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涛

　　一

　　“新生代”的命名是由“诗歌”至“小说”，因此“新生代”小说家创作的思想底蕴与精神姿态，自然也会受到“新生代”诗歌的影响。“新生代”诗歌的创作深受后代现代主义的影响，这些诗歌拒斥中心，消解权威，反抗本质主义。“新生代”诗人“把自己看作世界及自身的‘局外人’。他们将主体逐出虚幻的中心，打破以人为中心的视点。如此，主观感性被消弭，主体意向性自身被悬搁，世界不再是人与物的世界，而是物与物的世界，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消失了，剩下的只是纯客观的表现物，没有一星半点情感、情思，也没有任何表现的热情。他们往往不惜将主体降格至物的地位而‘以物观物’，以情感的‘零度态度’和‘物的叙述’方式，冷静客观地叙述物的世界”。①陈旭光:《“第三代诗歌”与“后现代主义”》，《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1期。“新生代”作家创作的总体风格也延续了这种后现代主义风格和唯“物”的姿态。“新生代”作家主要是指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因其进入文坛的时间比较“晚”，又被一些学者命名为“晚生代”作家。当“新生代”或“晚生代”作家进入文坛时，文坛的语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随之也深刻地影响着作家的精神姿态与文学观念，“他们不再具有变革的悲壮感，只是依靠个人经验写作，在文学史上的‘开创’与‘终结’的事件已经落幕，他们在没有历史方位的场域写作。因而，在艺术上他们是无根的一代，失去了历史感的重负，既自由，又孤独;既自觉，又盲目;既执着，又虚无”。②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2版)，第39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在失去了“历史感”之后，作家的关注点自然要转移至平淡无奇的现实生活，作家的“视点”也是与现实生活“平齐”的，是一种“沉入”的状态，或者说是以一种“零度情感”的方式与现实生活共处。

　　张者的知识分子叙事，集中体现了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消解，呈现出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生活丧失了“批判性”。作为“新生代”作家的张者，与诸多“新生代”作家一样，在创作中失去了“历史感”后，也只能与生活“零距离”了。

　　二

　　从90年代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确立，消费主义文化开始逐渐盛行。面对汹涌的滚滚红尘，一些知识分子慨叹，人们在拥抱物质生活的同时，失去了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他们选择了抵抗与坚守;另一些知识分子则肯定市场经济给人们带来的物质生活满足，解放了人性，人们重获了主体的自由与选择。其实，无论“人文精神讨论”中的哪一方，都要直面消费主义文化的“冲击”。张者的“大学三部曲”中的那些知识分子(无论是导师，还是学生)，都是生存在这种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之中的，他们的价值观念、身份认同乃至于生活方式均受到了这种语境的影响与塑造。正如鲍曼所言:“消费主义的历史，就是瓦解和抛弃一系列难以跨越的和‘稳固’的障碍的历史。这些障碍限制了想入非非，用弗洛伊德的术语说就是，把‘快乐原则’转变为‘现实原则’。‘需要’首先被抛弃，随后被欲望取代。应该指出的是，19世纪的经济学家曾经把需要视为‘稳固’的象征，因为它是不变的，永远受限制的和有限的;而欲望则是‘流动的’，并因此是可扩张的。因为它有一个变化无常然而真实的梦想，一个等待着表达的‘内我’。”①〔英〕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第174页，郇建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在大学的校园中，曾几何时，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稳固”的，有着“难以跨越”的界限。但是，在张者的“大学三部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稳固”的关系“烟消云散”了，导师变成了“老板”，学生则成为“老板”赚钱的工具，本应该是导师与学生之间第一要务的“学术”已经退而求其次了，师生之间“难以跨越”的界限也不断被流动的、扩张的欲望所打破。在《桃李》中，导师邵景文有了律所之后，上课已经不是他的主业了，整天忙着代理案子打官司赚钱，即便是上课，也都是在讨论案子，“老板签了合同首先会和我们见一面，通报案情，然后下次上课进行讨论。这时的老板像一位虚心老实的旁听生，坐在一边听我们的发言”。邵景文还为这种授课方式找到了完美的理由:“最后有关案子的法律问题在大家的讨论中越来越清楚了，讨论结果将成为老板代理词的核心内容。老板这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一举数得，效果显著。不但教育了学生，打赢了官司，也赚了大钱。”②张者:《桃李》，第1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邵景文是著名的教授、学者、法学家和大律师，但在这些身份之中，虽然“大律师”的身份是最后获得的，但“大律师”的身份却是能给邵景文带来最大利益和价值的。在消费主义的价值序列之中，教书育人、坐而论道的学者、教师的身份，自然要让位于能带来经济价值的律师身份。在象牙塔内曾经“稳固”的身份认同，在邵景文身上发生了悄然却深刻的变化。

　　在消费主义文化的逻辑中，金钱、资本在塑造人的价值选择和人生追求上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塑造下，诸多人生价值选择中，“成功”恐怕是一个最好的、最理想的奋斗目标，而这里的“成功”显然与此前教育中所提倡的“成功”是迥然有别的，它是可以用金钱等物质主义的指标来衡量的。正是在这样的“成功”标准的塑造下，邵景文、方正等这些大学里知名的法学教授，不断地与企业老板、股票上市等“零距离”接触，进而成了“成功人士”。这种“别样”的成功道路，不仅影响着学院内的学术生态和学术氛围，广而言之，“分明还意味着一具新的人生偶像的凸现，一套新的生活理想的流行。甚至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笼罩。那个最先出自传媒和商业广告、正从东南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向全国辐射的‘成功人士’的形象，那凝聚在它背后的一系列流行的生活模式、价值观念乃至历史和人生哲学，就是非常鲜明的例子。现代人其实生活在一个文化的笼子里，他对实际境遇的感受，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的趣味和成见。受制于文化环境灌输给他的那些东西”。③王晓明:《1990年代与“新意识形态”》，《半张脸的神话》，第1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由于“成功人士”的偶像作用加之“成功道路”的感召力影响，在张者的“大学三部曲”的叙述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为学术而学术”、执着于追求真理的学术氛围;师生之间的知识讲授，也变成了“老板”与“雇员”的关系。对于经济效益和物质利益的考量，已经远在学术与真理之上了。追求物质利益和即时享受，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典型特征，永恒的、长久的“非物质”的精神追求和意义探寻，是被消费主义文化边缘化、拒斥的。在消费主义文化的逻辑之中，“我们几乎无法找到能‘赋予我们当前时刻更加深刻和持久意义’的参照点。如果说信任是把不稳定的(和短暂的)物体固定在稳定的(和持久的)物体之上的铰链，那么，它再也找不到这样的物体了。就显然不稳定的、总是突如其来的事物而言，恰恰是我自己，我的身体或者说属于我的身体，似乎此事唯一永恒的因素。人生苦短，但比较而言，其他任何事物的生命周期似乎更短，以至于短得令人惊诧”。①〔英〕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第183页，郇建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在对稳定的和持久的意义失去信任与耐心之后，消费主义文化自然会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身体”之上。因此，我们在“大学三部曲”中，看到邵景文们陷入了“滚滚红尘”之中，那些“莘莘学子”在校园里的“花前月下”也变为了对单一身体的“沉入”。

　　三

　　张者本科读的是中文系，硕士读的是法律系。在“大学三部曲”中，张者以法律系为主要的叙述对象，而不是讲述中文系的故事。作家的这种选择，可能会有诸多的考虑，但至少也与90年代以来的人文学科的边缘化、社会科学的突显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80年代盛极一时的‘文化热’基本上是人文学者在折腾;人文学有悠久的传统，其社会关怀与表达方式比较容易得到认可。而进入90年代社会科学如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再度得到发展，而且发展的势头很猛。这些学科，直接面对社会现状长袖善舞，发挥得很好，影响越来越大。‘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界风气的变化，比如转向具体问题，转向社会实践，转向制度性建设等，跟社会科学的崛起有关。’毫无疑问，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问题在于，与此相伴随的是，曾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人文学者，如今显得相当‘落魄’与‘落寞’。”②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学术月刊》2007年第11期。在我们的一般认知中，文学“无用”似乎是一个定论，而社会科学则是可以解决社会问题的“有用”学问。邵景文在他父亲因为“割电线”被电死后无处申冤，“弃文从法”选择学习法律，试图为父伸张正义，最后不仅没有追回“迟到的正义”，却利用法律这门“有用”的学问走上了一条看似“成功”的人生道路。当邵景文“功成名就”之后，就不再愿意谈及自己学习中文的经历了，“我们老板的确是苦出身，这些他后来都给我们说过。痛苦的经历浸泡着他，使他成为一个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老板现在基本上不承认自己是文学青年了，因为现在许多男人都不敢公开谈论文学了，说自己是文学爱好者脸上就发烧，怕得一个好色的骂名”。③张者:《桃李》，第30、1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人文学”或者“文学”的边缘化，并不是因为引文中所说的怕被贴上“好色”的标签，实在是因为“人文学”或者文学的“无用”。在消费主义文化逻辑中，一切“无用”的，无法被即时“量化”或者“物化”的事物都会被排斥，被边缘，文学自然要落寞。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张者没有将叙述的焦点放在中文系，而是放置在法学院的“里里外外”。“老板是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标准的中文系才子，这和他现在从事的专业有所不同。他现在是法学教授、博导、大律师，腰缠万贯。这种变化的过程复杂而又充满戏剧性，这种变化的案例极为普遍，具有时代特征。如果从理论的高度去论述，这种变化其实就是从人文主义走向科学主义的过程。”④张者:《桃李》，第30、1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社会文化语境的转变，在小说中得到了文学性的印证。文学叙述与历史现实之间的互动，见证了一代知识人的精神蜕变。

　　四

　　已经有学者指出了“新生代”作家写作的“脱历史”特点。这种与历史的“距离感”在张者身上体现得也比较明显。“新生代”作家都出生于60年代，“大历史”在他们的童年成长经验之中，或许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同时，也可能因为成长的关键阶段在“大历史”中经历，导致他们对待历史采取了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尽可能与历史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脱历史”的写作并非全无“历史意识”，只是对于历史的书写，并不是“新生代”创作的主体内容。在张者的“大学三部曲”中，主要书写的还是一种“当下”的生活经验，而很少触及对历史的书写，只是偶尔提及一点儿关于历史的往事。大学时代的邵景文喜欢吹箫，在学校的广播站里常常能听到他那动人的箫声。彼时中文系的邵景文和经济学院的曲霞还在恋爱中，曲霞欣赏邵景文的才华，也喜欢听到他的箫声。曲霞多次要求邵景文在湖边为她吹上一曲，但均被邵景文拒绝了，理由是“箫声最好不要在现实生活中吹奏，因为它和困难连在一起。如果你在某一个黄昏听到了我的箫声，那肯定我有了无法忍受的苦难”，“我每一次吹箫之时，眼前就会浮现出我父亲，我爷爷，我家祖祖辈辈要饭的身影”。①张者:《桃李》，第27、2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箫声是个体与历史之间发生关联的中介，在箫声中沉淀的是个人和家族的人生苦难。邵景文的爷爷是饿死的，临死之前，他与邵景文父亲的对话，道出了对历史的反思以及个体命运的思考，把箫保持好，万一将来要饭能用到，同时也告诉邵景文的父亲，邵家的后人一定要识字，“农民没有地不行，有地不识字不行”。这是在“大学三部曲”中，我们能看到为数不多的关于历史的书写，这表明张者并不是没有“历史意识”，而是历史在此成了苦难的表征，讲述历史就要触碰到个体创伤记忆的敏感神经。邵景文的箫声在时代精神的轮转中很快就从校园里消失了，“第二学期，广播里基本上听不到箫声了，取而代之的是欢快的摇滚和节奏分明的迪斯科。据说有同学向广播站提了意见，说箫声平添了思乡之情，弄得像断肠人在天涯似的，不利于同学们安心学习，总想往家跑，特别是大一的新生，听到箫声便暗自垂泪”。②张者:《桃李》，第27、2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箫声忧伤，常常引起思乡之情，取而代之的是摇滚乐和迪斯科，这两者留恋的是即时的感受，均与乡愁无关。乡愁不仅是离别愁绪，在乡愁中也埋藏着深刻的历史记忆，斩断乡愁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切断了与历史之间的关联。邵景文们与历史挥手告别，去拥抱那火辣刺激的滚滚红尘了。

　　在“大学三部曲”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导师们，还是学生们，都“沉入”在世俗生活之中。在很多小说中，包括“70后”“80后”的创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生活以及大学生活中的那些理想性、诗性的追慕与讲述。与其他代际的一些作家将大学生活的叙述放置在80年代不同，张者将“大学三部曲”中的大学生活放置在“当下”。前者将大学生活“历史化”，与80年代的文化氛围关联起来;而张者是将大学生活“非历史化”，直面大学生活的“美丽”新世界。“非历史化”的叙述，必然要关注现实生活。在张者的“大学三部曲”中有一些叙述带有强烈的“新闻化”色彩。在一些研究者看来，这种带有“新闻化”的叙述方式，是作家主体经验隐退的一个表现，同时“把小说处理成类似于新闻的同质性话语，他动摇的是文学本身的合法性，从写作伦理的角度而言，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③方岩:《“个人经验”和“小说新闻化”——以2015的年几部长篇小说为例》，《中国图书评论》2015年第7期。这种“新闻化”除了动摇了文学自身的合法性外，也是知识分子自身存在方式合法性的动摇，即在关于知识分子的小说叙述中，知识分子典型的存在方式已经失去了进行文学叙述的价值，只能靠带有新闻噱头的“怪现状”等“花边内容”才具有文学叙述的价值。表面上看，这是叙述形式和叙述内容的问题，实质上则是知识分子内在的深层危机的一种表征。

　　话语生产和话语输出是知识分子的主要存在方式，但这种知识分子的典型存在方式在张者的“大学三部曲”中已经失效了。90年代中期以来，启蒙主义话语瓦解之后，加之消费主义文化的冲击，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和话语方式，无论是在大众文化场域，还是在学院文化内部，都遭受到了严峻的挑战。面对这一挑战，除了在“人文精神讨论”中一些持守人文精神立场的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的人文危机、消费主义文化应战之外，其余的人均与世俗生活实现了完美的“融合”。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知识分子的典型话语方式不仅无力而且无奈，在消费主义的话语场域中“终身狂欢”。所以，我们才会在“大学三部曲”中看到知识分子沉沦于物欲的享乐，“莘莘学子”则是“沉浸”在话语的“游戏”之中。他们不仅怀疑自身作为知识分子在当下存在的“合理性”，同时也怀疑那个激情澎湃的20世纪80年代——

　　特别是80年代的流行歌曲，什么“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尤其让同学们感叹。有同学就发牢骚，说什么属于我们80年代新一辈，80年代属于我们吗?才不是呢，这歌忒害人了。当年我们唱着这歌还激情澎湃的，还以为80年代真属于我们了，到头来把我们分配到最偏远的地方。这一晃就是30年，青春没有了，爱情失去了，理想幻灭了……①张者:《桃夭》，第89-9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在现实中，知识分子话语影响力减弱，面对自身传统，知识分子又持怀疑态度。在两者的夹击之下，知识分子除了在自身话语形式中无奈地自我游戏、调侃，也只能在和世俗文化的“调情”中获得片刻的享乐与欢愉。当然，“大学三部曲”中的这些知识分子“游戏人生”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无声与无奈的反抗，但这种以自我“消解”的方式实现的“反抗”也实在缺少精神力量和对现实的批判性。能够表现出这种反抗的“被动性”的就是邵景文的最后命运，他最后死于情杀。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书写中，诗人之死或知识分子之死(主要是指诗人或知识分子的自杀)是一个有时间穿越性的命题，诗人或知识分子主动选择这样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是有着强烈的隐喻意义的。“一般人的自杀是向暧昧的世界无意义性边界发起的最后冲击。既然生没有意义，主动选择死就是有意义的，其意义在于毕竟维护了某种生存信念的价值。诗人的自杀却不是这样，而是对这种最后冲击的否定。诗人的自杀逼迫人们想到，最后冲击所必得拥有的价值信念是否真实，甚至迫使人们考虑:人是否应该拥有某种信念。”②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40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邵景文的死亡方式与文学史上的诗人之死或知识分子之死虽然不同，但他的这种“被动性”的死亡也说明，丧失了存在合理性的知识分子不仅怀疑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同时也对反抗世俗进行自我救赎这种方式持有深刻的怀疑。邵景文们只能在欲望的沉沦中，消耗着自身的价值与生命。张者在“大学三部曲”中，以一种“现实主义”的姿态，留存了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