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视觉文化的崛起给语言文字带来了巨大挑战。文学图像化的趋势体现在文化和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其在全球化进程深入的过程中有着某种必然性。具体到翻译文学领域，对译作封面图像内涵的研究就是由于文学研究受到图像转向的强烈冲击，进而拓宽了研究的边界。莫言小说的英文译著在向英语国家传递中国文学方面，承担着在异质文化间沟通交流的作用，而英文译著封面属于作品的平面形象思维范畴，是英语世界读者在看到英译本时的第一印象，具有先入为主的信息传递作用。因此，国外出版机构都希望书籍封面图像能够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与此同时，书籍封面图像也会反映出出版机构对作品的理解和误读，而无论是有意误读，还是无意误读，都会对西方读者起到引导性作用，其作用不容小觑。
在视觉文化盛行的时代，图像在文学研究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领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学者王宁认为，在后现代消费社会中，视觉文化促进了“一种新的写作和批评的媒介——图像在‘读图时代’的崛起和对文字表达的部分代替”。(1)王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第196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王宁指出这种“越界”研究不仅体现了“跨越学科界限的后现代文学研究的特征”，也体现了“在广阔的文化研究的语境下比较文学跨学科的特征”。(2)王宁：《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第10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可以看出，在国际文学研究界，文学图像化研究已经开始向学科化发展。因此，对莫言小说译作封面图像的研究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并非只是单纯的字面研究，译作的封面体现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内涵，封面图像对于文化的反映与折射对当今的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莫言的获奖，葛浩文的10部莫言英译本已经成为国外学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必读的经典之作，这10部英译本的封面图像也成了经典图像。截至目前，笔者搜集到葛浩文翻译的8部莫言长篇小说和两部短篇小说集的16个英译本封面图像，其中《红高粱家族》和《天堂蒜薹之歌》各有三个版本，《酒国》和《蛙》有两个版本，出版时间从1993年到2015年。可以看出在这22年的跨度之中，国外出版机构对莫言小说英译本封面的设计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2000年以后出版的莫言小说译著，封面图像更是在艺术形式方面有了很大创新。运用文学图像论和文化翻译理论对这些封面图像进行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文学系统外部因素对封面图像的制约机制。
一、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图不对文”
对于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的封面图像，许多国内读者和学者曾表示大为不满，认为个别封面上“性感的中国女人”有满足西方读者对中国异域风情的想象之嫌，甚至更有一些译著封面附有“中国禁书”的标签，让西方读者以为该作品是因为揭露了中国的内幕而遭到禁封，这样就符合了他们对于红色中国的“东方主义”(3)“东方主义”是爱德华·W.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提出来的一个概念，用来意指“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第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想象，借此可以激发购买欲。除此之外，一些评论家的评论也被引用过来，想方设法地吸引读者的兴趣，流露出“东方主义”的思想倾向。(4)姜玉琴、乔国强：《葛浩文的“东方主义”文学翻译观》，《文学报》2014年3月13日。这其实是西方出版社为了吸引读者的惯用手法。葛浩文本人也曾表示美国一些书评家确实认为中国文学都是对社会黑暗的描写。但实际上，中国文学种类繁多，译到国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译者和出版社挑选的。2005年，葛浩文在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采访时说：“我选作品，通常有两个条件：其一，我喜欢；其二，适合我译。这自然是个理想，有时达到，有时达不到。我和出版社之不同，主要是我不能考虑到市场，而出版社不能不考虑到市场。”(5)舒晋瑜：《十问葛浩文》，《中华读书报》2013年8月31日。事实上，对读者和市场的关注并没有促使葛浩文特意去选择翻译带有性爱、政治因素，或者讽刺、批评社会、唱反调的作品，也没有在翻译选材上向读者和市场妥协，或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反映出意识形态的偏见。实际情况是，他翻译完的稿件送到出版社之后都会遭到删改，而且他也注意到《纽约时报》的书评对销售有很大影响，并且书的封面如果有个性感的中国女人或是带有“中国禁书”的标签，销量便会略有提升。(6)Goldblatt，Howard.“Of Silk Purses and Sows’Ears：Features and Prospects of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Review，2000(59：1)，pp.22-23.译著的封面设计虽然不是他所能掌控的事情，但通过出版机构对于中国文学译著封面图像的设计，却能够反映文学系统外部因素对翻译的制约和对译作的影响。葛浩文之所以透露出西方读者对那些被贴上“禁书”标签的中国文学作品感兴趣，是因为许多优秀的中国作家作品对西方读者来说都太过晦涩难懂。在这种无奈的境况下，出版商不得不寻找刺激销售的办法。莫言小说葛浩文英译本的封面图像在设计时是否也加入了这样的元素？海外出版机构在莫言小说英译本宣传策略上发生了哪些变化？英语读者对莫言小说的期待是否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了变化？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历年出版的葛浩文英文译著封面寻找答案。对这些英译本封面图像的设计构图、字体、风格、主题寓意，以及封面图像带给读者的视觉联想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直观地发现出版社或封面图像设计者试图向读者传达的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异质文化信息。
图1
图2
图1是由美国Trafalgar Square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的《红高粱》封面，是莫言作品在美国最早的译文版本，整个封面充满血腥暴力。瓷器和红色象征着中国，瓷器上的龙和祥云图案都是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带着红缨的匕首和一摊鲜血为讲述“中国故事”营造出诡异而又危险的氛围。封面图像突出了原作关于死亡、流血和杀戮的主题寓意，然而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主题似乎被“谋杀”所代替。设计者的创意、鲜艳的色彩和精心设计的构图相互搭配，极大地刺激着读者的视觉感官，激发起读者的好奇心。封面上还引用了著名美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Amy Tan)对莫言的评价，“莫言有资格在世界文学占有一席之地，他的声音会找到直达读者内心的途径，就像昆德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试图以此来减少西方读者与中文原著之间的距离感。
图2是由美国Penguin出版集团于1994年出版的《红高粱》封面。该封面选用了张艺谋导演的同名电影《红高粱》中的画面，电影中“我奶奶”戴凤莲(扮演者为中国著名演员巩俐)的头像跃然于译著的封面上，但封面中间戴凤莲的头像却是用带着黑色边框的黑白照片形式呈现出来的，预示着小说女主人公的悲惨命运。女人加中国元素构成了这幅封面图像的主要内容，但同样“图不对文”，而是与以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相互呼应。可以说，这幅封面图像作为电影海报也丝毫没有违和感。该影片于1988年获得第38届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由此产生的巨大影响是莫言作品在海外得以迅速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也成为电影借助文学作品，拓展自身特有的表现方式和审美空间，转而与文学作品相辅相成的典型案例。文学与电影相互越界，这样的封面虽然能够激起读者阅读这部小说的热情，但却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文学面对影像媒介的无力感。
图3是由Methuen Publishing Ltd.出版公司于2006年出版的《天堂蒜薹之歌》封面。封面中，黑色的背景衬托着一个裸体亚裔女人的半身像，可以说与小说反映的主题毫不相关，给人一种色情小说的错觉。实际上，小说主人公金菊与高马的爱情并不是小说的主题。出版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异质文化语境和国外图书市场环境的制约，其对封面的选择也展现出他们对中国文学缺乏信心的状态，同时也体现出西方出版机构以性取悦读者的宣传心理。在对中国文学作品不甚熟悉的情况下，国外读者往往通过封面图像来判断是否阅读或购买一本译著。受到封面图像的吸引而购买该书的读者在阅读之后会恍然大悟，原来封面内容只不过是销售的噱头而已。文学中的奇观叙事就是如此，该封面图像为了视觉奇观而不顾小说文本的主题思想。女人的在场虽是奇观叙事不可缺少的因素，但封面中她的在场往往会妨碍图像对文本的真实反映。正如杰姆逊曾经深刻指出的：“在后现代主义中，由于广告、由于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领域等领域无处不在。”(7)〔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162页，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由于电子媒体在当代通信工具中的应用，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已经离不开视觉图像，对于文学的依赖性越来越小，造成当代社会普遍的阅读危机。“阅读危机，不仅仅是指阅读文学的人少了，而且指意识到文学阅读必要性的人少了。”(8)王泽庆：《传媒时代的“语-图”关系研究》，第2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这就给出版机构带来了很大难题，在设计书籍封面图像时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吸引到读者的注意力，激发起读者的阅读欲和购买欲，对书籍内容的真实反映反而居其次，这种情况在国外出版机构处理中国文学译作时尤为突出。
图3
图4
早期莫言小说英译本封面之所以会采用具有“东方主义”色彩的图像，原因在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不仅仅是文本语言的字面翻译，一本译著及其封面图像最终的呈现状态与文学系统外部的诸多因素息息相关。作为文化翻译的奠基人，安德烈·勒菲弗尔曾提出改写理论，并对翻译活动中的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等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1992年，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中着重讨论了这三个影响翻译的因素。他指出：“赞助人由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士，如编辑、出版商和文学评论家等”和“文学系统外的权力持有者或权力机构，如政府部门或出版机构组成”。(9)Lefevere，André．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p.15.翻译和文学创作所受到的外部因素通常足以促进或阻碍文学作品的阅读。在赞助人多样化的文学系统中，不同的文学观念相互竞争，试图控制整个系统中的其他文学观念，从而使其自身占据主动地位，这一点在莫言小说英译本翻译过程中尤其凸显。勒菲弗尔敏锐地察觉到来自文学系统内部和外部的两股力量在翻译过程中的这种抗衡。文学系统内部的专业人士通过其所处的特定时期社会中的主流诗学对翻译活动和译者进行干预，衡量翻译作品的优劣，从而影响译者的决策能力。相反，文学系统之外的权力持有者或权力机构，则在意识形态层面对翻译进行操控，试图通过控制文学系统与其他系统间的关系，达到文学翻译作品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间的高度统一，实现使文学翻译作品为权力持有者或权力机构的利益服务的最终目的。看似简单的译著封面图像却隐含着文学、翻译与图像之间隐秘而复杂的关系。
二、归化策略在译著封面图像中的显现
莫言小说的域外译介是中国与域外其他民族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显然，不论莫言的小说写得多好，如果不能传播出去，就无法被域外读者所接受，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的是归化策略还是异化策略，对译著在域外的接受至关重要。归化是在翻译过程中将外国文本转换为目的语语言和价值标准的做法，被美国意大利裔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称为种族中心主义的翻译策略。然而，与之相对的异化策略则体现出“将读者带到异国他乡”的多元文化价值观。在翻译界讨论已久的“归化”与“异化”之争，其实是价值立场和道德判断问题。翻译策略的选取并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与译者自身的文化立场有隐秘的关系。在受到视觉文化强烈冲击的读图时代，莫言小说通过翻译的渠道不仅跨越了文学的边界，其英译本封面的翻译过程也体现了异质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过程。由于书籍封面是书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先呈献给读者的内容。中国文学译作可以借助封面图像的艺术呈现达到在域外传播的目的，因此，域外传播的宣传倾向和译作的畅销与否，都与书籍的封面图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封面图像不仅作为“副文本”而存在，其自身就是一幅幅艺术品，决定着读者对文本内容的认可程度。接受度高的译作封面图像往往能够迎合目标读者的购买心理和阅读心态。可见，中国文学英文译作的封面图像只有符合译入语读者的审美体验和阅读喜好，中国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才会有更多的读者，才能够真正被译入语读者接受，这就需要封面图像设计者将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翻译”到译入语语境，并体现在封面图像之中。
图4是由Viking Penguin出版集团于1995年出版的《天堂蒜薹之歌》封面。在葛浩文对小说题目进行了归化翻译之后，“蒜薹之歌”变成“大蒜之歌”。由于中国与英语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文化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很难做到不出现误译。然而，误译却可以被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意为之的误译，另一类则是由于疏忽造成的误译。有意误译是指译者在进入异质文化模式时，出于某种目的或受到某种限制，而故意采取非对等方式进行的翻译。译者通过有意误译的方式进行翻译，目的在于满足接受语境的某种特定需要，这是葛浩文作为译者在作品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之间的挣扎与妥协。在这一例子中，葛浩文考虑到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做了改译处理。显然，如果将蒜薹这种中国特有的蔬菜作为封面图像，外国读者根本不知为何物，大蒜是西方国家人们经常食用的植物调料，但蒜薹在国外却不被食用。实际上，蒜薹是蒜苗在成熟之后从植株的正中间生长出来的花茎。人们通常所说的“蒜”是蒜薹在地面以下的根茎，因此，蒜薹应该被翻译成“garlic sprout”或 “young garlic shoot”，但如果在题目中这样翻译的话，英语读者肯定如雾里看花，因此，葛浩文对这部莫言小说的题目做了归化处理。出版社也选择用一枚大蒜的图像来设计TheGarlicBallads的封面。文学与图像是人类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图像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符号，读者对于符号的理解与掌握往往并不是一目了然的。文学语言具有准确明晰的所指，但图像则不然。通过对文学与图像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特别是对两者多义性的比较，可以看出文学与图像主体特征的差异，主要源于其创作主体的不同。
随着中国文学作品外译量的增加，中国文学外译中所采用的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也成为跨文化翻译研究的热门话题。由于原作与译作之间的文化差异，当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无法完全忠实地再现原作的文化内涵时，归化策略变成了他们的首选。葛浩文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为了既能最大限度地吸引英语读者的兴趣，又能展示中国独特的文化魅力，他不得不在某些地方采用了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事实上，意识形态、诗学和叙事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都在影响着葛浩文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在“莫言热”和“中国文学热”兴起，以及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现状下，更多的英语读者希望看到能够反映当代中国文化的忠实译本。正因如此，《天堂蒜薹之歌》的这一版封面图像也成了众多莫言小说英译本封面图像中的另类，必然被时代所淘汰。
三、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语图互文”
书籍的封面图像是书籍外在形象的体现，对于跨语言的译著而言，封面图像借助文化翻译，将视觉美感和异域文化内涵结合在一起，共同传达文学作品的主要思想和内容。在经历了之前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图不对文和采取归化策略进行误读的封面图像之后，突出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语图互文”封面图像终于在新世纪出现。随着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进一步加深，国外出版机构开始以富含中国文化深层内涵的图像来吸引英语读者，这已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除了艺术创新和商业竞争等原因，更是对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10)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的开篇中提出了这一观念。这一本质的体现。图5是由美国Arrow Books出版公司于2003年出版的《红高粱》封面。该封面采取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形式来表达作品内涵。封面以红色为基调，突出红高粱的颜色，由下至上颜色渐变为白色，使封面图像更具层次感。封面主体人物是一个挑着扁担的农民，背景是田地、房屋和远山，表达出该小说以中国农村为背景的基调。可以看出，在这一版莫言小说英译本封面图像中，出版机构已不再使用血腥暴力和女性画像来吸引西方读者的眼球。谭恩美对莫言的评价同样出现在图5中，“语图互文”显而易见。在译著封面中，若想借助图像表达一定的意义，文字的辅助非常必要。封面图像与文字的搭配能引起读者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图像设计者的意图，从而对读者的接受进行引导。语言与图像的结合，不仅有益于语言艺术，也能增强图像的思想深度。
图5
图6
图6是由Shyhorse Publishing出版公司于2012年出版的《天堂蒜薹之歌》封面。事实上，翻译是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较量妥协的过程，也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改写，甚至重塑。同样是题目译为“The Garlic Ballads”的《天堂蒜薹之歌》，在这一版封面图像中，一个骑自行车的农民在车架上驮着一大捆蒜薹骑行在绿色的田间。可以说，这个封面与2006年版本的“裸体美女”封面相比，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主义”色彩逐渐消失，画面内容与小说主题紧密呼应，吸引着读者对小说内涵的深入挖掘。图像中农民所穿的藏蓝色工作服正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标准”服装，标明封面设计者对那个年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可以看出，当语言文本被设计成准确达意的图像，语言文字表现的意义明确有所指，呈现视觉美感时，也能够加深英语读者对文本的接受，并避免读者在阅读莫言小说之前先入为主的偏见。
书籍封面图像不但能够体现译著的文化价值，还能够让跨文化读者通过对书籍的视觉接触，重视并认同作品本身。在当今电子媒介高度发达的时代，世界各国人均阅读量数值逐年下降，不容乐观。在书籍封面设计中对视觉文化的重视，将极大地提高书籍的吸引力，让人们重拾传统的阅读方式，回归到纸质书籍中来。我国文学图像学研究者赵宪章曾预言：“‘文学与图像’或将成为21世纪文学理论的基本母题。”(11)赵宪章：《“文学图像论”之可能与不可能》，《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这就需要对人们经常谈及却缺乏对其内涵深入理解的文学进行重新认识。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家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长期致力于探讨世界文学的当代处境与观念变迁，他在其著作《何为世界文学》中从文学的“流通”(Circulation)角度，把世界文学界定为“以源语言或译介语言离开生产国，穿越时间隧道，跨越空间疆界，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在全世界流通的文学”。(12)David Damrosch.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 p.5.
事实上，莫言在小说中所运用的语言非常具有画面感，但这种画面感不是直接得来的，他的文字令读者产生意象，虽然读者阅读的时候能在头脑中感觉到画面，但读者“看到”的画面则是通过自己的审美体验升华成的图像。这不仅是文学的语言魅力，也是莫言所追求的魔幻现实主义的语言特色。王宁曾经指出：“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翻译的中介，或者说是一种文化翻译的必然产物。”(13)王宁：《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第1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虽然图像研究目前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文化研究，但图像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也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而进一步加深。丹麦英籍跨文化研究学者、中国文学专家丹尼斯·金佩尔(Denise Gimpel)认为：“空间内有创造力的文化互动能够反映出对文化交流双方的理解并发掘出文化交流的无尽潜力。”(14)〔英〕丹尼斯·金佩尔、张喜华：《改变如何发生？——一种不同的文化研究方法的建议》，《社会科学辑刊》2014年第6期。因此，对中国文学作品封面图像的翻译与诠释也是文化互动的过程，译作封面的最终呈现可以被看作是不同文化立场相互磨合的结果。
图7是由Arcade Publishing出版公司于2000年出版的《酒国》封面，该封面突出了中国文化中自古以来对于金钱的崇拜，封面图像设计者将拼贴技巧运用在封面图像的展示上，三个封面人物分别为：中国民间神话中天庭的最高统治者玉皇大帝，中国人至今仍乐于供奉的财神爷，捧着整缸珠宝、人民币和百元美钞憨态可掬的送财童子。三个人物都面带笑容，气氛喜庆祥和，但在这祥和的表象背后却隐藏着惊人的秘密。小说中的“婴儿宴”与食人记忆在这幅封面中做了隐晦处理，“酒国”与金钱的关系更是成为引起读者思考的悬疑之处。进入新世纪，文学与图像的竞争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但它们在竞争的同时都尽力吸取对方的优势，然而图像满足了时代的需要，能够做到与媒介技术的与时俱进。
图7
图8
图8是由Peguin Group出版公司于2000年出版的《酒国》封面，在这幅封面之中，莫言的名字以红色为底色，且明显比作品题目要突出，字体也相对较大。这说明随着莫言在国外知名度有所提升，封面上醒目的莫言名字的拼写就可以提升读者的购买欲。该封面以一个正在举起酒杯喝酒的男人形象为主要意象，有趣的是在男人咽喉处有正反两个欧元的标志叠加在一起。在男人腹中有一个大头朝下的婴儿，其手臂、大腿与耳朵分散在男人的腹中。背景中散落着四只饭碗和中国人典型的饮食用具——筷子，远处有一个身穿红裙，手拿红扇的女人形象。男人腹中残破的婴儿肢体意象不禁让读者联想到骇人听闻的“婴儿宴”。在《酒国》中，莫言“使用拼贴的叙事技巧将小说人物李一斗个人化的记忆书写穿插在不同的故事层面，虚构人物‘作家莫言’借助李一斗书写的‘肉孩’商品化记忆重构骇人听闻的‘食婴’这一‘吃人’的叙事传统”。(15)柴鲜：《符号化的“食婴”记忆——莫言〈酒国〉的文化命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封面图像对于小说内容与情节的剧透将会激发读者的好奇，并极大地增加译著销量，图像设计者的用意十分明显。
四、21世纪莫言译作封面图像艺术形式的创新
进入21世纪后，葛浩文翻译的莫言小说封面图像的设计元素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以前用血腥暴力、裸体美女等画面来吸引读者眼球，变化为比较含蓄、寓意丰富、充满艺术特质的封面。由于深入了解中国文学的外国读者越来越多，那种标题党式的封面已经难以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与主题内容接近的、带有中国文化元素的艺术设计已成为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封面图像的主旋律。图9是由Arcade Publishing出版公司于2004年出版的《丰乳肥臀》封面、图10是由Arcade Publishing出版公司于2008年出版的《生死疲劳》封面、图11是由Seagall Books出版公司于2012年出版的《四十一炮》封面。其中最有理由采用女性身体做封面图像的《丰乳肥臀》却出乎意料地反其道而行。图9设计者用中国传统花色的图案做背景，以整版篇幅来表现放大的书名，并没有用展示女性器官来提高销售量的意图，整个封面设计显得非常有设计感，不落俗套。实际上，这本书的书名就足以吸引英语读者的广泛关注。虽然封面图像被文本内容决定，但封面图像同时也能升华文本内容。
图10《生死疲劳》的封面则以中国红作为底色，图案中心是一个泥塑的大头婴儿，下方为代表佛教轮回概念的半圆形状。这样的设计组合在一起表达了这部小说的主线：一个被冤杀的地主西门闹经历了六道轮回，分别变成驴、牛、猪、狗、猴，最后托生为一个智障的大头婴儿的生死疲劳的故事。该封面图像与小说主题完全一致，已经将小说的主题，即地主西门闹和农民蓝解放这两个家庭半个多世纪以来与土地的关系以及中国农村的巨大变迁完美地体现出来。
图9
图10
图11《四十一炮》的封面是内容最为繁杂的一幅。“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12”的字样以红色为底，非常醒目，此外，驴、猪、马、鸡的形象分别以写实、写意、剪纸和贴图的形式融合在一起，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图像艺术有了计算机的辅助，使人类的审美达到了纵深化的效果。这个以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农村改革为大背景，通过一个农村孩子的视角来反映农村改革初期新旧观念和势力无法调和的激烈冲突，展示出人性的异化和裂变。在这个封面图像中，黑、红颜色的运用所产生的视觉冲击正好与作品主题相互呼应。
图12是由Hamish Hamilton出版公司于2009年出版的《蛙》封面，以山与水作为背景，从上至下以白、蓝、黑的渐变色作为封面的底色：用墨的浓淡变化来凸显封面的“墨韵”特色，在山间骑自行车的女性是封面的中心人物。小说中的“姑姑”作为助产士为新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操劳多年，经常骑着自行车奔波在乡间的山水之中。这幅封面图像与莫言选取“蛙”作为书名异曲同工，掩盖了中国计划生育的主题，进一步增加了小说的神秘感。
图11
图12
图13是由Viking出版公司于2015年出版的《蛙》的封面，干净整洁，红色的书名被拉伸至最大化，书名上方的鸟巢里半躺着一个娃娃，冷眼看着这个世界。莫言的名字下方写着“Winner of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和 “Author of Red Sorghum”的字样，足以看出诺贝尔文学奖的影响力，以及《红高粱》在莫言所有作品中的地位。
图13
图14
图14是由Arcade Publishing出版公司于2001年出版的《师傅越来越幽默》的封面，以暗色调为主，墓碑的意象来自于这部小说集中的一个短篇《灵药》。英译本《师傅越来越幽默》与中文版在内容编排上有所不同。中文版内包含9部短篇小说，而英文版只有8部，包含了在中文版中所没有的《灵药》。故事讲述的是听信了吃人胆能明目这一偏方的孝顺儿子为了给老母亲医好眼病，把刚刚被枪毙的犯人的胆端给母亲服用，母亲得知胆的来历却被惊吓而死。这个惊世骇俗的、与死亡有关的故事构成了这部短篇小说集封面所反映的主要意象。
图15是由Seagall Books出版公司于2010年出版的《变》的封面，以暖色调为主。色彩是封面设计中最具感染力和表现力的要素。图像中黑白拼贴的小男孩形象代表着这个自传性质的中短篇小说中主人公的成长变化经历，这种设计正如文学创作对于电影中“蒙太奇”和快速场景转变等手法的运用，使得小说中的时间空间化，给人以新奇的审美感受，突破读者的阅读期待。
图15
图16
图16是由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出版公司于2013年出版的《檀香刑》的封面，采用中国传统戏曲中老生的人物造型，长长的黑须遮盖了嘴部，由于画面不完整，人物只有一只眼睛露出来，其黑白分明的眼仁却流露出绝望的神情。封面人物与小说中为替妻儿报仇，聚众反抗德国侵略者，却最终被施以极刑——“檀香刑”的悲剧主人公孙丙的人物形象极为吻合。作为剧团班主的孙丙，其猫腔唱词在小说中被葛浩文以极为高超的技巧合辙押韵地完美翻译出来。读罢小说，读者再看到封面人物，不禁会感到孙丙悲伤苍凉的唱词仍然在耳边回荡。封面图像以中国戏曲中的人物脸谱形式来表现山东半岛的地方戏，足以吊起西方读者的胃口和阅读该书的欲望。
从上述莫言作品英文译作封面的比较和分析中不难看出，在异质文化语境和国外图书市场大环境的相互制约下，西方出版机构及图书封面设计者在推介莫言小说的英语译作时，为了起到更好的宣传作用，采用了多种方式：以血腥暴力的画面来吸引读者、以作品改编的电影中的人物形象作为封面图像、以中国女性形象作为封面图像，以此来满足国外读者对中国的“东方主义”想象。进入21世纪，封面图像的设计风格发生了质的飞跃，以中国绘画特色来暗示作品的中国题材，以写意手法来抽象地展示原作的主题意象，以对原作文本内涵的深入阐释反映作品主题等。在消费文化的推波助澜下，视觉图像的激增成为必然。进入21世纪，人类开始生活在存在经验与文化消费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盖因如此，仅以裸体美女的配图作为封面图像，已无法使西方读者通过译作的封面感受到文学作品的深度。因而，译本封面图像应该在把握文本要义的大前提下，通过高度概括性的整合，融入设计者的创意理念，通过构图和色彩的巧妙搭配来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对域外读者产生强烈的感染力，从而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总体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赞助人的西方出版社在封面图像中以“东方主义”的思维逻辑来满足读者猎奇心理的做法逐渐改变，具有不同时代特征、异质文化元素，以及主题隐喻的封面设计，在新世纪开始受到域外读者的欢迎。
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学的疆界越来越大，实际上，“文学疆界也是一种文化认同”。(16)綦天柱、胡铁生：《文学疆界中的社会变迁与人的心理结构——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福克纳和莫言的文学疆界为例》，《社会科学家》2015年第8期。许多在过去被认为不属于文学的事物今天已经逐渐进入了文学的殿堂，例如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出乎意料地颁给了美国摇滚、乡村音乐艺术家鲍勃· 迪伦(Bob Dylan)，以表彰其“在美国歌曲传统形式之上开创了以诗歌传情达意的新表现手法”。(17)郑文静：《写歌也能拿诺奖 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鲍勃·迪伦》，引自人民网http：//culture.people.com.cn/n1/2016/1014/c22219-28778182.html。这让人禁不住想到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图像是否会进入文学的概念之中，以后诺贝尔文学奖也许还会颁发给文学编辑、文学作品封面图像设计者、出版家，等等。因此，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必定是跨文化和跨学科的，这才能够使文学研究真正成为一种多面向的立体研究。“任何一门人文学科风尚的改易都不会仅仅起因于学科内部，而往往更多地受到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外部力量的推动。”(18)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可以说，文学疆域的极速扩张受到电子信息技术发展的影响，不仅使文学研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图像研究也在全方位发展。这也赋予了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声音的大好契机。
随着中国影响力的逐年提高，中国文学已经进入世界文学版图，并试图从边缘走向中心位置，争取更多的域外读者。尽管在现阶段，一部分译作封面图像的最终呈现是对原著的叛逆和对读者市场的妥协，但这也是由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体系中的地位和现状所决定的。当反映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学作品在西方被普遍接受以后，译作的封面图像就不会再受英语读者阅读偏见的束缚，可以更加充分灵活地呈现中国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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