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将1961年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出版视为美国学术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节点，那么这一领域的研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至今渐成显学，涌现出一批卓有建树的研究者。他们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观念给国内的研究者带来极大的冲击和挑战。譬如夏志清对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的评价，李欧梵对五四文学和上海都市文化的考察，林培瑞(Perry Link)对民国通俗文学的关注，王德威对晚清文学现代性的捕捉，周蕾对女性形象意义的审思，张英进对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关联性的推究，都从不同层面影响着国内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判断和研究，推动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近年来，海外汉学界新生力量层出不穷，美国汉学家罗鹏(Carlos Rojas)便是其中极为突出的一位，他于1995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得比较文学和东亚文学学士学位，20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中国文学博士学位，2001—2008年任教于佛罗里达大学，2009年起任教于杜克大学，现为杜克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教授。2015—2017年担任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协会主席。著有《裸观：关于中国现代性的反思》(The
Naked
Gaze：Reflections
on
Chinese
Modernity)、《长城：文化史》(The
Great
Wall：A
Cultural
History)、《离乡病：现代中国的文化、疾病以及国家改造》(Homesickness：Culture，Contagion，and
Na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与王德威合编《文学台湾：新文学史》(Writing
Taiwan：A
New
Literary
History)，与白安卓(Andrea Bachner)合编《牛津现代华文文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与周成荫合编《牛津中国电影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inese
Cinemas)、《反思中国大众文化：对经典的自我吞噬》(Rethinking
Chinese
Popular
Culture：Cannibalizations
of
the
Canon)，与Ralph Litzinger合编《魅影礼仪：全球化的中国之发展与移位》(Ghost
Protocol：Development
and
Displacement
in
Global
China)。除此之外，他还积极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当代作家、文学作品，是中国当代文学杰出的英译者。他翻译了阎连科的《受活》(Lenin’s
Kisses)、《四书》(The
Four
Books)、《炸裂志》(The
Explosion
Chronicles)、《日熄》(The
Day
the
Sun
Died)等，贾平凹的《带灯》(The
Lantern
Bearer)，黄锦树短篇小说集《开往中国的慢船》(Slow
Boat
to
China
and
Other
Stories
by
Ng
Kim
Chew)，以及与周成荫合译余华的《兄弟》(Brothers)。其中阎连科《受活》的英译本入选美国《纽约客》杂志(New
Yorker)、《科克斯评论》(Kirkus
Reviews)和加拿大《麦克林周刊》(Maclean’s)的“2012年度最佳图书排行榜”，获得《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12编辑选择奖和年度书籍，《四书》入选布克奖的短名单，《炸裂志》入选布克奖的长名单。目前罗鹏仅有《裸观：关于中国现代性的反思》一书和少量论文以中文形式出版或发表，国内研究界对其研究观点、研究方法、研究范式仍较为陌生。罗鹏作为海外汉学家的新锐代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性别研究、影像艺术研究等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值得我们重视。他的研究方式和研究理念折射出近年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动向及可能存在的问题，此种“异质性”将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反思文学史的书写及构建。因此本文拟就所能搜集的文献资料，从三方面探究罗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路径，试图较为完整地呈现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面貌，期望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所参照、助益。
一
综观罗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视觉、性别、语言可构成其研究视域最为突出的视点，统摄由晚清至当前浩浩荡荡百余年的中国文学。罗鹏通过选取具有针对性和代表性的叙事文本，从视觉视角、性别视角或是语言视角细致剖析，往往做出富有新意的阐发。《裸观：关于中国现代性的反思》一书是罗鹏将视觉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勾连的一次有效实践。作者网罗了李汝珍、陈森、无名氏、金庸、张爱玲、李永平、高行健、王朔、朱天文9位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作家，从他们的文学文本中寻找视觉符号的相同联接，分析照片、图谱、镜子、水晶屏风、屏幕等视觉意象是如何影响文本生成以及个人/群体的主体性建构/重建的。譬如在“王朔与历史肖像”一章中，罗鹏集中讨论了王朔的小说《我是“狼”》《玩儿的就是心跳》《动物凶猛》，揭示了3部小说的共性——虚构叙事与视觉图像互相缠绕，互相确认。《我是“狼”》中“我”“走入画中”得以实现自我的再现，《玩儿的就是心跳》中方言依靠模糊照片企图重建伪造的自我，《动物凶猛》和据此改编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米兰的照片和目光成为构建小军自我认知的凭证。故而图像成为王朔小说的有力内核，推动故事发展的同时亦完成人物个体身份的确认。在“金庸与图解民族主义”一章中，金庸的《天龙八部》成为罗鹏论述的中心文本，小说中的面具、刺青、武功图谱、肖像卷轴、人像雕刻等具体视觉意象，是段誉、游坦之、无崖子等人物得以感知自我、消弭自我、重建自我的视觉物件，“为观看的主体提供了一个外在的认同点，让她不单得以认同图谱中的实际图像，更能认同其背后所隐含的社会或意识型态‘凝视’”。但视觉物件不仅仅是金庸小说人物的外在认同点，还是金庸作品的缩影。换言之，金庸小说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中国文化“屏幕”，成为全球离散华人族群“中国”认同的可能性支点。值得注意的是，罗鹏对于9位作家的集中性讨论，最初源自于一张19世纪早期慈禧揽镜自照照片中那吊诡的倾斜凝视，罗鹏将其视为罗兰·巴特的“刺点”——居于影像的焦点，打破了观看的平静过程。正是这种源自外界的凝视，让我们得以重新思考认同与主体形构之间的关系。相似的论述还可见罗鹏对于贾平凹《废都》小说的再次细读，在分析庄之蝶、唐宛儿、柳月三人之间的关系时，罗鹏注意到文中一对铜镜的深刻寓意。其中一面由庄之蝶赠予情人唐宛儿，一面赠予保姆柳月，他认为“两面镜子不仅具有反射性，而且具有深刻的及物性(transitive)”，让观看者想起其他看镜子的人，例如庄之蝶在一面镜子中看到他之前送给唐宛儿的那面镜子中错位的反射影像。柳月在同一面镜子中看到庄、唐两人恋情的反射，唐宛儿用她的镜子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中国古典美人。“在每一种情况中，片刻的镜像私密性都因外在的、‘第三极(tertiary)’目光的强力入侵而被打破，这种目光不仅产生出对身份的识别，也衬托出主体的自我定位。”该书除了视觉视角的多棱介入，另一被关注的问题则是在视觉叙事中性别主体的构成及欲望的生产方式。针对晚清小说家李汝珍的《镜花缘》，罗鹏首先反思了胡适和夏志清评述《镜花缘》的女性观点，认为过于简化，提出《镜花缘》的女性议题应反映于三个不同层面：女性的直接再现；女性作为隐喻意象；女性作为小说论述目的。小说中异兽果然的形象和境遇更是可以看作现实社会中女性角色和位置的深刻借鉴。在“陈森与性别货币”一章中，罗鹏以晚清小说家陈森的《品花宝鉴》为主要分析对象，分析小说中的性别认同、性欲望、价值评判等主题是如何裹挟、交错而生。他认为，小说中的次要角色和次要情节反而为我们理解小说提供了重要线索。手镯及其他珠宝的流通暗合年轻伶人的流通交易，名伶琴言身陷师父长庆和华公子双重的金钱、道理困境中，解困方法最终是作为能判定金钱价值的“商品”进行交易。这里，《品花宝鉴》的年轻伶人的流通情节和《镜花缘》中唐敖用财力为鱼人和少女赎身情节遥相呼应，共同揭示出独立个体的建立始终来自于作为商品交易行为的一次次确认，造成文本叙述的巨大张力。
罗鹏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研究者，还是一名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家，因此对于文本中的语言问题，他常常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并能据此进行新颖、深刻的阐释。在阎连科、阿来、董启章、黄锦树、郭小橹5位当代作家的文本中，罗鹏发现尽管他们的作品中有独具特色的语言色彩：阎连科《受活》中的“絮言”；阿来《槐花》中的四川方言；董启章《时间繁史：哑瓷之光》中的广东话；黄锦树《阿拉的旨意》中刘财发明的语文；郭小橹的英文小说《简明中英情人》中的“英文词典式”写作，但语言陌生感带来的差异，并不是特定身份的必然象征，反而是“一种群体的创作”。换言之，他认为“一种社群只是在跨越文化、意识等的差异中才存在，就像一部文学作品只有在跨越任何人之间的语言差异中才能出现”，因此，“一种地域文学总是不得不是一种跨地域文学”。在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中，语言成为文本研讨的中心话题。罗鹏以“嬲”、“×妈妈”、“时”为例，详细分析了《马桥词典》中地域方言文本中的特殊意义和作用以及在翻译中所体现的文化内涵，而这些深具地域特性的语言经过翻译转换，往往丧失了自身的独特魅力，造成语言和文本上不可避免的断裂。尽管文学作品在翻译过程中必然遭遇语意遗失和语言难以转换等问题，但罗鹏作为翻译者仍从不同方式尽量化解这种困难。阎连科的小说《受活》有大量耙耧山区独有的历史名词和豫西方言，为了保留原作的异域文化特色且便于西方读者理解，罗鹏在翻译中创造了大量新词，譬如将“热雪”、“天堂地”、“倒日子”、“死冷狗”等耙耧山区方言翻译为“hot snow”、“heavenly fields”、“overturned days”、“cold dead dog”。在《离乡病：现代中国的文化、疾病以及国家改造》一书中，他以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对“东亚病夫”、“黄热病”、“吞噬细胞”、“微生物”、“传染”、“SARS”、“AIDS”等词语进行了医学谱系梳理，对“病毒(virus)”、“模因(meme)”进行了词源考察，梳理了它们从拉丁语、法语、英语到生物医学术语的演变情况。
二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中国现代文学有自身的研究范畴和特有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对其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不同方法论的有效运用不仅能丰富现代文学的批评空间，还会对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罗鹏尤其注重方法论的实践和意义，西方理论介入、多学科交叉、类比研究是罗鹏进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常见的三种方法。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理论介入意识的增强与多学科比较文化研究方法的兴盛，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两个方面。众所周知，欧美本是各种新理论诞生、汇集的大本营，而海外汉学家大多接受过比较文学专业训练，新的理论资源和学术话语往往内化为自身的思维结构和研究范式，甚至形成一种不自知的理论惯性。他们驾轻就熟地运用新批评、女性主义、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后殖民批判、后现代主义等新潮理论分析文学作品、作家心理，形成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强势连接。在这种研究热潮下，一时产生了不少颇有创见的研究成果，但对理论的盲目追捧仍造成部分研究呈现牵强附会、以偏概全的特征。对此，程光炜有一针见血的分析：“一些学者很少使用文学史材料，他们判断问题和研究现象，主要依据的是当前时尚的理论。他们推导问题时，不是凭借材料的根据，而是通过理论的预设和大胆的假定，这样一来，有时得出的结论就很难有说服力，而且也较为浮泛。”而罗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固然难以逃脱理论介入的深刻烙印，但他比较注重理论与文本的密切结合，往往是以具体作家作品为出发点，将理论落实到具有代表性的文本中，因此能生发别具一格的观点和视角。他以拉康的后镜像屏幕理论关联自19世纪到20世纪具有视觉譬喻的叙事文本，针对无名氏的小说《金色的蛇夜》，他细致分析了主角印蒂与高级交际花莎卡罗的数次相遇，无论莎卡罗是作为“一对独立黑眼睛”，抑或是“反射印蒂自己的凝视的镜子”，终究是无名氏对“视觉感知本身的关注”；针对张爱玲的小说《封锁》，他例举了宗桢对翠远上车模样的回忆以及围观医学生绘制人体骨骼图两个场景，借以证明“新兴现代视觉潜意识的特征”，即破碎的视觉元素如何体现自我意识的感知；针对李永平的小说《海东青》与《朱鸰漫游仙境》，他将台北地图与中国大陆对照，印证“图谱本身同时具有时间与空间两种层次”；针对朱天文的小说《荒人手记》，他例举文中一系列色彩词汇检视认知、欲望、商品化等议题。他借用弗洛伊德的“恋物”和“延迟行动”两个概念分析董启章《地图集》《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等小说，探讨文本对于性、香港身份的书写。他以德里达主张的语言理论“我只有一种语言，不过它并不属于我”，以及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概念分析阿来小说的“离散性”。由此可见罗鹏丰厚的理论知识以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准确把握。多元性、跨学科的研究方式是近年来海外汉学研究的又一趋势。诚如王德威所言，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跨越到电影、流行歌曲、思想史和政治文化、历史和创伤、马克思和毛泽东美学、后社会主义、语言风格研究、文化生产、大众文化和政治、性别研究、鸳鸯蝴蝶和通俗文学、城市研究、后殖民研究、异议政治、文化人类学研究、情感的社会和文化史研究等议题和领域。尤其是文化研究大行其道，试图综合不同人文学科的方法，对中国社会做出全面观察。罗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亦借用不同学科模型，针对文学领域具体作家、作品、问题进行多元化分析。譬如针对鲁迅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惯常将其中的吃人现象理解为封建社会对民众的精神压迫和肉体摧残。罗鹏却打破了这种经典化解读方式，综合免疫学与精神分析学，从微生物传染性理论、视觉误认等视角指出鲁迅创作《狂人日记》的免疫心理特征，即“将自己小说创作的道德原动力归因于外部(鲁迅在别处将这些激励他创作的人称为‘革命的先驱者’)，使自己处于双重‘传染’的关系之中——他将读者与自己的悲观隔离开来，并给读者传输一系列改良理想。这种双重‘传染’关系导致鲁迅对自我认知的分裂：他身患传染性的消极病，却同时拥有外来的积极观念”。此种跨学科的分析方式是基于《狂人日记》文本中暗含的医学理论框架所做出的创造性阐释，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在《离乡病：现代中国的文化、疾病以及国家改造》一书中，罗鹏更是将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文化视野中涉及医学术语为譬喻的论著一一拎出，探究其隐藏的政治文化逻辑。他以李汝珍小说《镜花缘》中兰音因得病而离乡，病愈返乡复发病这一故事为引言，将“他者(alterity)”作为考察中国近现代社会疾病修辞的关键词。从梁启超的《新民说》《黄帝内经》、严复的《原强》、胡发云的《如焉@SARS.com》、阎连科的《丁庄梦》、余华的《兄弟》、蔡明亮的《黑眼圈》等各式文本入手，指出百年中国近代史中的疾病话题所蕴含的个体身份、民族形象乃至文化思维的构筑缘由。
罗鹏亦善于发现文本中物件和细节的深层喻意，揭示表层符号背后所蕴含的情感、文化、政治、社会等深刻思想，或是寻找多个事物之间的本质特征、关键要素或主要方面，判断其接近、相似或相同程度，往往能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譬如李汝珍小说《镜花缘》中看似通晓唐闺臣的碑记的白猿是传递父亲唐敖文字的象征，也是女儿小山的镜像；陈森的小说《品花宝鉴》中恶少奚十一赠送给名伶杜琴言的玉镯是进入交易系统不断被“买卖”的年轻伶人的隐喻；李永平的小说《朱鸰漫游仙境》中唐保国对女性乳房的、臀部的地标性解读未尝不可视为当代台湾身体政治的象征；贾平凹的小说《废都》中那只穿越朝代的苍蝇是中国皇朝历史踪迹的代表，阮知非所收集的大量女式皮鞋可以转喻为相关的美丽故事，在庄之蝶和他的几位女人之间辗转流动的一枚铜钱是拥有者身体遗留物的想象，庄之蝶所搜集的城砖则是古都西安的有力譬喻。通过对满族作家穆儒丐短篇小说《新婚别》的细密考察，罗鹏认为尽管主人公赵文英不断强调自己的婚姻并不是“讲虚礼”，但他给未婚妻凤姑家亲戚的“定礼”和“财礼”恰恰是“虚礼”的表现，而他与凤姑的“虚礼假面子”婚姻又被视为“当时伪满洲国社会/政治状况的一种比喻，包含了家庭、军队与国家的思想矛盾”，罗鹏进而指出，“《新婚别》暗示了伪满洲国不仅是一种蓄力并且伪造的社会结构，而且作为故事背景的清朝及民国——再加上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是一些包含内在的思想敌对与不一致性的‘虚礼假面子’的后果，并且托给这些社会结构一种现实意义刚好是这些内在矛盾所引起的社会意识形态系统”。
三
或许是海外汉学家所属的特殊身份和环境，使得他们在关注中国现代文学时，往往能打破限制国内研究者的既定视野，以多样化、多元性、多维度的目光看待中国现代文学这一丰富而复杂的学科，并能通过多种途径阐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以“纯文学”和“审美主义”的文学史观念重塑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范式，李欧梵以“追求现代性”概括清末民初中国文学的总体趋势，而新世纪后王德威提出的“华语语系文学”这一概念，不仅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定义、范畴、版图进行重新界定，其开放、包容的学术立场也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观念的集中投射。作为王德威弟子的罗鹏，他对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秉持着机动、开阔、通达的学术理念，对学界的既定概念不盲从，对既成文学史的思维模式有所反思和挑战。针对马华作家黄锦树的短篇小说《M的失踪》，罗鹏通过对文本的详细分析指出文学运动与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文学运动通常被视为效仿的过程，民族文学被认为由作品和作家身份所决定，两种分类方法看似并无关联，但效仿形式同样影响着民族文学的形成。在对小说家董启章的考察中，他从《西西利亚》《地图集》《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三部作品出发，以翔实的文本分析转述对中国作家、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等宏大命题的思考：作为“香港作家”的董启章和其所代表的“香港文学”究竟具有何种暧昧不清的含义？“中国文学”所包含的意义和边界是什么？香港、台湾或海外作家的作品是否可以纳入“中国文学”中？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书写的作品、外语写的有关中国的作品、日本殖民台湾时期台湾作家用日文写的作品是否是“中国文学”？通俗小说、电影剧本、涂鸦、文身、私人日记又是否可以定义为“文学”？这些疑问恰恰是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界所热切关注、探讨的重要议题。针对这些议题，罗鹏在和白安卓共同主编的《牛津现代华文文学手册》一书中尝试做出解答。这部文学史和邓腾克(Kirk Denton)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指南》(TheColumbi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张英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指南》(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王德威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共同形成2015年至2017年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版热潮。它的编写方法、编纂体例和结构完整地呈现出主编罗鹏的学术立场和学术目标。如他所言，“本书的目标并不是要界定什么是现代华文文学，也不是要对这一概念可能涵盖的东西做一个全面的调查，而是提倡通过一系列策略性的介入来阐明决定现代华文文学如何出现，如何被认识，以及如何被解释的结构性条件。换句话说，我们的目标是展示一系列能在处理现代华文文学文本的同时提供不同方式以重估什么是现代华文文学的方法论。我们主张现代华文文学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实体，其意义和局限在解读的过程中被不断重塑。同理，它也不是一个单一、统一的概念，而是关于什么是现代华文文学的不同概念相互重合所形成的复合体。”罗鹏借助黄锦树的短篇小说《刻背》中神秘文身字符和《说文解字》中对于“文”的解释，以结构、分类学、方法论的体例集合欧美、大陆、香港、台湾等地45位作家、学者，探讨了现代华文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等结构性条件(夏晓虹关于现代中国“戏曲”谱系生成的探讨；陈小眉对文学、戏剧、电影作品中《国际歌》非语言声音元素的考察；阎连科对中国审查体制转变的关注)；历史、族群、区域、形式等文学概念(博达伟用欧洲“近代早期”概念重估16世纪早期到18世纪晚期的中国文学；张诵圣以吕赫若日记作为个案考察殖民时代的台湾文学；周蕾对也斯诗歌的分析)；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传统诗学为基础的一系列研究方法(王德威强调了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理论相互补充的重要意义；慕维仁从政治视角分析了鲁迅的《破恶声论》和《文化偏至论》；桑梓兰以女性主义视角重新考察了张爱玲作品中的感伤基调)。此种文学史书写形式大大挑战了以往封闭、固化的文学史书写模式，其框架、材料、思想对于国内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纂有启发性意义。一方面，它打破了以时间为线索的文学史书写定式，避免了以政治时期划分文学阶段所带来的意识形态隔离和断裂；另一方面，它不再将文学体裁、作家作为文学史书写的基本单元，而更加重视对各类文体、作家之间的连接和呼应，强调文学元素的相互关系。更为重要的是，罗鹏通过对现代华文文学这一对象的梳理和辨析，推进了对“世界文学”、“东方文学”、“西方文学”等重要概念的理解。“世界文学”所重视的是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之间文学的影响和交融，而在当今世界市场化、信息资讯化、迁徙多样化、区域趋同化、国籍和民族身份淡化的时代语境中，以题材、体裁、形式、语言、族群、国别、种族、地域作为厘定文学界限的评判标准，必然会造成对“文学”概念的单一、僵化解读，忽视“文学”的多面性认知，落入模式化研究的窠臼。罗鹏进一步指出，对现代华文文学的解读，既是探究“现代”、“华文”、“文学”的具体所指，亦是将“中国文学”作为文学、文化研究的一部分，通过边缘扩展和多义分类等方式，把“中国文学”纳入全球视野，作为理解“世界文学”的一种方法。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锐力量的代表，罗鹏的研究视角、研究范式和研究立场对以大陆为中心的现代文学研究界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资源。诚然，罗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存在不少问题，譬如他对理论的娴熟运用，有时不免流于空泛(如对宗璞小说《我是谁？》中韦弥之死场景的解读)，他对于文学作品中物件的类比联系，有时显得过于牵强(如将贾平凹《废都》中双眼皮苍蝇视为族群和文化中的他者)，这也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普遍症候：对理论过分倚重，对中国文化和社会还缺乏全面认识和深刻了解。但在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考察中，更为重要的价值在于对学术对话的关注和重视，如季进所言： “我们或许可以在文学和历史的对话之外引入对话的另一重维度，即文学研究与研究史之间的对话。这不仅仅是为了强调文学研究的创新性和突破性，更是要提醒我们注意，研究史所推动的学术转型和范式转移，到底对于当下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哪些刺激与促进，又带来了哪些局促与不见。”[注]季进：《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再反思》，《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罗鹏和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凝视”，将促使我们纠正既往研究方法、观念的不足之处，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合体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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