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佳燕

　　对于大多数写作者和青年而言，城市是一个相当熟悉与切身的概念，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运动的必然结果。城市具有现代性，其开放的端口更能接入诸多外在元素。它的内部也同样繁复压抑并充满变数。由乡村流入的人口与城市的原住民杂居融汇一起，涌现不断变化交融的万千景象。城市在这个时代成为膨胀的实体，膨胀的切片就像鱼身上的鳞，几乎可以触摸。但是城市也有虚幻性，五光炫惑令人捉摸不定。它又是一个文学不得不进入的现实场域，辽阔、博大。文学面对城市生活的缺席或至少是与城市现实不那么匹配——成为部分作家的写作焦虑。在当下的文学现场，乡村文学经验一直是我们的主流文学。如何表达新的现实，如何进入城市，越来越成为某些作家试图大展拳脚的新的文学路径。城市文学因此将随之不断生长壮大，它面向不可知或可期许的未来，有着无限的生命力和可能性。

　　由此我们来梳理湖北作家曹军庆的创作历程。随着他生活轨迹的变化和对城市的深度观照，这几年对他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就他近年来所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来看，似乎可以说曹军庆已然完成了由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的转型。前者以他的“烟灯村”系列乡土小说为代表，过渡阶段是他的县城叙事，近年来他集束性思考并创作了“东湖故事”系列和以“会见日”为题的系列戒毒故事。这两个系列的城市书写，意味着曹军庆正在努力辨认并书写游荡在城市里的人物面孔，这成为他城市文学写作的突破口。他抓住“东湖”——这个武汉拥有的国内最大的城中湖作为写作背景和故事发生地，把他对当下城市的流动性、变化性、模糊性与复杂性的思考涵纳其中，重点关注的是青年——这个生活在城市里的庞大群体与城市品格的重要指征，他们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面貌。他意不在呈现一城一地之风土人情，或与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的地域性格，而追求城市文学超地域性的、共通性的那部分。武汉也好东湖也好，只是他共通性思考落地的一只盒子或一颗种子。这让曹军庆的城市书写与以前的汉味小说区别开来。他既让我们看到了城市文学的新书写，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如何从武汉这座交通便利、发展后进、面目模糊的城市中所生发出的中国城市的普遍性和复杂性，还让我们看到了当下青年在城市里的各种境遇。他们是怯懦退守的逃避者、忘恩负义的成功者或是屡被算计的失败者。在城市的荒原里，他们面临的现状是歧路丛生却又根本无路可走，由此延伸出个人、城市与时代三位一体的复杂关系，让人反思当下的社会现实与时代症候。

一、青年与歧路

青年的境遇和出路是曹军庆城市写作的关注重点。他们是城市奋斗打拼的庞大人群，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和新生力量。青年在城市里的状态与出路如何，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的发展机制是否良性运转和可持续性。从2015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云端之上》，(1)曹军庆：《云端之上》，《长江文艺》2015年第11期。到2017年发表的短篇《我和小丹在一起》(2)曹军庆：《我和小丹在一起》，《江南》2017年第4期。中篇《林楚雄今天死在马鞍山》(3)曹军庆：《林楚雄今天死在马鞍山》，《花城》2017年第6期。《老鼠尾》，(4)曹军庆：《老鼠尾》，《长江文艺》2017年第12期。曹军庆对青年在城市的生存状态给予了持续关注与思考。小说中的主人公出身不同、身份不同，在城市的现实遭遇和精神状态亦各自不同，却面临着共同的歧路与困境，让人扼腕叹息，更发人深省。

　　《云端之上》与《我和小丹在一起》集中凸显了当代青年生活方式的普遍特征：一个是宅，一个是网络。这些精力旺盛的青年可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重要原因就是注意力的转移：一定有什么更有吸引力的东西让他们放弃了对外在世界的实地踏勘，放弃了与人面对面的因缘际会，或者一定有另外的方式同样可以满足他们在现实世界里的需求。这个让他们可以宅下来的吸引力在《云端之上》里是互联网，在《我和小丹在一起》里是充气娃娃。这两样东西都是现代科技的产物。青年人当然可以及时充分地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和好处。男青年焦之叶每天晚上精神抖擞地坐在电脑前，借助网络穿越到云中之城，按照严格的时间分配和角色扮演与各个女人缠绵周旋，分身有术。另一个男青年苏长河无视办公室女同事的求爱表白，一下班就关在家里享受自己与充气娃娃的二人世界。作者使用了大量的铺垫与悬疑，试图说明充气娃娃对于男青年而言绝不单单是满足性的需求，更多是出于个人情感的需要。这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所有在现实中无法解决的问题，都可以在虚拟中实现，可以借助人工智能(AI)来完成，充气娃娃的升级版不就是已然问世的性爱机器人吗？它成了人们自由想象、释放压力与欲望膨胀的乌托邦。然而事情又远没有这么简单，焦之叶并不是一个网瘾青年，苏长河也并不是一个恋物癖患者，那一定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焦之叶的家中幽闭、沉溺网络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对外在世界的恐惧和不信任。他在武汉“独在异乡为异客”，找不到存在感与归属感，他自己在各种器皿里种植蔬菜只因为外面的一切食品都变得可疑，他把自己宅成一个深度社交恐惧症患者，宅成一只做茧自保、逃避到底、自取灭亡的蛹。而苏长河去爱一个充气娃娃在于婚姻情感给他带来的伤害和恐惧，“就像害了一场大病”，他丧失了对女人的根本兴趣和信任。他宁愿把自己的主体情感投射寄托到一个充气娃娃身上，并且奇异地获得了内心安宁。那是一个没有怀疑、背叛、麻烦和伤害的理想对象，也是一个充分以自我为中心、满足个人需求的完美自我。所以，苏长河的情爱转移、恋物癖好只是现代文明带来的一种深度自恋。小说对现代性的反思由此渐次明晰。现代生活令人们过着双重生活或者是有些分裂的生活，一方面是现实生活，另一方面是网络生活。现实生活的各种危机与陷阱：可疑的空气、食品、药品，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提防、互害模式，加剧了青年们向网络生活的倚重、龟缩和遁入，网络生活即使没有全部至少也是部分地替换了他们的精神生活，我们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地：没有网络几乎无法证明我们还活着。这种对虚拟网络乃至人工智能、对饱含自我投射他者的极度依赖很可能带来另一个必然的结果，那就是人的行动能力和交流能力的丧失，进而导致主体愿望的落空和主体能力的丧失。而那个随时准备补缺的、至少可能部分占领外面世界、蚕食人的主体能力和主体地位的影子又会是谁？实在是难以预料又让人忧心。

　　《林楚雄今天死在马鞍山》塑造了一个新时代的青年失败者形象。林楚雄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在某高校当保安，住在蚁族聚居的城中村。他本该是一个励志的榜样，因为他上进、思变，身在城市底层却一直在坚持考研究生。然而就像他的本名是因为父亲的感恩顶着死人的名字一样，林楚雄的运气不好，屡考不中，他因此被别人当成一个怪人和笑话，他的失败被人无情嘲笑，连工作都因此被发配到一个被人冷落和遗忘的地方。后来林楚雄总算熬来了自己的一点好运：他意外获得了教授夫人郝意芳的爱情。这爱情里有对不同阶层的好奇和探究，有母性的怜悯和疼惜，更有郝意芳自己婚姻的缺憾，从而在林楚雄那里找到了认同感：“他们的孤独是一样的”“她从林楚雄的失败中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失败”。两个人的爱情于是有了相互取暖的意思。然而连这恩赐的爱情也被这个倒霉蛋亲手葬送了。因为物质，因为一个貌似富二代的女孩的闯入并直接打给他二十万元让他去看房首付。“我想抄一段人生的近路，虽不光彩，但也并非是恶行”，由此可见林楚雄的一丝无奈，或者说，他坚持考研也好，出卖爱情也好，一直是为了改变自身的现实处境尤其是物质的处境。在此面前，爱情和尊严都显得奢侈或微不足道。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郝意芳的爱情转身投靠于富二代，以为这是生活对他更大的青睐。殊不知却由此陷入科学家、商人和艺术家精心编织的巨大阴谋算计之中，逃无可逃，死无其所。这是一场高智商的完美谋杀，每一个同谋都各取所需。而对于失败者林楚雄而言，这场巨大的灾难肇始于他短暂的一生中唯一获得的真诚、尊重与爱情。无论他舍弃与否，他的命运从他跨越阶层、接纳郝意芳的爱情那一刻就注定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与倒霉蛋。

　　有那么多失败的青年至死在追求成功、寻求上升通道的途中，好歹也有凤毛麟角的成功者。《林楚雄今天死在马鞍山》里的摄影师黄子麦算一个，《老鼠尾》中的公务员崔国松更是佼佼者。黄子麦是个颓废悲观的艺术青年，他也有梦想并且一直在追逐路上。但是他的审美趣味病态极端，或许在现代环境下获得成功太难，但为了搏出位必须偏激极端。为了拍出伟大的作品他一直在寻找自杀者，找不到正在实施自杀的人他就自己炮制、目击并终于拍摄到了一起他人的自杀。他的以丑为美、把雾霾当作仙境是对这个时代病症的绝妙讽刺。因为林楚雄拍婚纱时的意外坠亡，黄子麦如愿拍到了伟大作品，从此光芒四射。他为了所谓的艺术置他人生命于不顾，为了成功直接谋害他人性命，这样的艺术和成功本身是值得质疑的。崔国松为了成功更是不择手段，他就像是林楚雄的反面镜子。崔国松出身不幸，幼小失去恃怙，成为一名孤儿，靠吃百家饭和偷窃维持生存。让他没有堕入问题少年的转机是资助者苏亚娟的出现。她是一个有着童年创伤和产后抑郁症的中产女人，她对崔国松的幕后助学只是出于自我的补偿和拯救，却让崔国松一下子攥住了改变命运的稻草。他是机灵的狡黠的圆滑的，他会察言观色相机而动。他很快完成了从一个劣迹斑斑的坏小孩向勤奋好学的好学生的转变，顺利考上大学进入城市，并借苏亚娟一家的引导见识了城市生活的优渥丰富，让他恍若梦境涕泪横流。“他不仅感恩他有了这样的干爹干妈，同时也感恩亲生父母在他们不妨死去的时候死去了”，城市生活为崔国松打开了全新诱人的一面，他的心思不在感恩，而在追求更大成功的勃勃野心，那些帮过他的人成为他人生向上的台阶和云梯，他要一步步爬上去。所以后来崔国松参加工作后在干爹和直接领导之间蹿来蹿去左右周旋就不难理解了，他是一个没有立场、不讲感情的人，他为人处事的最大原则就是利己。为此他甚至利用同事罅隙，促成干爹周伯雄畏罪自杀。崔国松在他还算年轻的时候就被提拔为处长，算是获得了事业的成功。但是他还不满足，他又开始觊觎周家的财富。他和曾经的资助者现在的干妈关系打得火热，他等着周家唯一的儿子因为吸毒而成为一枚死棋。就像崔国松出于“为我所用”原则找的同类加女友丁银花所说的那样，他“完全可以不做贪官”，却“可以不动声色坐享一辈子”。说到底，《老鼠尾》讲的是一个出身底层、忘恩负义的青年如何借助和利用他人的帮助步步为营、获取成功的故事，这是一个新版的“农夫与蛇”的故事。这样的成功者让道德蒙羞，让助人者心寒，让人看到打通关节、走向成功的重要通道和比比皆是的无奈现实。而白眼狼之所以可以步步得逞，不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环境和每个人都有不愿示人的隐私、软肋和把柄吗？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的深微和世风的改变。

　　当下城市青年的命运牵动人心。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是一种，曹军庆笔下的城市青年是另外一种。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草根一族，涂自强是朴素的、正面的、阳光的、上进的，他的奋斗途中遇到了很多好人，他自强的徒劳、奋斗的无效、贫病而终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源于那个看不见的社会运行机制和规则。曹军庆的城市青年形象则更为复杂多样，他们当中有众多跟涂自强一样的失败者，也有怯懦恐惧的逃避者和终于搏得名利的投机者，同时无论奋斗成败，他们自身都有着这样那样的毛病和弱点；无论退守还是出击，他们都是目标明确、始终如一的行动派，要么一宅到底，要么使劲往上爬，而少有鲁迅小说人物式的思想的耽溺和负担、行动的犹疑和彷徨。从这点上说，曹军庆塑造了新的城市青年形象。他们如浮萍一样在城市的荒原中漂泊挣扎，以为随手抓住的一根水草就是新的改变，就是一种出路，没想到却误入歧途。无论是道德的完善还是个体的尊严还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于他们而言都有几分触不可及。踩着别人往上爬的崔国松算是青年中难得的成功典范了，可是他不也有罪感萌生、担心报应的时候吗？既然是歧路丛生，那么何为正途正道？是社会的公平正义、道德伦理不失序失范吗？从这些青年身上，曹军庆更想探讨的是城市里的世态人心和由此折射的社会问题。

二、城市与人心

作为资源、商业、文化和人口的汇聚之地，城市总会走在时代的前沿，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要表征。除了少数农村留守者和城市反哺者，那么多形形色色的人群居留在城市，成为城市建设和城市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一城有一城之风俗品性。武汉作为长江中部的大都会，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水”意象，永远在熙来攘往，迁移融合，流动不居，海纳百川。武汉在中国的版图上拥有绝佳的地理位置和交通优势，但是它的文明和发展程度又不及北上广。武汉作为一座城市的流动性、融合性、面孔的模糊性(犹如《林楚雄今天死在马鞍山》中提到的生活中经常重合雷同的人名和地名)、多样性，让它具有中国城市的代表性和普遍性，或可成为观察中国城市发展进而观察整个社会人情的一个窗口、缩影和样本。也因此曹军庆的城市写作才会把重心放在东湖故事集的创作计划上。他以东湖之畔的一个个地名为地理坐标，从落雁岛、马鞍山到老鼠尾，串起他对当下城市生态与人心人性的多角度思考。

　　我们置身的自然环境，与乡村的空巢和土地的抛荒不同，城市里的环境问题就像我们习以为常的雾霾一样，是无处不在的安全问题：空气、水、食物、药品、化学剂，每一样都铺开一张巨大的网，以一种日常的方式悄然侵蚀着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向影子射击》里的富人因此选择吸食人乳，而奶娘的儿子喝了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成了大头娃娃。《云端之上》里的宅男出于对外部世界的深度怀疑和恐惧连外卖也不叫了，而宁愿自己如诺亚方舟般地保存种子和种植蔬菜。《林楚雄今天死在马鞍山》里在化工厂上班得了肾癌的女人，给蔬菜使用农药的菜农，还有那个最终可能出炉的令人震惊的马鞍山配方是通过化学药品来制造假的天然食材，简直是人类未来生活的一个噩梦。这些体现了作家对于环境问题的持续思考和忧心忡忡。就像《老鼠尾》里从田地里爬出的巨型老鼠和群鸟争食鼠肉的场景带给人的恐怖魔幻之感，影射的是乡村的环境问题；而在人口密集的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则进一步加剧了人的不安全感和人际间的不信任感，形成让人痛心的社会互害模式，也加剧了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

　　上述现象的根底在于我们的社会生态。商业资本的运作，消费主义的盛行，人的自私与逐利本能被大大激发，以致做出伤天害理、丧尽天良的事情，反过来又加剧了环境的恶化。并且失德被忽略，造假被鼓励，恶行被默许。这不就是《老鼠尾》里崔国松的成功之道吗？他的成功，也许正被无数的失意青年所羡慕和效仿。他在官场上的察言观色和如鱼得水，也可以让我们一瞥基本的官场生态：要稳定不要风险，平庸无为的人也许更容易晋升。某种程度上说，《林楚雄今天死在马鞍山》里的三个成功人士都是造假高手。丧失饥饿感、得了富贵病的开发商周铁扬为了赚钱忽悠官员仿造古唐城，贩卖伪民俗文化；郁郁不得志的艺术家黄子麦为了拍出伟大的摄影作品不惜制造一起假的意外死亡事件；而土壤学教授李中华就更不用说了，他因为报私仇利用手中的科学技术研制假的天然食材配方。

　　曹军庆由此深刻反思了现代科技。现代科技在科学家的永久探索下如同一把巨大的双刃剑，就像人工智能带给人类的无限延伸一样，科技带给人的是进步还是自戕，是机遇还是挑战，是惊喜还是噩梦，需要时刻提请警省，小心应用，尤其不能被别有居心的人所利用和反噬。在这里，身为科学家的李中华潜意识里还是有罪恶感的，不然他不会那么决绝地选择丁克：“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罪孽加给我们的后代，我们自己都活够了的地方，不能把他们也带过来。”

　　文学是人学。曹军庆的城市写作最终要关注的是人的精神状态，反思幽深莫测的人性和我们的人文环境。他在《奶奶的故事与文学的可能》(5)曹军庆：《奶奶的故事与文学的可能》，《长江文艺评论》2016年第2期。一文中讲到奶奶对他写作与做人的启蒙：“我突然发现我奶奶一生都在讲着同一个故事，那就是善恶终有报。与其说奶奶在讲故事，不如说那是某种信念，有关人类童年和个体童年所坚信的那种带有根基性的信念。”这可以视作曹军庆小说中所有的灰暗阴郁之下竭力抵达的温暖正义的人性底色。奶奶这个传统的讲故事的人为他树立了基本的写作标杆或信念：去发现和赞美那些人世间的温暖情义，去揭穿那些数典忘祖、忘恩负义的冷酷自私的人。《老鼠尾》里的崔国松就是一个典型的背弃传统、丢掉来路的忘恩负义之徒，是他恶劣品性的积累和喷发，也是现实环境的激发和教唆。不仅如此，就像“老鼠尾”所隐喻的那样，本来被人当作爱情的飞地，结果是一块不祥之地，所有去过老鼠尾的人都面临着这样那样的歧途或厄运：老谭先是在谈恋爱的时候被人打劫受伤，后在做媒相亲的时候猝死；苏亚娟与周伯雄的婚姻从他们相亲的那一刻起就注定黯淡无光，而她想通过对别人的资助来自我救赎没想到却陷入一场更大的阴谋与骗局；而白眼狼崔国松的阴谋与爱情呢，他的贪欲和偶尔来袭的罪恶感以及他未婚妻的焦虑(只要一焦虑就会抠自己的眼珠子)也许让他永远难以获得内心的安宁。在《林楚雄今天死在马鞍山》里，爱情成了最奢侈又可有可无的东西，让林楚雄这样的底层失意者也可轻易舍弃和出卖。或者就像《云端之上》的焦之叶和《我和小丹在一起》的苏长河一样，根本就不碰爱情，或者不与人谈爱情，他们已经丧失掉经营人际情感的基本能力，丧失掉了爱的能力。在现代环境下，人的物化与异化就像空气中的雾霾、土地的荒漠一样无处不在，苍白贫瘠。一方面丢了来路，丢掉了不能忘恩负义的古老训诫；另一方面也去路险恶，环境的恶化、科技的进步带来了无尽的挑战与伦理的危机，考验着人们面对诱惑时的克制与良知，也考验着在城市商业大潮中摸爬滚打的人心人性。尤其是在城市里打拼的青年人，一边是奋斗的徒劳无门，成为彻底的走投无路者；一边是侥幸的成功上位，成为坚定的损人利己者；一边是社交的恐惧和身体的幽闭，成为一宅到底的虚拟沉迷者；一边是精神的伤害和心灵的幽闭，成为情感转移的恋物癖患者。无论成功失败，他们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疑难都饱含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丰富芜杂并直指人心的部分，意味深长，让人深思。

三、想象力与真实性

某种程度上说，想象力是作家创作的生命力所在。好的文学作品、好的现实譬喻只有插上想象的翅膀才能飞得更加清晰高远。然而当下很多文学作品让我们看到了想象的苍白虚弱，只能贴着地面匍匐向前，或者就是社会新闻事件的演绎或串烧，让人看不到文学更加丰厚的审美承载。近年来网上有句戏谑之语“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那么对于写作者而言，是什么限制了作家的想象力?我想一个是现实的深陷束缚了他们的思维和想象，或者直接形成了一种务实的思维定式，天真烂漫、天马行空的想象于他们有些遥不可及；一个是现实生活本身的丰富芜杂荒诞魔幻已经足以令人目不暇接张口结舌，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就像有句话说的“现实远大于想象”，那还怎么能够生发另外的想象呢？对于小说创作而言，想象力就是小说家虚构能力的最高体现。

　　由此检视曹军庆的城市文学创作，我们发现他在有意识地淡化之前县城叙事乃至乡土写作中浸淫的强烈的先锋色彩，比如故事的套中套结构，视角的多种转换，人称的多重指代，对话的穿插跳跃，叙事的中断、陡转、剪辑与拼接这些被他运用得烂熟的技术手段，而是多了份老老实实描摹现实人心的耐性和从容，就像他自称是一名现实主义作家一样。他的现实感如此之深，他对现实的关注与思考如此感同身受，以致他根本没有兴趣或精力去探究那些重大深远的历史领域。即便如此，曹军庆的现实主义写作又并不是那么琐碎切近的写实，绝非完全贴着生活与地面，依然有很多旁逸斜出的部分，有很多超现实的处理。那是先锋精神的遗存，更是想象力的伸展带来的飞翔的力量和深长的意味。如《云端之上》里对武汉上空的云中之城的想象。它也有城市的街道、酒吧、咖啡馆、各种职业和男欢女爱，最奇谲的是现实中人可以进入云中之城同时体验多重角色，阴阳相隔的人可以借由通灵师互相传话。它是释放人性的梦幻之城，也是现实世界的对照和讽喻。《落雁岛》里关于岛上同学会假面游戏的设计和想象。同学们看似卸掉了世俗身份，开始平等而新鲜的角色体验；可是又设置了岛主这样一个有着巨大权力诱惑的不平等角色，让一场表面的狂欢之下各怀鬼胎、暗藏杀机。为此同学们真是殚精竭虑怪招频出：有人去扮演土匪乞丐历史人物，有人化装成有精神病的另一个同学，有人干脆就直接让死去的同学复活。这些突发奇想后面是无处不在的私欲膨胀和权力渴望。《林楚雄今天死在马鞍山》最令人叫绝的是对于雾霾的想象。它在变态摄影师黄子麦眼中被视为孜孜以求的人间仙境。可是变态的远不只他一个人，还有那么多想拍出最美婚纱照的年轻人挤破头出高价去约请他，并且任由他进行各种怪异夸张地摆布。雾霾这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越来越成为当下生活的一个常态，又像是人们现实处境的一个绝佳隐喻：我们置身其中深感无力，却在浑然不觉间被它异化和改变。《老鼠尾》里乡村冒出来的硕鼠跟“老鼠尾”的地名一样，是邪恶不祥的象征。人们对硕鼠围追堵截、火熏狗咬，终于把它逮住炖上，然而硕鼠肉如此酸腥恶臭难以下咽，于是切碎了撒在树枝上喂鸟。那群鸟空战、争食鼠肉的场面壮观暴烈，就像是末日降临。抢肉的鸟儿死伤不少，它们因此避免了一场人间残杀，却让吃过老鼠尾的崔国松有跟人打架的冲动，也在他心里种下了邪恶的种子。这种魔幻想象既是危机四伏的环境问题的影射，更是人心浮躁欲望疯长的世相捕捉。

　　由这些奇异生长的想象力，涉及曹军庆小说创作的另一个问题：真实性。所有的文学样式，所有的艺术表现，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去接近和抵达真实，关于社会的真实，人性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乃至整个世界的真实。正如诚实是说话的最高伦理一样，真实性也是写作的最高伦理。曹军庆首先想做一个诚实的写作者，写出他所看到的真实，揭示他所认为的真相，尽管那只是世界的部分真相或者某种可能，至少这是他对现实和自我的忠实。在《奶奶的故事与文学的可能》一文中，他这样谈道：

　　“我曾经试图相信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写作的目的就是要揭示这世界的真相。作家有能力也有责任通过虚构来抵达真实，即使不能抵达至少也要接近这世界的本质。……你不能肤浅地照相式地复制世界的表层，你应该一层层地剥开、深入进去，深入到世界的背面去。”

　　“对真实的苛求，对真相的苦苦追寻，是一个作家的使命。……但是所有的写作又似乎在证明：这个世界是不能被穷尽的。正像已知的科学只能解释很小一部分世界一样，文学所能揭示的真相也极其有限。”

　　“于是我所能做的便是安于我自己的局限，在我目所能及的地方，在我所能掌控的地方，尽力去表达我对这世界的看法。我已经不再企求能够揭示真相了，有可能我只能说出一部分真相，或者只是我以为的那部分真相。这些或许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一定走在通往真实的道路上，在通往真实的道路上我能走多远并不由我自己决定。但是我不能伪托，我不能伪造现实，这是最基本的标尺，也是最基本的良知。”(6)曹军庆：《奶奶的故事与文学的可能》，《长江文艺评论》2016年第2期。

　　这是曹军庆的写作自白，他如实交出自己所有的思虑与雄心，怀疑与笃定，局限与可能。与他对真实性的执着追求相伴而生的，是深刻的怀疑精神。不放过他所接触的一切，当然也绝不放过自己，在别人(作品人物、预设读者)怀疑之前，他自己先展开质疑，在别人开始否定之前，他先自我否定。这是曹军庆追求真实性的叙事策略的最高境界，即在对真实的不断质疑与拆解中去接近真实，在对世界的怀疑与追问中去揭示真相。这无疑是更为接近世界本身与现实本质的更高级与复杂的真实。那真相与本质就在质疑与真实的对立统一之中。从曹军庆对青年们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的触摸与想象中，从他以东湖故事为窗口对中国当下城市世情人心的洞微烛幽中，我们可以切身地感受到他对这个时代的深刻体察。他如实记录着他所看到的部分真相，诚实表达出他的忧思与困惑。

　　曹军庆的小说风格经常被指认为奇崛幽暗，但是近年来他有意选择去位于城市边缘的一家戒毒所体验生活，深入沉潜，在暗处捕光，努力想要成为希望的挖掘与提示者，寻找新的写作生长点。他的《会见日》系列短篇小说技法娴熟，叙事密实，是对特殊人群和时代暗区的正面强攻、直击事实。作品以网状结构和散点透视，揭开个人和家庭伤疤，也探幽社会与人性，写尽了暗区里的秘密与伤痛，也传达出涉毒者在泥淖中的自救意识与求救愿望。他们就像溺水者胡乱伸出的一只只手，或一个个世界尽头的迷失者，竭力在喑哑里呼救，在灰暗中趋光，于绝望处找寻希望。有了这种对人们寻找希望与救赎的勇气及努力进行捕捉的写作者，有了这种对时代现实和人类困境保持敏锐并感同身受的写作者，我们的文学才变得更加丰富、强大、贴心而有意义。

　　正如理查德·E.帕尔默在《诠释学》里所说：“唯有根据没有说出的东西，已说出的东西才能被理解。”(7)〔美〕理查德·E.帕尔默，《诠释学》，第303页，潘德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曹军庆的小说在叙事上通过怀疑抵达真实，跟他在调性上通过灰暗接近光亮是如出一辙的。他以另外的方式和独特的路径来探索和理解这个世界。他的确更偏爱于去探究“世界的背面”，生活的暗面，阳光下的阴影，以及人性的黑洞，那是更容易被忽略、过滤、遮蔽、伪饰的角落，那也必定是真相的一部分。看不到他怀疑背后的笃信与诚意跟看不到他灰暗背后的光亮与暖意一样，是片面的、表象的、粗暴任性的与缺乏同情之理解的。他以城市文学的书写开疆拓土，开启创作上新的领域与难度，实现他在叙事能力和精神指向上新的追求与突破；他不仅书写了“倒在地上”的失败者，同时也在书写“倒在地上”的人站立起来的渴望和梦想。他以质疑的姿态来靠近内心的诚实和对这个世界所有真实性的指认，他以阴郁的色调和暗处的捕光来表达他对这个时代最深广的忧患和最深切的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