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作家之中，写过上海的当然不在少数。但那些上海故事大都有些苍白造作，不是叙事乏力，便是意识形态观念太重，从而在真实面前抖抖索索。一股极其矫情的叙事腔调像流感似的，席卷上海作家笔下的上海故事。相比之下，突然冒出来名动文坛的这个夏商，显然极其健康。不仅健康在毫无刻板观念的侵扰，更是健康在叙事上的空前质朴。相对于民国年间张爱玲小说的天然无饰，久违了的我行我素，又回到了上海小说的叙事品质之中。这看上去非常简单，但事实上却又很不容易。
严格说来，上海、上海人，不仅在时间上是一段一段的，在空间上也是一块一块的。当年我在崇明农场当知青的五年半里，曾与来自不同地段的各色上海人相遇。其中有南市区老城隍庙一带操宁波口音的，有虹口区新村房子里的，有黄浦区繁华街市上的，有沪西棚户区里一口苏北话的，还有从延安东路处山东大兵聚居地来的，其父辈大都是当年战上海战过来的连长排长，被分布在这个城市里成为基层干部。因此，以上海为叙事对象的小说，其真实性首先还不在于时间上的虚实，而在于写的是哪一块的上海市民。是出没于小弄堂里的小头卵，还是蜗居在公寓房里的老阿姨;是被扫地出门的老派绅士，还是住进花园洋房的新式干部。城隍庙一带的小浮尸喜欢哼唱的是筱文滨的“康熙铜钿压八字，廿四只元宝做聘金”;淮海路上的老懂经悄悄讲的是哈同花园里的老故事;里弄里的阿姨妈妈热衷于谁家儿女更有出息;山东兵的小囝向往成为书法家，满口的胡考、胡文传、任政、周慧珺。可见，由诸多不同色块相拼起来的上海，琳琅满目;与上海作家笔下的千篇一律，大相径庭。
明白了上海、上海人的这些奥秘，才能够读懂《东岸纪事》好在哪里。它好在对上海、上海人的色块把握得相当精准。夏商出示给读者的不是南京路、淮海路，而是六里桥、陆家嘴。从地图上说，那两条马路算是市中心;但从上海人的构成上说，这一块地带的众生才更加芸芸。城乡接合处，市郊错杂间，各色人等，各种人生。有时熙熙攘攘，有时又寂寂寥寥。
贝克特论说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时曾说，普鲁斯特笔下的众多人物仿佛平面上的二维生物，突然遭遇了不可思议的高度。夏商当然没有普鲁斯特那般玲珑剔透的视觉视域，而是以一种“在……之中”（借用一句海德格尔术语）的方式，敏捷灵动地穿行于众生尘世。并且经常刚刚写到动情之处，马上超然物外，一个转身走开，漫不经心地轉入另外一个场景，斯斯然提起另外一个人物。就叙事方式而言，令人想起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但整个叙事弥漫着的，却又并非《百年孤独》那样的苍茫和神秘，而是有类于巴尔扎克或者狄更斯笔下的历历在目。伏脱冷那样的角色，在夏商笔下变成了移民上海浦东的傣族土司后裔。夏商显然非常喜欢这个人物，叙述间会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人生经验加持给这个叫作崴崴的黑帮首领。
崴崴有如一个扣环，连接着小说中的两个女主角，崴崴的情人乔乔，崴崴的母亲刀美香。小说呈示的万花筒般的人物群像，以这一男两女为圆心缓缓纷呈。整个小说的叙事，有一种包列罗舞曲式的回环往复，故事时空与其说是跳跃的，不如说是旋转的。
小说叙事以旋转方式展开，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具叙事功能的高超笔法，并且也只有诸如普鲁斯特、乔伊斯那样的高手能够炉火纯青地运用自如。即便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也因为结构意识太强，致使整个叙事的全息性显得支离破碎。这是很难把握的一种叙事方式。夏商的《东岸纪事》有意无意地做了可贵的努力。前面三分之一的部分，笔墨酣畅，运转有致。只是后面开始拖沓起来，尤其将笔触伸进傣族村寨之后有些失控。夏商似乎不知道该拿那些土司后裔怎么办，也不熟悉与之相关的那些个农场知青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体味;写着写着就随着那些陌生的身影踩入了泥泞的山路，一不小心在那里滞留了太多时间。东岸纪事，变成了傣家悲歌。但是，刀美香却因此脱颖而出，抢尽女一号乔乔的风头。
虽说是远在云南边陲的傣族女子，但刀美香这样的人物并不比乔乔更难写。不说其他，即便在金庸武侠小说里都有过这类人物的闪亮登场，黯然魂断。只消渲染一下其野性、其泼辣、其痴情，一般都可以写得很亮丽。难是难在如何将乔乔这样的美人，如同点亮一盏吊灯那样照亮整个小说。乡镇背景，浦东口音，师院学历，熟食西施，被混混迷奸，被才子调戏，刚刚从粗俗的狱警控制下脱身，旋即又落入黑老大的掌心。乔乔活得辛苦，小说跟在乔乔身后刻画得也不轻松。
然而，就像罗丹讲说的巴尔扎克那样，《东岸纪事》将所有的灯光架好，齐刷刷打开，其效果还真的颇有《人间喜剧》的精彩纷呈。说史诗显然不恰当，因为没那么多诗意。夏商不是个诗人，写小说务实得像个经纪人。比作《清明上河图》也失之夸张，夏商没有耐心把小说写得那么细腻。叙事节奏仿佛摇滚音乐一般，轰轰烈烈。装腔作势的女大学生读了或许会小声嘟哝受不了，但邻里街坊看了却可能翘起大拇指，从嘴里迸出一句上海话：煞根。
《东岸纪事》就是一部煞根之作，北京话叫作写绝了。该清高清高，该混浊混浊，一点不含糊。倘若说此前有些上海当代小说叙事展示出来的只是上海的枝枝叶叶，那么夏商这部《东岸纪事》则让读者看到了上海这个城市的树根，连同埋在地底下纵横交错的根须。仿佛是为了追求小说的历史真实性，作者还特意将80年代上海的一些新闻要闻剪贴在小说里。诸如陆家嘴大雾、高干子弟死刑案、抢银行人命案，等等，有如一部五彩缤纷的历史剧穿插了不少黑白纪录片。这虽然好玩儿，但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说本身的叙事品质、叙事力量。
这部小说的经典意味在于，不再造作，不再扭捏，直截了当地直面各色人等。我称之为，返璞归真。文学是人学，小说是人话。
这恐怕就是《东岸纪事》的价值所在。
《东岸纪事》里的叙事者，精力极其旺盛，元气十分充沛。最后的结尾，竟然仿佛刚刚开始。更不用说其间的各种纷繁。好像什么都没有落下，好像什么都在进行之中。由于其叙事上的全息性，这部小说无论从哪一页启读都可以，也无论读到哪一页放下都无所谓。迭出的上海方言，令小说增色，也让上海读者读得会心。就叙事艺术而言，能否用方言写作，并不重要。福克纳喜欢用方言甚至土语叙述，但这并不比普鲁斯特的随心所欲更具魅力，也不比乔伊斯的语言游戏更加生动。《东岸纪事》的叙事没有刻意为之，反而恰到好处地使方言显得生动活泼，意趣盎然。读毕《东岸纪事》的上海读者，也许都会问一声：后来哪能啦？《东岸纪事》里的故事结束了，但夏商还在继续，继续。宛如唱片放完，唱针悬空，期待着翻面。
2019年9月16日写于美东新州西闲园
【作者简介】李劼，旅美作家，文艺评论家。
（责任编辑 王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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