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尧

　　我多次想象，如果建法身体恢复正常，我们之间会深入谈些什么？

　　我知道这是不可能了。但我和连科兄觉得还是要说出我们的建议，我们分别几次电话嫂子和建法，那时建法还能简单交流。我们建议他去做手术，并且认为奇迹可能出现。我们俩固执地轮流劝说，固执的建法并不接我们的话。建法可能有点嫌烦了，有一阵子不搭理我们。建法固执地对别人，也固执地对自己。这样的性格可能是缺点，但建法不伪饰自己。

　　戊戌年的春或秋，我和连科、季进、杨慧仪几位约好去沈阳看建法。饭后在建法的书房里，记不清是高晖还是刘庆建议，我们合作写一幅字留作纪念。诸位客气，我先在纸上落墨：文学建法者。建法坐在轮椅上，微笑着看我们舞文弄墨。好像是刘庆还是高晖，扶着建法用毛笔写了“建法”。

　　记得那天我们在议论文学界的种种现象，建法一直静静听着，他应该想说什么，但说不出来。建法在手机上先是写了“王尧不仅”四个字，我们都不知道他接下来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建法又在手机上写了“莫言”两个字。已经无法言语的建法仍然心在文学界，直到完全不能动弹之后，建法才放弃了文学年选的编选工作。这让我时常感慨，建法用病躯诠释了何谓文学信仰之坚定。

　　我后来一直想着“王尧不仅”后面可能出现的文字。建法一直对我怀有期待，总觉得如果我不旁骛，应该能够写出更好的文章。我和建法开始熟悉时，自己的人生道路也正面临着选择。他看我整天疲惫不堪，便说：你太想要周到，其实是做不到的。他再进一步说，即使做到了，许多事也没有价值。我去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半年，建法邀约了几个朋友在杭州为我送行。他后来在写我的文章中，特地说了我旁骛过多不能专心学术的问题。就像我们平时交流一样，建法在文章中毫不掩饰对我的批评和期待。我曾经遭遇到一些困顿和挫折，虽然问题并不是由自己引起的，心境难免受影响。在这种情形下，建法只是劝我专心写作，有时候还给我命题作文。我和建法几乎是两种不同的性格，我们相同的是在原则问题上从不动摇。

　　建法就是这样，如果他认为你是一个可以造就的批评家，或者是一位值得评论的作家，他就不遗余力关注你，为你创造条件。这个方式也引起一些非议，但建法坚定不移。他觉得一个杂志的学术积累，应当是具有代表性的批评家在杂志不断发表重要作品的过程。我以前很少写即时性的作家作品论，和建法联合主持“小说家讲坛”之后，越来越多地介入文学批评一线。建法知道我对作家作品论比较谨慎，很少约我写即时性的评论，他觉得我的长处是文学史专题研究。一次他问我最近在写什么，我说在写“文革”关于“五四”和“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他说这个研究很重要，写好给他。我有点犹豫，这篇文章涉及思想史的许多问题，我感觉自己短时间很难处理好。此后建法不时催促，生怕这篇稿子给了别的杂志。他几乎隔天电话询问进展。这篇长达6万字的文章发表后，建法又约学者朋友写了对话式的文章呼应。我的关于“文革”时期文学与思想文化的论文基本集中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

　　我与建法的合作，深刻影响了我的学术路径和后来所谓的跨界写作。在主持“小说家讲坛”之后，我坚定了文学口述史的尝试。在口述史的访谈过程中，建法介绍了许多他熟悉的作家、编辑和文学活动家，我才有了走万里路的可能。我做口述史的那张“文学地图”是在建法不断填充后形成的。《当代作家评论》率先发表了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系列，尽管这部口述史的出版颇经周折，但我一直庆幸在建法的帮助下，我得以完成自己想做的事。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小说家讲坛”和“新人文对话录”丛书，我和一些作家朋友有比较多的交往，我的作家作品论并没有因此增加，反而减少了。曾经有记者问我，和作家朋友交往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说，这有助于知人论世。现在仍然活跃着的那些当代优秀作家，他们阅读广泛，几乎都是饱学之士，可以说在阅读经验、审美判断等方面比批评家更具优势。他们是在创作中融合文本内外的，批评家则在解释文本中连接文本与世界。在谈论其他作家作品时，小说家会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理解，在这个方面，批评家相对缺少自己的语言。在主持“小说家讲坛”时，我已经开始写作《民谣》，然后断断续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作家朋友激发了我写作散文和小说的激情。《民谣》在《收获》发表后，我给嫂子寄了一本杂志。嫂子微信说，她读了几段给建法听，建法知道王尧完成了小说。如果建法还能打电话，他读到小说时一定会在第一时间电话我。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我的很多同辈批评家都得到建法兄的指点和帮助，其中的多数批评家朋友可能在青年时期就和建法相遇了。我第一次参加建法主持的会议是在大连，那次见到了很多只熟悉名字但缘悭一面的青年批评家朋友。这次会议之后，我融入批评界。现在这些朋友中的大多数都从青年到中年，从中年迈向老年。《当代作家评论》不是同人刊物，即便是，集结在四周的朋友也会因各种原因聚散。在建法主持《当代作家评论》的后期，建法对自己此后可能的落寞已经有些思想准备。

　　差不多在这个阶段，在常熟理工学院担任领导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接了一份刊物，准备办成人文社科综合性刊物，让我推荐执行主编人选，我便推荐了建法。这位朋友觉得建法很合适，我说你们只要充分授权，不加太多干预，建法一定能办好杂志。果然，在主编《当代作家评论》之余，建法迅速让《东吴学术》风生水起。退休以后，建法又主持了一段时间《东吴学术》，因病情加重，主动辞去了执行主编职务。此后，他四处求医和静养，去过徐州，去过昆明，去过南宁。我和季进飞往南宁，建法在嫂子搀扶下还能走路，见到我们特别开心，但语言表达已经没有那么连贯。第二天和他告别时，建法站着和我们挥手。又过了一年，我再见到建法时，他已经坐在轮椅上。建法站不起来了。接下来的几年是疫情，我们几个相约几次往沈阳，都被神出鬼没的疫情打断。学昕在大连，时常去探视建法，是建法最温暖的朋友之一，他不时告知我建法的最新状况。《扬子江文学评论》研究建法的那组文章发出来以后，不少朋友私信问我建法的情况。我电话嫂子，我们圈子都称呼建法爱人为嫂子，我问嫂子建法状况如何，嫂子说，昨天给他读了你们几位的文章，建法流泪了。这几年建法不能说话，但思维清楚。好像只有嫂子能读懂他的神态，知道他是不是开心。

　　大连春天的那次会议让我耳目一新。会议开始时没有领导致辞，也没有协办单位发言，开始便是与会批评家发言。这就是我们后来经常说到的纯学术会议。当时我还在行政岗位上，知晓这样办会议是不容易的。会议间隙，建法告诉我，他一直这样办会，不请领导讲话。企业家朋友赞助的会议，建法也不请这些朋友讲话。建法如此不落俗套，确实令人钦佩。但我有时换一个角度想，单位领导能如此正确对待，也显示了单位对建法的宽容。建法一直在相对自由的氛围中办刊，这是成功办刊的原因之一。建法任上最后一次在沈阳办会，是我主持的。开场白中，我特意说了我的这些想法。我说：作为《当代作家评论》的作者，我体会到了杂志和单位的新型关系，别人认为建法比较任性，其实建法简单，他认为只有办好刊物，才能不辜负单位，建法做到了；我要代表批评家朋友感谢辽宁省作协对建法的理解和支持。散会后，建法憨憨地笑着：你代表了我的心意。

　　作为文学编辑家，建法的重要贡献是创造了杂志介入文学批评生产的一种方式。建法不是单一地约稿、审稿和编稿，他始终处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前沿，这是他背着行囊到处游走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建法办研讨会，编辑年选，出版批评文选系列，包括作家作品研究专书，自己也以批评家的身份撰写文章。可以这样说，建法改变了编辑家的单一身份，他让一份杂志以多样化的学术方式与创作和研究保持了密切联系。《当代作家评论》现在仍然延续着建法创造的这一风格。

　　建法一直活在他那个文学世界里，这几年世界变化之大与他已经没有关系。他痛苦，但他活得越来越简单了。建法走了，也带走了他的文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