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仲池1949年12月16日出生在湖南浏阳县龙王岭的一户农家。在浏阳，谭氏也曾算得上一門望族，其七世祖世郁公之妻于太君就是维新志士谭嗣同的先祖母，武状元谭文炯也出自谭氏家族。后来，谭家虽不及先前那样鼎盛，但勤勉自强、血气方刚的家族气质却代代相传。谭仲池的大公公（祖父之兄）是远近闻名的木匠，祖父是裁缝，他们靠自己的双手在这片土地上扎实、硬朗地活着。谭仲池的父亲在兄弟姐妹之中排行老四，虽身体瘦弱，却也不失男人气概。当年秋收起义的队伍从铜鼓行到浏阳东市门，这个平日里文质彬彬的青年人就扛着梭镖跑到了起义的队伍内面。如果说父亲赋予谭仲池的是山的坚实和火的热烈，那么母亲给予他的则是水的柔韧、隐忍与奉献。在母亲40岁生日那天，谭仲池用一篇短文表达了他的深情：“母亲很宽厚很慈祥很节俭很善良。一切难以忍受的她都能忍受。只要看到儿女的欢笑，她就忘记了什么是苦，什么是累，什么是委屈。母亲整日里围着这个轴心转动。她像一座磨子，为儿女的生活、成长、立业，添送着丰富的养料。”对母亲深入骨髓的依恋，也在无形之中影响了他的择偶观念——妻子范菊秋就是他母亲的翻版。也许只有母性的圣洁与温柔，才能培育和浇灌一个作家的才情;只有母性的圣洁与温柔，才能抚慰一个作家内心的隐痛。在谭仲池为数不少的作品之中，我们总能看到那些平和、温柔、沉静，极具东方美的女性形象，尽管她们中的不少人接受过新思想的洗礼，在爱情上表现出热情大胆的一面，而一旦面临情与理、利与义的抉择，她们又能做到克制隐忍、委曲求全，保持着东方女性的传统美德。
谭仲池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经历了新中国在各个阶段的风风雨雨。在谭仲池的记忆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段充满苦涩的日子。饥荒四处蔓延，许多家庭都面临着断炊的窘境。谭仲池的小学老师就因饥饿过度硬生生地倒在了讲台边上，他的大公公也因为充饥的糠饼难以消化而离开了人世，这给幼年时期的他带来了难以抚平的伤痛。幼年的记忆是苦涩的，却也是美好的，因为始终都可以与诗书为伴。从父亲那里得来的《绘图唐诗三百首》，从曾经教过私塾的毛老先生手里借来的《幼学》《百家姓》《增广贤文》，以及不知从谁那里得来的《三国演义》《西游记》《秦琼卖马》连环画成了谭仲池最早的启蒙读物。这些书籍开启了他的智慧，也培育了他的艺术感觉，使他日后无论是在写作还是在书法丹青方面皆有一定的造诣。然而命运似乎并没有十分善待这个早慧的农家孩子，在13岁上，他失学了。这段经历虽然惨痛，但是也有收获：他学会了干农活，学会了吃苦耐劳，也学会了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从劳动中学会了承担自己命运的勇气和力量。之所以说他的作品与其他同题材的相较，多从民间立场出发，就得益于他对民间、对生活本身的深入了解与体察。两年之后，公社何书记看他是个好苗子，就写了一张字条给完全小学的校长，圆了他的读书梦。在完小复读了8个月后，他考入了县立第三中学，后因诸种原因放弃学业回乡务农。1967年，公社召开征兵大会，他因书法和绘画的才能被武汉空军某部破格招录。对于何书记等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谭仲池是念念不忘的，他用另外一种形式将这种感动放大——作品中无处不在的人情、人性之美。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认为这些太虚假了，但也许只有年少贫寒，过早体会到世事艰难的人，才能对人世间的善意格外珍视。在新兵连队里，他很快崭露头角，被选拔到开封航校。在这个时候，他与一位将军的女儿互生情愫，但农家子弟与生俱来的自卑感使这段感情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画上了句号。也是在这个时候，因伯父的历史问题（有人歪曲事实揭发他伯父曾加入过国民党，这件冤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被别人翻了出来，空军部队的领导只得将他调回老家。他不得已又当起了农民，直到高考的恢复。这一段经历在《打捞光明》中有着清晰的印记，书中的夏朝华、龙云帆、苏果就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然而他并没有书中人物那样的好命，他的大学梦被一张黄疸性肝炎诊断书打碎了，他只好退而求其次，读了浏阳师范学校。也算因祸得福，他在这里遇到了终身伴侣范菊秋。师范毕业之后，他先是去偏远的杨潭河任教，随后和范菊秋结为连理并在次年喜获爱子。再后来，他被调到县广播局，再被调到浏阳县革委会办公室，开始了他数十载的仕途之旅。繁忙的政务并没有剥夺他看书、写作的爱好，他以把自己全部交托出去的赤诚，将从政理念、风物人情、历史意识、人生感怀用一种与乡亲父老秉烛夜谈的方式娓娓道来，让人觉得平实而温暖、真切而感人。例如，《曾经沧海》《打捞光明》这两部小说就有自传的意味。凌鹏与夏朝华都是从基层起步，一步一个脚印成为成熟的党政干部。他们带动基层领导转变工作作风，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接手烂摊子，追讨国有资产，处理国有企业的改制，做好拆迁户的安置工作，危急时刻妥善完成抗洪抢险……这些故事情节都是以作者自身的生活阅历为蓝本的。2006年夏天，谭仲池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城市市长论坛上发表了有关现代生态、人文城市建设的演说，他将这些凝聚了多年城市管理经验的理念与情怀投射到了之后所写的《此情如水》《土地》之中。2007年5月11日，积劳成疾的谭仲池因突发性心绞痛被送到医院抢救，这段生死感受，被他如实地写进《此情如水》之中。书中不仅书写了他在命悬一线时刻表现出来的坦然，也书写了他对生命意义的深化与升华：“深化生命的价值，就是要给人类增添价值。他（任重）经过这次与地狱之门擦肩而过的生命体验，更懂得‘上帝’赐予他的新生与痛苦、欢乐，是为了激励他、磨砺他，让他在生死线上去深思人生、感受绝望、洞察黑暗与牺牲，只有这种铭心刻骨的生死搏斗，在内心巨大的恐惧和痛苦中，才能深入地了解人和人的命运，乃至社会和他人的命运，才能使自己接近停滞和退却的步子，又重新坚定起来，并滋生和升华自己的思想，铸炼才华，使之闪闪发光，并奋不顾身地在时代的洪流中，书写自己命运的作品”。因为这段经历，也因为年龄的因素，他的后期作品越发走向温暖、开阔、悲悯。
对谭仲池来说，写作与生活并不是两种可以割裂开来的人生模式，它们相互渗透，相互交织，构成了一个作家完整的生命体。在《风雨人生路》中他借臧克家的一段话表达了自己的这一感受：“我的每一篇诗，都是经验的结晶，都是在不吐不痛快的情形下写出来的，都是叫苦痛逼着，严冬深宵不成眠，一个人咬着牙龈在冷落的院子里，在吼叫的寒风下，一句句，一字字磨出来的，压榨出来的。没有湛深的人生经验的人是不会完全了解我的诗的，不肯向深处追求的人，他是不会知道我写诗的甘苦的。”
这是一个同质化的年代，以教科书、新闻为载体的公共知识、公共意识无孔不入地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对许多人来说，历史无非就是教科书上不容置疑的时间、地点、人物名称以及划分清楚的阶段、背景、性质、意义，历史中那些伟人、英雄或者能够代表一个时代面貌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官员、企业家形象，也往往来自他们对“主旋律”作品的刻板印象。然而，教科书对历史的抽象、概括、简化，新闻媒体对公共意识的无限复制，宏大敘事对个体感知的钝化、遮蔽、遗忘，某种程度上淡化着人作为一个生命体的整体性、连贯性、唯一性，也由此使人们在叙述历史的时候缺乏必要的想象力和反思力。那么，怎样才能将个体经验融人历史陈述，让历史重获生命的质感呢？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回忆给了我们对于分离最敏感的理解——回忆就是与我们自己分离，好像是隔着一道海湾与我们的以往和我们的现在相对。”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回忆”的双重作用：首先，“回忆”是一个节点，一个契机，它使人暂时从那个庸常状态下的、被公共意识和社会性所支配的那个“我”中疏离出来，获得了一种反思自我、反思存在的有效审美距离;其次，“回忆”可以打通过去、现在、未来，使自我获得生命的整一性与连贯性。人一旦深深地陷入回忆之中，他的个体生命感知会立即苏醒，他的主体意识会随之强化，也正是这样的原因，许多现代作家都用“回忆”的方式来打开历史，例如普鲁斯特、马尔克斯。对于上世纪60年代的记忆，谭仲池在《打捞光明》中是通过寒玉冰的感受来展开的：“现在他竞无明灯读书，亦无心读书。读书多者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倪公说读书有全利而无少害，可现实怎么颠倒了过来？还是在这山野静听自然界的万物之声为最好之事。玉冰这样想着，便觉得这是人生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自然对自己这个受伤的心灵给予了极大的抚慰。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世间的冷暖沉浮、旅途的坎坷泥泞，乃至有人视为性命的名位利禄无非都是过眼烟云，不足计较和牵挂，唯有这山野奉献给自己的乡情、醇风、绿意、泉影是那样令人心动神往，让周身血液为之沸腾和激荡。想到这一切，一颗理智的泪珠从玉冰的眼里滚到腮边，寒玉冰没有去擦，他要让它一直流到自己的心海里去化作人生最重要的纪念”。倪文节的读书有全利无害说，是近代以来读书人所信奉的至理名言，然而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读书多者却被视为反动权威。现实与古训之间的矛盾，引发了主人公对历史的考问，但他并没有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深入，而是采用自然净化心灵的方式进行了思考的替代和转移。这一具有显著个体化色彩的关于那个年代的“回忆”，还原了被压在历史皱褶之中的个体生命的感知，使模糊、抽象的“集体记忆”变得更加清晰、具体。再如，他在长篇自传体回忆录《风雨人生路》中对自己在那个年代犯下的罪过做出这样的回忆：“年轻幼稚的我终未走出这个怪圈。朴素的阶级感情代替了颠倒是非，失去了理智，年轻人的偏激代替了冷静。我竟然以班长的身份，在班上主持开起了批判会。神气十足地站在讲台上发动同学们口诛笔伐，声讨所谓的‘黑帮’，把自己本来崇拜的作品也当作‘毒草’来批判。说那些作品抹杀阶级斗争，讲博爱平等，是资产阶级的虚伪，描写爱情是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现在想起当时的自己实在可悲。最使我不能饶恕自己的是那个曾经教我读名著，辅导我走向文学之路的老教师，我竟然按校‘文革’领导小组的安排，站在黑暗的走廊去监视他的行动。这种罪过让我在内心不知道反省过多少回。”在这里，以“回忆”为节点，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群体的“我”与个体的“我”构成了一组对立而又共生的关系：一个在为群体通行规则与时代要求而代言，一个为个体的自由与良知辩护，两者反复诘难，考问出了灵魂的深，也体现了历史的复杂性。
除了“回忆”之外，个人话语还有很多种实现手段。采用何种手段固然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作者独特的生活感受力、艺术想象力和思想穿透力，其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整个禀赋、才情、胆气、识见的合力。《东方的太阳》是建党九十周年的巡礼之作，那么怎样克服颂诗用诗史直接比附政治史的僵化套路而展现个体化的才思识见，怎样透过政治文化语境的复杂性来客观公正地评价那些被历史的尘埃所掩埋的历史人物并还原他们的生命痕迹，这对任何一个诗人来说都是不小的考验。在这个方面，谭仲池做得是比较成功的，比如写到陈独秀：“中国也有一个读书人他常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徘徊/我想他一定读过普希金的诗不然他不可能/成为头顶上还笼罩着黑雾的中国青年的旗手/他是从苦闷和彷徨中寻找民主的人/他是从科学和文化中举起火炬的人/他是要决意冲决落网黑暗的人//这个读书人的名字和他的思想一样深刻鲜活/陈独秀也像一丛火焰在燃烧自己的灵魂/去照亮正在开辟的道路陈独秀又像/饱经风霜的秋菊撑着瘦瘦的身子/去迎接暴风雨的洗礼陈独秀更像/一弯新月在碧海凄清地蹒跚。”再如，怎样越过千篇一律的思想品德课本以及无数的影音资料对雷锋精神的图解化阐释，去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雷锋形象呢？谭仲池与彭海燕合写的《雷锋》不能不说是一个新的尝试。整部小说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以雷锋的成长为主线，以他与三位女性的感情纠葛为辅线，用一种个体化的视角，直观地再现了雷锋集模范人物与普通人于一身的情感世界，真实地还原了一个时代特有的情绪与气息，唤醒了人们对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
诚然，个体经验在强调写作的历史亲验性上是功不可没的，但对个体经验的过分强调也容易让写作走向一个新的误区——写作者放弃了对宏大的、整体性事物的关注，放弃了对人的灵魂、人的存在等人类重大精神命题的思索，转而走向书写粗鄙的快乐和欲望的奇观，一味地沉溺于对表层经验的玩味之中，从而丧失观察世界的独特的、清澈的眼光。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群体性写作症候。似乎在这时强调灵魂叙事，高呼大写的“人”字，已经成为一厢情愿的个人呓语，或者不合时宜的陈词滥调。然而，经验是表层的，欲望也是速朽的，文学最终指向的还是人心——那个隐藏得最深的、可以激发出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人们无穷探索欲望的人的生命本体。之所以说谭仲池的作品有着较高的格调，就是因为弥漫于他的作品中的对人的灵魂、人的存在的关照。
在《风雨人生路》第三版的自序中谭仲池这样呢喃自语道：“我不知道我的《风雨人生路》是不是乡愁？或许它还真是我的挥之不去的浓浓心愁。是我永远无法割舍的生命情结，在乡愁、故土里生长起来的所思、所悟和所恋、所望。”说到“乡愁”，大家并不陌生，因为它是一个屡屡被人们说起的文化概念。那么什么是现代意义上的“乡愁”呢？牟宗三在《说“怀乡”》里这样说道，现代是一个连根拔起的年代，人们挂了空，没了根，因此要找寻人之为人的最根本的东西，这才有了怀乡。对“乡愁”更抽象的解释，还可以参看海德格尔在《人，诗意地安居》中所引的诗人荷尔德林的一段话：“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乐之源（接近极乐）。故乡最玄奥、最美丽之处恰恰在于这种对本源的接近，绝非其他。所以唯有在故乡才可亲近本源，这乃是命中注定的。……还乡就是返回与本源的亲近。但是，唯有这样的人方可还乡，他早已而且许久以来一直在他乡流浪，备尝漫游的艰辛，现在又归根反本。因为他在异乡异地已经领悟到求索之物的本性，因而还乡时得以有足够丰富的阅历。”这里故乡显然有双重含义：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与精神的故乡。一个人只有备尝漫游的艰辛，才能真正体会怀乡的意义，同样道理，人类只有经历了逐渐脱离宇宙整体的漫漫岁月，才能领悟到人之为人的本源性所在。因为古代的社会想象是一种整体的宇宙观，人们生活在“人、神、自然”的统一秩序之内，并从宇宙的秩序中获得自我认同、行为规范、道德价值。然而经历了五个世纪的“长征”，人类完成了“大脱嵌”——“个人”从前现代社会的宇宙整体之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而随着这一过程，个人也失去与宇宙视野相伴而生的生命的英雄维度，“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于是，再次回归宇宙的整体之中，成为浪漫主义和后浪漫主义的一致诉求。中国自古就有“礼失而求诸野”的说法，到了近现代，那些对城市文明保持高度警觉的作家，自然更是把乡土当作了可以退守的最后一方净土，他们往往用诗意的方式美化乡土，构建自己的“人性”桃花源，例如废名、沈从文、古华、谭仲池等。在谭仲池的《凤凰之恋》中，雁华和蔓妮之所以钟情凤凰，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的光辉“全然不像美国大都市让人眼花缭乱的广告霓虹灯和建筑物的轮廓灯始终都退减不去的铜臭和纸醉金迷得光晕”，他们在这里发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与艺术的超功利性相一致的人性的理想状态，是人之为人的本源性所在。在《土地》中，一心想要走出土地，在城市谋取发展的田轫、田强兄弟二人，依靠自身的聪明才智终于在城市谋得了生存的一席之地。但最终，淳厚朴实、倔强尚义的田强还是回到了故乡。他带领乡亲改变观念兴办实业，拓宽了他们的致富渠道，加速了他们融人城市的进程。作为一个有着几十年从政经验的作家，谭仲池对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出路的思考，还是趋于平面化和外在化的。这种依靠个人奋斗弥合城乡两种异质文化内在裂隙的情节模式，似乎是一碗淡化转型期阵痛的心灵鸡汤，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批判现实的力度。这实际上也不仅仅是谭仲池一个人的问题，与之同时代的路遥、贾平凹等乡土作家的文化立场也存在着同样的局限性。但话又说回来，批判现实也并不是谭仲池所致力追求的目标，用温情的笔致为人的存在的终极命题做出一个形上意义上的思考才是他念兹在兹的目的所在，也就是说他的思考与想象并非为了解决社会学意义上命题，而是用延宕的方式将命题扩大、加深并最终上升为人类学意义上的命题。正如他在《土地》后记中所讲的：“我在想，人类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土地。人不就是为了生存和发展，在土地上生息、搏斗、探索、进取么！人类的文明走向何处？大自然走向何处？终究只有土地才能做出最合理的回答。”
如果说回归自然/乡土，从人与宇宙的整体性之中寻找到人之为人的本源，是抽象意义上的“怀乡”，那么建立一个安定人生的政治、思想、文化体系则是现实意义上的“怀乡”。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总说要“立人”，要树立现代人格。那么怎样树立现代人格呢？最主要的就是要打倒“孔家店”，打破“人吃人”的封建礼教与家族制度。然而，在旧的价值体系全面解体，而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怎样面对新旧交替之际的文化失衡、道德失范呢？鲁迅在《破恶声论》中，用“本根剥丧，神气旁皇”八个字，非常有预见性地批判了食“洋”不化带来的本土文化荒芜。面对那些打着“现代”“正统”“进步”牌子，压制下层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伪士”，他大呼“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作为一个无神论者，鲁迅在这里当然不是为了宣扬宗教思想。他是在崇尚自然的东方民间宗教中发现了万物有灵的朴素观念，由此希望能够在东方文化的本源上寻找到一种原始的、自发的“天性的爱”，将其作为人间伦理的根基。与此同理，面对都市中普遍存在的以利相交的人际关系，以及现代文明宰制下的“阉寺性”人格，沈从文将小资产阶级的人性理想投射到了湘西世界，从中他发现了生机勃勃的、充满原始强力的自然人性，并力图以之抗衡城市文明对人的异化。同为湘籍乡土作家，谭仲池与沈从文有着相似的思想倾向和文化立场。在谭仲池的作品中，土地、大海在内的自然万物以及艺术世界里的爱与美都是彼岸性的存在，它们为人类洗去俗世的尘埃，为人类的前行提供不竭的动力。但谭仲池除了信奉自然人性之外，更看重伦理之美，这一点与沈从文略有不同。沈从文面对世界，用的是艺术家的眼光，他的作品也验证了这一结论——传统文化对自然人性的规约仅体现在他的中期作品中，早期的自叙性小说与晚期的梦呓狂言则更多地侧重个性解放中的“身体解放”。以爱情为例，他反对以金钱和门第为基础的婚姻制度以及其背后无光无热的人生，主张用“爱”换爱“爱”，强调身体在爱情中的重要地位。谭仲池同样强调爱情中的灵肉一体，但他更看重女性精神品质在爱情中的价值，看重男性在婚恋中的责任与担当，看重男女两性在患难之中所建立起来的情义。在《土地》之中，与田轫更为相配的显然是现代城市女性悦雅，但出于道义，田轫还是选择了他的初恋情人。无独有偶，在《打捞光明》中，腹有诗书又有侠义心肠的寒雪让夏朝华倾心不已，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还是回到了苏玉的身边，用道德的无瑕，换取了内心的安宁。在《曾经沧海》之中，作者用诗意的笔调讴歌了被乱世分隔天涯却又相互守望的一对恋人，他们用数十年的沧桑与浪漫为中国式的爱情伦理下了一个很好的注脚。在《古商城梦影》中，作者将爱情伦理推而广之，赞颂了洪商“对天勿欺，待人以恕，居仁尚义，以义取利，利以义制”的经商信念和团帮精神。在谭仲池后期的作品之中，这种对民间优质文化因子以及传统文化精神的回溯比比皆是。在他看来，中国文化精神既是个人的立身之本，更是民族的立国之本。个人的立身与民族的崛起也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两个阶段，它们统一于人格完善的整个过程。也就是说，人格的完善不能仅靠个人的修持，还要心系家国天下，对社会有所担当，才算圆满。
如果说西方个人主义强调的是个人独立于社会和他人的理性与力量，那么东方社会强调的则是情感，是联系个人与家庭、邻人、社会的媒介与桥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东方文化更能实现个人与社会的融合，更能使人的生命牢牢地附着在社会思想文化的根基之上，不至于挂空。在与谭仲池的多次聊天之中，我发现他讲的最多的是亲情、友情，是对家乡的无限眷恋以及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也许这就是他心目中的人之为人的本源性所在。
总之，家国情怀加上谭仲池对人的灵魂、人的存在等人类重大精神命题的叩问，已经使他的作品呈现出精神上的力量感和价值上的重心感，由此与那些轻灵、琐碎、浮躁的趣味主义写作拉开了距离;他健全的精神文化视野下的生命景象，也与那些无限放大的黑暗人心、无穷复制的欲望奇观判然有别;他对个体经验的珍视以及介入历史的独特视角，也使他的作品以丰富的文化信息含量超越了“主旋律”题材的表现空间，这对当下的文学现场有着深远的启示性意义。
【作者简介】马新亚，文学博士，湖南省文学艺术联合会文艺创作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责任编辑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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