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散文一直在寻找自己的道路，每一个散文家都渴望超越，并努力实现自我超越。改革开放40年，散文作为最灵活的文体，在反映时代、表现情感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1980年代散文回归“真”的艺术，作家一方面关注社会问题，另一方面透过个人命运叩问历史与现实，从而使真诚的现实情怀与深刻的历史反思再次浮出历史地表。1990年代之后散文的“分化”涌现多元格局，开创轰轰烈烈的散文时代：有作家观照历史文化与人文山水，彰显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理性与诗性哲思;有作家融人自然，在自我与自然的双向回溯中熔铸生命诗学;也有的作家在琐碎的日常中表达“旷男怨女”的情感绵绪，甚至催生了“小女子散文”。1990年代的“热”可能造成“假象”，有的作家在热闹中搁浅，导致“繁华遮蔽下的贫困”。新世纪历史文化散文余韵犹存，依然保持文体优势。然而就总体格局来说，与1990年代相比，新世纪散文似乎趋于平淡。不过也许平淡才是本真，新世纪散文更加关注平凡人生。
新时代散文承继当代散文的历史观照与现实抒怀，以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野表现普通人的真实人生，显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刘文艳散文集《一纸情深》关注的对象是普通人，是生活在我們身边的普通人，或是褪去英雄光环的普通人。也就是说，作者在普通人身上用力最大、用笔最多、用情最深，形成她立言的根基与审美的旨趣。她以新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将满载着大爱与深情的中国传统美德、中华民族精神与新时代品格融合进自己的散文中。《一纸情深》不是为自己立言，而是为人民立言。它以“人·物”为核心，以性格为聚焦，以情感为纽带，以精神为旨归，通过构思原点与传情路径的贯通与畅达，形成富有韵味的立言艺术，包蕴着作者强烈的时代精神与传播意识，这和作者的家风熏陶与身份认同等密切相关。
一、“人·物”“情感”——构思的原点与传播的纽带
除了《旅游魅力》《会心处不必在远》两篇主要关涉旅游与自然外，《一纸情深》中其他22篇散文可以说都是写人的，这些人成为作者传播传统美德、民族精神、时代品格的载体。这些人以及与这些人相关的物，是作者构思的原点，人作为载体，而物则变成沟通媒介，物之中蕴含的情感则成为联结散文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成为作者把主体意向性传播到受众（读者）的纽带。
“人·物”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在《难舍的礼物》中，女儿与“我”探讨人与物的关系：“我们在与物建立关系时，要十分慎重，因为人是有感情的，一旦与物，建立了所属关系，便难以割舍，难以割舍的东西越多就越累，因此，当你要割断与物的关系时，一定要毅然决然，否则就根本割舍不掉，割舍不掉，就为物所累。”这种现代的“人·物”观，的确有道理，尤其是在这个物化的时代。然而，作者文中偏偏对物“情有独钟”。因为这些物，不是单纯地与“自我”建立联系的物化“自我”的物，而是“自我”与“他者”联结的“中间物”。这些物，“只要起能指的作用，它们就意指着那些只能通过它们来言说的东西”。物带着“自我”的情感顺向进入到“他者”的世界之中，或者通过物，情感逆向而行，由“他者”进入到“自我”世界。这时候的物，就具有符号学的转喻意义。
物，在文本中的位置多有不同。有的物，是文本明显的核心要素，自然成为构思原点。比如“红枣”“柳”“拖鞋”“信”等。《难舍的礼物》围绕着中学同学给“我”做的拖鞋而展开，“拖鞋”因为承载了人的情感而难舍，而显得珍贵。《红枣连心》整篇以“枣”为原点生发而去，也是以“枣”为核心，辐射和枣相关情节。这样一来，枣处于圆心位置，经过圆心的直径在圆上的两点，可以看作是散文中写到的生活中的两个主体。由此看来，枣所起的作用是媒介和桥梁的作用，沟通了两个主体，或者说，两个主体因为“枣”而深联。圆上的点与圆心的关系，看似人与物的关系，其实，是通过“枣”勾连两个主体的关系，表达两个主体间的感情。“我”栽的枣树是姥爷从老家移栽枣树的第三代，姥爷一枣树一“我”的故事表现祖孙情;“我”主动送红枣给解放军，解放军却悄悄留下红枣钱（“我”一红枣一解放军）的故事彰显军民情;母亲一红枣一哥哥、母亲一红枣一“我”的母子（女）情以及嫂子一红枣一“我”的姑嫂情，也一并在以红枣为核心的圆形家族中绽放。
文本中看似并不突出的物，往往也是刻画人物性格最重要的要素，或者传递情感的最重要的载体，这也是作者隐含的构思原点。比如《爸爸的节日》中的“沙发”，《钟点工》中的“手表”，《生日的告别》中的玉雕“寿桃”，《百姓心中的丰碑》中的“雕像”，等等。女儿回家的日子，就是“父亲的节日”，为了让女儿回来住得舒适，父亲主动换掉自己喜欢的皮沙发，买了女儿喜欢的、并让女儿误以为父亲也喜欢的蓝色调的布艺沙发。沙发，凝聚着深厚的父女之情，清晰可见“可怜天下父母心”的真意。《生日的告别》中岫岩玉雕的寿桃，是“我”给母亲的生日礼物，而母亲却把它转赠给一位来参加她生日宴会的90岁的老奶奶，早年母亲把病在路上的老奶奶用手推车推回家，老奶奶感恩前来为母亲过生日，知道自己来日不多的母亲以寿桃相赠祝她健康长寿。生日宴会上有许多令人感动的场面、令人感动的人和事儿，但最让人难忘的是“我”一寿桃一母亲一寿桃一老奶奶之间的故事，这个只占十五分之一篇幅的情节因为“寿桃”而意义非凡，它在文本中间部分出现，情感的传递在瞬间达到高潮。这样的“人·物”关系，拨动读者的心弦，读者在作者的泪光中照见自己。
在文本中看似与人没有构成见证性、互动性关系的“物”，恰恰是无关系中的关系显现最坚实的情感。《外公的尊严》写道，外公坐生产队“大车”去看望刚结婚不久的女儿，可到了女儿的家门口却因两手空空没有进屋，在看见女儿的背影后踏实地离开。当时她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坐“大车”看自己，也就是说当时的她并没有自觉和“大车”构成关系，但因父亲和大车构成的关系指向是女儿，大车成为父亲看望女儿、思念女儿的见证。当这一幕后来被女儿知晓成为被反复回味的历史的时候，“大车”与女儿的关系就变得实实在在。就事件发生的语境来说，马车与人构成单向性关系，还可以说有关系的存在。然而在《外公的尊严》中，人与火车并没有构成任何关系，没有构成关系成为它的关系。但恰恰是外公没有坐上火车在文本中浓墨重彩，72岁的外公在女儿家干了两天半活儿，因火车停运步行45里路半夜到家，因为他不想再回到女儿那儿给女儿家添麻烦。如果外公坐火车回家，或女儿亲见父亲没有坐上火车，就没有这么感人的故事发生，父女之情也不会让人如此“留恋”。
散文集《一纸情深》“人·物”之间的关系不是物化关系，是一种情感关系和意义关系。作者以“人·物”为构思原点，以情感为纽带，联结两个主体。就如同《一纸情深》这篇散文中的信，连结了写信与读信的两个人。因而，“人·物”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物不是作为人的附庸存在，它唤起人的情感，激起人内心的温暖和感动，影响人的精神世界。这时候的情感，又成为联结作者与读者、文本与读者的纽带。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以《一纸情深》作为散文集的名字颇有深意。
二、性格·精神——聚焦的闪光点与传播的旨归
情感交流是主体彼此理解的基础，由此能构成传播的纽带。对于作家来说，情感不是她创作的最终指向，她的旨归是传统美德、民族精神与时代品格的融合与传播。她以“多情”感人，更想以精神“化人”，因而在情感的流动之中，她以性格为聚焦，以精神为旨归，使承载传统美德、民族精神与时代品格的人更凸显，给读者的印象更深刻，也更利于传播效果的达成。
面对不同的人物对象，作家关注的聚焦点有所不同。在写到单个人物的时候，作者比较注意通过细节进行性格刻画;而写群像时，作者则更重视通过事件進行精神写实。《最美山花》中的耿秀华、《钟点工》中的牛丽、《外公的尊严》中的外公是作者着力刻画的成功的人物形象，每个人都有自己突出的性格。作者六次写到身患直肠癌的耿秀华的脸上微笑的闪光点，突出她坚强的性格和生命的韧性。通过卖报纸、手表的失与得写牛丽作为钟点工的平凡与高贵的闪光点。细节的表现力就在于它塑造人物栩栩如生，个性与性格鲜明，细节连同细节塑造人物的闪光点易于刻在读者的记忆之中，由此普通人身上所展现的美德、精神与品格会对接受的读者产生积极的影响。为人民立言的艺术，此时表现的是普通人成为表现的对象，性格作为聚焦的闪光点。
细节描写刻画人物性格，事件叙述则彰显人物精神。当目光由个体转向群体的时候，作者通过一系列事件书写群像的精神图谱。《闪光的青春》写的是边防战士的事迹。丹东边防检疫站的王俊刚与持枪歹徒生死较量破获贩卖毒品案，边防支队孙超与持刀歹徒斗智斗勇，宽甸派出所教导员孙平告别妻儿带着年货准备给严守海防的战士、却不幸坠人结冰的江里壮烈牺牲，等等。作者通过这些事迹书写英雄赞歌，正是这些人用生命诠释了军人的奉献精神。《星海湾的橄榄绿》写的是大连女子巡警队勇救溺水男孩、营救跳海男孩、“捞漂”历练，安慰轻生女子，开导吸毒模特，和自闭症儿童一起看大海、做游戏，帮扶瘫痪环卫工人，等等。群像系列集中推出，绘制整体的精神图谱，展示了这些人无私奉献，具有博大的家国情怀。作者并不注重个体的性格刻画，而是把他们作为新时代的群体进行整体观照。因而，这不是为个人“立传”，而是为时代“画像”。群像身上所负载的民族精神与时代品格，使读者更加了解时代;群体身上凝聚的人格力量，对读者产生巨大的冲击。为人民立言的艺术，此时呈现的是人民、人民利益作为被保护的对象。读者在阅读中切实感受到把人民、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新时代精神。
在一般的阅读视域中，我们会感受到文本显现以性格为聚焦、以精神为旨归的读者接受意识。其实，文本还通过人物对作者的逆向塑造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传播的效果，从而使传播效果更具实证性。
毕飞宇曾经谈到“虚构人物对小说作家的逆向创造”，说的是“玉秀”这个虚构人物的生命韧性对他的精神反哺。其实通过《一纸情深》我们也可看到刘文艳散文中人物对作家自我的逆向塑造。《一纸情深》中的人物都是现实中的真实人物。亲情散文中的人物，在作者的成长道路中，一直对她人格的塑造产生直接的影响。而其他人物作为素材存在的时候，也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或者说，正是这些触动她心灵、对她构成影响的人，才成为她散文中的人物。而当现实中熟悉的人物进入到散文中时，现实的力量依然存在，再创作的二次加工和双重叠印，对题材的提炼、性格的凸显、精神的张扬更会对作者产生深层次的冲击，这是真正的艺术的力量。作者亲身经历和听来的故事，经过文本的再造重塑作者自身。人物的性格与品格，人物的精神，对作者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作者流泪创作的过程同时就是精神洗礼与升华的过程。浸满泪水的深情文字，从作者的笔端流出，流进读者的心田，可以看出人物对作者的逆向塑造会进一步增强精神的传播力量。
《珍贵的回报》是逆向塑造的典型例证。《珍贵的回报》写的是“党员干部走进千家万户活动”，“我”与贫困家庭对接。“我”三次到朝阳凌源市大王杖子乡小刘杖子村南沟村民组赵恩海家，给这个贫困家庭带些钱物，并派人静忙整修房子，请医生为他妻子治病，帮他们购买住房，赵恩海一家充满感激之情。作者一是感谢这个党员干部活动，使帮扶变成“一种牵挂，一种自觉，一种责任，一种幸福”，也感谢赵恩海一家“给我了深厚的回报”：“赵恩海感激的泪水，他的妻子邢彩双有了灵气的眼神，他的女儿赵晓晶甜美的微笑，一家人对生活燃起的希望之火，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这给了我最大的欣慰，使我感受到助人之后的快乐，感受到真诚感激的幸福。”人物的回报，是对作者的逆向塑造，使作者思考人生，为人生增值。
流淌的泪水化作凝重而激昂的文字。作家的立言，站在人民的立场，她不是为自己扬名而立言，而是把笔下承载美德、精神、品格的人物写进新时代的历史里，为人民立言。
三、主体倾向与传播意识的多样表达
在当代文坛，“零度写作”曾一度被作家奉为圭臬。但刘文艳从开始写作的那一刻起，就不是“赶时髦”的作家。她的作品一直有情感、有热度，为人民立言的意识强，主体倾向性浓。她是一个干预叙述者，从不躲在话语的背后，以“冷眼”视人;而是站在文本之中，以“暖光”传情。
《一纸情深》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作者非常强烈的传播意识。与中国传统散文追求含蓄与内敛不同，刘文艳在散文中非常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倾向与价值取向，所以她的散文情理并重。亲情散文负载传统美德，作为“亲历者”“在场者”的“小我”流韵其中，情深意长，传播意识呈现隐性状态;而当“我”作为一个聆听者、见证者和记录者时，民族精神激荡，时代品格张扬，理性色彩较浓，传播意识呈现显性状态。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散文都如此界限分明，介于二者之间的“我”的存在，把传统美德、民族精神与时代品格有效融合。但不论“我”以何种身份存在，散文的传播意识都在时代的感召下或隐或显。
《一纸情深》主体的倾向性与传播意识的表达呈现多样化。首先，有的散文题目很具倾向性，比如《以顺孝亲家自安》《闪光的青春》《无悔的选择》《难舍的礼物》《珍贵的回报》。读者往往从题目中就会做出对文章主旨的判断，而这一判断一般会同作者表达的倾向合谋。这正说明散文标题的导向性作用。“为了让语词服务于交流，就需要……他们在听者的头脑中唤起的观念和说话人脑子里的观念完全相同。没有这一点，人们就是用噪声和语音塞满彼此的脑子，却不能传达思想，不能把观念袒露出来;然而彼此把观念摆出来却是话语和语言的目的。”观念倾向性越强，传播意识越明显。散文的优势在于，作者对自己要传播的对象以及对象身上的精神具有非常明确的定位，而这些恰恰是作者需要传达给读者的。
其次，从自然描写过渡到人的表现，主体倾向性在文本中流淌。自然描写在《一纸情深》散文中都是附属性存在，是为了写人物而存在，也就是说，在作者的很多散文篇章中，自然与人物融合在一起。写自然之本即写人物之真，比如《星海湾的橄榄绿》《最美山花》《鸭绿江畔杜鹃红》。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作者的用意，以山花比喻耿秋华的坚韧性格，以及她身上昂扬的生命之美。文本描写山花时，读者可能就预测到将会过渡到对人的表现。杨朔的散文在这一点上比较突出，写景一记人—抒情一议论。《最美山花》《鸭绿江畔杜鹃红》这两篇散文，因为对于耿秋华身患癌症却微笑面对生活的鲜明的性格刻画，对于王守汉目睹妻子在朝鲜战场遭遇轰炸惨烈而死之后投入战斗的突出的精神力量的表达，遮蔽乃至颠覆了散文的这种潜在的模式，从而使景色成为陪衬，甚至使读者忽略景物的存在，主体倾向性在人物的性格刻画与精神张扬中展现。
最后，或是层层递进的情感叠加，或是润物细无声的情感渗透，主体倾向自然而然地表达。主体倾向的表达最具艺术性的是《大美无色》。读者初入文本的第一阅读感觉是作者视野中的自然之美，幽静的林中小路、形象逼真的千佛岩。但接下去对抱儿峰的描写，却是从自然过渡到人（“我”思念母亲，对母爱的感怀）的转向，而这一转向自然而然。如果行文至此戛然而止，似乎也是一篇动情文章。作者的高妙之处就在于这还只是一个铺垫，接下去画家的故事是文本重墨所在。而画家是“我”认识的王元石，不期而遇的惊喜只是在感叹的瞬间，此时文本插叙王元石对艺术的执著追求，以赤子之心画锦绣河山，诗赞美丽祖国。如果行文至此，文本在动情之上有所升华，似乎也是一篇佳作。但作者继续推进，因为画板上的抱儿峰才是文本主旨所在。“我”的目光更多投向画板上的抱儿峰，二人的交流也由画而起，画家谈起自己的母亲：五点多钟母亲来电又挂断，想告诉儿子今天生日又担心吵醒儿子。无须渲染，只道本真，就是最伟大的母爱。母爱牵动了“我”和王元石两个人，母爱也牵动了作者和读者。从自然中的抱儿峰一“我”眼中的抱儿峰一“我”的母亲和“我”，再到画板上的抱儿峰一王元石的母亲和他，作者以层层递进的情感叠加盛赞母爱，达成自然之本与人物之真的深度融合。我们不知道母亲早上给王元石打电话告诉他今天生日，王元石按照妈妈意愿煮鸡蛋给自己过生日是否真地发生，如果是真實，那是天作之合;如果是作者的虚构，那也是最具艺术性的佳构。也许，我们追问真实与否背离作者的原初动议、背离母爱的至真至诚，因为大美无色，大爱无疆。
《钟点工》则属于润物细无声的情感渗透。题目没有倾向性，文中也没有过分渲染，作者就是在平淡如水的日常中建立“我”与“钟点工”的联系，通过卖废报纸、聊天、丢表事件等写出牛丽的朴实、真诚，写出生命的尊严与高贵。读者不是在题目的导向之中寻溯被作者“规约”的钟点工的既成人格，而是在润物细无声中品味钟点工的人格魅力，以无声胜有声的力量撼动读者。
作者的主体倾向性和传播意识密切联系在一起。通观整部散文集，我们在阅读时可能觉得刚性有余，而绵柔不足;有时候会觉得密实有余，而空灵不足。确实如此，绵柔和空灵不是作者的追求，她所看重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实实在在的人生，实实在在的情感，实实在在的责任。
作者的传播意识和责任意识有关，而这种责任意识和家风熏陶、身份认同相连。家风熏陶在作者的传播意识中起到最初的铺垫作用，姥爷抗日英雄，奶奶助人幸福，父亲劳动模范，母亲任劳任怨，“无我”的至高境界同时也产生长久的效用。这是作者一生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她后来的成长中，作为作家的她，高级记者身份、人文知识分子身份、党员作家身份对她的创作影响深刻。记者，在她的散文中起到的作用非常明显。也许，她逐渐摆脱记者的写作模式对于自己创作的“纠缠”，然而记者身份却一直伴随她，在她的身上从未离开过，记者写天下使人知天下的传播意识有时变成一种无意识在文本中存在。如果说，记者身份使刘文艳关注现实更自觉，那么人文知识分子身份、党员作家身份则使她为人民立言更自觉，传播正能量更自觉。身份认同是立言艺术传播意识的精神源头。
《一纸情深》以“人·物”为构思原点，喻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情感表达。尤为深刻的是，作者并没有止于人与人之间关系，而是进一步深刻探问人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一纸情深》没有文坛流行的“小资”情调、“小清新”格调，而是大气、正气，从她的笔端永远不可能流出负面情绪，她的散文没有抱怨，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充满正能量。作者努力发掘这些人物身上负载的传统美德、民族精神与时代品格，并把这些闪光点传递给读者。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心灵的震颤与精神的洗礼，这正是作者立言艺术通过构思原点、传情路径要达成的传播效果。
【作者简介】吴玉杰，博士，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桐，辽宁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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