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认为：“把朦胧诗看成新时期中国文学的起点，这可能是一种暧昧而吊诡的做法。新时期文学是一次主流文学的命名，而朦胧诗在其萌芽阶段，却是产生于对主流思想文化的怀疑与潜在反抗……”在新时期文学命名的政治性被充分反思的今天，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换一种说法，将朦胧诗看成80年代文学的起点，是否就会实至名归呢？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本文主要采取朦胧诗接受史研究的角度，将朦胧诗起点论重新问题化，在研究朦胧诗是不是起点之前，先研究朦胧诗是怎样成为起点的，将朦胧诗起点论作为对朦胧诗评价的观点中的一种，力图呈现朦胧诗复杂的文学史形象，揭示不同读者群体对朦胧诗的接受状况，朦胧诗在社会生活中的真实境遇，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朦胧诗经典化问题。
一、“三个崛起”：起点意识的萌生
具有朦胧诗起点论意味的观点最早出现在被称为“三个崛起”的文章以及同期支持朦胧诗的文章之中。“三个崛起”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起点”一词，但是它们已经具备了明确的“起点”意识。作为支持和肯定朦胧诗的第一篇重要文章，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虽然不足3000字，理论性也不强，但是却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第一，朦胧诗的出现可以比肩于五四新诗运动；第二，新诗60年发展的道路越走越窄。谢冕的这两个观点贯穿于他日后的文章之中，也为其他肯定朦胧诗的文章所采用。这两个基本观点成为了朦胧诗能够成为起点的重要立论基础。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年第3期)认为朦胧诗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虽然孙文将朦胧诗与“传统诗歌”的分歧，归结为以“个体”还是以“集体”为核心的美学原则分歧的观点有待商榷，但是，在“个体”意识的复苏和勇于表达方面，80年代文学取得的重大突破，还是有目共睹的。孙文捕捉到了社会转型时期主导性价值观转变的事实，以及文学艺术观念转向的趋势，并且成功地将之用于对朦胧诗的解读。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认为朦胧诗是“带着强烈现代主义文学特色的新诗潮”，它的出现“促进新诗在艺术上迈出了崛起性的一步，标志着我国诗歌全面生长的新开始”。徐文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第一篇从语言形式到思想内容对朦胧诗进行现代主义指认的文章。如果考虑到日后文学史叙述中现代主义文学在80年代的重要地位的话，徐文对于朦胧诗文学史地位的奠定意义非凡。在这个时期，朦胧诗的反对者可以分为两拨人：一是“清污”之前的章明、周良沛、丁力、宋垒、峭石等人，他们主要的观点是朦胧诗过于晦涩，读者看不懂，朦胧诗过于小众化，广大“人民群众”看不懂，朦胧诗是拾西方现代主义的牙慧，并无“先进性”可言。以上三点基本属于文学观念、审美趣味和欣赏习惯上的分歧。二是“清污”之后加入进来的柯岩、程代熙和郑伯农等人，他们反对朦胧诗的理由已经超出了文学范畴，将朦胧诗以及“崛起派”的主张视为资产阶级现代派的诗歌宣言。从日后朦胧诗的接受历程看，这两拨人的反对声音不仅没有影响到朦胧诗的发展，反而客观上起到了传播朦胧诗的作用，他们对朦胧诗的批评使得阅读朦胧诗成为了一种带有某种冒险性质的刺激之旅。
在经历了四五年的论争之后，朦胧诗不但没有消声匿迹，反而迅速成为诗坛主流。1985年是一个分水岭，一方面，朦胧诗受到评论界和大众读者的高度评价，各种版本的“朦胧诗选”在图书市场上销售量猛增。第四次作代会上谢冕、舒婷、杨炼当选中国作协理事，彻底改变了朦胧诗在主流文坛的被动形势，也代表着主流文坛对朦胧诗的接受。这一年谢冕撰文《断裂与倾斜:蜕变期的投影——论新诗潮》(《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主张将朦胧诗正式“作为五四新诗运动整体的部分”，纳入“新诗创作和新诗研究的领域”。这意味着朦胧诗被列入“正统”，不再是“古怪诗”、“毛孩子”，同时该文还认为朦胧诗“用内容和艺术的复兴……最终修复五四新诗传统的联系”。与评论界相呼应的是朦胧诗在大众读者中受到热捧的盛况。由阎月君等人编选、谢冕作序的《朦胧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荣获1985年全国优秀畅销书奖。根据易图强统计，该书首印5500册，1986年10月印数13.55万册，1991年6月第8次印刷时累计到26.4558万册。
二、经典化助推起点论生成
另一方面，“第三代诗人”提出“打倒舒婷”、“Pass北岛”，活跃于80年代初期的一些主要朦胧诗人基本停止了朦胧诗创作。随着大部分主要朦胧诗人出走海外，从朦胧诗的发展历程来看，作为整体的朦胧诗潮由“进行时态”变为“完成时态”。对朦胧诗的评价似乎可以“盖棺定论”了。此后的朦胧诗接受史基本沿着两条道路进行，一条是经典化道路，一条是反思道路。经典化道路上承“三个崛起”的论调，继续强调朦胧诗破旧立新的功绩，发展出朦胧诗起点论可谓“水到渠成”。朦胧诗起点论与经典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经典化促成起点论的生成，起点论巩固经典化。随着“第四次作代会”的召开、“寻根文学”和“现代派”小说的出现、“第三代诗人”的集体亮相，学界的文学评价标准也出现了调整，以“纯文学”姿态评价文学成为更多评论者的选择，对朦胧诗的讨论也更多集中于“诗学”范围之内。王干称朦胧诗“开启了当代中国现代诗歌运动新航道，使中国现代诗歌与意象派诗歌潮流趋同步之势”。阿吾称“‘朦胧诗’为诗的独立存在提供了更为重要而新颖的理由”。于慈江认为朦胧诗打破了诗歌必须尊奉情感——想象模式的信条，代之以体验——感受的现代诗歌介入模式。朦胧诗在艺术方面的突破性贡献和成就在以上诸文章中被一再肯定，这是80年代后期朦胧诗在评论界形象的一个缩影。
在80年代，最接近朦胧诗起点论的观点出自于宋耀良，他说：“新时期文学的新思潮发端于朦胧诗派。”“新时期文学的新思潮”被其概括为：强调文学创作的主体是人(普通人)，而非导师、革命家、英雄；文学表现普通人的情感；作者在作品中维护自我个性的权利和他人个性的权利；挑战“反映论”文学观；注重艺术形式创新的价值。
朦胧诗的影响力在80年代达到顶点，且积累了大量经典化所需的资本。童庆炳认为文学经典的建构因素起码要包括如下六点：(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可阐释的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其中第一、二点为作品内部要素，第三、四点为外部要素，第五、六点为内外的连接要素。对照这六点要素，上文已经提及了四点：第一，经过一番论争之后，朦胧诗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支持；第二，“崛起派”所倡导的诗歌(文学)批评标准成为了80年代诗歌(文学)批评的主流标准；第三，朦胧诗选本的畅销说明它们符合了大众读者期待视野；第四，谢冕以及其他“崛起派”评论家在80年代充当了朦胧诗“发现人”的角色。论题所限，本文没有讨论朦胧诗文本的艺术价值和可阐释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朦胧诗不具备这两方面因素。
统观80年代迄今的文学史，80年代是评论界、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读者三方面在文学接受观上最为接近的一个时期，朦胧诗在这个时期的接受情况最能够体现这一点。众所周知，从“文革”到改革，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重大转向，从“阶级斗争为纲”到“经济建设为中心”，意味着改革和开放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成为时代精神。朦胧诗在这个转型时期应运而生。某种程度上讲，朦胧诗是主流意识形态、评论界和大众读者共同作用、催生的结果。没有《诗刊》等主流期刊的转载，没有评论界的论争和鼓吹，没有广大读者的热情支持和追捧，“今天派”不可能变成朦胧诗。80年代评论界肯定朦胧诗的文章有意无意地都借助了主流意识形态转向的大势。在与“文革”进行切割，奔向光明前途，追求“现代化”成为时代精神的大趋势中，朦胧诗反思“文革”的主题和现代主义的笔法、技巧一再被挖掘和指认，将朦胧诗视为新时期文学精神的开启和五四文学精神的接续不仅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历史叙事的要求，而且引领和迎合了大众读者的文学阅读兴趣和审美趣味。在支持肯定朦胧诗的文章中，“文革”不仅是朦胧诗反思的对象，而且还是诗歌中某种情绪和风格的来源和诗人的成长环境。“文革”与朦胧诗的关系一再被强调，“文革”期间被压抑的自我和个体在朦胧诗中得到了释放；“文革”造成了一代人的痛苦和迷茫，同时也促成了一代人的反思和反叛；诗中的忧郁、彷徨来自于诗人童年生活的阴影等等这些观点既得到主流意识形态支持，也被广大读者所认同。
虽然朦胧诗在80年代被塑造成一个起点不仅仅因为它的文学因素，但是，我们在考察朦胧诗起点论在80年代的形成不能忽视的是，80年代的文学是与社会的、政治的、哲学的各种思潮交织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文学存在形态并不是80年代的诗人和评论家能够选择的。
80年代是国家意识形态导向、知识分子理想追求、大众关注重心三者矛盾最小的时期。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意识形态再次转向，知识分子“启蒙”理想落空，大众更加关注物质层面的进步，文学的号召力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急剧降低，文学退守回自身。朦胧诗也随着社会大环境的改变“风光不再”。但是，社会影响力的下降并没有影响朦胧诗经典化的进程。谢冕称：“新诗潮结束了新诗的暗夜，以富有活力的实践撒下了新时期诗歌的第一线的曙明。”与其以前的文章相比，该文的主要观点并无更多新意，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诗歌的第一线的曙明”的定位，这就意味着在“新时期诗歌”这个时间范围和领域之内，朦胧诗是一个起点。孙绍振也有类似的表述：“朦胧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现代诗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它在突破历史障碍，追求艺术革新所做出的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来越显出辉煌的历史的价值。”罗振亚对朦胧诗的艺术成就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做出总结，称朦胧诗具有“意象与哲学联姻的思维方式”和“向主体中心化敛聚的文本结构”，是“陌生与平朴交错的语言创造”。他的论述进一步巩固了朦胧诗的艺术经典地位。毕光明也肯定了朦胧诗在艺术变革方面的作用，称在“文学从为政治服务的公然的规定下解放出来而恢复其审美功能”的过程中，在“文学向自身回归的历史性转轨中，朦胧诗充当了艺术变革的前锋……”
产生于80年代的“新启蒙”文化思潮，以“悲情”方式在90年代获得了合法性，朦胧诗的“启蒙”内涵在这样的文化思潮背景之下再度被“挖掘”，从而进一步奠定其文学史经典的地位。张清华认为：“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是朦胧诗的思想内核，这一内核构成了其主题的启蒙性质，它所表达的对人性的呼唤、对人的尊严的悲歌，以及反抗迷信、专制、暴力和愚昧的理性精神，使之成为当代启蒙主义文学(文化)思潮的重要源头与组成部分。”
支持朦胧诗起点论成立的重要依据还有一条，就是它开启了新时期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大幕或者说接续了被中断的文学现代化进程。如果说这种观点在“三个崛起”时期还因为现代主义本身的“资产阶级属性”没有被完全洗脱，而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那么经过80年代中后期“真伪现代派”的论争之后，持这个观点的论者便不再有后顾之忧。
对朦胧诗作为新时期现代主义文学源头的指认起到助益作用的，还有90年代以来对“白洋淀诗群”、“今天派”等与朦胧诗人有着重大关联的诗人群体的“发现”，以及对“白皮书”、“灰皮书”等“文革”时期“地下阅读”资源的开掘，虽然有些当事人更加强调朦胧诗的遮蔽效果，但是更多的朦胧诗研究者却更愿意接受它们之间具有“传承”关系的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资源的发现使得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的脉络清晰起来，而朦胧诗作为这条脉络上的重要环节开启了新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学。
在谢冕等评论家的推动下，朦胧诗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被不断强化和巩固。谢冕更是在《论新诗潮》一文中直接、明确地称朦胧诗(新诗潮)为80年代诸文学潮流的起点。“新诗潮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的先导，其价值在于以自身的完成为革命诗歌运动画了一个句号，又以自身的试探为第二次诗意革命画了一个冒号。”2005年，谢冕在“三十风雨话朦胧”论坛活动上的讲话再次将朦胧诗的定位“升级”为一个时代文化的开启者。
几乎与谢冕同时，李陀也提出了另一种朦胧诗起点论。李陀认为当代文学的真正变革发生在1985年，理由是：“那前后出现了汪曾祺、阿城、莫言、韩少功、李锐、王安忆、刘索拉等人的写作，开始打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在表面上进行‘变革’、实际上却沿袭‘工农兵文艺’路线这样一个文学局面。”“如果认真地追根溯源，这一文学变革应该从‘朦胧诗’的出现，到85年‘寻根文学’，到87年实验小说这样一条线索去考察。”虽然李陀更注重先锋文学的文学史意义，将其视为当代文学真正变革的开始，但是他把朦胧诗作为这种变革起源的看法却也构成了另一种朦胧诗起点论。在朦胧诗与先锋文学的关系问题上，格非的观点与李陀相似，他说：“先锋小说的两个比较近的重要源头”，“一个是汪曾祺，另一个是朦胧诗”。
经由谢冕等重量级评论家的不断指认，朦胧诗起点论在2000年以后变成了学界的“常识”。
在朦胧诗经典化过程和起点论形成过程中，文学史书写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最早将朦胧诗写入文学史的著作应该是1985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编写的《新时期文学六年(1976.10-1982.5)》，该书设专节对朦胧诗现象进行介绍和讨论，并基本持肯定态度。此后几乎所有重要版本的当代文学史都会置专章或专节介绍评价朦胧诗。比如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第20章“新诗潮”肯定了朦胧诗在中国当代诗歌转折期的地位。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第15章“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称：“‘朦胧诗潮’已在文学史上确立了不能忽视的位置，它们的美学追求已为文学史和广大读者所认同，异端已经化为传统，构成了文革后文学中非常重要的美学文本。”陈晓明著《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的第11章“朦胧诗开启的精神向度”称：“……朦胧诗的个人声音，带着中国文学从未有过的思想感情和新奇语汇呈现于世，给予中国人对自我的认识以强烈的震撼，对时代具有不可阻挡的开启性意义。”温儒敏、赵祖谟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第2版)的第14讲“朦胧诗及其叙述”称：“……朦胧诗不断涌现出来的创新观念和先锋精神，不但对整个诗歌的发展走向产生了影响，而且成了整个文学创作的探索者。……在先锋小说流行之前，朦胧诗的现代倾向早已被‘炒’得沸沸扬扬；在‘寻根文学’正式拉开序幕之前，朦胧诗人也已经用他们的诗篇叩开了传统文化的古老之门。”
三、站在起点论的对立面上
80年代中期以后，质疑和反思朦胧诗经典和起点地位的声音就没有停止过。朦胧诗经典化和起点论所依赖的政治对抗主题、现代主义身份指认、先锋文学源头、启蒙精神内涵一再被拆解。1989年朱大可在《燃烧的迷津——缅怀先锋诗歌运动》(《上海文论》1989年第4期)中就指出，由于社会时代所提供的“绞架”变成了“秋千”，朦胧诗人由“受难者”的英雄形象变成了“尴尬的话语嬉戏者”。此后，朦胧诗经典地位的确立过多依靠时代政治环境的问题成为一部分评论家的共识。张清华指出：朦胧诗人“毕竟不是巨人的一代，‘对抗性’的相对化(而非纯粹为艺术的)写作，使其作品价值过多地依附于特殊的时代背景，而自我中心论‘幻象’的迅速破灭也使多数诗人饱尝了失落的痛苦”。不但朦胧诗对时代背景的依赖性成为反思的对象，就连它“反传统”、“反权威”的人文精神也被深刻地怀疑。徐国源指出：朦胧诗“并没有更多地触及权力结构本身，更少有深邃的理性以穿透无处不在的权力关系。因此今天看来，朦胧诗对权力的拆解，其实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有价值的思想”。朦胧诗人“他们深陷于‘文革’的噩梦中不能自拔，纠结于以‘文学’对抗‘政治’、以‘现代’反叛‘传统’的角斗场，在怀疑特定历史的同时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消解文学的终极关怀，使诗歌文本呈现出艺术和文化底蕴的双重缺失，最终也消解了诗的人文精神”。傅元峰称：“粗略的爱情和公共情感经验层面的个体意识，曾经是十分前卫的诗歌内容，超越政治话语修辞法则的象征和譬喻，也曾经让读者眼花缭乱，但事实证明，经过80年代阅读经验的一段原始积累，大部分‘朦胧诗’已经云开雾散，甚至变得空洞无物。当年论争中被寄予厚望的大部分‘朦胧诗’，在一个短暂的诗歌经典化时期之后就让这些希望落空了，当代汉诗诗美匮乏的真面目裸露出来。”朦胧诗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错综复杂，这方面的反思不仅限于评论界，它的旗帜性人物北岛也说：“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
反思朦胧诗现代主义文学性质的声音从另一个方向瓦解着朦胧诗的经典地位和起点论。如果说80年代初期将现代主义视为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艺术形式的论调软弱无力的话，那么，从公认的朦胧诗特征出发，将它“逐出”现代主义行列的做法可谓真正地切中了要害。陈小眉通过与“正牌”西方现代主义鼻祖庞德和艾略特的对比，指出朦胧诗人以及它的评论者都犯了一个错误，“表现自我”并非西方现代主义者的主张，而恰是他们所反对的浪漫主义者的主张，陈小眉又通过朦胧诗个案分析指出朦胧诗所表现的“自我”其实质仍然是“我们”，并非“自我中心主义”的自我。如果说陈小眉主要以80年代初期浮出地表的朦胧诗作品和理论文章为样本，否定朦胧诗的现代主义性质有些片面，那么李建立对“今天派”与“西方现代派”密切关系的质疑，对朦胧诗的现代主义性质更具瓦解意义，因为与舒婷、顾城、北岛为核心的朦胧诗派相比，“今天派”的现代主义气质在当下的学界更被认可。李建立通过对《今天》(1978-1980)上发表的译介文字、相关理论文章和部分作品的详细分析，得出结论：“‘现代主义’充其量是《今天》所热切寻求的‘现代’文学中的一种，是一个重要的、可资参考的但绝不是毫无挑剔和足以成为文学未来的概念。”徐国源更是认为中国当代新诗始终停留在“朦胧”的审美高度，难以在更高的诗学维度上不断探索和发展，与影响巨大的朦胧诗缺乏真正的现代主义文学精神不无关系。
结 语
考察朦胧诗起点论的形成过程，我们发现：它萌芽于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朦胧诗论争”之中，起初明显处于弱势的“崛起派”起点意识强烈应该在意料之中。经过几番较量，对手后劲不足，很快“溃不成军”，朦胧诗获得了从大众读者到专业评论家的普遍支持。这个时期“崛起派”为朦胧诗起点论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支持朦胧诗起点论成立的基本观点在这个时期几乎都已经出现，特别是对朦胧诗现代主义的定位和认为朦胧诗代表着自我意识的觉醒等观点一直延续至今。如果说80年代初期朦胧诗起点论还是一家之言，那么随着朦胧诗进入体制，主流评论界出现了更多的将朦胧诗与“现代诗歌新航道”、“新时期文学新思潮”相对接的论调。80年代是一个需要起点的年代。迅速走出“文革”阴影，奔向光明前程，是各行各业普遍的心态，文学界也不例外。“伤痕文学”凭借着从人道主义角度对“文革”进行控诉和批判，首先成为了与政治新时期相匹配的文学新时期的起点。但是很快人们发现从艺术性的角度看，它实在有些拙劣，更重要的是伤痕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相似之处过多，难当起点重任。与伤痕文学同时期的朦胧诗则不然，其文学现代化的强烈诉求，不仅意味着从根本上与新诗60年的发展历史相断裂，还成功地对接于国家层面的“四个现代化”追求。另外，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文学表现技法也使其文学性“高出”同时期的其他创作。所以，众多论者纷纷开掘朦胧诗的开创意义是一个十分符合80年代文学“发展规律”的事情。
90年代的学者在整理80年代的文学遗产时发现，朦胧诗无论在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的启蒙方面，还是在现代性的追求和反思方面都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这样的判断在唤醒人们对80年代辉煌记忆的同时，也使得朦胧诗的文学史形象更加立体。
朦胧诗起点论背后的文学史叙述逻辑的差异是明显的，秉持不同文学观的研究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朦胧诗作为80年代文学的起点本身就说明了朦胧诗内部意涵的丰富性、多面性，以及朦胧诗成为文学经典的巨大可能性。
反思朦胧诗起点论和经典地位的论者其实与肯定者在文学评价标准方面有着共同点。他们同样认为文学不该过多依赖意识形态，文学应该秉承一种超越性的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关怀；从世界范围看，现代主义文学确实存在一种比较优势，应该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助推力量。只不过他们认为朦胧诗在这些方面的表现不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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