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明

　　1997年，我曾以“又一种女性文学现实”为题讨论女真的中短篇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5期)。时隔22年后的今天，她的中短篇写作已取得了更大的成就，风格成熟而独特，具备了一个优秀作家的特质。特别是这十来年，她更是迎来了写作的高潮期，佳作迭出，令人瞩目。我深深感动于她的这种写作状态，集中精力阅读了这段时间她的主要作品，仔细梳理，形成了下面的文字。

　　面对女真的小说，恰似面对深沉浩渺、辽阔莫测的现实生活和涟漪阵阵的时代风潮，我们会产生对家庭、事业、情感、社会、历史、命运等话题的种种思考，为小说中那些有关卑鄙与丑陋、刁恶与奸滑、高尚与美丽、温婉与良善、丰盈与宽厚的文字而感动。女真的职业是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写作，所以对读者来说她的身份是双重的。多年来，她办杂志风生水起，同行赞许；写小说深情敦厚，读者喜爱。作为一位“业余”的著名作家，她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不知道她是否也写诗)等几类文体都表现出了优秀的水准和傲人的成就。一个工作繁忙的出刊人，肯花三十多年(她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即开始写作)时间持续写作且成就显著，实在难得。这是一种能够征服人的文学态度，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女真的真诚的写作精神深怀敬意，这种文学耐心换来的是长篇小说《绯闻》、小说集《晚霞中的红蜻蜓》《黑夜给了我明亮的眼睛》、散文集《远古足音》《篝火照亮夜空》等耐读之作。

　　评论家贺绍俊在谈及女真的家庭小说书写时曾说：“国家国家，国是建立在家的基础之上，没有家这个基础，国还是国吗？所以我认为女真的专门写家庭琐事的小说是宏大的小说。”(1)贺绍俊：《琐事烦心事都是大事——读女真的家庭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2期。女真是一位写实型作家，在她身上看不到那一代作家特别是很多女作家身上的某些标志性毛病。她开始写作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正是新潮小说席卷天下的时代，但我们在她的作品中却根本看不到那些形式的、技术的影子，她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日常生活的隐秘之处以及复杂斑斓的人性真相方面。当我们对其作品进行文本解析时，从整体而言，读者看到的是一个真诚厚道的人对文学传统积极认同，对故事、对细节、对美感、对生活、对表达等诚恳负责的忠诚表达。她对所有小说要素的迷恋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因此也使她的小说的综合品质比很多同龄同题材作家更胜一筹，令人惊喜。女真的文字穿行于现实生活的大雅与大俗之间，所以，试图用日常批评思路对女真的书写予以快捷的归类就显得比较别扭甚至力不从心，这样的错位对批评者而言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羞愧，它迫使我们必须以勘探取样的恳挚方式和态度真正走进女真的文本世界和精神世界。

　　女真基本上算是新时期的青年作家，说基本上是因为她的文学年龄勉强算是新时期同行中的小字辈。虽然年龄在尾巴上，但她却是个性鲜明、才华出众的作家，她以极其个人化的生活发现和审美阐释，赢得了属于自己的写作尊严。与同时代很多作家个性夸张、虚拟高深不同，女真是一位难得的安静而本色的作家，她总在那里静默地书写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我曾经长思自问：女真曾就读中国最高学府，具有良好的家传和诗书背景，人生的几个重要阶段都平顺无碍，为什么她的小说总是那么旷日持久、热情不减地关注着凡俗市井？为什么表达众生生活的平凡性、日常性会成为她的一种自觉和非自觉的美学目的？我逐渐明白，女真是在通过社会生活的常态故事叙述，将具有审美指向性的人物塑造与高贵平凡同在的观念表达，都贯穿在日常生活那些仪态万方的神圣与崇高的故事之中。在女真的作品中，涉及作品构建的任何形式、技巧的标签都被替换成了感性丰满的生活涵蕴，这样的美学处理，也是女真作为人文主义作家最不同凡响的地方。

温情抚慰与精神信念

在我的印象里，女真是一位只顾埋头写作的勤恳作家，对写作抱有近乎宗教般的虔诚态度。她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对世界的感受能力特别强，对人类精神状况的关心与对精神生活的理性表达成为她的文学理想。这种人文理想是作家的一种超越性信念，它使写作本身和笔下生活呈现出了基本的尊严和价值。在那些文字中，流淌的是女真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这些文字与她的心性距离最为接近，是灵魂饥渴的食粮。她希望实现一种对现实生活温暖无际的感情包裹，拥抱普通人渺小的人生，使我们收获一份特别的温暖。这是一种来自她作品中人心的窃窃暖意和当下欲望王国里已不多见的最为纯粹的爱与善。这种善意的写作常常带给读者最真实最质朴的感动。市场效应的驱使，使我们的文学过多地浸染了火爆刚性的东西，柔软温润的写作越来越少，就像谢有顺说的：“二十世纪的文学是作家们集体讲述绝望故事的文学，在他们所留下的那些浩瀚的作品中，你几乎读不到任何希望，为什么？因为人性中的善——希望和信心唯一的生产器官——彻底地隐匿了……恶，腐朽，黑暗性，绝望感，成了文学的主流，神圣，高尚，信心和美均被放逐。”(2)谢有顺：《发现人类生活中残存的善》，《南方文坛》2002年第6期。在很多作家那里，黑暗与绝望取代了光明和希望，残忍与暴虐取代了仁厚和温情，生活没有出路，温暖失去市场。这是一种绝望和缺失良知的写作，衰败的气息到处游移。女真的叙述是家常的，但我认为这种家常的叙述具有磐石般的定力，它为作家构筑了一个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氛围与背景，为其人物性格的生成和故事意义的实现提供了顺理成章的足够支撑。生活的甘苦、情爱的真伪、家庭的冷暖、友朋的亲疏等等小说题材元素，成为读者检视现实的依据，所有的恶行与苦难，都齐聚在情感的周围，得以宽恕和让步。这是女真对现代社会情感德行的基本信心和深刻理解，这也是一种强大而坚韧的力量，是一种历尽沧桑之后的自如挥洒，静美而优雅。

　　《我是太阳、月亮、星星》是一篇极具现代意义的抒情作品。小说通过一位女大学生假期回家同父母的接触，传递出当今社会诸多精神伦理的隐含信息，表达着一种诚恳的期待。评估师、会计师李凤干练好强，为家庭、为女儿拼命干活，她挣了很多钱，但是花在自己化妆品上的钱太少也太晚了，她花钱把自己的男人收拾得很高档，结果令其他女人着迷。她无助神伤甚至歇斯底里，甜蜜的记忆却如明日黄花。李凤的一次妇科手术揭示出了婚姻世界的真相的同时也暴露了夫妻的现实关系。夫妻二人相处细腻而微妙，女儿高考前夫妻空前契合一致，不再争吵，迎接对方的只有沉默，这是一种彬彬有礼的冷漠和拒绝。他们要分手，但又要和睦地瞒着度假的女儿，一同陪女儿吃饭、购物、散步、看电视，彼此间不断说些不咸不淡的家常话，给人以和气寻常一家人的假象。女真希望社会生活是有序的，家庭男女是温暖的，情感世界是有望的。“心软的女真总希望给那一颗颗伤痕累累的心灵以诗性的温暖和慰藉，给其以某种满足。哪怕是以令人不忍的方式”。(3)张德明：《又一种女性文学现实》，《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5期。李凤是一个深受创伤的女人，失去家庭，失去健康，似乎人生中之大不幸都与之纠缠不清，噩运附体。但小说其实并非在向读者单纯讲述一个带着哀怨色彩的家庭故事。女真是典型的人本主义者，写人永远是第一位的。诚然，李凤是不幸的，她的爱既不抽象也不高调，现实还是残忍地让她惨淡出局，表面看这和同类故事大同小异。然而，人物的苦难和不幸远不是小说表达的主题意趣，女真恰当地把控和调整着故事推进的方向和力度，没有出现失控的局面，哪怕主人公婚姻破裂可能产生的敌视和悲伤也因为女儿的出现而变得不那么剑拔弩张，甚至还有点温情脉脉。舒缓温存的叙述比较合理地瓦解了女主人公人生遭遇的情感冲突，俗世间的幽情怨绪在作家平静似水的低声絮语中渐渐变得和风细雨。在女儿眼中，即便是妈妈的情敌也不是那么狰狞可恨：“这个漂亮女人，她是个妖精，不知道施了什么魔法，让我想恨却恨不起来她。我爸就是这样被她迷住了的……”对男女主人公而言，他们的关系已失去了向前看的可能，形成的创伤也不可能重新抚平，从前的甜蜜只有回忆的意义，在女儿面前的友情出演尽管心照不宣，但这种美丽的谎言给人们内心带去刺激的同时产生的温化人心的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李凤是一个被命运连续捉弄的女人，但她并没有表现出对人生过多的怨恨，恰恰在女儿身上，她反而用坚强的意志和深沉的母爱支撑和引导着生命的前行。女真坚信生活中必有留存的善意和温暖，它们可以弥合俗世啃噬的伤口。生活的复杂性和情感的丰富性在故事文本中翻腾奔涌，缠绕燃烧，得到了充分展现。从根本上说，这不仅是对叙事分寸的拿捏，它背后传递的是女真对物质时代世道人心一眼望穿的充分自信，更有在表达上游刃有余以求完美的自我期待。

　　女真中短篇小说对叙述情感的要求特别苛刻，她一贯慈祥地关注着行色匆匆求取生活的人们，用文字传递对现实和众生的温情与善意。她所倚重的感情游弋在作品人物和事件的设计之中。义气坦然，忠善厚道，摒弃功利，是女真一向追求的充满民间意味的仁义品质，这种品质在今天已经日渐稀少，非常珍贵。女真以一种仁德之心关注现代生活，凝望现代人错综复杂的精神世界，这也成为女真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仔细想来，这不仅是女真对一种品德操守表达的深切缅怀，也是对一种正在流逝的文化精神的执意挽留。女真小说基本没有刚性、壮烈和显示豪迈气势的书写，总是那么温文尔雅、慈眉善目。用善意去关心普通人的精神结构，去化解现实生活的无尽尴尬，成了女真小说书写的极其重要的闪光点。

　　《说好了不见不散》是一部非常典雅又饶有趣味的中篇小说。作品以退休工人陈国庆为在大学当副教授的儿子带小孩为线索，演绎出一系列的戏剧性人生故事。这本是司空见惯的百姓生活，却让女真写出了丰厚深远的文化蕴含，营造出令人感动的古典雅致的文人境界，小说对汉语表达的无限可能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呈现。陈国庆的经历坎坷，令人唏嘘：生母是老革命，“文革”中不堪屈辱含恨自尽；插队期间与同为知青的老公结婚，恢复高考那年正好怀孕只有放弃宝贵的机会；夫妻先后回城，她进了工厂，出息了的丈夫弃她去了美国。在她最艰难甚至想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儿子成了她最大的生命安慰和动力，但儿子除了读书、教书以外别的似乎都不太行，她觉得，只有多为儿子做点什么才使自己更为放心，于是她情愿违背良心，帮儿子把教案做旧，以迎接学科建设评估；她节俭勤劳，有时甚至像个守财奴(除了生活垃圾很少往外丢东西)；她知足认命、孤僻自闭、不凑热闹、不进吵闹的环境，丈夫背叛她后她就再没进过婆家门，除了儿子之外不再与任何男人接触。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参加了推托不掉的小学同学会，这个平时把自己包裹得太严实的女人看到了罹患绝症的小皮子、时尚高知王红玲各色人等，也看到了积极怂恿她参加同学会而暗中鼓捣王红玲投资的儿媳的良苦用心。一个简单故事背后牵扯出了家庭婚恋、职称评定、高校评估、金融投资、生活理想、友谊观念、处事态度、家政服务、生老病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只是这些问题对读者而言其差异在时间与利益的远近罢了，但对每个当事人而言都是真实而迫切的实际问题，无法回避。在女真笔下，陈国庆几乎是温情使者的化身，她身上寄托了作家无尽的精神念想。在作品中，温情是感情救赎、生命归宿、生活理想，所有的人生苦难都会因此得以告慰；可怕的罪恶，也都会受此点化，跪求宽恕，哀鸣新生。小说笔触细腻、情节简约、格调清明，这是女真具有独立风格和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其他作品如《老娘的非常伴奏》对自然生命的欣怡礼赞、《滋味儿》对极端物质状态的柔性反弹等，都在说明女真走出校园数十年的生命体验与变化万端的时代情绪两者获得了一种恰当和谐的表达方式。

　　女真的写作与当下欲望化的狂欢书写截然不同，她力求摹写一幕幕带有终极意味的普通人的温情生存前景。尽管她深知，这种愿望要实现是多么艰难甚至可能只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追求，但她依然坚持以思想者的姿态和寻梦者的善心讲述骨感十足的生活背后残存的暖风习习的生存之恋，这是一种有精神意义的生命尊严的诉求。当代像女真这样倾心于生活温度打探和书写的作家肯定还有，但，在对生存温情的持久表达上女真无疑是将文本主题与生命感悟交融非常真诚非常纯粹的成功者之一，她所赋予的超世俗的哲学理想具备事关民众精神质量的内涵。这种与大众话语格格不入的和之者甚寡的弱女之勇，除了令人敬佩的执着意志和精神担当，它客观上的确营造了一种文字上澄明包容的宽大空间，这种与天同醉的理想叙述，已经达到了灵动的自由捭阖纵横的文本境界。

平民意志与底层书写

底层书写是世纪之交当代文学的重要话题之一，有很多优秀的作家在长期践行着为民而呼、替民画像的文学事业。女真是其中优秀的参与者。这十来年中，她默默穿梭于城镇和乡村之间，坚持为普通民众写作，把民间写作当作了一种生活方式。女真的底层书写和当下海量的同类写作有很大不同。我们看到的底层写作很多是似曾相识的人物和故事，长期的书写相似性已经形成了一种审美阻拒，读者只能依据作品盲人摸象或自我诊断，作品替代了读者与底层的全面沟通，很多底层写作明显带有投机取巧的短视倾向，轻率而盲目。殊不知，底层观照犹如眼下步入关键期的脱贫攻坚精准扶贫一样，它是一项伟大而崇高的事业，也是一种极具现代价值的国家话语，决不是约等于苦难走台，依样画瓢。女真以底层生活为视角的同时，还把目光投向了底层以外的世界，于是她笔下的底层生活就具有了更宏大更深远的社会参考价值。底层生活是女真写作的原点之一，是她文学价值观的起点，也是她检讨生活的根基。她写作的目的就是要找寻深藏在作品背后的无比辽阔神秘而令她魂牵梦绕灵魂不安的民间信念，这种精神信仰可以平抑世俗物欲，抚慰民心，这也成为女真的一种极具个性化的永恒的归所与抒情对象，所以，她的作品既植根于底层又超越底层的人情人性视野，又具有更加开阔的场景和令人耳目一新的深厚内涵。

　　《儿子上树》是当代底层书写的一个新收获，带给读者全新的阅读感觉。这个中篇给读者的惊喜是多方面的：叙述情感平稳冷静，叙述态度亲和慈悲，审美眼光大气朗丽，故事细节丰饶逼真，人性描写动心动情，等等。笔者曾多次阅读这篇小说，为其中柔情蜜意的描写而落泪。这种阅读体验虽不能说绝无仅有，但肯定地说是不多的。女真的叙述力道张弛可控，内敛节制的柔性诉说让我们不再震惊于生活的压力和世事的艰难，而是对损伤、侵犯、无常、疾病产生了一种旷达的顿悟和淡定的接纳。离婚后的关婷婷独自抚养儿子，靠帮人开出租车维持母子二人生计。她爱面子，从来不催拖欠儿子生活费的前夫打款，宁肯多开车受累。儿子上学后一点也不让她省心，淘气得极有想象力，鬼点子无边，令本来就生活得太不容易的她毫无办法精疲力竭。因为儿子的捣蛋，她生活中相当一部分时间都用在完成向学校、向老师道歉、感谢、保证等一系列日常仪式中，她的电话声响除了要车的熟客就是告状的老师，摊上这样一个顽皮的儿子她得随时等着老师的投诉和训斥。儿子第一次公园爬树引起众人围观，让她颜面尽失。儿子第二次和同学一起爬圣诞树更是引起一场小骚动而被请进派出所，她和前夫被训得狗血喷头。王校医告诉她，孩子这次爬树，班主任、校长、学校、教委都承受了不小的压力，还导致校长竞聘教委主任遭受挫折，由于学校声誉受到影响，甚至对招生都会有所牵连。王校医建议她带儿子去看心理医生。她被吓病了，血压升高，头晕无力，视力模糊，她能求助谁？她还必须坚强地挺住！女真以珍贵的耐心书写了底层民间既善且美的生存故事，普通平民的日常疼痛，已转化为日常生活的社会性诘问。同样，在反复经受生活煎熬的弱小生命面前，不计其数的有关底层生活磨难的记忆和摆脱痛苦的祈祷，经过作家浴火涅槃，已成为一种更为辽远的人类观照。这不只是题材选择的角度问题，它直指一位作家有关文学良知和社会担当的使命与责任。

　　女真长久地凝视着她熟稔的平民世界，沉醉于草根生活的诚恳书写之中。她是当代作家中民生愿望的忠实记录者和优秀表达者，卓越的成绩奠定了她新世纪民间创作坚实而理想的地位。女真的写作暗合了她极为纯正的情感伦理，使她在进行底层表达时充满了朴实的俗世情怀，没有丝毫造作勉强的道德化痕迹，说的都是大众听得懂的大白话。深沉感人的烟火情愫顺理成章地渗透到人物的灵魂深处，平凡生活的泼烦琐碎和故事经营的厚道美意二者浑然天成，勾连无痕，熠熠生辉，可谓独树一帜。

　　从20世纪90年代末新时期文学底层书写具有整体性意义和规模以来，其书写对象基本都是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城镇低收入群体、下岗人员以及由于各种原因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们。但是，许多作家把这个凡俗的世界——冷热间杂鸡飞狗跳热火朝天的世界写得走样脱形，读者表达了深深的失望。但，女真却有着与众不同的表达。

　　《白头》把普通中学教师作为底层关注对象，这在新世纪以来的当代书写中是不多见的，其意义在于它弥补了底层讲述在人物塑造和题材类型上的匮乏和荒芜。初中语文老师周洗尘和当小学体育老师的妻子肖洁人到中年，供养一对上大学的儿女，正是急需用钱的时候，周老师却意外地宣布坚决不教主科语文，改教历史，这一荒谬的“脑残”行为，意味着他曾经冒着被抓的危险以体力的透支和嗓音的嘶哑换取的补课费(比工资高)没有了，他的“一时冲动”使这个本就生活得比较艰难的家庭陡增困窘。为此，肖洁大为光火，骂他不负责任，私下给住着200多平方米房子的程校长送价值千余元的大礼(她自己家住60多平方米)，希望通融能让丈夫重教语文，但丈夫依然铁心不动。周洗尘不久查出肝癌，肖洁陪他返回母校，难得地与混得都比他好的同学最后狂欢。他们夫妇一生节俭克己，这次远行算得上是二人一生极为奢侈的行动。回到小城住进医院后周洗尘终于清净了，他有时间反复思考缠扰自己一生的麻烦事：工作、住房、儿女前程、课时费、夫妻健康等等，百味杂陈。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到八十岁老娘面前枯坐无语，默默相对，算是告别。周洗尘一生艰辛不易，不知道享福是什么滋味，难怪女儿在他死后责怪妈妈宁愿把钱留下买房也不给他治病。屋漏偏逢连阴雨，周洗尘死后不久肖洁查出卵巢癌，她有一双儿女，她多么渴望能治好病既当姥姥又当奶奶。作品特别注重底层苦难严酷状态的深刻展示，灌注了强烈的悲苦意识和批判精神。主人公双双罹患绝症，这种惨烈苦境显然是具有象征意味的，是两个主人公，也是叙述人的一个隆重无声的祭奠。主人公对生活的最后一点期待，伴随生命终结的倒计时启动而失去意义。女真笔下，主人公身上有着小百姓的平民温情与不伤大雅的狡黠，一生大部分的时间精力都泡在了为物质生活的奋斗之中。女真与他们有着无法割舍的血肉联系，她理解他们，同情他们，她知道自己必须冷静客观地写尽他们一生的悲苦，让那些难言之隐从她的文字里全部倾吐出来。她的很多代表性作品如《钟点工》《生为人父》等等，都把底层民众的人生苦难写得哀婉、深沉、朴素、细腻，冰雪高洁、撼动人心。

　　提示底层生活的荒谬困境是女真创作的重要意图，怎样用写实的仿真手法再现不忍目睹的日常事件，她表现出了令人肃然起敬的主体态度。她极其负责地用虔敬之心对待底层，尊重这个因为千差万别甚至啼笑皆非的原因在公平和效率的逐鹿中跌入困境，但起码在道义上应该得到同情的庞大阶层。她是一位善意的质疑者和批判者，她表达了对生活实况的极具个性化的阐释与解读。正是透过男女主人公被动而脆弱的生存，在对底层人生的描述中，作家用人性的标尺去丈量现实生活的进程，带给读者久违的满足。

都市红尘与性别视角

作为一位优秀作家，女真在新世纪写作中具有无可替代的言说价值。这不仅表现在作家所讲述的故事文本的独特意义上，而且还更清楚地表现在叙述姿态上。新世纪以来，社会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历史巨变，伴随这一现实，女性的书写也变得空前的丰富多彩起来。在如此背景之下，我们看到了女真用思辨的姿态去表达女性在温情多变的生活面纱背后太多的性别之痛。女真的作品没有高高在上的傲然俯视，有的只是匍匐于地的纤纤回眸。她以敏感细微的笔触书写姐妹们的欲望、期待、孤独、恐惧、痛苦、羞辱、阴暗、病态、绝望甚至死亡，从生活的纵深层面挖掘常被人疏忽的生活隐疾，特别是那些人们习焉不察的精神磨难，女真隐藏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对公理和道义的呐喊。种种迹象和事实说明，深重的灵魂痛苦驱使女真开始了悲情写作，她对女性话语孤军挑战式的极致呵护给人难以释怀的伤感和沉痛，这种选择的勇气和文学的情怀令人激赏。

　　《幸福得一塌糊涂》通过葛红与钱程、乐章与吴昆仑的情感经历，深刻揭示现代社会中夫妻、恋人、人性、亲情等等关系的复杂性。葛红大学毕业不顾父母反对与男友钱程去了北连，结婚十年才发现当了董事长的丈夫居然在外养了小三儿还生了儿子，并扬言要与她离婚。这一噩耗使她如五雷轰顶，痛不欲生。人们不禁疑问：在权钱情欲面前，当年钱程死缠烂打穷追不舍赢得的这场爱情怎么会如此不堪一击而轰然坍塌呢？葛红对同学乐章倾诉自己的痛苦，控诉负心的老公，以致怀疑钱程要谋害自己，把所有机密甚至银行保险柜钥匙都交给乐章，而又在关键时刻出卖乐章使之陷于不义。她在旁人面前对钱程近乎下作的讨好，令人莫名其妙。乐章也是四面楚歌：年迈的父母闹着别扭互相折磨；哥嫂良心丧尽算计父母房产；鳏夫男友吴昆仑为人老谋深算，痕迹不露，他的聪明和老辣让她深感恐惧，使她在婚嫁关头犹豫犯难。家庭的绑架、人性的诘问、道义的丧失、世俗的搅和等迅速聚集，这种沉甸甸的生活真相给人一种透不过气来的阅读感受。这原本是一个由婚外恋的故事引起的关于家庭生活的讨论，作家却把一个普通生活事件抛进了精神领域，沉重而迷蒙。葛红是一个集孤独、苦闷、怨恨、变态于一身的内心极度分裂的人物，她身上有一种清冷和灰暗的色调，她对男人有着自己令人哭笑不得的理解：“男人是这个世界上最虚伪的东西，他们希望天下所有的女人除了自己的老婆以外都性解放，他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在家里温柔得要死，温柔得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还让我怎么的？就为了我不再年轻了？就为了他想跟小妖精生个儿子吗？”这对同床异梦的“爱人”亲自冲撞、拆解、挤对、破坏了曾经令人羡慕的婚姻，虽然还维持着一种世俗的名分，但家庭的名存实亡，却是不争的事实。女真借乐章之口表达了对人世间来之不易的爱情之花的挽留和不舍：“她跟钱程之间的事情，太复杂，乐章想不明白，也懒得去想。如果夫妻之间非得这么提防、这么互相算计，乐章早就不会考虑要什么婚姻，就是有了婚姻早晚也得散伙”“她不敢直视葛红。这个女人不但让她感觉陌生，简直就是害怕……”。作品让读者和乐章一道在葛红家庭生活灰飞烟灭的缕缕尘埃中目睹了迷狂现实中世俗情感的苍白无力与相继毁灭，令人心碎。葛红狼狈不堪的个人生活使读者感受到世界的荒唐和诺言的虚无。生活对人们形成的伤害，向来在女性身上相对于男性深刻，女真以深度追问的态度对女性颠簸不堪的人生之路进行了刨根问底式的讲述，理性地理解和阐释女性在现代社会的身份意义，以此建构女性精神的新的社会含义。女真作品悲凉苍古之气的背后弥漫的是对爱和美的细心呼唤和怜惜。小说中，葛红们在那些苍白空洞的男人面前节节败退的哀叹和无奈，一方面在深刻细致地描写女性的情感紧张和精神危机，同时更是一种古典式的理想主义的忧伤招魂。

　　女真是一个怀旧的作家，也是一个善良、高贵、高尚、悲悯的作家，因此她的写作不低下流俗，面对那些在匆忙的戾气的社会中讨生活的女性，始终保持着一种慈善的情怀去关注那些忙乱不安的灵魂。

　　《准备离婚》堪称一部由小人物写出大意味的不可多得的中篇佳作。小说以李迎春、老潘二人新奇殊异的婚姻生活和持久磨合的悲喜交加的故事描写现代婚姻的一种真实存在。农村出身，长相一般的李迎春大学毕业到机关当了一名公务员，在办公室住了几年后渴望分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也渴望收获一份爱情。校友老潘同意与之假结婚，可是房子到手后离婚却成了大麻烦，两人有了小孩只有结婚，日子就这样不咸不淡地过了下来。李迎春认为是自己因私念拖累了本想出国找未婚妻的老潘，所以告诉他随时可以撤出家庭，当她发现无法离婚的老潘对婚姻心不在焉，甚至婚内出轨的时候虽然感到痛苦，依然表现了女性特有的克制，但她却无法容忍老潘在公众场合酒后宣称邱可可是他“二媳妇儿”的奇耻大辱：“一句‘对不起’，让李迎春一下子号啕起来。这是李迎春认识老潘以来头一次从他嘴里听到这几个字！李迎春委屈！委屈透了！你可以嫌我丑，你可以随时提出离婚走人，可你不能当着亲戚和那么多熟人的面而侮辱我！一个女人，哪怕是很丑很老实的女人，忍受力也有极限的。大不了离婚吧，你不能这么欺负人。”与其说这是李迎春压抑的申讨，不如说是作家对生活的道德愤怒。应该说，李迎春婚后长期觉得对老潘欠了人情，人生第一次撒了一个大谎，她的婚姻似乎就该是一个还债的过程。老潘对女儿也是尽责的，二人曾多次想离婚，都因为女儿在节骨眼生病而搁置。后来李迎春没等来老潘离婚的申请却等来了他的下岗。南下后老潘中风终结了这场旷日持久的离婚大战。小说通过普通女性的现实人生，责问现代生活的无序失范，呼唤重建理想秩序，评估日益斑斓的两性世界。这种叙事视角是女真很独特的情感模式，男性处于被审视的地位，女性则是主体情感的坐标点。这种故事结构并不代表两性关系的势不两立与不可调和，尽管精神困顿或许没有终点，但生活的光芒依然四射。小说结尾李迎春送病愈的老潘重返南方，在机场老潘笑着对她说：“等着，说不定我哪天还回来呢，回来离婚。”李迎春笑了，她想的是：“离就离呗，你又不是没回来离过”。这既体现了女真对理性伦理秩序的鲜明呼吁和维护，也对某些人文精神状况表达了失望和批评。追求理想主义诗意，是这部小说最主要的特点，它集中表现在女性对家庭对事业对婚姻的态度上，小说没有夸大生活的不完美，这里出现的生活波折是一种客观的表达。李迎春情感和婚姻上的遗憾，更深刻地表达了一个欲望丛生的时代存在的倾向性问题，她达观健康的处事态度很好地体现了自身在现代社会的精神自信，这是作家善意的谋略，女真更愿意关注女性身上那些高贵自持的东西，也特别希望以更理想的方式去表达她看到的千奇百怪的生活。这是一种难得的真诚的可持续的浪漫主义文学情怀。

　　女真是善行而勤奋的作家，她在题材方面有广泛而深刻的开掘，文学表达上的突出优势有目共睹。她以朴实的创作态度与镂刻精雕的文学精神竭力表现人性的深度和人性的无限丰富性；她以敏感多思的生活认知和内心感触形成了有别于他人的话语方式和值得广泛关注的书写策略；她在鲜活的记忆中歌颂时代，在把最绮丽的颂词献给灵魂世界的同时与人性进行了深长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