于大一统王朝政治的约束，是当时条件下这一政治架构自身、这一国家制度上的创新能得以存续下去唯一正确的选择。
儒学经过陆贾、贾谊、董仲舒等大家的努力，对“过秦”、“暴秦”的教训进行了深入而充分的总结。世人也由此悟得，秦政之失不在其他地方，而在于过度崇尚“有为”，过度倚仗与迷信“霸道”政治。待“霸道”政治破产，儒家所倡导的“王道”政治具有的内在价值也得之彰显。儒家在春秋战国这个动荡年代所提出与坚持的、但一直得不到统治者呼应的“道统”与“治统”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学说对于天命归属与人心向背的强调、对文治礼教与治理艺术的重视、对精英的人格培养和权力自我约束的直面，对“逆取顺守”、“选贤任能”、“爱民恤民”、“无为而治”等治道原则的坚持，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因应了大一统政治架构进行自新以克服自身痼疾这样一个时代要求。
儒学在新时期中所具有的内在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大一统王朝接受它坚持的“道统”与“治统”，与之形成一种相得益彰的“共生关系”，已成一种“大趋势”。在顺昌逆亡的压力下，对儒学的接受实际上成为大一统政治能否有自己明天的关键。而从新王朝统治者这些具体当事人来说，他们面对宗庙陵寝、江山社稷、子孙后代福祉时，责任意识与忧患意识的沉重，对悬挂在自己头上的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的警醒，都驱策着他们对儒学的接纳与支持。而大一统政治权力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不断地受到“儒化”，自觉不自觉地被“自我规训”。
历史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政治秩序的演进既有人们的参与，但也不是哪个人精心设计之结果。失败者以自己的失败标志出歧途，令后来者有机会以此为鉴尝试其他的可能，而历史则在人们尝试的基础上把那些现实的可能优选出来。那种认定儒学不过是大一统王权手中可加利用的工具的看法，无疑没有看到历史形成的复杂性，没有看到社会整体秩序并不是一种完全以人们理性动机为转移的对象。
二、儒学对大一统王权的约束与驯化
儒学与大一统政治基于“互利”而形成一种“共生”关系，是我们理解华夏大一统文明中后期演进的一个基本观点。可以说，大一统王权的政治架构若没有来自儒学的功能性支撑，秦王朝在国家制度上的创新便没有得以传承的可能，而后续的王朝也难以避免重蹈秦王朝暴亡的覆辙。
用当今政治学的眼光来看，儒学在这里所发挥的最积极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对于大一统王权独断权力的有效约束上，而大一统王权在尊奉儒学的基础上不断被“儒化”，便是这种约束成就的一种体现形式。具体来说，儒学对大一统王权独断权力的约束表现在如下这些方面：
首先，儒家在与大一统政治“共生”的基础上，成为“显学”，获得了一种诠释“道统”、“天命”的“至圣”地位，而正是这种诠释权的掌控，“使儒家和儒学在与现实政治的对话与互动时，借助于对孔学和经义诠释的文化优势地位而能够保持自身一定的相对独立性”。[3]118我们知道，在东方大一统政治架构中，君权虽然至尊，但它并不至圣，对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道统、天命的诠释权完全是由儒家来把握的。这也就是旅美学者张灏所谓的“帝”、“师”之分离。这样一种安排虽然与西方社会的“政教分离”在形式上不尽相同，但从功能上来说却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在这两种不同的架构中，世俗权力虽然难以撼动，但其自身的合法性来源、制度架构的原则、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精神文化的掌控者。因此我们可以说，儒学对道统、天命的诠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世俗权力合法活动的范围，并通过“以礼入法”[4]345的路径，使制度、法律与政府本身走向“儒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驯化了在秦制下几乎无所不能的国家“硬权力”。
其次，儒家对于道统与天命的诠释，对于文教礼治的强调体现在“治道”上，便使得“王道”、“仁政”、“民本”等治道原则成为国家治理中必须遵循的金科玉律。而从这样一些原则出发，国家努力与穷奢极欲的奢靡之风，与横征暴敛势猛如虎的苛政，与好大喜功、膜拜硬权力的霸道政治彻底分道扬镳，将像轻徭薄赋、使民以时、富民恤民、与民休息这样的政策落实到具体的治理行动之中，便成为必然。而具有至尊地位的一统王权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治道”的转变过程中，在对天命无常的敬畏中，在对前朝暴亡的历史教训汲取中，逐步设立权力的边界，收敛自己的行为，审慎地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力。
再次，儒学在取得显学地位的情况下，手中还掌管了教化与仪礼的规制权。
儒学典籍、祖宗法度、经世之道与人格之规范，不仅是社会上的士人与儒生需要身体力行、率身垂范，而且也是上至储君，下到平民子弟自发蒙之始就要接触与学习、历练的内容，而孔夫子更是天下学子必须敬拜的“大成至圣先师”。显然，儒家通过“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汉书·董仲舒传》）之方法，让人们从小浸润在这种无形而绵密的文教礼治中，让儒学道统与治统进入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从而将包括权势者在内的社会精英笼罩在一种文化软约束中，让普通民众能生活在良风美俗之中，使得整个社会上层对硬权力的使用不再成为一种偏好性选择。
复次，由儒家士大夫组成的社会精英在儒学道统与治统精神滋养下，形成一种有着强烈道义感支撑的公共舆论——“清议”，这种清议所具有的巨大正能量，能令至尊的大一统王权也不能不有所忌惮。正是这种大象无形而又无远弗届的清议，使得儒家坚持的以史载道的传统代代传承，使得它对人、对事的裁断、纠正、评判、界分、褒贬成为一种强大无比、左右舆论、塑造人格的力量。显然，儒学与大一统政治的“共生互利”，使得儒家成为一种名教，它培育起来的士林清议，打造了一个虽然不具刚性，但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规约一统王权的“笼子”。以为儒学不过是一统王权手上的玩物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最后，儒学对于大一统王权的约束还表现在代表大一统王权的君主与其臣子间的互动关系上。这种互动关系一方面表现在君权与相权的分工上。理论上，君主拥有治理国家的最高决策权，但按照儒家的理想，君主对于国家的治理，以“无为”为要，以爱民如子、选贤任能、清心寡欲、不妄作、不扰民、真正成为万民道德上的楷模为责任基准。这就是《论语·为政篇》所谓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照此办理，君主便不再是“有为”之君主，其手中权力自然就“有限”了。而在另一方面，作为华夏大一统文明治理主体的整个行政官僚系统，自汉、唐以后，“儒化”日深，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从作为臣下的士大夫来说，他们既是皇权为首的官僚集团一分子，但又是儒学道统的捍卫者与儒家精神的践行者，从整体上讲，有着很强的儒学性格。正常情况下，皇帝的决策与裁断会得到全力的执行。但当这种决策与裁断有违士大夫心中的儒学道统时，则常常会遇到后者的抗争，这是所谓“从道不从君”的儒家传统使然。而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讲，本身就已“儒化”的皇帝还处于史官、谏议大夫和“帝师”们不易脱逃的“道义包围”之中，真正敢于放胆一心孤行的无道之君毕竟十分罕见。显然，在这样一种君臣间互动的状况下，君权的“就范”是个大概率事件。
三、科举制、吏治与权力儒化的加固
约束权力当然不只是约束王权，还需要约束直接行使权力的官僚集团，而儒学在这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自汉武帝儒学确立自己的独尊地位，儒学在教化领域大展身手，官吏的选拔也逐步向接受过儒学教化的士人倾斜，官吏的儒化开始提速。其效果在汉代中后期已经显现出来，史传的循吏们在社会治理方面不断崭露头角。[5]103这些循吏或儒臣的共同特点是身体力行儒家的治道原则，侧重率身垂范、教化民众、移风易俗这类文化软权力的打造与治理艺术的提升。不过，就整个官僚集团儒化程度而言，汉代做的还较为有限。汉代大量的官吏是刀笔吏出身，儒学精神还没有在整个统治集团与社会文化心理层面得到有效扩散。汉以后大一统局面又不甚巩固，直到唐，儒学与大一统王权的“共生”关系才算重新有了一个较为稳固的制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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