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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法先生

时间:2023/11/9 作者: 当代作家评论 热度: 16730
李 洱

  人们通常喊他建法。

  我是晚辈,叫他林老师或建法老师。现在,我愿意称他建法先生。

  最后一次见建法先生是在北京某饭店的包间,那应该是七八年前的事了,当时他设宴招待台湾作家张大春。有一年在苏州大学,参加他和王尧主持的“小说家讲坛”,我提到刚给张大春的《小说稗类》写的书评。我说张大春这个人,才学识皆备,是罕见的人才。吃饭的时候,建法先生就问我是否认识张大春?我说不认识,以前只是看过他的小说《四喜忧国》,我觉得是部杰作。建法先生这天喊我过来,大概是想介绍我和张大春认识。

  包间里满当当的,建法先生的饭局似乎向来如此。他有他的核心圈子,我自认为不在那个圈子里,但这不影响我对他的感情,似乎也不影响他对我的看法。建法先生照例亲自沏茶。他是普洱茶爱好者,曾专门做了茶饼送给朋友。他的紫砂壶出自张正中之手。张正中在清华大学进修时,他曾带我去见过。茶壶很小,似乎只适合两个人用,但现在那个茶壶却要应付十几个茶杯。于是他一遍遍地沏,将公道杯蓄满,再给每个人沏上。大家都熟悉他的这个习惯,也就安之若素。

  有人向张大春问起了书法。张大春前一天刚去拜见他的姑父欧阳中石。张大春说,写好书法与腕力有关,所谓腕随己左右。有人说建法先生的气色比上次见面好多了。建法先生就起身,打开包,从包里拿出一只玻璃瓶子。他的药就在瓶子里,据说是一个道行很高的道士给他开的方子。那是一些黑色的虫子,比甲虫小,比蚂蚁大,在瓶子里叠床架屋,攀登翻滚。我虽然已多次见过这只瓶子,但仍然感到惊骇。

  建法先生把瓶子举过眉梢,童真般的笑绽开。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对他来说,那好像不是虫子而是标点符号,是校样上用错的标点符号被他捉拿归案了。仿佛疾病本身,倒有些事不关己。在一片抑制的惊呼声中,他笑着把那个瓶子放回包里,然后招呼大家动筷。

  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朋友们在电话中谈到建法先生的病,偶然会提到那只瓶子,谈到他的病似乎又加重了,谈到某个朋友又带他到哪家医院做了检查,但是情况不容乐观。再后来,就知道他走路需要扶墙了,需要坐轮椅了,卧床了。我记得,有朋友去看望他的时候,曾在他的床前给我打过电话,他把电话接过来,问起我的写作,鼓励我多写。他的声音没有大的变化,只是语句不够连贯,还会把你最后的几个字重复一下。我记得,当朋友从他家出来后打电话过来的时候,话语中流露出对他的爱、尊重和忧虑,或许还有惋惜。

  最后一次与他联系,是在去年3月。朋友去看望他的时候打来电话,说建法先生还在与他们讨论,应该组织哪些批评家去写哪些作家论,据说他罗列了20个名字。那时候他已经只能通过敲击电脑键盘表情达意了,或者通过嫂子的同声传译。我对朋友说,当疫情稍缓,允许出京,我就去沈阳看他。我们也在电话中谈到对嫂子的敬意。嫂子名叫傅任,建法先生用他的福建普通话叫出来,听着就是夫人。我们不能跟着叫夫人,只能叫嫂子,于是,嫂子就成了他夫人的代名词。再后来,建法先生也跟着我们叫起了嫂子。

  2022年5月24日,北京中考前第二次模拟考试在线上举行,家长负责打印试卷、答题卡,并且承担监考任务。监考是全程录像,其间不能用手机。当孩子考完,将答题卡拍照上传之后,我打开手机,看到众人在微信里哀悼建法先生。我一时有些恍惚,随后才悲从中来。我接了几个电话,都是关于他的。朋友们都意识到,一个伟大的编辑家,一个真正的文学赤子,再也见不到了。我通过张学昕跟嫂子取得了联系。除了让嫂子节哀顺变,不知道说什么好。而且,由于疫情防控措施日紧,外地朋友都不能前去沈阳送他最后一程了。

  对很多人来说,这个缺憾将是难以弥补的。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我看到他在“林建法工作室”公众号上发布的一篇短文,提到由于我们是校友,虽然在校期间并不认识,但还是会感到亲近一些。这个说法让我感动。这也是我前面说的,我虽然不在他的核心圈子里,却并不影响彼此感情的原因。

  他是华东师大中文系七七级的,我是八三级的。我进校的时候,他已经毕业回了福建,然后又去了辽宁。我后来知道,他经常到华东师大约稿,就住在华东师大招待所。他的很多同学都是他的约稿对象,而他们正好是我的任课老师。大概在90年代初,有一次我回华东师大,还听人们议论他可能会调回华东师大。我想,或许某一天,我们曾在文史楼高大却昏暗的走廊里擦肩而过。

  虽然无缘认识,但他的大名我早就知道了。1985年春天,建法先生还是小林的时候,就参与筹备了厦门会议。在新时期文学批评史上,那是个著名的学术会议,其意义类似于不久之后的杭州会议。华东师大有几位青年教师参加了厦门会议,并把会议精神带到了课堂。他们无一例外地讲到了他。我清楚地记得,夏中义老师曾用抒情般的语气宣称,此人是个天生的编辑。随后又补充说,此人是他的同学。同学们都笑了,这是夸谁呢。

  我不知道,在建法先生筹备的众多学术会议中,厦门会议是不是第一个。但是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他正是由此确立了当代文学批评界重要操盘手的地位。迄今,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人,大都与他有关。不同的批评家,与他的关系可能或深或浅,对他独具个性的编辑活动可能或赞或讽,但所有人都承认,他是30多年来文学批评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90年代初,当我开始发表作品的时候,建法先生的名字已经如雷贯耳。有朋友问我认不认识林建法,我老老实实承认不认识。朋友立即拿我打趣:你连林建法都不认识?那林建法就更不可能认识你了,你还早着呢。我也常听到朋友们开玩笑说,他是“地下评论家协会主席”“民间作协主席”“文坛黑社会头领”“二渠道批评界领袖”“评论家中的法西斯”等等,这当然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赞美。后来的事实说明,其实还应该再送他一个绰号:林·堂·吉诃德。

  我在一些杂志上看到过他的照片,长人、长发、长脸,不像福建人,倒真的像是长白山一带的人。东北人长脸是比较多的,据说早年的萧太后就是长脸,像马。《中国作家》杂志的著名编辑萧立军,是辽国萧太后家族的后裔,是他告诉我他们家族的人都是马脸。这么说来,建法先生后来妇唱夫随,到辽宁成就一代伟业,莫非真是天意?

  1999年春天,王鸿生邀请建法先生来到新乡小冀镇,参加一个题为“中原突破”的文学讨论会。当时我刚调入河南省文学院,在度假村的一间房子里负责登记来往宾客。我看到了他的名字,然后仰脸看到了这个风尘仆仆的长人。他好像只待了一天,就匆匆离去了。从头到尾,我都没能和他说上话。

  第二年冬天,有一个深夜,我被一个陌生的电话惊醒,那人自报姓名林建法。我一时有些发愣。他大概已经忘记我们见过面,介绍说他也是华东师大毕业的,我们是校友,现在主编着《当代作家评论》。又说,他看过我的小说,要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做一期关于我的批评小辑。他问我跟哪个人比较熟悉,说来听听。我还在犹豫,他已经报出了名字:南帆、格非、王鸿生,就这么定了。格非、王鸿生,我不仅认识,而且有很深的交往,这个他肯定知道了。他或许觉得我认识南帆,因为南帆是在华东师大读的研究生,是徐中玉先生的弟子。

  当我告诉他,我不认识南帆,难以开口的时候,他说他看到南帆在某篇文章中提到过我,南帆选编的小说集中也选用我的中篇小说。他向我提供了南帆的通讯地址和电话,要我尽早给南帆写封信或者打电话。我还在犹豫怎么开口,他就打来了第二个电话,说他已经跟南帆说定了,我要做的就是把作品复印件寄过去。这就有了后来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4期)上的3篇评论:南帆的《饶舌与缄默:生活在自身以外》、格非的《记忆与对话——李洱小说解读》和王鸿生的《被卷入日常存在——李洱小说论》。这是最早的关于我的3篇学术性评论文章,当然也是最早的评论小辑。

  2001年冬天,建法先生看到了长篇小说《花腔》,他的兴奋似乎超过我本人,主动表示要参加研讨会,并要我向人文社建议,开会时应该邀请苏州的王尧到场。这个会后来是在上海开的。人文社委托《文学报》的朱小如安排会场,朱小如或许喝大了,就近取材找的是个歌厅。会议开始前一个小时,我和人文社编辑赶到会场,发现里面没有桌子,只有茶几;没有凳子,只有双人沙发;灯光昏暗,看不清人脸。后来终于开了个大灯,却是激光灯,艳光四射。我们临时找了几个落地台灯,才勉强与黑灯舞会拉开点距离。一些花枝招展的姑娘赶在批评家到来之前来到会场,百般劝说才气呼呼地离开。会议进行中,朱大可把我叫了出来,提醒我把会议海报取掉,“不然姑娘们会把你当成自己人”。正说着,更多的姑娘和油光水滑的先生们涌到了门口。

  这件事一定给建法先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后来悄悄问我,什么时候与上海娱乐界挂上钩的?搞得我哭笑不得。就在这个场合,建法先生也在工作。他的工作就是倾听和判断,谁讲得有道理,谁来写文章比较合适。会议之后,经建法先生介绍,我认识了他在上海的不少批评家朋友。就在2002年第3期,他又组织发表了关于《花腔》的评论小辑。他用稿极严,用的是复旦大学两位学者的文章,一篇是王宏图的《〈行走的影子及其他〉——李洱〈花腔〉论》,一篇是张懿的《行走就是迷路——读李洱的〈花腔〉》。我后来认识了王宏图,并且成为朋友,张懿我却至今缘悭一面。

  算下来,建法先生主编《当代作家评论》期间,组织过关于我的3个评论小辑。我大概参加过他组织的五六个学术会议,他也约我写过几篇评论性文字。他曾要求我与梁鸿做一系列对话,然后由他来出书。但是好像只做了4次,就没有再往下做。梁鸿说过几次,“林老师又催啦”。后来我和梁鸿与他约定,等新长篇出来之后再说。他为此打过几次电话,询问小说的进度,表示等小说写完了,由他来组织研讨会。可是,我的长篇还没有写完,他已离开了《当代作家评论》。

  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那些交谈,在海边,或者在某个山岗;我记得那些饭局,精致的或者原生态的;我记得那些肯定或否定,关于某篇小说或者某篇评论;我记得他的固执,现在我愿意认为那是必要的坚守;我记得某些委婉的争执,现在我承认他是出于智慧,而我是出于偏见;我当然也记得他的一些提醒,现在我愿意称之为教诲。

  对我而言,我宁愿认为,他那样做出于某种偏爱。对于这份偏爱,我显然应该诚挚地表示感谢,但我却从未将之和盘托出。有些话,对于同辈人,或许可以用开玩笑的方式说出。对于长辈,或许也能够以短信的方式表达。但对于林建法式的人物,似乎有点说不出口,否则你会觉得肉麻。事实上,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甚至有意与他保持一点距离,只是向他投去尊敬的一瞥。

  建法先生喜欢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曾反复阅读。他说,他喜欢勃兰兑斯的精到客观,要言不烦。勃兰兑斯的宏阔和精微,发现和创造概念的能力,迄今罕有匹敌。第一个向欧洲推荐尼采,在课堂上讲授并且以专题课讲授尼采的不是哲学家,而是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尼采虽然疯了,但仍然知道盛情回报勃兰兑斯,说勃兰兑斯是一个优秀的欧洲人,是文化传教士。作为一个犹太人,勃兰兑斯对流亡有着深入血液的理解,提出了“流亡文学”的概念,认为“流亡文学”是新世纪文艺戏剧的伟大序幕。我认为,近年国际学术界经常提到的“流散文学”概念,可以上溯到勃兰兑斯。

  在建法先生心中,是否有着成为勃兰兑斯的梦想,我不知道。如果有,那也不是以批评家的形式,而是以编辑家的形式;不是用自己的写作来抵达梦想,而是以发现别人的写作来抵达。我想起托马斯·曼曾说,勃兰兑斯是创造性批评的大师。以建法先生的编辑成就,他应该称得上创造性批评编辑的大师。而进一步说,创造性批评编辑的工作,何尝不是一种批评?

  文学史是由作家、编辑、批评家共同建构起来的,缺一不可。他们带着自己的主体性进入公共空间,形成不同的对话关系,这个关系所形成的序列就是我们熟悉的文学史。这些年来,随着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理论的被强调,人们确实注意到读者在阅读活动中的意义,这当然是必要的。不过有一个事实不能忽视:读者其实是个相当模糊的概念,一个未名的暧昧的领域。对作家而言,他心中当然装着读者,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他脑子里的那个读者是谁呢?首先是编辑、批评家和作家在不同时期的同行。编辑、批评家和作家同行,就是读者的代表。通常情况下,他们都同时具有多重身份:既是写作者,也是读者,也是批评家。而现在人们通常所强调的那个“读者”,反倒说的不是“读者”,而是“市场”。只是,现在,我不敢相信这个“市场”,不敢相信这个“市场反应批评”。

  建法先生通过策划一系列不同主题的学术会议、不同的批评栏目,来展开他的创造性批评工作。他以沙场秋点兵的方式将不同代际的批评家进行排列组合,他不断地促成作家与批评家的对话,他也持续地编辑和出版年度批评文选和作品选。人选、文选和作品选,每一个选择都意味着批评,每个被选择的对象都是批评对象,都是批评观念的呈现。当他以发表和出版的方式将之公布于众,并作用于当下文学创作的时候,这种批评活动就是高度及物的批评实践活动。

  如果再考虑到这些工作是在缺少办刊经费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就会知道他的费力与劳神,就更加理解这种高度及物的批评实践活动其实满含着艰辛。不妨顺便提到一件小事,在很多年里,建法先生总是不停地请作家签名,然后再把这些书送到赞助者手中。连我这样的人都至少签过几百册,更不用说那些大咖了。我也记得,我还在河南工作的时候,曾接到他的电话,让我找二月河签名。我跟二月河还算熟悉,又托了人,但二月河说,请先向希望工程捐款,“拿到捐款证书再来签名”。二月河这样做当然有他的道理,我其实是想说,找人签名至少是件挺麻烦的事。

  建法先生几乎尝试了一切,以使他的刊物保持活力,保持在场感,保持对当代文学的有效性。如果打个比方,那么他的刊物就是剑客的剑,舞者的舞,琴师的琴,诗人的笔,以及英雄的豪气。他与很多大才有过精彩的合作,奉献出很多佳作,虽然他遇到的并非都是良才。他拉弓调琴,有的琴音可能不大入耳,但他有本事让人们意识到乐器本身的卓异;有时候乐器本身材质有限,但他会分配给它合适的曲谱。除了识才的本事之外,这一切还有赖于一个看似平常的词:劳动。

  勃兰兑斯在散文《人生》中,曾经这样描述过劳动者的一生:他们从事向思想深处发掘的劳动和探索,忘记了现时的各种事件。他们为他们选择的安静的职业而忙碌,经受着岁月带来的损失和忧伤,以及岁月悄悄带走的欢愉。当死神临近,他们会像阿基米德临死前那样提出请求,“不要弄乱我画的圆圈”。

  编辑的工作,形神皆似勃兰兑斯笔下的劳动者,看上去是安静的,却非常琐碎,需要特别专心和细致。在中国复杂的语境中,很多时候甚至需要特别小心,才能踮着脚尖蹚过雷区。而在不知不觉中,人就老了。但正如勃兰兑斯所描述的,劳动者仿佛又以自己的劳动和成果,延缓了沙漏的计时,时间的脚步似乎真的慢了下来。很多朋友都谈到,直到坐上轮椅,建法先生还在编书,还在口诉如何编书,还在策划作家与批评家的“拉郎配”。时间似乎也在建法先生那里消失了。他好像还是1985年的那个小林,还是那个筹备厦门会议的年轻人。

  直到最近两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他的一些访谈才知道,除了喜欢勃兰兑斯,他还喜欢伊格尔顿,这个人碰巧也是我喜欢的人。建法先生没有说他为何喜欢伊格尔顿,但是我想他可能也是从伊格尔顿那里取得了自我认同。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文化批评,总是着眼于自我、他者、世界三者的关系,落脚点则是人的解放和自我形塑。在伊格尔顿提到的诸多概念中,我对他的“自我形塑”概念极为认同。在伊格尔顿看来,任何一部作品都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但是它利用这些因素来形成自己的逻辑,然后以自己的力量脱胎换骨,成为自己。所以伊格尔顿说:人生没有既定的意义,这就为每个个体提供了自主创造意义的可能;如果我们的人生有意义,这个意义也是我们努力倾注进去的,并非与生俱来。这个话题有点沉重了,以致伊格尔顿发出了自嘲: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要么是疯子,要么是喜剧演员。

  在许多人看来,建法先生的行为既有疯子的色彩,也有喜剧演员的色彩——这也是我称他为林·堂·吉诃德的原因。不过,我宁愿换一个词,换一个很多人都认同的词:文学赤子。这个文学赤子,是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成长起来的。既然建法先生如此热爱伊格尔顿,那么他或许早已把这些繁杂的文学活动看成自我形塑的过程。

  然后呢?然后他就成了我们眼中的建法先生。

  建法先生的形象,当然也会在他自己的文章中出现。我曾读过他的几篇散文,感觉极好。他的散文就事论事,隐而不晦,都是好文章。对于长辈,他的态度是恭敬的,很有些侍坐的意思;对于年纪相近的朋友,他会偶露峥嵘,果真是诤友;对于晚辈,他却会露出温柔敦厚的一面,给人以垂爱的感觉。这些在编辑之余写下的文字,客观上记录了编辑与人交往的要领,其中包含着严格与仁慈。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编辑家忍不住去写散文,还应该是因为他有一个更本真的自我,需要有另外一个表达方式。我也由此想到,如果他晚年没有生病,将他半生遇到的人和事写下来,不仅是好文章,而且是当代文学史上珍贵的文献。但是这个遗憾,同样不可弥补了。

  我在微信上看到,沈阳友人送别建法先生的时候,正逢大雨。建法先生若有感知,必定会催促着人们,别淋雨了,回去写文章吧,写不好,不管你是谁,都是会退稿的。

  2022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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