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N个国王和他们的疆土》中11个国王的故事是以中短篇小说集《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2016）中所收录《六个国王和各自的疆土》中6个国王的故事为基础拓展而成，然而作者除在“理想小说文学观”的指导下对前4个国王的故事在诸多细节、叙述口吻及叙事节奏等方面加以大幅度修改、完善和补充外，又新增添5个国王分别作为后5章的主人公，因此不但使《N个国王和他们的疆土》在篇幅容量上两倍于《六个国王和各自的疆土》，艺术创作技巧上亦更加纯熟圆润，创作风格上愈发具有某种整体性、一致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把前者看成是一部具有统一文学风格与艺术特征的现代小说，一部符合“理想小说文学观”创作要求的“理想小说”，从中亦可看出李浩突破早期创作时期（指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已形成的创作成规并不断追求艺术创新性的执着精神。
一、为使“理想小说”符合“智慧之书”要求的修改
“理想小说文学观”的一个核心概念与基本因素是“理想小说”，是一种“智慧之书”，不但能体现出作者的聪明智慧与人生思考，而且由此启发阅读者进行思考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心理上的愉悦与智慧上的提升。李浩曾在《匠人坊》中指出，这种“智慧之书”不仅仅包含着精彩的“故事”，更包含某种超越性的甚至是超验性的道理与哲思，按照他的说法是：“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和上帝发生些关系’。”② 李浩：《匠人坊——中国短篇小说十堂课》，第4、239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本文所引《匠人坊》皆出自此版本，只注明页码。而这种“能和上帝发生些关系”的部分具体到文学创作实践来说，则指文学创作中不能教授也不可教授的那部分能力：“所谓不能教授的部分是你能够的开创，这些可能性只能由个人来尝试;‘和上帝发生关系’的那部分也是不可教授的，它依赖才学、勇气和不断的积累，无法在一般性的教授中完成。”
②而《N个国王和他们的疆土》之所以体现出李浩较独特的个人创作才华，成为他在多年创作积累的基础上实践求新求变艺术追求的一部“理想小说”，首先可从李浩对创作于10多年前的國王A、国王B和国王C这3个国王故事进行大幅度修改的举措中看出。
在《N个国王和他们的疆土》中，对最初版本改动最大的是国王A的故事，也最具有代表性与示范性。新旧版本二者之间存在很多不同甚至是差异，从故事开头部分就已经显露出来。国王A的故事最早版本的开头一段为：
对于一直无精打采的国王A来说，夜晚根本就是一种恐怖的象征，一吃过早饭他就偷偷地谋划如何对付夜晚的即将来临。每日的黄昏，国王A总是指挥他的侍卫和太监将他抬到花园里最高的假山上——在那里，国王A可以占有夕阳的最后一片余晖，因此，他的夜晚会比假山下面的王宫迟到大约三分钟。李浩：《六个国王和各自的疆土》，《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第1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本文所引《六个国王和各自的疆土》皆出自此版本，只注明页码。
这段话的主要功能在于陈述国王A对夜晚的莫名恐惧，句子毫无感情色彩且抽象干枯，目的是营造出一股神秘魔幻色彩与寓言象征意味，且贯穿小说的始终。这种开头方式与李浩大部分早期小说的风格相一致，如《一条叫芭比的狗》《那支长枪》等“多数属于‘非存在性的’、‘非现实性’的”且“强调着魔法和魔法的使用”李浩：《自序》，第2页，《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之类作品，而且他当时的创作目标是“不懈地追求一种‘迷宫式’的、意义无限丰富的小说作品”。张清芳、陈爱强：《李浩小说艺术特质论》，《小说评论》2009年第6期。因此他有的放矢地采取这种干巴巴的、骨架式的叙述方式。然而把它与2019年修改后的版本相比，会发现后者不仅因语言文字的增添、修改、延展而发生很多变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小说风格与行文基调也相应地发生诸多改变。这些改变的出现亦是因为作者遵循了“理想小说文学观”的规则。
新版本相比之下在开头部分增加诸多描述性的、形象性的文字：
他恐惧夜晚。每个夜晚都让他恐惧，提心吊胆，仿佛里面埋伏着窥视的眼睛或种种的怪兽，它们总想趁着夜色的遮掩悄悄爬到他的身侧，突然地抽出锋利的匕首或龇开锋锐的牙齿。对于一直显得无精打采的国王A来说，夜晚根本就是一种恐怖的象征，他不知道如此巨大的黑暗之中会有多少他不知的、不可控的事情发生，他猜不到。李浩：《N个国王和他们的疆土》，第1页。
此处作者用带有锋利匕首的“窥视的眼睛”之人与有锋锐牙齿的“种种的怪兽”等细节描写，生动形象地渲染出国王A对夜晚的恐惧心理，在下面一段中顺理成章地增添了关于他生性多疑的描述：不相信周围的任何一个人，包括他的亲人在内。然后作者再次增添自己杜撰出的一部稗史作为国王A性格多疑的重要物证：“而另一部更为荒诞的野史《刘氏本简谐录》则认为，国王A之所以多疑是因为他中了一种来自苗疆的蛊毒，在古老的巫术的作用下，国王A每日的睡眠都是噩梦连连。”⑤ 李浩：《N个国王和他们的疆土》，第1-2、21页。到此为止，国王A恐惧夜晚的原因——不信任与怀疑别人，以及导致的必然结果——夜夜做可怕的噩梦，被一环扣一环地、抽丝剥茧地逐层揭示出来。而上面句子对人物与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描述、揭示及一些生动具体的细节描写，连同揭示出的一种符合人类心理认知逻辑的合理性现象——因为怀疑周围任何人都会杀害自己的病态心理而出现接连不断的噩梦，均被合情合理地勾勒出来。
还有，国王A出家之后被发现的过程在最早版本中仅仅是陈述事实：“半年之后，国王A在距离京城八百余里的一座寺庙里出现了。那时，他已成为了一名僧人，扫着寺门外的积雪。”④⑥ 李浩：《六个国王和各自的疆土》，《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第4、6页。而修改后的版本则洋洋洒洒地增添了许多符合中国封建历史社会常识、规范与日常生活的细节描写。从这个角度说，新版本不再沿袭早期作品中侧重虚构联想与“文学魔法”的创作特征，而是贴近真实的社会现实生活，更具体地说是贴近有关中国古代历史宫廷文化与社会生活知识方面的记载。这种写作手法也不再是李浩此前惯用塑造某些“意象”的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手法，而是更接近于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与发展规律来描摹与勾勒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高潮与结局的现实主义手法。
不仅如此，新版本对旧版本的重要改动还体现为有意设计出一些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开始变得有血有肉、丰满生动，而不再仅仅是某种抽象理念与形而上哲思的媒介或象征物。这主要体现在已在寺庙出家为僧的国王A分别拒绝新国王、曾经宠爱的肖王妃与儿子劝说他返回王宫继续当国王的情节中，尤其是他在面对儿子的亲情攻势与后者面临生死关头时的一些细节描述。李浩遵循着他多年的阅读经验与写作实践，总结出来一种叙事原则：“一、‘压低’主人公，让他的欲求变得强烈，成为不得不发;二、要有波澜上的设计，一般而言至少有三层或以上的波澜，波澜尽可能地多，要穷尽全部的可能;三、一般而言波澜设计应当由低到高，它要有顺序和层次感，个别设计会有小的调整，但大方向如此。”李浩：《匠人坊——中国短篇小说十堂课》，第326页。具体到国王儿子劝说他回心转意的过程，作者先是描写国王A两次拒绝儿子的求见，第一次是闭门不见，第二次则是通过其他僧人传递给儿子一张写着“放下”的纸条。这两次小波澜可以视为故事情节得以继续推进的铺垫。儿子在两年后再来寻访他，此次儿子不但没有带着贴身侍卫，并满面愁容与恐惧地请求父亲救他性命。儿子苦苦哀求无果后，又指责他道：“你连自己的儿子都可以舍弃，你所谓的慈悲在哪里呢？”④国王A即便因为寺庙院墙的阻隔听不见儿子的谴责之言，但他在清晨打扫院子时却亲眼看见儿子被人带走。修改后的新版本还增添了这样一段话：“国王A停顿了片刻，其实也就是微不足道的片刻。然后，他就跟随着其他僧人继续扫地，不紧不慢，一丝不苟。”
⑤这个过程成为第三个波澜，或曰其中的一个高潮，也是结局，也是旧版本所没有的。从功能与审美效果看，这句话一方面通过描绘国王A的神态、动作，从而呈现给读者一种画面感与真实性感受;另一方面则是埋下一个伏笔——“停顿了片刻”，相比旧版本中的“好像儿子的来与被带走都是一场梦，他相当冷静地看着梦中的发生”，
⑥前者显然隐含着更丰富的言外之意，并从侧面勾勒出国王A作为一个正常人所处的两难处境：毕竟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正常情感的人，面对儿子可能将被杀死的人生困境，内心必然会产生一些波动与动摇，虽然他外表上很快恢复平静并继续打扫落叶。
这处细节描写也与他去世火化时出现的那张因经常抚摸而残破模糊的山河地图相互呼应，既是其尘缘未断、至死未能开悟的一个明证，又与那些因种种原因出家的其他僧人形成一种对照关系。不管是所谓抛弃世俗红尘、置身方外世界的大德高僧，还是统治天下人并掌握着他们生杀大权的一介帝王君主，实际上都具有普通人的正常情感，必然拥有一些无法舍弃也无法忘记的执念。进言之，此处不但隐含着作者作为一个崇尚理性与现代科学文化思想的现代人对所谓“四大皆空”观念的一种怀疑情绪与反思精神，而且也延续着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对中国古代圣人（文化思想的统治者），如《出关》中的老子、孔子与《起死》中的庄子，以及中国历史王朝中的一些最高统治者，如《采薇》中的周武王与《铸剑》中的大王等人的批判性反思与现代性看法。这也是《N个国王和他们的疆土》契合“理想小说文学观”理念的一个重要体现。
二、“理想小说”包含的丰富内涵与创作要求
与改动国王A故事所运用的文学技巧策略类似，李浩在对好战残暴的国王B的故事与亡国之君国王C悲剧命运遭遇的修改中，同样突出强调故事前后情节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并通過细节描写塑造出丰满的人物形象与生动的故事情节，以便在颇具个人感情色彩的娓娓道来中，讲述生活在古代封建帝王宫廷社会与行为规范秩序中的3个君王故事，同时激发读者产生同情、愤慨或悲悯等情感上的共鸣。3个国王故事的新版本明确表明李浩已经改变此前自己擅长书写的“寓言象征体”小说模式及某些文学观念，他尝试接受并运用人们在日常现实生活中形成的一种“普遍性的经验”来讲述较精彩的人生故事，在艺术手法上也不再醉心于运用具有浓重虚构与象征比喻色彩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技法，而是根据作品内容与表达的实际需要灵活合理地运用包括现实主义手法在内的各种艺术手法与文学因素，确切地说，他是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化用各种文学流派手法为己所用。这既是“理想小说文学观”的思想精髓之一，也是由其中包含的“理想小说”之丰富内涵与因素决定的。
首先，从作家创作实践的角度看，“理想小说”作为一种“智慧之书”，由可以讲授、言传的部分与不可言传的、体现作者微妙感受的另一部分组成，是二者的相互融合与辩证统一。前者指可以通过别人讲授与自己的学习掌握一些艺术技巧与行文结构形式，后者则包括能展示个人的才情、艺术领悟力与人生感受力的天赋部分。从这个角度说，“理想小说”并非是天才作家的特有产物，而是可以通过后来学习来获得，即作家以自己的创作天赋为依托，在经过不断积累创作经验与学习、吸收别人的有益经验知识之后，才能扬长避短地创作出“理想小说”。
其次，从小说产生的历史与社会渊源看，李浩曾借用意大利作家、哲学家艾柯的观点把小说分为现实主义的纪实性与搜奇记逸的传奇性两种类型。② 李浩：《匠人坊——中国短篇小说十堂课》，第313-315、237页。随着现代科技在近代与现代社会的日益发展，前者逐渐占据主流位置，后者则日渐式微。纪实性小说的优点在于：“像生活，建立在真切的生活之上，它最大的益处是很容易吸纳阅读者用自己的生存经验进行‘填充’，尤其是有共通经历的部分，有共通的（或类似的）情感经历的部分，它很容易‘唤起记忆’，让阅读者参与构造。”
②但是它又因太拘泥于对社会现实生活进行如实反映，而在某种程度上出现思维与认识的固化、僵化，因缺乏智力上的博弈感而无法给读者带来思维上的乐趣及智力上的某种提升与进步，无法引发阅读者对自身进行反观与反思。从中也可看出“理想小说”要达到的一个审美目标与衡量标准是：它实际上是融合现实主义小说的纪实性、客观性与魔幻虚构小说的传奇性、想象性的辩证统一体。与此相对应，“理想小说”在情节结构设计与创作手法上也需要符合一些“基本的法则”：“事实上有些基本的法则对于小说的设计是非常有效的，它不仅会在那些现实主义小说中得到运用，而且在现代主义小说、后现代主义的小说中也能见到它的存在。技巧可能已‘改头换面’，但法则还在，它在后面进行着影响。”
②③ 李浩：《匠人坊——中国短篇小说十堂课》，第237、327、327-328页。
即为了更好地表现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现代人幽深多元的人性与心理世界，作家在创作实践中要打破此前习惯设定的所谓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等艺术手法的诸多界限，有机地融合、综合与整合多种艺术手法与技巧，甚至包括吸收影视剧中的某些因素与手法来创作“理想小说”，也与前文提到作家要具有“拿来主义”态度相一致。
再次，如果从与“理想小说”有关的三个“主体”来说，即分别是作家作为创作主体、读者作为阅读主体与故事中的人物主体，李浩提倡这三者均要尊重彼此的存在与他们拥有的“自我的权力”，不但为满足小说世界中的自足自洽与真实感从而尊重小说中人物保持自我性格的权力，而且作家在如君主般创造一个小说世界时，也要充分考虑“隐含的读者”或曰“理想的读者”之需要，后者还会成为影响作家运用小说技法的一个主因：“在我看来影响小说的技巧法则的主要因素来自心理学——阅读者的心理期待、接受方式和接受程度或多或少地影响着这些法则的形成与使用。”
②
只有这三者彼此之间相互制约并形成某种微妙的平衡，“理想小说”才能被顺理成章地创作出来。这也源自李浩的创作实践积累与对中国当代文坛的多年观察。作为继承“先锋派”精神的一位后来者，他多年来密切关注中国当代“先锋派”文学的命运走向与发展趋势，敏锐地发现文坛已经出现一种新动向：“自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以降，中国的小说家们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把‘中国经验’或‘有中国背景的故事’作为叙事差异性的保留，而在故事结构、设计和建筑上，认知问题的方法上，采用的是普遍性的经验。”
③
正是因为“先锋派”小说在反崇高、反审美、反意象的所谓“解构主义”旗帜下脱离中国当下社会现实生活，同时忽略大部分读者的阅读心理期待与审美需要，导致普遍存在内容太过枯燥抽象、缺少起承转合的故事性与缺乏较鲜明的人物形象等缺陷，这也是“先锋派小说”在1989年后开始“转向”中国历史小说创作，并力图通过采用“普遍性的经验”讲述历史故事来扭转这种困境的一个主因。李浩的“理想小说文学观”也是适应“先锋派”小说转向的重要产物，它把属于艺术手法的“基本的法则”及由作家主体、阅读主体与人物主体三者取得平衡后形成的“普遍性的经验”都纳入“理想小说”创作的范畴中，亦凝结着他30余年来的心血与精华。
李浩把以上诸因素落实到《N个国王和他们的疆土》的具体创作实践中，不但以此为依据对前3个国王故事进行大量修改并使之契合“理想小说”的衡量标准，而且奠定整部小说对中国历史进行深度反思的现代性基调与历史观念：虽然中国封建历史长河中的帝王是处于权力顶峰的尊贵人物，掌握着普通民众的人生命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决定历史的发展走向，然而他们的命运与生活轨迹却未必受到上天的特别眷顾，而且因为身处高位并享受极致的荣华富贵，有时候反而要经受比普通人更多的磨难与困境。作者也借此达到预先设定的、深入挖掘现代人类生存处境之创作目标：“我借他们的境遇寓言，言说，说出我对人的存在、得失、命运的追问，对尊严、利益、欲望的追求。……国王，是高处，极致，吹入他骨骼里的风会更强硬些，命运感会更强硬些，那种‘思’的质感也会更强硬些——这是我写下国王的原因所在。”李浩：《自序》，《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第3-4页。之后其他8个国王的故事仍然延续这种基调与叙事风格。正因为如此，李浩选择采用英文字母从A到K作为11个国王的名字，也借此表明他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现代性态度与反思观点：一方面这些帝王（作品中称国王）的命运故事在中国漫长历史中均处于“无名”状态，确切地说是淹没在千百个大大小小的帝王（例如五代十国割据时期曾出现诸多短暂存在的小国家及其中众多的帝王）的历史喜剧或悲剧的洪流中，他们已经成为中华五千年历史河流中的一粒粒流沙，且已被不同时代的浊浪淘空;另一方面，這些国王的经历与遭际又颇具代表性、概括性与类型性，可具体总结概括为11种类型或曰原型，分别为国王A代表的“消极出家为僧逃避型”、国王B象征的“穷征黩武且残暴专横暴君型”、国王C折射的“亡国之君终被毒杀型”、国王D代表的“亡国逃命后妄想复国型”、国王E折射的“亡国之君尊严被胜者践踏型”、国王F代表的“傀儡帝王装憨卖傻保命型”、国王G象征的“生活无聊追求小刺激的平庸君主型”、国王H折射的“战败被俘苟且偷生型”、国王I代表的“喜欢豢养猛兽又阴谋篡位暴君型”、国王J折射的“好大喜功征战被擒君主型”和国王K所象征的“多疑暴虐被替身取代型”。不同类型与性格特征的11个国王既如同阿Q一样富有典型性与代表性，同时包含着类似《红楼梦》中“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浓厚象征寓意，又尽力契合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与当下生活的现实指涉性，是对全体人类命运遭遇的一种反映与折射。
在此意义上，国王A的故事不能仅被看作传说出家为僧的清朝顺治皇帝事迹的写照;国王B疯狂扩张国土疆域的行动与残暴好杀的性格也不能与持续开疆拓土并已打到欧洲的那些蒙古帝王及汉武帝、隋炀帝等喜欢扩张疆土的君主们对号入座;国王C既指向被北宋俘虏的南唐后主李煜，又广泛指涉那些被俘之后最终被对手杀死的所有帝王与国王;而以“乐不思蜀”闻名的蜀汉后主刘禅、投降元朝的南宋第5位皇帝宋恭帝赵昺等君王，也并非是亡国之君国王E与国王H的化身;国王F的傀儡“儿皇帝”经历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不但指向晋朝、汉朝、清朝等众多被权臣外戚或皇太后等人控制的诸多帝王的悲剧命运，而且对中国史书中记载的所谓“昏君禅让王位给贤能”的“禅让制”提出质疑，同样引发读者的共鸣与思考;国王J亲征兵败后被蛮夷民族扣押两年的经历，虽然可直接影射明英宗朱祁镇为平定蒙古瓦剌叛乱而决定御驾亲征兵败的“土木堡之变”事件，但是他与大太监、大臣将军等人普遍持有轻视外族异国的、自高自大的“大国沙文主义”心理却又可在清朝“驱逐外国传教士”等历史事件中观察到。从这个角度说，《N个国王和他们的疆土》所讲述的11个帝王君主故事，较完美地实现了“理想小说文学观”中把作品主题的现实意义与故事性、趣味性及智慧性相互融合的要求，特别是在当下社会已经进入举重若轻的“读图时代”的背景下，这部小说在中国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谱系中占据较独特的文学史地位。
三、创作“理想小说”的举措
正如上文已指出，“理想小说”是一种“智慧之书”，并非只是反映社会生活与摆事实、讲道理的抽象之书，而是同时蕴含丰富多彩的故事性与一定传奇性的“好读有趣”之书，既具有恢宏深刻、开卷有益的内容与思想，又有较完美的语言形式技巧与艺术性支撑。换言之，它一方面要兼备符合“隐含的读者”阅读期待心理与依赖性背景（即已有的知识背景）及开拓他们阅读视野的思想性与娱乐性，另一方面却又不能完全屈从于许多读者喜欢感官刺激的媚俗心理，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疏远或打破已开始逐渐固化与僵化的阅读心理状态与审美习惯，力求能在内容思想与艺术形式上提供某种创新性与超越性，这也成为推动中国当代文学不断追求创新的一个动力，同时亦是“理想小说”要达到的再一个目标。《N个国王和他们的疆土》为了践行这一目标，亦有意识地进一步强化作品的趣味性、游戏性、故事性、思考性与智慧性，因此李浩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又增添以下几种举措作为补充。
第一个举措是创作“理想小说”时最重要、最常用的一种举措，即根据故事情节的进展与叙事节奏等需要，分别通过重新解读、改写与解构的不同方式阐释那些在漫长的中国历史社会发展中形成的成语、俗语、谚语与历史典故、诗词歌赋等。文中对某些成语、典故进行重新解读的典型例子包括国王A故事中的成语“覆水难收”：“成为新国王之后，国王A的这个弟弟也下令将外传出去的国王A做噩梦的消息收回，不允许再有外传，但倾覆出来的流水如何能够收回到已经破碎的瓦盆中？”②③④⑤ 李浩：《N个国王和他们的疆土》，第6、91、40、188、163页。还有国王D故事中的成语“做鸟兽散”，形容D国诸位大臣在面临城破国亡的危急时刻却各自逃命的惶恐之状：“至于大臣们则更不用说了，京城一被困住他们就成了兔子和鸟，那些誓与京城共存亡的人往往跑得最快。”
②還有国王F的故事中“指鹿为马”与“杀鸡给猴看”等成语、俗语与国王K故事中出现的“失魂落魄”、国王E故事中的“心如槁木”等成语。这些成语、谚语较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某种危急紧张情况，除了具有渲染、烘托环境氛围的作用外，还激发读者深入理解故事中的隐含意味并从现代性角度进行思考：已经发生的很多历史现象与悲剧依然在不同历史时期一遍遍地重演，那么怎样才能消除这种历史循环的怪圈呢？这种思考同时贯穿在《N个国王和他们的疆土》的其他国王的故事中。
改写成语、谚语与俗语的例子主要出现在国王B、国王G、国王H和国王F等人的故事中。国王B故事中被改写的一个成语是“呕心沥血”：“据说某个战败的国王在舔过国王B的脚趾之后，离开王宫，一路上不停地呕吐，等他回到囚禁之地的时候已经把自己的心脏也吐到了口腔的外面。他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中还不停哀叹：‘要知道是这样，我为什么不在去年冬天就出降，为什么非要再坚持那两个月呢？’”
③该成语较形象地描绘出国王B的臭脚甚至会让舔舐过的人因恶心而死，也与后面提到的国王B曾因为喜欢让后妃吸吮他脚趾而半年内更换三任王后的事迹形成对照与呼应。还有对国王G故事中的成语“百爪挠心”与谚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国王F的故事中“得寸进尺”、国王F故事中的成语“干柴烈火”等改写。李浩正是通过夸张、夸大与置换基本内涵等方法改写中国古代的成语与谚语等，在增加“脑筋急转弯”式的趣味性与娱乐性的同时，增添其故事性与思考性。
《N个国王和他们的疆土》中的“解构”方式更多被用在阐释民间谚语、俗语、历史典故与经典诗词歌赋上。“头悬梁，锥刺股”的历史典故在亡国的国王H那里已经失去描绘人们刻苦攻读诗书场景的褒义，而是被赋予依靠锥刺产生的痛感提醒自己还苟且活着的新意义：“国王H渐渐麻木，有时他一觉醒来，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必须用刺痛感来证实——他在床的一侧放置了一把锥子。日子像是厚棉絮，日子像是陈年的锅巴，国王H觉得每一个早晨到黄昏的时间都是反复的煎熬，而他，夹在寒冷和灼热之间过着木头一样的日子。”
④而国王G得知因江南水灾造成饿殍遍地的情况后，这个平庸平凡又天真无知的国王对此提出建议：“他们吃不到米、面，总有些肉末可以暂时充一下饥，也可以摘些能够缓解饥渴的瓜果。”
⑤这显然是对晋惠帝“何不食肉糜”历史典故的一种仿写与解构。从审美效果看，经作者解构后的谚语与诗词歌赋除了增加趣味性、娱乐性外，还明显强化了这部历史小说的现代色彩与反思精神。
第二种举措指在作品中增加作者虚构编撰出的一些野史记载、正史记录、逸闻传说、民间戏剧曲目及词曲等方面的内容。作为一部在风格构思上非常接近《故事新编》的“中国历史帝王君主新编”作品，《N个国王和他们的疆土》中的正史与野史包括《述异传》《稗史搜异》《右传》《朔正记史》《榆林记史》《进园随笔》《聊经》《明园随记》《小渊趣谈》《搜筚闲记》《太平阁简记》《均未闲语》《五十四史》《明书》《研石铭存忆》《二十七史》《三十五史》《钟鼎铭》《故史选稗》等近20部，可看成是对《春秋》《史记》《左传》《资治通鉴》《宋史》《明史》等中国古代经典史料典籍的谑仿与改写，李浩的一个目的是在似是而非的历史书写中揭示并反思某些历史真相。不同的史书曾对国王I与兄长国王K之间的关系有截然不同的描述：“作为相对可信些的野史，《稗史搜异》还记录了几次国王K对国王I的谋杀，而一次次，有着敏捷身手的国王I都侥幸躲避了过去;但《均未闲语》则认定《稗史搜异》的记述完全是无稽之谈，国王K对自己万里迢迢归来的这个弟弟一直礼遇有加，他从未有过谋害之心，倒是这个和野兽睡在一起、笃信‘太阳教’的弟弟心里装着魔鬼，无时无刻不恶念丛生……”②③ 李浩：《N个国王和他们的疆土》，第202、203、128-129页。这几部观点相互矛盾的史书在作品中同时出现，而李浩的目的并非是全盘肯定或是否定它们，或许其中隐藏着他对读者智力的一种考验：区分正史与野史的标准是什么？到底哪类史书的记录能够揭示出历史的真相？或者说历史真相本来就是扑朔迷离、不可辨析的？
除了编造史书与逸闻外，李浩还编造出一些民间戏曲名目，以便描绘或是证明某些历史场景与国王事迹的“真实性”。在国王I的故事中，国王I面对国王K派人进行的多次“追杀”采取逃跑措施，其逃跑过程还在民间被编织成一些可以演唱的戏剧：《离京都》《过梁桥》《杨云杀妻》以及《生死斩》。“在这些戏剧当中，国王I作为惊弓之鸟，完全是一个人上路，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国王I得到了来自Z国的商人、旅行者、驯兽师和密探的暗中协助。”
②由此可说，这些民间戏剧并非是对事实真相与客观史实的一种如实反映，李浩的目的是激发读者产生思考：即使是民间广泛流传的戏剧也极可能由取得胜利的统治者操纵与书写，是文学虚构的产物，人们应该对此有自己的思考判断并形成理性认识。
李浩采用的第三种措施是减少作品中的魔幻虚构成分，相应地增加与强化小说中的历史真实感。这个举措是对《将军的部队》《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邮差》之类“寓言象征体”小说观念的重大改变，也是“理想小说文学观”明确建立起来的一个标志。例如国王F的故事虽然曾出现对死去之人鬼魂等超现实之物的描写：“国王F醉了。他醉在那些先国王们的旧物中，醉得一塌糊涂。‘我总是能见到他们的鬼魂。我知道他们在哪儿，他们，让我每天都如履薄冰’。”
③不过如果结合上下文看，这显然是国王F的醉话，何况他只有在这一次提到看见先国王们的鬼魂，目的是突出强调这个傀儡皇帝会被权臣随时杀死的恐惧与绝望，而非在文中营造魔幻虚无的神秘色调。
另一种减少魔幻色彩的艺术手段则是改变“噩梦”在故事情节中的“魔幻化”与寓言性功能，而是强调其他作用。在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噩梦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元素与构成成分，通常是文中人物无法避免、无法逃避的悲剧宿命的一种直接预示与预兆，有意渲染出强烈的神秘奇幻色彩与浓重的象征意味，旨在营造出一种虚幻的、超现实的奇特氛围与格调。然而这部小说中噩梦的出现与消失却已经失去这种神秘感与宿命成分，仅仅成为推动故事情节继续发展的主动力，例如噩梦带来的恐惧感与绝望心情是导致国王A神秘消失的主因——当他在一所偏僻寺庙出家为僧后，噩梦也逐渐消失。接替他当上新国王的弟弟却逐渐陷入可怕的噩梦中，同样因噩梦导致睡眠不足及心情变得暴躁而乱杀大臣，由此激起兵变并被杀死。其他国王在处于危境或焦躁不安等异常情况下所做的许多噩梦，在文中扮演着类似角色与职能。而噩梦职能的转变，不但极大地削弱文中的神秘虚幻、虚无色彩，而且更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性与历史真实性，由此也把噩梦的出现加以正常化与社会化——这是人类“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一种正常心理反应，还可用现代精神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专著《梦的解析》中的观点加以科学解释。
第四种举措是增加关于宫廷权谋文化方面的细节描写与帝王权谋博弈故事的比重，强化《N个国王和他们的疆土》中的故事性、知识性与智慧性。这也由“理想小说”要契合“隐含的读者”阅读心理期待之观点所决定。李浩在吻合封建社会帝王君主身份与生存环境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以国王A的故事为开端，或隐或显地讲述一系列与宫廷权谋政治斗争相关的帝王君主故事，也是在内容主题上对《六个国王和各自的疆土》中前3个国王故事的拓展与补充。而国王I的帝王权谋故事同样很精彩。他从一个被敌国羁押多年、无权无势的“质子”，一步步通过各种阴谋诡计并联合外国势力最终夺取对他毫无戒心的同父异母哥哥的王位。他谋夺到王位之后又如此警惕小心与残忍嗜杀，不过后来在昏迷后依然没有逃过腥风血雨的、一环又一环的、无穷无尽的宫廷内斗与杀戮，直到他死在尚未完工的太阳神庙中。国王J故事中的宫廷权谋与政治博弈主要体现为他被围绕在周围的大太监与大臣将军们联手欺骗与愚弄，导致他在根本不了解国家肌体已被掏空国力、军力和人力的情况下，盲目决定亲征外族并由此落得被俘虏的悲剧下场。宫廷阴谋与政治斗争在其他国王的故事中同样或多或少地存在，可说这些帝王君主们在刀光剑影中演绎着人生故事，也是他们的悲剧宿命。
还要看到，这些危机重重、波谲云诡的帝王权谋斗争故事不仅可以增强故事性与可读性，更能够表现作者对宫廷权谋文化的现代性反思及对人性的深入思考。可从文中特意安排的一个意味深长的情节中看出：当一位帝王君主的权势与残暴均达到顶峰的时候，伴随他的是患上某种奇怪的疾病。当英勇残暴的国王B在带领战无不胜的军队大杀四方之时，他的脚部长疮且常年散发出令人恶心的臭味;国王I在权势富贵与杀人如麻的病态心理都达到最高程度时，同样也患上全身长疮的、奇痒难耐的怪病，且无法治好。只是国王B的病在国王位置被儿子夺去且被软禁在后宫之后得以最终痊愈，而国王I却带着一身疮脓死于儿子们夺取他王位的斗争中。由此可说，帝王所患的疾病实质上是一种“权势之病”，是作者对统治者们熏天权势的一种讽喻与寓言，也是本书作为一部“理想小说”拥有反思性、智慧性的一个具体体现。进言之，《N个国王和他们的疆土》无情地撕开中国封建帝王的遮羞布，在“理想小说文学观”的指引下，重新讲述那些被经典史书中评价为无所不能或是平庸无能或是昏聩无知的诸多帝王君主的精彩故事，同时建构现代性历史观。其中不但隐含着李浩对整个人类无法掌控自身命运与生活道路的悲悯情怀，而且是这部“理想小说”具有现代性历史观念的一个表征。
结 论
综上所述，《N个国王和他们的疆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李浩近年执着追求的“理想小说”之目标，即把“理想小说文学观”所要求的现实性、真实性与故事性、超越性等诸多因素彼此互相融合并辩证统一起来，在讲述11个历史上的封建帝王君主的故事中贯彻“基本的法则”“普遍性的经验”等创作原则，并尝试着对某些已成“定论”的帝王形象与事迹进行一种“溢出性”的描述，以便在历史事实与现实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因此这部书写中国历史题材的“理想小说”，在内容主题上倡导趣味性、娱乐性、传奇性与现实性、客观性、真实性的“齐飞共舞”，在艺术技巧上则提倡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不同文学技巧手法的兼用、巧用。如果再把它放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发展脉络中考察，那么李浩对中国历史的质疑反思与他的现代性历史观念，不仅与当下的社会文化思想形成一种对照与呼应，而且表明由魯迅开创的在国民性批判中重写中国历史故事之文学传统将依然在今天得以延续与发展。这也是《N个国王和他们的疆土》存在于中国当代文坛的价值意义所在。
【作者简介】张清芳，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薛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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