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

　　小说是文学家族里的老人。它见多识广，通情达理，对一切都和蔼而优容。沉静是它稳定的心理倾向和性格特点。正是在这沉静的状态里，它细察人间百态，深思人生真谛，从容地展开描写和叙事。

　　从2001年开始，回到西蒋村的陈忠实，心态渐趋沉静，也有了写小说的冲动。在几年的时间里，先后写了9篇短篇小说。2001年5月12日，他完成了《日子》；8月20日，完成了《作家和他的弟弟》；后又写成《一个虚脱症患者的发言片段》。2002年3月8日，完成了《腊月的故事》，7月27日完成《猫与鼠，也缠绵》。2003年2月12日，完成了《关于沙娜》。2005年3月9日，完成了《娃的心娃的胆——三秦人物摹写之一》；2005年5月21日，完成了《一个人的生命体验——三秦人物摹写之二》；2007年5月9日，完成了《李十三推磨》。

　　这些小说数量不大，质量也未必都很高，但却体现着陈忠实同情弱者的底层意识，表现着他对权力腐败和人性败坏的不满和反讽，也反映着他发掘和弘扬陕人道德精神的写作意图。从艺术上看，这些小说具有很强的写实性，有的甚至将纪实性与虚构性融合起来，显示出一种质实而朴素的叙事风格。但是，整体上看，他的这些小说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纯粹的批判精神，不仅没有达到《白鹿原》的高度，而且离尖锐反讽的现实主义文学，也有一定的距离。

一、民生多艰：底层人的生存境遇

写完《白鹿原》之后，陈忠实就像贾宝玉丢了通灵宝玉一样，丢了写小说的灵感和激情，而且这一丢，就是将近10年的时间，直到2001年，才写出了新世纪的第一篇小说《日子》。

　　2001年春节过后，陈忠实回到了乡下老家。他的心情并不好。压抑的心情使人苦闷，但也使人沉思和静观。他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冷静地观察农民的生存境况，思考一些农村社会的现实问题。短篇小说《日子》，就是这样一篇描写底层农民的境遇和心情的作品。

　　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并不均衡：城市与农村之间是不均衡的，东部与西部之间是不均衡的，沿海与内地是不均衡的。就阶层而言，农民的经济收入远远低于其他社会阶层；就地区而言，西部和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远远落后于东部和沿海地区。农村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尤其严重——劳动力外流，土地荒芜，基础设施废坏，生产力下降，粮食减产，农民的基本福利缺乏保障而负担却在加重，留守老人缺乏照顾和安全感，留守儿童则缺乏爱抚和幸福感。

　　2000年3月2日，中国民间“三农”问题研究者、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前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高层领导，反映当地“三农”面临的问题，发出“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感叹，引起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李昌平在信中说：“1990年棋盘乡吃税费的干部不过120人，现在超过340人，并且这种增长的势头无法得到控制。新上任的领导无法顶住内外压力，不得不滥用权力安排一帮子人吃‘皇款’，年年有新官，干部增长何时休？官取于民，民取于土，落在水上，打在泥上，农民怎么受得了！”根据李昌平的调查，“农户靠借债生产、生活的，高的村达80%，低的也要占30%。我们在两个乡镇先后询问过7个村的农民，他们都说，不借债无力种田，有的说不借钱日子都过不下去。据了解，农户举债的数额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有的是向亲戚借，有的则要借高利贷，月息达18%至26%，我们在棋盘乡调查的当天，潘河村的农民柳景双就因逼债喝农药身亡。”总之，中国农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面临着严峻的转型考验。自从李昌平上书后，所谓“三农问题”，就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反映农村生活的底层叙事，也成为颇受关注的文学现象。

　　陈忠实的短篇小说《日子》，虽然没有完整地叙写中国的“三农”问题，但也写出了底层农民内心的不安和焦虑。将他的这篇小说归入“底层叙事”，固无不可，但陈忠实的叙事平静而沉着，描写细微而深入，显得更加成熟和亲切，与那些叙事夸张、描写失实的同类小说比起来，骎骎乎驾而上之，明显高出一大截。

　　对照修辞是《日子》在艺术上的一个特点。农村的凋敝与城市的繁荣形成对照，底层生活的艰辛“日子”与官员生活的腐败“生活”形成对照，大自然的平静而绚丽的景观与现实中的喧嚣而毁废的情景形成对照，对底层人的同情与对腐败官员的讽刺形成对照，“男人”对自己命运的坦然接受与他对女儿未来的忧心如焚，也形成对照。正是通过这样的对照修辞，陈忠实平静而尖锐地揭示了农民生活的艰难和沉重。

　　小说中的“男人”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农民，按照他的妻子的话说，就是一个“硬熊”。他并不觉得妻子的评价是对他的唐突和冒犯，甚至将这当作对他的表扬，因为，他知道，“中国现时啥都不缺，就缺硬熊”。他的自尊心很强，很难适应在城里打工的生活，“有的干了不给钱，白干了。有的把人当狗使，呼来喝去没个正性。受不了啊！”于是，他就回到农村，在河道里，跟妻子一起，干着一种非常枯燥的活儿——挖沙和淘沙。

　　这个“男人”知道农民活得很辛苦，也知道城里人过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对此，他并没有太多的牢骚。他无力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就接受和顺从命运的安排。但是，他对官员的腐败，却极度不满，深恶痛绝。他在跟小说中的“我”聊天的时候，讲述了自己听到的关于腐败的新闻：

　　我给你说一件吧。县里开三级干部会，讨论落实全县五年发展规划。书记做报告。报告完了分组讨论，让村、乡、县各部门头头脑脑落实五年计划。书记做完报告没吃饭就坐汽车走了，说是要谈‘引资’去了。村上的头头脑脑乡上的头头脑脑县上各部局的头头脑脑都在讨论书记五年计划的报告。谁也没料到，书记钻进城里一家三星宾馆，打麻将。打了三天三夜。第三天后晌回到县里三干会上来做总结报告，眼睛都红了肿了，说是跟外商谈‘引资’急得睡不着觉……”

　　……你以为我还指望那号书记领咱奔‘小康’吗？哈！他能把人领到麻将场里去。”男人说，“我从早到黑从年头到年尾都守在这沙滩上掏石头，还不是过日子嘛！我当然知道，那个书记打麻将与咱不相干，人家就不打麻将还与咱不相干喀！他被逮了与咱不相干，不逮也不相干喀！”

　　“咱靠掏挖石头过日子哩！”女人说。

　　“我早都清白，石头才是咱爷。”男人说。

　　在“男人”的既平静又不平静的话语里，显然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传达着真实的社会情绪。其中，有两点特别引人注意：首先，官员的道德堕落和权力腐败，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其次，就连最普通的农民，也失去了对腐败官员的信任——所谓“逮”或“不逮”，都“与咱不相干”，表达的就是一种彻底的失望和不满。

　　事实上，这篇小说还含蕴着一个更为深刻的情感空间，那就是，主人公对自己女儿的爱，对她的未来生活的希望和焦虑。显然，这个“男人”对农村的未来是没有信心的，所以，他害怕自己的下一代重复自己的命运，不希望女儿再过自己这样的生活。他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女儿的考试上。当他知道女儿高一分班考试没有考好，“硬熊”的心理就崩溃了，就病倒了。他无法承受这其实并不严重的打击。“我”作为小说中的观察者和叙述者，虽然也经历过孩子念书的事，“但我还是没有估计到这样严重的心理挫败”。“男人”对女儿的爱，使我们看到了他内心极为温暖和柔软的一面，也使我们看见了农村底层人生活的艰辛。

　　这篇小说的叙事节奏是舒缓的，笔调是凝重的，内蕴着令人沉重和辛酸的情感内容：

　　我坐在沙梁上，心里有点酸酸的。

　　许久，他都不说话。镢头刨挖沙层在石头上撞击出刺耳的噪声，偶尔迸出一粒火星。

　　许久，他直起腰来，平静地说：

　　“大不了给女子在这沙滩上再撑一架罗网喀！”

　　我的心里猛然一颤。

　　我看见女人缓缓地丢弃了铁锨。我看着她软软地瘫坐在湿漉漉的沙坑里。我看见她双手捂住眼睛垂下头。我听见一声压抑着的抽泣。

　　我的眼睛模糊了。

　　真正的痛苦往往是无法言说的。“他”的心事也是无法讲出来的。但是，读者从作者的叙事和描写中，分明感受到了人物极大的烦恼和沉重的焦虑。

　　景物描写也是这篇小说的一个亮点，虽然只有不多的一两处，但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太阳沉到西原头的这一瞬，即将沉落下去的短暂的这一瞬，真是奇妙无比景象绚烂的一瞬。泛着嫩黄的杨柳林带在这一瞬里染成橘红了。河岸边刚刚现出绿色的草坨子也被染成橘黄色了。小木桥上的男人和女人被这瞬间的霞光涂抹得模糊了，男女莫辨了。

　　一切景语皆情语。人的情感，非常精微，幽隐而不可见，抟之而不可得，故须借客观的物象以表见之。陈忠实此处的景物描写，表面上看，不过是简单的写实而已，实质上却是别样形态的抒情。也就是说，作者观察和描写的焦点，仍然是人物，他所要表达的，则是对人物的关切和同情。我们从这混茫的夕阳里，分明看见了作者“哀民生之多艰”的浩茫意绪。

　　如果说，《日子》反映的是农民困窘的生活境遇，那么，《腊月的故事》叙写的就是城市里国营工厂工人同样艰难的生活状况。只是，在后者的叙事中，显然包含着一种更为沉重和荒诞的意味。

　　《腊月的故事》中的秤砣是农民子弟，小卫是工人子弟，他们是同班同学。秤砣看见过工厂过去的热闹，羡慕那里的生活。工厂里欢乐的声浪，曾经把秤砣弄得不知所措，因为，这里的生活，“跟他自小生活的乡村差异太大了”。谁成想，工厂昔日的繁荣，很快就成为往日的记忆，就成为今日的叹息，“秤砣骑车通过偌大的厂区时，忍不住咂舌了，曾经令他眼热心也热过的景象，已经无可挽回地败落了，曾经在这儿体验过几个美好夜晚的乡村农民秤砣，现在发觉自己竟然对这儿有某些牵挂，忍不住连连咂着嘴，表示着含蓄的痛心。”像小卫这样的工人，到了岁末，还得靠工会救济的一袋面和两百块钱才能过年，而国营工厂的领导却成了腰缠万贯的暴发户。小卫愤愤不平地告诉秤砣：

　　“那个刘厂长，还是劳模，当着这个厂子的厂长，在外边给自己还办一个厂，凡是利润大的订单都转到他的小厂去生产。至于把本厂的外购材料弄到他的小厂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本厂连年亏损，他的小厂却越办越红火。工人告了，上边查了，人家从账面上早都做好了查的准备，结果只查出些鸡毛蒜皮，给了个免职处分。人家早就吃肥了，不指望当厂长挣的那几个工资了，屁股下坐的汽车比省长的汽车还高级。再说今日来的送温暖的局长吧，说是更新产品，进口设备，贷款几千万，结果产品没出厂就捂死了。结论是市场变化神秘莫测，就完了。周游了欧洲，几千万买个‘死洋马’，反而从厂长升成主管局的局长了。下边工人议论说，这个局长是拿票子铺的路砌的台阶。可说归说，局长还风风光光当局长，还笑眯眯地给咱送过年的‘温暖’哩！现任的厂长你猜干什么呢？准备卖地皮。地皮现在可是值钱了。等到这个厂长把地皮卖完，这个工厂就彻底消灭了。国家养了这么一竿子货，咱们小工人还能指靠这一袋米一块肉过年吗？哈哈！咱靠咱自个过日子。日子还过得不错。你让你的弟妹说，咱的日子过得咋样？”

　　虽然这篇小说所描写的将公有财产据为己有的腐败现象，并不是什么不得一觌的特殊现象，而是司空见惯的普遍现象，但是，陈忠实的尖锐对照下的叙事，还是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效果。当然，在这篇小说的叙事里，最让人震惊的，还不是权力阶层的腐败和堕落，而是工人阶层生活的悲惨和无助，是他们在生活上的困窘，以及困窘之下的铤而走险——失去生活保障的小卫竟然沦落到靠偷窃来维持生计的地步。他偷农民的牲畜，还偷了好朋友秤砣家的牛，最后，被警察抓走了。从小康坠入困顿，他所体验到的疼痛感和幻灭感，或许比自己的农民兄弟要更加尖锐和强烈的吧？

　　《日子》和《腊月的故事》都写得极为耐心和沉着，具有很强的真实感和写实性。就叙事态度来看，它们表达了对现实的焦虑，内含着同情甚至不平，但是，从主题深度来看，它们并没有多少足以发人深思的思想内容。当代小说叙事迫切需要的，是更加深刻的思考和更加尖锐的反讽。

二、柔性反讽：权力与人性的败坏

陈忠实并不是一个尖锐的反讽型作家。反讽需要与现实保持距离感，需要一种理性的怀疑意识和成熟的批判意识，但陈忠实与现实的距离太近，内心也缺乏那种犀利的锋芒和冷峻的态度。他晚年所写的小说里，固然也有反讽，但那是一种极为柔和的反讽，内里虽然含着讽意，却并不那么尖锐，力量也不那么强大。他的讽刺性修辞，仍然未脱“柔性反讽”的范围。

　　《猫与鼠，也缠绵》写的是一个农民小偷与公安局长之间的故事。情节很简单，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一个公安局长因为一个农村小伙多次偷了他放在办公室的钱而被“双规”了。换句话说，一个体制外的小偷将一个体制内的“大偷”给曝光了，并将他送上了审判台。鼠一刹那间成了猫，猫一瞬间沦为鼠。猫即鼠，鼠即猫，彼此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两者地位的转换也是迅速的。“缠绵”二字，蕴含幽默，颇有讽意存焉。

　　这个小偷其实并不是小偷，而是在公安局的锅炉房烧了十几年锅炉的农村小伙子。也许，是因为天天与警察在一起的缘故，他的内心全然没有对他们的神秘感和恐惧感。他似乎了解这里的每一个人，也知道他们的那些放不到台面上的事情。他盯上了公安局长，先后十多次进入他的办公室偷钱。最后，他被当场抓住了。然而，在被审讯的时候，他竟然提出“要见局长”。

　　这个“孤胆英雄”一样的小偷，想利用自己得到的证据，拿捏住公安局长，救自己出困境。局长果然来审他了。他撂给局长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局长我偷过你”。他还告诉局长，他偷局长的次数最多，有两次数额还很大，达到5位数。就在局长要从心理上将小偷制服的时候，小偷却从局长关于“零用钱”的话语缝隙里，从局长“最后一瞥的目光里”，看见了他的罪孽，看见了他内心的虚弱和恐惧。他明白了：“他和我一样其实都是鼠哇！”3天之后，局长被“双规”了：“小偷交代说，他偷过局长12次，累计偷得6位数的赃款。他偷第一次时，局长还是办公室副主任。局长升主任时，他偷过。局长升副局长时，他也偷过。局长升成局长时，他仍然偷。无论偷多偷少，局长都没报过案。局长在‘双规’期间交代，这些被偷的钱都是赃款……”

　　陈忠实的叙事，很有喜剧性，也可使人发笑。但是，由于缺乏令人信服的逻辑感，由于太依赖不大可靠的偶然性，这篇小说的叙事整体上给人一种夸张甚至失实的感觉。人们可能会产生太多的怀疑：一个锅炉工怎么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他怎么会在那么长的时间里连偷十几次，却没有引起公安局长的警惕和注意？被抓以后，他怎么敢如此肆无忌惮地要挟公安局长？他难道不知道“躲猫猫死”和“喝开水死”等发生在中国的并不传奇的故事吗？“3天之后”就将“公安局长”给“双规”了，这是不是有点太迅速了呢？是不是有点太不合情理呢？在南方海滨度假的李警官听闻局长被“双规”，视之为“惊天的消息”。他的反应显得很不真实——难道他是天外来客，完全不知此间的人情世态吗？难道他不知道自己的“局长”本来就是那个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吗？作者还这样描写李警官的心理反应：“极端的震惊之后也是一种疲软。李警察躺在沙滩上，也如同被人抽了筋剔了骨似的疲软。他也开始向温柔之乡移动，在进入梦乡的门槛时尚存的一缕清醒里，眼前像蝴蝶一样飘忽闪动着局长那只黄绿色的帆布挎包。到李警察从沙滩上重新站立起来时，这只黄绿色帆布挎包还历历飞舞在眼前，不过里边不再装着敬重和风度，而是老鼠和蛤蟆以及浸淫的耻辱和肮脏了。”作者对李警官的心理活动的描写，显然缺乏事实感和深刻性。这个故事应该有别的更高明的写法，也应该有别的更令人震惊和深思的收煞。

　　如果让契诃夫来写，李警官的心理反应，一定会更复杂一些，其中更多的，应该是羞愧和恐惧。因为，他也曾给“局长”送过钱，也像局长一样收受过别人送的钱。也就是说，他并不比自己的“局长”更干净，因而，也就没有资格对他进行道德谴责。他坐在自家里池塘边的醋栗树下，望了望阳光下被风吹皱的水面，又看看在自己脚下打盹的狗，心里十分孤独，竟产生了一种想哭的感觉。

　　如果让果戈理来写，可能会更加不留情面：李警官曾经替别人转手送钱给局长，结果，15万元钱，他只转过去10万，截留了5万元的回扣。于是，他躺在南方海滨温暖的沙滩上，就仿佛躺在铺满蒺藜的热锅上，心里七上八下，惶惶不安：局长会不会出卖自己？自己所贪污的，可不止那5万元钱呀。唉！局长会不会跳楼自杀呢？他为什么不跳呢？跳楼有什么难的嘛！纵身一跃，万事大吉。哎呀！他到底想没想过过跳楼的事呀？

　　换了卡夫卡，又会怎么写这个故事呢？他有可能不会让公安局长被“双规”，因为，锅炉工精神失常，语无伦次，前后颠倒，完全不能清楚地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最后，虽然经过无数次的审讯，但终于无法搞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公安局长到底是不是贪污犯？也就是说，公安局长是不是贪污犯，成了一个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K式问题”。尽管如此，对他的第一千零一次审讯，还将在明天上午9点30分准时进行。

　　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李警官和他的河南同事最后对自己的业已被“双规”的局长的一通诟詈。这简直就是无聊的情绪发泄。看到这样的近乎粗暴的谩骂之词，读者也许会有些微的快意，但不会有太多的美感，更不会获得深刻的思想内容。

　　短篇小说《关于沙娜》涉及的是官场中人微妙的心理和看不见的博弈。沙娜是一个性格外向而豪爽的乡镇女干部。她敢在饭桌上讲黄段子，能办成别人办不成的事。她所描述的自己，是一个虽然豪爽但绝不放浪的人，但是，在她的上级领导的眼里，她却是一个“盖难言之矣”的女人。小说中的作家秦业受沙娜请托，到县领导那里替她的提拔去说情，但都吃了闭门羹——似乎所有领导都对她敬而远之，避免有任何瓜葛。根据秦业所听到的风评，沙娜就是一个很成问题的人，完全不可能被提拔。

　　然而，一个月后，当秦业出国访问回来，却从文件里看到沙娜被提拔为乡长的消息。生活和人性的复杂，让秦业这个专门研究人的作家也困惑起来：“秦业的眼睛凝固在那页简短的文字上，沙娜两个字在纸页上舞蹈，沙字蹦起来娜字落下去，娜字弹起来沙字落下去，沙字娜字一起弹蹦起来又一起落下去又并头弹蹦起来了，那页白纸像杂技场上的弹床，秦业被那两个弹蹦着的字弄得眼睛都花了，头也有点眩晕，就把眼睛移开，发现拿在左手里的烤红薯已经攥成一把泥，从手指间从后掌下流出来……”这样的描写，多少有点夸张。过于用力地描写人物的心理反应和动作行为，是陈忠实在短篇小说写作上比较常见的叙事倾向。他想让读者震惊，但是，效果却是安德烈耶夫式的，而不是契诃夫式的——正像一位作家所说的那样，前者用夸张的方式来描写，努力使人害怕，但人们却不害怕，后者平静地写来，无意使人害怕，却使人读后有毛骨悚然之感。另外，从秦业的角度来写，固然给人一种距离感和若隐若现的神秘感，但是，却无助于读者更深入地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沙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读到最后一行字，仍然不甚了了。

　　严重的权力腐败必然导致普遍的人性腐败。它所造成的腐败往往是结构性和整体性的。《作家和他的弟弟》中的弟弟，就是这样一个未能幸免的底层人。他在不知不觉中感染上了腐败的精神病毒。

　　这篇小说以诙谐和讽刺的笔调，讲述了一个抓住一切机会占公家便宜的“伟大的农民弟弟”的形象。作家“我”的这个弟弟并不笨，就是爱吹牛，好高骛远，做事不踏实，但因为有一副好脾气，整天嘻嘻哈哈，所以并不使人讨厌他。他常常利用自己的作家哥哥的影响力，来占公家的便宜。他借着哥哥的名头，借来了刘县长的自行车，回到家里，却将人家的新自行车与自己的旧自行车，来了个大拆换：“车铃摘掉了。车头把手换了一副生锈的。前轮后轮都被换掉了。后轮外胎上还扎绑着一节皮绳。只剩下三角架还是原装货。真正是‘凤凰’落架不如鸡了……作家‘噢’地叫了一声，把攥在手里的酒杯甩了出来，笑得趴在桌子上直不起腰来：‘我的多么……富于心计的……伟大的农民弟弟呀！’”然而，作家的“弟弟”不仅不觉得惭愧，还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行为上的“道德合法性”辩护：“‘噢哟哟哟！’弟弟恍然大悟似的倒叹起来，‘这算个屁事嘛！也不是刘县长自己掏钱买的，公家给他配发的嘛！公家给他再买一辆就成了嘛！公家干部一年光吃饭不知能吃几百几千辆自行车哩！我掏摸几个自行车零件倒算个屁事！’”这是一个并不正当、但却发人深思的自我辩护。它有助于我们认识这样一个严峻问题：权力腐败是全社会的道德污染源；它会影响普通公民的道德意识，从而导致全民腐败的后果。然而，在陈忠实的叙事中，对这种因果上的内在关联，却揭示得并不充分。

　　这篇小说对情节发展“收煞”的处理，既缺乏深刻性，也没有说服力。在小说的结尾部分，陈忠实这样写道：

　　作家说：“我现在给你二百元，你去买新车子。你明日就把人家的零件送回去。”

　　“你这么认真反倒会把事弄糟了。”弟弟世故地说，又嘻嘻哈哈起来，“刘县长根本没把这事当事……权当‘扶贫’哩喀……”

　　作家瞅着嘻嘻哈哈的弟弟，想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就走出了窑院。晚炊的柴烟在村巷里弥漫起来，散发出一种豆秆儿谷秆儿焚烧之后混合的熟悉的气味。作家还是忍不住在心里呻吟起来，我的亲人们哪……

　　表面上看，腐败似乎纯粹是个人行为，所以，只要解决个人的道德问题，就可以克服腐败。事实上，这是一个错觉。因为，腐败与普遍的人性弱点有关，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心理学现象。所以，关于腐败的叙事，就必须是双向的：既要进入制度的层面进行批判，也要进入人性的层面进行讽刺，否则，任何关于腐败的叙事，都很难深入肯綮，就会停留在浮面上，或者仅仅止步于轻飘飘的“呻吟”上。

　　比较起来，《一个虚脱症患者的发言片断》的讽刺，就显得辛辣而尖锐，属于陈忠实的这几篇讽刺小说中的上佳之作。也许是长期身处作家群中，陈忠实对这类人的人格缺陷和道德弱点，所见既多，知之亦深，所以，他的这篇小说就写得细致真切，而又举重若轻，实可谓“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

　　《一个虚脱症患者的发言片断》的结构非常巧妙，叙事也干净利落。它通过一位作家的自我标榜的浮夸话语，与晚报记者的寻求真相的实证话语的对照，揭示了作家自恋型的病态人格与精神上的“虚脱症”病象，创造出很有喜剧意味和讽刺力量的修辞效果。

　　小说里的作家，是一个典型的“自恋狂”和“自大狂”。他自轻自贱，缺乏健全的人格意识和最起码的人格尊严。他既缺乏自我认知和评价的能力，也缺乏对自我的价值自信。他对自我的想象和认知几乎完全是歪曲的。他将自己想象成一个高尚的人和成功的作家，而他所提供的细节和叙述，却是虚假和靠不住的。

　　他这样解释自己去菜市场的目的：“最最重要的，我要体验人间烟火，菜市场是人间烟火最浓郁最旺盛的场合。感受买者和卖者的心态。我正是要在这里感受生活感受社会，与人民保持一种平等的关系。只有平等才能准确感受。因为进入菜市场，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消费者，一个普通市民，可以平等交换；在平等的交换中感受到的时代脉搏才是准确的。”然而，他根本不知道“平等”为何物。作为一个极不体面的“拜权教”分子，他缺乏最起码的平等意识。在一通自吹自擂的发言中，他说了至少5次“尊敬的首长和领导”，显得极其无聊和肉麻。他为别人活着，准确地说，为那些地位高于自己、权力大于自己的人活着。文学于他，乃余事耳，不过是猎名取利的手段而已。他更在乎“尊敬的首长和领导”怎样看他，怎样说他——他将自己的价值和尊严，建立在这些人的看法上。这个所谓“作家”，象征性地反映着许多作家的人格扭曲和精神畸形。

　　陈忠实晚年的这几篇反讽性短篇小说，质量虽属中品，但锋芒和深度，仍然有所欠缺。其实，这也不是陈忠实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学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缺乏第一流的讽刺作家和讽刺作品。我们的反讽要么流于轻飘飘的感叹，要么流于恶狠狠的调侃，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幽默感，缺乏对人性同情的理解，缺乏对生活深刻的洞察。我们应该认识到，只有当一个时代作家的反讽意识充分自觉的时候，只有当一个时代的反讽文学足够成熟的时候，这个时代文学的整体成就，才会达到理想的水平。

三、风土完厚：发掘三秦的道德精神

在中国的历史叙事和文化版图里，陕西尤其是关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作为周秦汉唐的发祥地或首都所在地，关中不仅土地肥沃，财富饶裕，而且还是最具文化影响力的地方，是中国正统文化的“郁郁乎文哉”的摇篮——它简直就是东方的亚平宁半岛和巴尔干半岛，而西安则可谓是中国的雅典和罗马。司马迁就曾在《货殖列传》里称述关中的富厚：“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金代的元好问则在《送秦中诸人引》中盛赞关中的风化之美与风物之佳：“关中风土完厚，人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至于山川之胜，游观之富，天下莫与为比。故有四方之志者，多乐居焉。”

　　陈忠实乡土情结很重，很为自己的陕人身份自豪。就像他常常为农民辩护一样，他也常常为陕西尤其是关中文化辩护。他不仅很少从整体上批评陕西人和陕西文化，还倾向于认同那些赞美陕西人和陕西文化的观点。他曾经读过王大华的《崛起与衰落——古代关中的历史变迁》。此书高度赞美古代关中的三次大崛起，并以古例今，信心满满地预言：现代关中继武古人的第四次大崛起，也必将成为21世纪的现实：“我以为取代南北时代的必定是第二个东西时代，因为广袤的大西北虽然落后荒凉，但极富空间和资源。它将吸引整个民族和文化的西迁和经济重心的西移。乾坤又将重新扭转九十度。21世纪有可能初现第二个东西时代之端倪。”此书作者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意义，认为以关中为主体的西部和西部文化，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在复兴传统文化合理内涵方面，关中具有明显优势，这正是关中独具的长处，是希望所在。值得注意的是，文学与艺术总是以其过度的敏感触及到时代的脉搏，走在前列。”这些褒赞关中、肯定传统的观点，无疑会启发陈忠实重新审视关中，重新认识传统，从而为《白鹿原》的叙事，甚至为他后来的“三秦人物摹写”，提供了观念和精神上的支持，正像他在谈到《崛起与衰落》的时候所说的那样：“这是研究以古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历史的书，尽管历史教科书向每一个读过中学的人普及了长安曾经的几度辉煌，然而作者对这块土地上的兴盛和衰落的透彻理论，也给我认识近代关中的演变注入了活力和心理上的自信。”

　　2010年8月9日，陈忠实写了一篇题为《话说陕西人》的文章，谈的是自己听了有关领导《在省文联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感受。这个《讲话》对作家和艺术发出“号召”，期望文学艺术工作者在攀登文艺精品的创作时，要“多角度描绘陕西人勤劳质朴、宽厚包容、尚德重礼、务实进取的典型形象……”陈忠实接受这句话里所包含的概括性判断，认为“这是对陕西人地域性共性的概括。作为陕西人，我一直关注和探索这块土地上的今人和前人的精神和气质的共性，以及由前人到今人的演进演变的心路历程。……这4句16个字的概括，既呈现了陕西人的性格特征，也揭示出陕西人的精神气质和心理形态，以及作为精神、心理、个性气象底蕴的传统道德规范的德和礼的遗风。”他认为，这个讲话，“对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无疑是一种真诚而富于力度的鼓舞”。

　　事实上，陈忠实早就有开掘陕西的精神资源的文化意识，早就有塑造具有“心灵震撼”效果的“陕西人形象”的文学行动。他在《白鹿原》中塑造的朱先生和白嘉轩，就属于这种很能代表关中人道德精神的人物形象。2005年他开始写作“三秦人物摹写”系列纪实小说。他要为那些非凡的陕西人树碑立传，借以褒赞陕西人的“精神气质和心理形态”。虽然他仅仅写了《娃的心娃的胆——三秦人物摹写之一》与《一个人的生命体验——三秦人物摹写之二》两篇小说，但是，也足以使读者看见他写作此类作品的立意和宗旨之所在。

　　小说《娃的心娃的胆——三秦人物摹写之一》的叙事，由两个重要的情节事象构成：一个是八百个陕西籍娃娃兵，在被日军包围、弹尽粮绝的最后时刻，全部从山顶纵身跳入黄河殉国；一个是孙蔚如将军代表中国军队，接受日军投降。前者显示着抗战的惨烈，后者则显示着胜利的辉煌。由这些情节事象，可以看见陕西人性格的刚烈和对抗战胜利的巨大贡献。

　　什么是陕西人的性格呢？在陈忠实看来，它就是一种有心高、脚远、眼宽、胆大的性格，就像司令孙蔚如面对着所有陕西新兵所说的那样：“咱们关中及至整个陕西人，自己都说自己是‘冷娃’，什么‘关中冷娃’‘陕西冷娃’。关中娃陕西娃，何止一个‘冷’字哇！听见这个灞桥小老乡唱的他婆教给他的口曲了吗？心——高，脚——远，眼——宽，胆——大。这才是关中娃陕西娃的本色。”陈忠实将陕西人放到残酷的战争考验情境中，叙述了陕西战士的英勇顽强的精神和视死如归的勇气。他将自己的情感灌注到叙述和描写里边，从而强化了小说的令人荡气回肠的感染力。他这样描写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上的陕西人孙蔚如将军：

　　孙蔚如司令坐在受降官席位上，一派凛然，显然不单是他近一米九的魁梧的身躯，更是他对曾经不可一世的疯狂野兽沉重一击的一身正气。在立马中条山的三年时间里，这个以杂牌军为主的第六战区，死守着陕西和西北的东大门潼关，使日军不仅过不了这个关口，而且死伤惨重，成为中国各大战区里日军死亡数字超过中国军队死亡数字的唯一战区。也许有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背景，也许有美国扔到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的威力，然而，孙蔚如巍峨生威的躯体里所展现的是自信和自尊，在中条山在我军队的面前，你早已是死伤惨重的败将。

　　你可能会觉得作者的话语结构太过单一，叙事语调通过抢直，但是，我们从中确实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对笔下人物和父母之邦的深厚情感。

　　完成于2005年5月21日的《一个人的生命体验——三秦人物摹写之二》中的主人公，是中国的著名作家柳青。柳青是陈忠实和路遥的文学之父。像路遥一样，陈忠实也对柳青充满崇敬和感激之情。他用饱含感情的笔墨，叙写了柳青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所遭受的迫害与折磨，赞美了他正直的人格与诚实的品性。他将自己对柳青的观察和记忆，融入到小说的叙事结构之中。他用极其精细的文字，描写了柳青的衣着、长相、“纯净犀利透彻”的眼神和他的非凡的“威势”：

　　无论斗争场面的大小，无论批斗台的高低，柳青唯一不变的是他走上批斗台时的脚步和姿势，他穿着蛤蟆滩中老年男人穿的对门襟布纽扣黑颜色的棉袄，差别在于布的质料。农民多是自家织布机生产的土布，柳青是用国家配给的布票买来的机器纺织的洋布；头戴一顶被乡村人俗称为瓜皮的无檐帽，执行斗争他的造反派主持人勒令他摘下帽子时，他就从头上一把抓下来塞到棉袄的明口袋里，圆溜溜的光头和阔大的前额就呈现给参加斗争会的所有人。圆脸通鼻，鼻头下的上唇有一排黑森森的短胡须，成为他显著的风景和奇特的标志。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一般都不蓄胡须，但最具风景异质的是那一双眼睛，走向批斗台的时候，从拥挤着人群的呐喊声中的通道走过去，柳青只瞅着脚前的路，两边的人都能在瞬息里敏感那双眼睛泻出的纯净犀利透彻的光亮，混浊的铺天盖地的口号声是无法奈何那一束光亮的。他很单薄，身高不过一米六，体重大约只有七十斤，这样的穿戴这样的体型和体重，很难有雄壮和威武，然而柳青缓慢的步履能产生一种威势……

　　一个极端混乱的时代，严峻地考验着人的生存意志，那些志行高洁的人，宁愿举身赴清流，也不愿意与世俯仰，同流合污。清代诗人邓汉仪在《题息夫人庙》一诗中说：“楚宫慵扫眉黛新，只自无言对暮春。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身处动乱时代的柳青，就是一个意有所郁结的伤心人。妻子被迫害致死，自己也被关进“牛棚”，任人打骂羞辱，所过的日子，实在比无助的息夫人好不了多少。当痛苦超过了人所能承受的极限，死亡便是一种解脱。于是，柳青便心生绝世之意。陈忠实对柳青的自杀心理和过程的描写，尤其令人震撼：

　　……上厕所有人跟着，被单独叫去训话更有监视者；弄一撮毒性剧烈的老鼠药或杀灭害虫的农药是不可能的，亲属都被隔离接触了，无法获得；上吊也是无法实施的，既没有绳子，也没有拴绳上吊的悬梁或可以承载一个人体重的壁钩；刎颈或割断手腕或腿上的主动脉，没有刀子，再说万一一刀割不死再被抢救过来，会有“自绝于人民”的又一桩被认为叛变行为的罪名；唯一能够消灭自己的手段，便是电击——房子里有电，这是必备的也不引人注意的照明设备。更关键的是，一触即宣告生命结束，短暂的一瞬就把较长时间酝酿确定的消灭自己的方案实施完成了。

　　陈忠实写出了柳青在绝境中的绝望和决绝，也表达了自己对柳青人格和道德精神的敬仰和赞美。但是，从“生命体验”这个角度来叙述柳青的炼狱般的苦难体验，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仅仅从这个内在化的视角展开叙述，无法表现人物与现实的尖锐冲突，无法揭示复杂的生活内容。同样，他所津津乐道的“文化心理结构”理论，似乎也无济于事，因为，人物的悲惨的生活和苦难的命运，涉及到了多种复杂的社会因素和叙事内容，远非“文化心理结构”所能概括和解释。

　　事实上，柳青晚年早已摆脱了自己时代的僵硬的认知模式，或者说，已经通过艰难的努力，完成了对自我的启蒙。因而，如果我们试图深入而完整地揭示柳青的道德精神和人格力量，那就不应该忽略了柳青在20世纪70年代的人格发展和思想变化——他通过阅读当时所能见到的启蒙性读物，极大地改变了自己的心情态度和思维方式，甚至改变了他对现实和历史的认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刘可风在《柳青传》中，记录了柳青晚年关于中国现实和世界历史的谈话，为人们认识他的思想变化和人格发展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根据这些资料，人们可以看到，晚年的柳青已经开始关注和思考“民主”和“人道”等至关重要的大问题。经过种种炼狱般的磨难，他的个性和人格也得到了发展——他所表现出来的独立姿态与清醒意识，简直与许多年前写《创业史》的柳青判若两人。

　　柳青不是那种眼界狭窄、思想迂腐的书呆子，更不是那种只关心自己的浮沉和得失的庸俗作家。他一直关注和思考那些与国家和人类的命运密切相关的大问题——真理的意义，文化的独立性和重要价值，知识分子的尊严和使命，历史发展与个人意志的关系，等等。他的思考具有重要而深刻的性质：

　　历史永远是按照唯物史观的规律发展，决不因为任何个人的意志而犯反规律。某些强有力的个人意志，有时可以造成历史发展的暂时曲折，但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根本方向。每日每时都能意识到这一点而坚持真理的人，能够有多少呢？能够坚持真理而不碰碎自己，那就要善于坚持真理。这样的人又有多少呢？在希特勒统治的十二年间，所有德意志民族的进步作家都出国流亡或在国内销声匿迹。这说明这个民族的文学界道义水平高。

　　从现实感和深刻性来看，柳青的思想已经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甚至达到了具有世界性和人类性的高度。同时代的作家，很少有人达到这样的认识水平。陈忠实应该将这样的柳青写出来，将他在思想和人格两方面的升华过程揭示出来。这不仅会使我们认识到一个几乎完全不同的柳青，而且还会给今天的作家提供有价值的精神资源。

　　2005年，纪实小说《一个人的生命体验——三秦人物摹写之二》发表，两年后，2007年5月9日，陈忠实完成了短篇小说《李十三推磨》。这是两篇在主题上可比性极强的小说。

　　李十三与柳青，萧条异代不同时，但命运却几乎完全相同。他们都是靠写作安身立命的人，也都受到了外在的压迫性力量的摧锄和迫害。不同的是，柳青虽欲死，而未得死，李十三夺路而逃，本欲求生，而竟得死。

　　李十三试图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体制，但却始终未能如愿：

　　他的求官之路，类如这磨道。他十九岁考中秀才，令家人喜不自禁，也令乡邻羡慕；二十年后的三十九岁省试里考中举人，虽说费时长了点儿，却在陕西全省排在前二十名，离北京的距离却近了；再苦读十三年后到五十二岁上，他拉着骡子驮着干粮满腹经纶进北京会试去了。此时嘉庆刚主政四年，由纪昀任主考官，录取完规定的正编名额后，又拟录了六十四名作为候补备用的人。李十三的名字在这个候补名单里。按嘉庆的考制，拟录的人按县级官制待遇，却不发饷银，只是虚名罢了。等得牛年马月有了县官空缺，点到你的名字上，就可以走马上任做实质性的县官领取县级官饷了。李十三深知这其中的空间很大很深，猫腻狗骚都使得上却看不见。恰是在对这个‘拟录’等待的深度畏惧发生的时候，失望同时并生了，做官的欲望就在那一刻断灭。是他的性情使他发生了这个人生的重大转折，凭学识凭本事争不到手的光宗耀祖的官衔，拿银子换来就等于给祖坟上泼了狗尿。

　　于是，李十三便选择做一个撰写秦腔剧本的作家。他因此穷困潦倒，到了囤无宿粮的程度：“田舍娃随之把跟脚过来的李十三夫妇按住，扑通跪到地上：‘哥呀！我来迟了。我万万没想到你把光景过到盆干瓮净的地步……我昨日格听到你的村子一个看戏的人说了你的光景不好，今日格赶紧先送二斗麦过来……’说着已泪流不止。”

　　然而，他的一腔正气的戏曲剧本，他的劝人改恶迁善的叙事，却冒犯了官家的道德禁忌和文学律条，惹得嘉庆皇帝大发雷霆，要对他严行缉办。李十三被迫离家出逃。

　　亡命之际的李十三最关心的，仍然是他的剧本的命运。在他看来，他用心血写下来的这些文字，有着比他的生命还要宝贵的价值。

　　在李十三看来，他活着就是为了写戏，因而，“把戏写成了”就堪慰平生。这篇小说所表现的，是艺术与权力的冲突，是要写戏与不让写戏的冲突，或者说，是自由与压迫的冲突。作品潜含着这样一个意义空间：权力可以暂时显示自己的威势，但是，长远来看，它注定是失败者；相反，艺术家似乎无力与它对抗，但是，他们所创造的作品中，却蕴蓄着强大的不可羁縻的力量——它不仅可以赋予自己以长久的生命力，而且还可以使它的作者不朽。压迫的力量，无论它曾经多么强大，最后都无法避免灰飞烟灭的命运，但是，只要李十三的秦腔剧本保存了下来，他自己的精神生命就不会死，他就永远活着。

　　时代的变化，必然带来风俗和人心的变化。正像刘向在《说苑·杂言》中所说的那样：“今夫世异则事变，事变则时移，时移则俗易。”千百年后的陕西和关中，还有可能是元好问看到或想象的那个样子吗？世情、民俗和人心，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是什么造成了这巨大的变化？如何才能深刻而真实地叙写出这变化了的陕西和变化了的人心？这就需要进入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以批判的态度和分析的方法，来揭示新的环境如何塑造了新的人，来揭示巨大的社会力量如何改变了人们的心性和行为，又如何改变了生活的方向和品质。

　　陈忠实在一个地方说：“我最近的几个短篇《日子》《作家和他的兄弟》《腊月的故事》说责任感也罢，说忧患也罢，关注的是当代生活过程中的弱势群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同情和呼吁，着重写生存状态下的心理状态，透视出一种社会心理信息和意象，为社会前行过程中留下感性印记。关于我的创作我从不做承诺。我的创作忠实于我每一个阶段的体验和感悟。我觉着当代生活最能激发我的心理感受，最能产生创作冲动和表现的欲望。”他的这段话，说得很自抑，很低调，显示出一种内敛的甚至被动的写作心态。

　　然而，文学是一种积极的行动。它致力于改变人们的意识和人格。也就是说，仅仅写出感性的印象，是不够的，因为，它所提供的不单是“社会心理信息和意象”，还应该通过对现实的批判性分析和叙事，为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启蒙性的力量。也就是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讲，怀着乡愁的冲动，抒发对故土的热爱和眷恋，表达对生活在故土上的人们的赞美，固然是一种正当而美好的情感态度，但是，他同时还要有一个批判的向度，要用启蒙性的叙事来揭示故乡的另一面的生活——它的残缺和丑陋。陈忠实晚年的短篇小说之所以在总体上给人一种力量不足、深度不够的感觉，大概与他写作上的批判性太弱不无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