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再兴

　　1958及1960年的两次“大跃进”运动，给当时的农村和农民造成了极大损害，也使得当年的浪漫主义激情想象遭遇了重挫。随后，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八字方针、“十二条”、“农业六十条”(包括草案和修正草案)，并最终于1962年初将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了生产小队。危机的局势也促成此前知识分子的暴烈的改造运动，转变为“神仙会”式“和风细雨”的自我改造。然而，“大跃进”作为革命浪漫主义隐喻的失利与退却，绝不意味着只是一个经济事件，而是转而全面性地引起了文化乃至历史精神上的某些深刻变化。1961年以后的一些文章或者发言开始出现了异样的声音。如细言《有关茹志娟作品的几个问题——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茅盾《致胡万春》信，邓拓“三家村札记”专栏中的部分杂文等。巴金在《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62年5月)中，反复提到了作家原先的“顾虑”，以及“真理”和“坚持真理”等说法。影响更大的可能是邵荃麟的《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2年8月)，其中再度出现了新中国文学史上被反复争鸣的“真实”一词，并四次提及对于跃进时代“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新阐释。作家们甚至更早就表达了个人的某些思索，出现了欧阳山的《乡下奇人》、赵树理的《实干家潘永福》、西戎的《赖大嫂》、张庆田的《“老坚决”外传》等作品，它们都是风格朴实之作。那么，在新的并且后来被证明是暧昧复杂的语境下，这些作家的作品如何承载了邵荃麟称之为“现实主义深化”的艺术努力？那个跃进时期在小说中往往被纯化的乡村空间，将会怎样被重新叙述？那些被毛泽东、陈伯达称为“敢想敢说敢做”的跃进“新人”，在“真实性”的视野下，将会演变成怎样的农民人物，他们的身上又将叠印着哪些冲折争夺的想象呢？这些问题，因其与中国农民前尘后事的历史化命运休戚相关，也与文学的叙述事业相关，值得我们关注。

一、再历史化：文体形式与阐释空间

1962年7月号的《河北文学》，发表了张庆田的短篇小说《“老坚决”外传》。这篇作品因为当年被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茅盾《读〈老坚决外传〉等三篇作品的笔记》(1962年11月)所分析而显然有些特别的意义。小说第一节《为什么叫“老坚决”？》，非常类似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某生体”，预示了小说并不急于像此前一些描述“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作品那样，专心偏重于指向未来的浪漫主义想象，而是转而指向了过去一板一眼的旧事。尤其是，这些旧事甚至采用了看似非常笨拙的编年的叙述方式：小说令人惊讶地用了近全篇四分之一的文字追溯了主人公“老坚决”名字的由来，以至于读者对这部分的阅读隐隐有被耗竭之感。这种写法似乎映现了作家正面对着某种诠释的焦虑——一个“英雄人物”(“老坚决”之谓)，他将如何被重新阐释和证明其正当性？这也表明了“新人”概念在其时的分裂，它不仅涉及到了当年的“定型的人物”和“成长中的人物”的区别问题，也显然与后来所谓“中间人物”、“转变人物”以及“落后人物”的话题有关。小说随后的叙述确实佐证了这一点：一方面，“‘老坚决’的名字越来越响亮了”；另一方面，“近几年来，老坚决这个代号却有了不同的含意，有些人把它和老保守、老顽固、老……联在一起”。由此，作家“为了辨明是非”，只好仔细地做一番调查研究了，于是，小说走向了让人觉得趋近客观的“调查记录”文体。

　　正是通过“调查记录”这种看似更加接近现实主义“真实”的文体形式，小说同时走向了世事人情的传统乡村空间，虽然它曾经在跃进时代的小说中往往被纯化或缩减了其艺术呈现。小说不仅写到了甄仁妻子、儿子小娃、儿媳凤英以及普通界南村(“新村”)村民对于“老坚决”的满腔钦敬，而且在1960年代初，还较早地写到了乡村熟人社会的识人方式。进一步说，这个乡村空间之所以被我们辨识，不只是因为它包含了费孝通《乡土中国》中地方社会的形式特征，更因为他们所构成的还是一个历史赓续的“命运共在”群体。这也是“乡村社会”的实质含义。特别是关于“粮食”这一共同命运象征物的叙述，在小说中再三被重复，显得十分引人瞩目。或许，在当时许多批评家都在为辨析“真实”的抽象意义而陷入纷乱的争鸣时，将它折换成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权利计算，也可勉力算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考察角度，对于农村和农民题材来说，这就是当年的文学思潮提倡“真实”或者“现实主义深化”背后极为重要的含义之一。换句话说，“粮食”的故事不仅是小说《“老坚决”外传》情节发展的推动力，它更是当年农村和农民命运的一个“真实”或者“现实主义”的隐喻。

　　1940年代到1960年代初的甄仁的“传记”，也印证了茅盾当年以《赖大嫂》为例说过的一段话：过去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之下作战，目标是翻身，而翻身是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统一起来的；“但在农民，最吸引他的是个人利益，分土地。大跃进时期农民的干劲是真实的出于自愿的(例如修水利、深耕密植等等)，可是他们干劲之高也由于想改善生活……”类似的话，1955年的赵树理就已经讲过。因此并不奇怪，正是以与村民共享命运的方式，即依托敢于冒死、武装斗争的翻身故事，甄仁不仅受到界南村村民的自然拥戴，而且1944年被选派出席了边区政府召开的群英大会，成长为中共政治权力与底层农民之间的新式乡村精英。自然，甄仁的这种乡村权威身份从合作化一直到人民公社成立都被延续了下来。从1944到1958年，甄仁担任基层农村干部时的“政党(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关系，大致维持了某种程度的平衡，由此，新式乡村权威的村支书甄仁也越来越赢得了村民的信赖。也就是说，除了前述的形式特征，地方社群“命运共在”的方式更使得甄仁和他的界南村一起，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乡村空间单元。这在小说中有诸多表现，例如，檀木老头的那番牛车闲谈，就显得尤其意味深长。闲谈中作为起兴的梆子腔“自古忠臣不怕死，哪个怕死不为忠”，已然暗喻了甄仁就是同时期赵树理等人褒扬过的“对‘五风’顶得住的干部”。1962年的“后跃进”时刻，这位须发皆白的农村老汉已经不怎么愿意称甄仁为“支书”了，而更愿意以乡村伦理社会的亲密意味唤他作“小仁子”。路旁几辈子没有过的“好庄稼”，正是老人谈兴的由来。

　　回顾起来，当年生死攸关的粮食问题对于包括“新村”(“界南村”)在内的全国农民命运的影响，是无论进行怎样夸张的描述都不为过的。1958年各地频出的农业高产“卫星”，曾误导中共高层领导相信全国粮食问题已经解决，出现了12月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上公布的3.75亿公吨的粮食产量数字，它是1957年产量的两倍。这个虚构性的结论随后带来了一系列的严峻后果：首先是粮食耕种面积的缩减(《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1959年总产量也因而大幅下挫，跌到了1954年的水平。其次是“大办”工业所需的高积累率。而这种高积累，当年“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从农民那里增收谷物、蔬菜和纤维作物以支持这种努力”的，换句话说，即主要源于对农业的高征购和产品价格剪刀差。第三是城镇人口的激增。1959年粮食征购数额高达年产量的39.6%，1960年度征购数额亦达年产量的35.7%。结果，全国农村状况变得异常糟糕起来，由于“粮食的极度匮乏，营养的不足，加上劳累过度，从1959年下半年起，全国农村出现了严重的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这是尚未完全过去的关于“粮食”>的故事。“一九六二年……我们国家正处在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暂时困难中”的说法，在后来批评《“老坚决”外传》的文章里也常常被提及。由此不难知道，对于“新村”农民来说意味着最后生存凭靠的粮食，在跃进时代和1960年代初遭遇到“瞎指挥风”等危险时，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小牛车咯噔咯噔的响着，檀木老头不言语了”，在那段显得有些漫长的沉默里，檀木老头都想到了些什么呢？这位高龄的老汉，或许一生都生活在这个小小的界南村里，中国的“乡土社会并不是一个富于抵抗能力的组织”，而他正是《乡土中国》里谈到的代表着乡村生活传统和经验的“长者”，所以他极有可能是浮想了许许多多耳闻亲见的界南村等农民命运的故事和历史。农民的沉痛，在此隐约可见。

二、限度：互文的“老坚决”系列(1956-1979)

毫无疑问，《“老坚决”外传》里描述的这个父严母慈、子媳孝悌、尊者可恃、众者信赖、长者多识的界南村，至少从表面来看，是非常类似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谈到的乡土社会了。然而，就1960年代初人民国家复杂的政治、经济等情势来说，这个地方社会却已经无法继续保持其相对纯粹的乡土空间的各种特征了，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混杂的、更近于1990年代以来陈思和等表达的“民间”形态。如果将1962年的《“老坚决”外传》和1956年的《“老坚决”的路走对了》(通讯)，1979年的《“老坚决”新传》《“老坚决”列传》《〈老坚决集〉小序——兼答××同志》《老坚决集·后记》等与之有明显互文关系的其他文本联系起来看，这一点将更加明显。

　　在《“老坚决”外传》里，与作者将甄仁的乡村影响力尽可能地归置于传统的伦理化空间不同的是，我们注意到，小说很隐晦地通过甄仁妻子“坚决婶”之口，评价了那位瞎指挥和蛮干的公社书记王大炮。但事实上，就是这个王大炮，却在同时期“当了农村工作部长啦”。那位县农村工作部的小刘，不仅大肆抱怨甄仁抗拒公社推行的所谓“篱笆化”、“绞关化”、“大搞滚珠轴承”、“搞手摇水车”等各种实际离谱的运动，甚至直接到村里召集青年劳力干预劳动生产。而此时期他们正是领导着农村农业生产的县社干部。对比赵树理在《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中曾经批评过的，“有些具体领导农业生产的同志们，管得多了一点”，以及“公社干部……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在人家做计划的时候提出种植作物种类、亩数、总产等类似规定性的建议，也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代替人家全体社员大会对人家的计划草案作最后的审查批准”等诤言，岂不让人为界南村的农业生产(主要为粮食和棉花，即“饱”和“温”之靠)而悬心？显然，这个乡村空间遭受了强势主流话语的闯入和切割，从而使得它原有的相对温和有序的伦理格局被迫转化为一种低调、破碎的“民间”形态。作者张庆田后来曾经回忆了这种混杂的“国家-乡土”空间的历史面影：

　　《“老坚决”外传》写于一九六二年，但孕育在一九五六年。一九五六年我发过一篇通讯，题目叫做《“老坚决”的路走对了》。我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年，长期在一个村蹲点，经历了从二十户的初级社到一千六百户的高级社和万户的人民公社。既参加了大跃进运动，对“五风”也有亲身的感受，有些情节都是来自实事。如篱笆化，绞关化，插黑旗……对于这些事情我当时也不十分清醒，我当时还是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大炮的影子也有自己的影子。直到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我到一个地区参加整风整社，对“五风”的危害才有了深刻的体会。由于高征购，这个地区打下粮食来不进家就交了公粮，农民没有粮食吃，啃地里的青玉米，吃生豌豆花；由于盲目施工，在兴修水利时，破坏了生产力，造成了当地没有隔宿之粮的景况。当时，上级每天用汽车往回运返销粮，派来医疗队昼夜抢救病号；我们的工作队员，男的浮肿，女的闭经……回到机关，又住了一期党校，对“五风”的危害，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不仅“从二十户的初级社到一千六百户的高级社和万户的人民公社”的这个原蹲点村，与《“老坚决”外传》里的“界南村”几乎完全一致，而且篱笆化、绞关化、插黑旗、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五风”等细节也都与之基本相同。事实上，乡土社会原有的伦理格局被迫转化为低调、破碎的姿态，对于界南村村民来说并不只是一个关于粮食或者生存的事件，同时更是一个事关道德善恶的意义事件。小说最终的裁决，在坚决婶让儿媳寄来的信中透露了鼓舞之情：“……一块石头落了地，省委书记非常同意俺爹的意见。俺们的新村，原样不动，坚决前进”，而王大炮“自动要求去党校学习去了”。小说在这里显然借助了1962年“后跃进”时刻相对宽松的语境所带来的某些信赖与期待。

　　但是在1964年风气骤然紧张以及张庆田的《“老坚决”外传》《对手》遭受批判之后，更多的民间化善恶正邪的现象杂然出现了：一方面，作家与小说主人公原型的“老坚决”均被打倒，前者成为“反党的‘老坚决’”，后者成为走资派，险些被活埋；另一方面，“老坚决”被关，贫下中农偷偷给他在地上铺上棉絮，晚上给他站岗，甚至有人打着批判他的名义，让他讲办社的经验，以至于“群众运动”差不多成了“运动群众”。显然，界南村(或“黑旗庄”)此时的空间既不是乡土化的“礼治秩序”，也不是现代性的科层结构，它是受了另一种强势话语的暴力侵入和干扰才成为了这样的“民间”形态。这些正是《“老坚决”外传》续篇《“老坚决”新传》(1979年1月)所叙述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其后的《“老坚决”列传》里还在继续发展，但这个原本的乡村空间仍然显得驳杂而黯淡。它们成为张庆田1962年《“老坚决”外传》的两个与之对立的“注解”——换句话说，它们消解了前者的乐观结局，从而使得那个篇末的“裁决”仅成为一个良好或短暂的愿景而已。但是，真正厚重的历史化格调正从这里升起：为了在新的语境下重新阐释和证明这个“英雄人物”的合法性，作家转向了传统的乡村空间和乡村精英的叙事；然而时代复杂的湍流在后来却证明，这种相对单纯的传统阐释系统已经难以简单地重返了。

三、国家意志“禁忌”与乡村叙事妥协

至此，上述讨论可能也让另一个问题凸现了出来：1960年代初期界南村的“国家-乡土”空间里，国家意志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超级主体？我们在小说中多次看到，界南村农业生产中存在着两种尖锐对立的准则系统：一是按“上级命令”办事(或“按政策办事”)，一是“按老规程办事”——前者是激进干部公社书记王大炮和县农村工作部小刘口中威吓群众的重器，如王大炮称：“这是上级的政策呀！你怀疑吗？”后者则是“老坚决”和界南村村民保证正常生产的淳朴经验，如甄仁说：“你们听我的，按老规程办事，场里不丢一颗粮，棉花不丢一根‘眼睫毛’，回家睡觉去吧！”因为这两种应予遵循的准则系统不同，县社干部和基层群众对合理劳动的观念当然也就有差异。类似的巨大差异，在《“老坚决”外传》续篇《“老坚决”新传》《“老坚决”列传》中同样高频次地出现。出现这种差别的因由，赵树理曾在《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1959)中婉曲地谈到过，“倒不是认为公社干部的能力不及管理区，而是公社对管理区的一切生产条件，不像各该管理区自己那样熟悉，又因为不依靠在那一个管理区分红来维持生活，所以在生活上的需要又不像他们自己的感觉敏锐”。但是在“集体”威权至上的年代，群众往往只能保持沉默，其结果，就发生了1959年7月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发言时所称的情形：“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容易犯官僚主义，……因为党的威信提高，群众信任，因此行政命令多”；“与人民利益一致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到，如除四害；但与人民利益相违背的事，如砸锅，在一定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因为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高”。正是源于这样的情势，即便性情刚烈的“老坚决”，遇到王大炮或者小刘的要不要按“上级命令”或“按政策办事”的责问时，他也从不敢正面予以回答。小说中界南村被评为黑旗后甄仁的愤懑之情，就是最典型的一例。

　　这个场景曾在后来的《“老坚决”新传》中分解成了两个类似的细节：“说梦话”和向党中央写信。但有意思的是，无论是1962年的《外传》还是1979年的《新传》，这个向上级写信的举动最后都没有能够完成。“扯过一张纸来，一按，铅笔折了”，看似偶然，实则更像是一个巧妙的妥协：如果这次向上级的“反映”果然成功了，后面的故事将如何继续叙述下去？当年邵荃麟就说过，《“老坚决”外传》讲的是“领导与被领导”的问题，并称当时已经“怕写领导”，“不敢碰”。后来作家张庆田被打倒，批判《“老坚决”外传》的文章也多认为这篇小说“严重地歪曲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尤其严重地歪曲了党的领导”。可见，在那个激进的左倾时代，对于如何反映“领导”的作用问题，成为了作家们一个心照不宣的“禁忌”。作者张庆田也不例外，他在后来回顾这篇小说的创作时说道，“一九六二年……我重新到以前蹲点的那个村庄去了一趟，很快就写出了《“老坚决”外传》。写好后，曾寄给侯金镜同志，并附了一封短信，大意是：‘这篇东西是受了你的启示写成的，你看是不是到了“边缘”？’他回信给予鼓励，大意是：‘没有问题，又有六十条为据。’”对于这一话题，当年茅盾的《读〈老坚决外传〉等三篇作品的笔记》，可算是谈得最有意味的：

　　A．“外传”是一篇好小说，但是看了以后不能过瘾。作者没有(也许是还不敢)挖掘到问题的深处，而且触及的问题也有不是主要的(例如“美化”小麦，篱笆化)，因而，人物的性格描写(造成老坚决之所以为老坚决，王大炮之所以为王大炮之思想根源)，也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其结果缩小了作品的思想教育作用。

　　作者点出了王大炮是“主观”的，但是，王大炮的缺点还不在仅仅“主观”，或者可以说，这样一个大炮的缺点在主观以外应当还有其他，也就是，王大炮的性格应当还要复杂些，然而作者没有这样写，此与他对问题之不敢深挖有关。

　　……

　　D.投鼠忌器问题：鼠可以指人(王大炮这样的人)，也可以指事(五风)。而且鼠有大小，而小鼠之后有大鼠撑腰，故投鼠，亦非简单。器可以指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指党。投鼠不中而伤器，这是极不应该的(意在投器的别有用心者，不与同例)；如何能击中老鼠而不伤器，且使器之光辉更加发扬，这就有赖于作者之思想水平、政策水平、分析综合能力、以至写作的技巧了。

　　作家张庆田虽然对于甄仁这一人物形象的赞扬非常明显，但是对于王大炮的批评，应该说表面上还算克制；不过，小说第五节《“老坚决”舌战“王大炮”》里两段对比意味十分强烈的人物形象描写，还是流露了他对后者的嫌厌。然而，担心碰触“边缘”的作者，除此而外他还能如何去“挖掘到问题的深处”？王大炮的缺点诚然不仅仅在于“主观”，但除了坚决婶在小说中再三婉曲地称其为“人不赖，就是太主观”，作者又如何去挖掘“王大炮之所以为王大炮之思想根源”？或许同样因为这些问题，邵荃麟才批评这篇小说“缺点是人物性格单纯化”，“人物在作品中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很快，没有反映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茅盾在上述文章中将这一难题相当贴切地概括为“投鼠忌器问题”，但无论如何，当年在“国家-政策-县社干部”这样令人纠结的关系里，“鼠”“器”之辨总是一个敏感、艰难而又危险的任务。结果，当然甄仁“向上级反映”的信就无法写成，第二天一清早，“他蹑手蹑脚地起来，悄悄地挂上了那面红旗，又到队上去了”。也就是说，为村民利益的“老坚决”面对执行上级“政策”的王大炮及其瞎指挥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害，采取了“不问，不说”的主动忘却对策。这就是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茅盾和赵树理都认为这篇小说“投鼠没有伤器”的由来。然而，即便作者采取了这样谨慎而且周全的表现方式，后来这篇作品和作者本人的厄运，仍然还是因所谓“伤器”而来，如被认为“严重地歪曲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尤其严重地歪曲了党的领导”，等等。这证明了前述“禁忌”在当年的巨大精神笼罩性和威压感，也证明了“老坚决”这一“英雄人物”形象是国家意志、农村现实和作家情感之间妥协的产物——也就是说，“老坚决”甄仁的身上同时叠印了源自国家(“集体”主义与“领导”作用)、地方(乡土的伦理社会)、作家(有担当的民间英雄)三种不同想象，是它们彼此冲折妥协而形成的一个农民形象。

余 论

作家张庆田1952到1960年主动要求下派到河北省晋县周家庄深入生活，并任五区副区长和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该村村支书名叫雷金河，即“老坚决”的生活原型。总体来说，1962年的《“老坚决”外传》、1979年的《“老坚决”新传》《“老坚决”列传》等到底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作者坦承了它们源于真实的“生活推动”——这差不多是“老坚决”系列历史化意味的极为明显的隐喻，它暗示了这一“系列”与历史现实之间强烈的互文关系。而作家的谨慎与焦虑在于，在新的历史时刻，一个感性经验里被认为是“英雄人物”的农民形象，将如何重新阐释和证明其正当性？作家当年完成了这一艰难的阐释任务，他的策略是将“老坚决”放回到在跃进时代小说中曾经被高度纯化的乡村空间中去；这个“乡村精英”的故事也接续了1940年代前期各解放区关于“劳模英雄”故事的历史化叙述。但是，1960年代前期“跃进后”的年代毕竟有了不同的历史语境，它们不仅说明了原先相对单纯的传统阐释系统已经难以被简单地重返了，而且，这个“现实主义”农民人物的阐释所体现出来的妥协痕迹，从同时期巴金的《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等所说的“顾虑”，以及依然在场的大跃进时代“全新的人”的想象来看，其身上的地方伦理社会和有担当的民间英雄这两种意味，显然可能被认为是不太合宜的了。事实上，或许经由这样具体而微的历史化路径，我们可以触摸到与已有的近期成果不完全相同的另一种进入文学的方式吧。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十七年’乡村叙述与当代史的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6YBA309)；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十七年’乡村叙事的历史意识研究”(项目编号：XSPYBZZ04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