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

　　一

　　越来越多的读者已经知道，麦家并非只写《解密》《暗算》《风声》《风语》《刀尖》等情节跌宕起伏、可读性强、因成功改编影视剧而风靡一时的“谍战小说”，几乎与此同时，他也潜心创作了许多“纯文学”性质的小说。这些作品以故乡富阳和童年记忆为背景，凸显地方、家族和个人成长经历，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与历史感。

　　这两类小说，真可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却又有着缺一不可的互补关系。“谍战小说”并非只写“谍战”，那些扣人心弦的“谍战”故事无一不包含着对人情人性惊心动魄的探索。只不过这些探索跟峰回路转的“谍战”搅在一起，且多半以奇人、异人、畸人为主角，总不脱浓厚的传奇色彩，因此很容易被归入“类型小说”而已。

　　我们固然不应无视“谍战小说”与“纯文学”的区别，但也必须注意二者的相通。依托某种历史背景的“谍战小说”不同于被视为“纯文学”的“历史小说”，因为其所涉及的局部历史，边界明晰，作者不能(或不愿)对历史本身做过多探寻。从“谍战小说”写到的局部历史很难窥探历史的全局与纵深。倘若不是融入更多人性人情的因素以及对“密码天才”们奇特命运的关切，麦家“谍战小说”不可能仅凭“智性写作”就复活了在技术上早已过时的密码战，那些围绕密码制作与破译的故事也不可能写得如此饱满而扣人心弦。

　　写人，永远是中国小说传统中“守正”的根本。“密码”技术则属于中国小说传统里作为“守正”主体之反面的“尚奇”。在这个意义上麦家“谍战小说”极好地阐释了中国小说“奇”与“正”相生相克的完整的传统。

　　在创作长篇系列“谍战小说”的同时，麦家陆续完成了《汉泉耶稣》《两位富阳姑娘》《日本佬》《双黄蛋》《畜生》等“纯文学”性质的小说，基本与“谍战”无关，乃是紧扣现实或历史中普通人的精神状态和人生遭际。尽管如此，麦家那不肯驯服的灵性笔触总是不由自主地伸向普通人精神状态与人生遭际更为隐秘的角落，写得真切而深刻，这就自然又显出普通人的不普通，日常生活的反常，带有麦家所特有的那种略带夸张与传奇的味道。

　　麦家“谍战小说”与“富阳系列”既貌合神离，又貌离神合。若说前者是“创新”，后者是“创旧”，这在比喻的意义上固然也有道理，但如果由此将麦家这两类小说和两幅笔墨决然断开，弄得泾渭分明，就势必在根本处误读麦家，也误读了中国小说固有的“奇正相克”又“奇正相生”的传统。

　　阐明麦家以往小说创作这两条主脉的相互关系，就不难看出《人生海海》①麦家:《人生海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本文所引该作品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相对于过去以“谍战”为主的长篇小说创作而言，既是延续，也是转型，更是某种综合。

　　当然如果考虑到这毕竟是麦家自《解密》以来，第一次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尝试搁置“谍战”而拥抱更加广阔的历史与人生，《人生海海》“转型”的意味或许更加浓厚一些，因为它更加贴近历史与现实之日常凡庸的一面。然而，当读者的注意力被引向人性、人情和人心的深处时，所谓日常凡庸的历史与现实又显出超乎日常凡庸之上的顽固的传奇性。不仅主角“上校”一步步如密码被破译的历史令人惊骇，其他人物如“上校”妻子“林阿姨”“老保长”“小瞎子”以及“我”父亲、“我”爷爷的外在遭际与心理活动，包括“我”本人后来的海外经历，也都令人唏嘘不已。

　　读《人生海海》，正如读麦家其他小说，需要特别留意作者究竟如何处理人生的日常性与传奇性这同时存在着的两面，或者说需要借着麦家的小说来思考，为何中国文学中的日常性和传奇性总是如此难舍难分?

　　二

　　《人生海海》在空间上几乎覆盖大半个中国，并延伸至朝鲜、西班牙，在时间上则跨越将近一个世纪。小说以“上校”为中心展开“双家村”人的故事，信息量极其丰富。作者似乎无以名之，或者不愿挪用某个现成的方式来加以概括，便姑且借助大多数读者并不熟悉的闽南方言称之为“人生海海”。小说题名上这种以退为进、追求“陌生化”又不愿以陌生化破坏凡俗日常的语言策略，显示了作者的机智。这也是作者在小说叙述中一再采取的手段，即通过语言层面上的琢磨与调试来开掘语言背后的某种人生的隐秘。

　　“双家村”虽小，故事却太过复杂。这里有被历史风暴搅动起来、即便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很难化解的伤害、仇怨、恶毒、丑陋、黑暗，也有在历史风暴肆虐之时或平静之后仿佛亘古如斯的普通人的乡情、亲情、友情、爱情与爱国之情。当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历尽沧桑再来回顾这一切时，他所经历所闻见的人生中这些不同段落与不同部分都不再泾渭分明，而一律界限模糊，甚至彼此交融，难以分辨。不仅日常与传奇互为表里，善与恶、爱与恨、真相与虚妄、真情与伪诈、求生意志与求死本能，都打成一片。“人生海海”，首先是这样一种巨大的混沌。

　　善恶对立与善恶界线的泯灭，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小说主角“双家村”人的反复无常。他们一会儿作为“看客”，似乎助纣为虐，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死死盯住“上校”的脐下三寸，非要攻破他那不可告人的隐秘不可，以至于将善良、坚强而旷达的“上校”逼上绝路。但一会儿他们似乎又变得疾恶如仇，一旦他们发现居然是“我”爷爷举报了“上校”的藏身之所，就合伙将“我”全家也逼到绝境。区别只在于从前“双家村”人是用无意识的集体之恶来迫害“上校”，后来则是以同样无意识的集体之善来围攻“我”全家。应该怎样定义“双家村”人的善与恶呢?作者的态度是开放而无奈的，只把深深的困惑留给读者。

　　其他如“老保长”、“我”父亲“雌老虎”、“我”爷爷、“林阿姨”，也都是善恶并存、正邪二赋式人物。“老保长”好色成性，无色不欢，言语粗俗，荤素不忌。为了满足色欲，几乎无所不用其极。但他又颇能明辨是非，而且知恩图报，一辈子站在恩人“上校”这边，绝不含糊。

　　按小说中“我”的说法，“我”父亲是“爱的肌肉”不够发达之人，尤其不会对家人表达他的亲情之爱。他算不上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但他的人生有一束强光，就是始终为“上校”的人品所折服，始终爱“上校”爱到不顾一切。对“上校”的爱，对“上校”的尊严和荣誉的维护，诚然是“我”父亲平庸人生唯一的亮点，但也恰恰是这个亮点几乎给“我”父亲以及“我”全家带来灭顶之灾。不仅“双家村”人对“我”父亲议论纷纷，“我”爷爷和“我”本人对“我”父亲也是琢磨不透。

　　“我”爷爷跟“老保长”一样外表刻薄，内心善良。他明知“上校”不是坏人，却因为“上校”异于常人，因为“上校”历史可疑，或者仅仅因为“双家村”人不喜欢上校，就反对儿子跟“上校”交往，为此经常弄得父子反目。“我”爷爷在“我”父亲和“上校”之间也并非没有选择的艰难，但他到底是偏爱儿子，以至于昧着良心忍痛泄露“上校”藏身之地，由此引来全村人的围攻。但“我”爷爷又绝非忍心伤天害理之人，他对自己的偏私与恶毒供认不讳，也因此在晚年一直生活在对“上校”的深深愧疚之中。

　　“林阿姨”起初对“上校”一往情深，但因为这份真情得不到“上校”的回应，其所包含的人类天性中的自私居然驱使她不计后果地诬陷“上校”，由此导致“上校”人生命运的大转折。“林阿姨”末了只能以牺牲后半生来弥补先前的过错。

　　因为有大量善恶并存、正邪二赋式人物的烘托，《人生海海》中极端的恶人“小瞎子”和极端的善人“上校”，他们的所谓极端性也不难理喻。

　　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上校”都矢志不渝地精忠报国、救死扶伤、扶危济急。面对横逆之来，他也能曲心而抑志，忍尤而攘垢。但“上校”之所以这样做，并非因为天性纯良，而是因为他深知在自己身体内部有太多难以控制的力比多，若不用来助人，就只能用来伤人;若不用来行善，就只能用来为恶。“上校”的行善，至少在他本人这一面竟然主要乃是为了压抑更加深刻的作恶的冲动!一旦这种压抑机制失效，那么天性纯良的“上校”立刻就会变得像恶魔一般可怕。

　　“上校”作为收集情报的抗日“特工”与独霸其身体的日本女间谍之间奇特的纠葛，就是对这一悖论式人格极好的阐释。正是这种悖论式人格令“上校”始终显得亦正亦邪，也善也恶。他“爱的肌肉”固然十分发达，但直到垂老之年丧失理智之后，才能被动地“接纳”“林阿姨”的真爱。他为了自保，居然那么残酷地将“小瞎子”弄成废人。这说明“上校”的“爱”毕竟也很有限，他作为几乎无懈可击的“大善人”的生命传奇竟然毁于一旦。众目睽睽千夫所指的传奇背后，乃是谁也不肯真正关心，抑或谁也无法理解的庸常与无奈。

　　在整本《人生海海》中，“小瞎子”似乎是十恶不赦、死不足惜的恶魔，“我”直到最后才十分勉强地原谅了他。其实“小瞎子”也并非“胎里坏”。他从小缺少母爱，又因为父亲是瞎子和鳏夫而受尽歧视与欺凌。别人只见他如何淋漓尽致地发挥恶毒的“本性”，但谁也看不到他的所谓恶毒“本性”是如何在孤独与黑暗中一寸寸积累起来，又如何在历史风暴中被“胡司令”一班人所鼓励所煽动，再加上“上校”一番外科手术式地残害，以及“双家村”人从未改变的集体性蔑视，“小瞎子”身上的恶这才一发而不可收拾。

　　这就造成一种难解的死结:众人加给“小瞎子”的伤害有多深，感化“小瞎子”而将他从黑暗与邪恶中拯救出来的爱的力量就必须有多大。恰恰现实中最缺乏的就是这种爱的力量，就连被村民们视为大善人的“上校”也没有足够的爱来感化、来救拔“小瞎子”。所以“小瞎子”只能沉沦下去，没有一种外力可以化解他那深入骨髓的仇恨的毒素。如果说包括“上校”在内的“双家村”人都并非纯粹的无辜者，那么“小瞎子”也并非天生的恶魔。

　　麦家就是用这种执拗地向人性深处探寻的笔触写出普通人身上出人意料的反常，也写出奇人、异人、畸人身上的平凡之处。这就使《人生海海》在小说美学上达到了“奇正相生”而又“奇正相克”的效果。

　　《人生海海》抓住的是人情人性人心的幽微深邃，而非“史诗”式社会历史的“宏大叙述”，所以能够完成上述一系列善恶并存、正邪二赋式人物群像的描绘。在此之外的副产品，才是从人性、人情和人心的角度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直至21世纪头10年中国社会历史的某种演化轨迹。从人性人情人心的内部写到社会历史的外部，或者将内外两面交织起来加以整体性描绘，乃是《人生海海》最具匠心之处。它既有唐宋传奇的诡谲艳异，又有明清世情暨人情小说的琐细凡庸乃至骇人的幽暗卑污。贯通这二者的红线，乃是作者面对于似乎善恶是非尽皆泯灭的“人生海海”的悲悯与无奈。

　　三

　　无论是麦家“谍战小说”的叙述迷宫，还是《人生海海》的人性迷宫，抑或这两座迷宫的叠加，总有令人无法一眼看清的混沌性。所谓混沌，乃是清晰与模糊、已知和未知的混合。就一个作家的创作来说，又是完成式与未完成式的混合。麦家作品有完成式，也有未完成式。可说的是其完成式，不可说的是其未完成式。所谓未完成式不可说，只是说我们不能像谈论麦家的完成式那样来谈论其未完成式，但我们仍然可以根据麦家的完成式，对他的未完成式进行适当的推测。

　　《人生海海》有两句类似“文眼”的话。一句是说，人类之爱类似肌肉的力量，有些人(如“上校”)爱的肌肉特别发达，有些人(如“我”父亲)爱的肌肉特别不发达。另一句话是说，在看透人生真相之后还能继续活下去才是真勇。这两句话有意将读者的思绪引向究竟何谓“爱”、到底何为人生“真相”、活着的“意义”究竟为何诸如此类的终极问题，但也恰恰因为小说对此类关于“爱”“真相”“意义”等大概念的探索，让我们触碰到包括麦家在内的中国小说的天花板，或者说麦家乃至整个中国小说在某些根本问题上的未完成式。所谓“未完成式”，也就是我们尚未知晓的中国小说家们正在经受的某些困难与挑战。

　　这里的首要问题，还是小说在语言上难以为其表面的精致洗练所掩盖的深层的破碎与含混。上述“真相”“意义”问题太过辽阔，姑且就拿“爱”来说吧。同一个“爱”字混杂了太多传统与现代的文学因素。除了“爱”，还有勇敢与怯懦、善与恶、仇恨与宽恕、希望与绝望、污秽和洁净(圣洁)，也都是构成《人生海海》情感、观念与想象世界的柱石。但所有这些关键性词语跟“爱”一样，都具有中外古今多元文化的复杂背景，都对作者能否加以精准运用提出了巨大挑战。

　　《人生海海》的叙述重心无疑是“我”父亲、“我”爷爷、“老保长”与“上校”之间丰富复杂的情感联系，或许也可以一言以蔽之曰“爱”(包括其反面“恨”)。但恰恰这四个主要人物各自对“爱”的阐释又是多么不同!写出这四个人物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爱”的具体内容，或许正是《人生海海》最根本的追求。

　　细究起来，“我”爷爷、“我”父亲之间那份时时需要修补的父子之“爱”，因为包含着天然血缘关系与外在社会关系的冲突，终究是可以说清楚的，也是小说已然写清楚了的。但“我”父亲、“我”爷爷、“老保长”三人与“上校”之间“爱”的联结，因为没有天然血缘基础，就不那么容易说清楚了。作者的人物，是不断寻找、铸造可以将这种非血缘的“爱”说清楚的适用的语言。

　　“我”父亲终生爱“上校”，仅仅钦佩其品性高尚吗?“我”爷爷起初尊重“上校”，仅仅出于民间尚未泯灭的正义与良知吗?“老保长”一心维护“上校”的尊严与声名，仅仅是知恩图报和江湖义气吗?小说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有已经完成的令人信服令人释然的一面，也有尚未完成而意在启人思索令人终于不能完全释然的另一面。

　　“上校”被逮捕之后，“门耶稣”对“我”爷爷的责备显然不能等同于“双家村”人对“我”爷爷的谴责。“门耶稣”和“双家村”人在犯罪和饶恕、善与恶的问题上看似共享着同样的话语，却并不共享这些话语背后的深层观念。然而正如短篇小说《汉泉耶稣》里对应的人物一样，《人生海海》中的“门耶稣”和真正信徒之间又有着许多重要区别。麦家在写“门耶稣”这一类民间社会边缘人物时，就尤其需要在语言上有精准的拿捏，因为他既不能煞有介事地严格区分围绕“汉泉耶稣”“门耶稣”身上的中西圣俗的不同元素，又不能对这些元素的不同文化背景掉以轻心。

　　每当“我”爷爷和“老保长”为“上校”之事吵得不可开交之时，两位老人完全不同的语言风格总让躲在一旁偷听的“我”大饱耳福(小说叙述实际上主要就是“我”在不同场合对不同人物之间的对话的偷听)。麦家似乎有意借着“我”的偷听(也是转述和加工)，玩味着人们的语言在展开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细节，思忖着这些引人入胜的语言细节可能存在怎样的亮光。

　　然而正是这些语言的细部，在透出亮光的同时，又无不包含着各种谜团与陷阱。比如“我”父亲究竟是如何跟“上校”达成生死之交的?他们之间可曾发生过哪些符合各自心性及其特殊关系的对话?读者也许觉得“老保长”最理解“上校”，而自以为比任何人都更加爱护“上校”的“我”父亲居然没有跟“上校”进行过哪怕一次令人豁然大悟的倾心而谈。在“我”父亲与“上校”之间难道也缺乏合适的“爱”的语言?既然如此，他们二人又是如何结成外人难以攻破的“爱”的联结呢?

　　“小瞎子”在不断作恶的过程中有没有内心冲突的语言?他只是顺着作恶的惯性而不能自拔吗?终其一生，“小瞎子”的悲剧有没有上升到个人意识和个人语言的层面，足以让“小瞎子”成为复调叙述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

　　“上校”为了完成任务，收集情报，不惜被众多污秽的异性所纠缠，直至甘愿被某日本女间谍霸占其身体。这一惊天迷局既然始终由“老保长”作为局外人来讲述，读者就不禁要想窥知“上校”本人在如此诡异的窘境中有过怎样灵与肉的冲突，从这种灵与肉的冲突中有没有催生出只有“上校”才能道出的语言?这也涉及《人生海海》主要的叙述学问题:为何许多次要人物都能言善辩，唯独主要人物“上校”一直处在被叙述的地位?如果让“上校”本人来叙述，效果会怎样?作者为何偏偏不肯让“上校”亲自来讲述?

　　小说最后写“林阿姨”好不容易找到“上校”，“上校”却已发疯。这个悲剧性结局固然令人扼腕叹息，但似乎并非唯一的结束方式。试想如果不让“上校”发疯，如果让“上校”本人(而非从海外归来的“我”)为全书做总结，或者让清醒状态的“上校”与“我”安安静静相对而坐，抚今追昔，无所不谈，如果用“我”与“上校”(或者还有“林阿姨”)之间的敞开式对话来结束全书，那么“上校”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对他经历的漫长曲折的历史的认识、对他自己和全体“双家村”人的总结，又将如何?“人生海海”一词所指涉的实际内涵又将发生怎样的增殖性变化?

　　小说始终由第一人称“我”来讲述，即使中间和结尾插入“老保长”和“林阿姨”的讲述，也通过“我”来转述。“我”的叙述或多或少压抑了其他人物的“复调”语言。这大概是《人生海海》在揭示许多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时，总让人感到在不断敞开的同时又不断地有所遮蔽的根本原因吧?

　　第一人称叙述并非总是压抑书中人物的“复调”语言。无论在“谍战”系列还是在“富阳”系列的第一人称叙述中，麦家都一再冲破小说的既有规范，为更多人物争取开口说话的机会，并通过剖析人物语言的某些关键性细节来揭示其性格和命运的必然轨迹。不仅人物对话，就是许多人物的“绰号”，如“上校”“神医”“爱国者”“门耶稣”“小瞎子”“雌老虎”等，也都具有引人入胜之处。作者的目的，显然不只是简单地将人物的存在投入这些“绰号”，而是要尽情玩味这些特殊语言现象背后微妙而丰饶的人性人情人心的意蕴。

　　四

　　关键还是语言。包括麦家在内的中国一流作家在使用“现代汉语”某些高频词、基本词、核心词(或者小说中所选定的某些关键词语)时究竟会遇到怎样的挑战?或者他们在“起用”某些冷僻怪异的语词时，真正意欲何为?这些词语究竟从怎样混杂的文化传统中流泻出来而被作家所汲取，成为他们认识和描绘生活世界似乎只能如此却又未必完全合适的凭借?

　　一个作家首先是要审视社会历史，解剖人情人性人心，还是要审视解剖以至娴熟驾驭他自己也生活于其中、每天像空气一样呼吸着的海量来源混杂含义多元的“现代汉语”?写小说，首先是要写生活写人性写故事，把生活人性故事写活写透，写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还是首先要认识我们的文字和我们的语言，再用娴熟驾驭的语言文字来透视那些高频词、基本词、核心词、关键词或冷僻词语所阐释、所构建、所充塞的“人生海海”?

　　人生和语言究竟孰先孰后，理论上很难说清楚。并不存在脱离生活实际的超越性语言，也不存在超越语言之外的赤裸人生。描写人生，或许就是要玩味那些既呈现着又遮蔽着人生真相的语言，而玩味特定的语言现象，或许也就是琢磨人生的真相。没有哪一次对人生的叩问不指向对某些特定语言现象的剖析，而剖析某些特定语言现象也就是严肃地叩问人生，并非玩弄脱离人生的语言游戏。

　　人的存在总是呈现为一定的语言现象，因此某种程度上，作家的所谓成熟，理想上应该是人生经验与语言经验两方面同时达到成熟，但事实上却往往不得不有所偏废。正是着眼于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越发认识到麦家的可贵之处，他对人间万象和人类的语言有着差不多相同的敏感。许多人物描写与情节推进最吃紧之处，都恰恰联系着某些特定的语言细节。

　　这要么是陈词滥调出人意料的推陈出新，化身为“熟悉的陌生词”，比如短篇小说《日本佬》中“日本佬”居然就是“我”父亲，“长毛阿爹”居然是“我”爷爷。《人生海海》中“上校”“老保长”固然是这两个人物一度曾有的身份，但在这两个人物更长的人生经历中，却只是难以摆脱的历史阴影，并非他们一直保持的真实身份。人物“绰号”与其真实身份、语言与现实这种既有联系又严重错位的关系，给作者提供了尽情探寻的空间。

　　要么是某些奇崛诡异的词语背后蕴藏着特定社会历史真相，比如上述“汉泉耶稣”“门耶稣”，固然与特定时代民间遗存的信仰有关，而又并非依托某个清晰稳固的信仰传统。其他如“胡司令”“小瞎子”等绰号，也都蕴藏着特定时代与特定社会环境中“独特的这一个”的生命轨迹。

　　还有一些语言现象恰似有待破译的密码，充当着故事情节赖以推进的核心悬念，比如“双家村”人都想知道的“上校”私处究竟被日本女间谍文上了怎样一句话。小说最后只是提供了影影绰绰的暗示，或许这充满暧昧色彩的暗示比真相大白更符合作者设置这一悬念的初衷。和麦家小说人物众多的“绰号”一样，这个奇诡的纹身背后无疑也包含了太多性别政治与国族政治的隐秘。

　　在麦家小说中需要反复推敲的特定语言现象自然不限于个别词语、“绰号”或写于人体私密处的神秘字句。就《人生海海》而言，“我”所偷听、转述的众多人物语言，中间和结尾插入的“老保长”与“林阿姨”的独立讲述，在叙述视角和叙述者转换过程中都需要对整个语言系统进行微妙的调整，因此《人生海海》自始至终都对作者的语言运用提出巨大挑战。叙述过程中遭遇的特定语言现象，和小说叙述的整体语言设计，不仅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能量之源，也浓缩着一个故人、一段往事、一些消逝的社会历史现象的诸多隐秘，直至成为整个世界的语言的倒影。

　　既然语言现象如此重要，写作中对语言的处理就丝毫马虎不得。恰如棋局中高手对阵，每落一子皆须三思而后行。这也正是我们在阅读麦家小说中经常感受到的。麦家的人生之叩问无不落实为语言之叩问。他写得最精彩之处，往往就是人生叩问与语言叩问相得益彰之时。

　　这样的写作，就是在人生和语言两个方向同时展开叩问，也就是根据小说的已知与完成式来叩问小说的未知与未完成式。麦家的亦正亦奇的写作始终就是在根本处进行着不懈的叩问。这种叩问包含着完成式与未完成式，也折射着中国小说所面临的困难与生机共存的实际情形。

　　2021年12月9日初稿 2022年6月10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