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语：追问是思的虔诚。
用作者王晓明的话说，向世界追问它的真面目，这是生存的最后一项价值。正是这种追问历史和现实真相的迫切愿望和那份持续追问的恒心促成了《追问录》的问世，让世人警醒，也让我这样不了解历史的人能幡然醒悟。
在追问中，王晓明深掘了先秦文人存在的方式及其灵魂深处飘荡的思想。了解先秦历史的人，肯定能读出先秦文人在历史上的份量，他们可视为历史的魂。他们为君王如何治理国家出谋划策、殚精竭虑，老子的“无为而治”，孔子的“仁义”，墨子的“兼爱”，韩非的“法治”，不都是极好的见证吗？
然而，创设历史的人却要受历史的愚弄。先秦文人无论是选择出世还是入世，悲剧性的历史命运都早已经注定。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中国文人是早产儿，他们脱离了社会的母胎，却没有具备独立生存的条件，他们先天就有一种对王权的依附性，这便是他们命运的症结所在。
孟子云：“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再明白不过了，对士来说，“仕“首先是一条生存之道，一条啖饭之道。
难怪大多数先秦文人都走上了“仕途”，充当谋士或说客。孔子是这样，明知君王不成器，却依旧风尘仆仆一生奔走于国都之间；韩非更是这样，明知当说客非常危险，还专门写文章分析过这种危险，却依然兴冲冲去游说秦王，结果丢了性命。
可怕啊，这条啖饭之道。不过，无论怎样落魄，诸子自视还是相当高的，总还能以君子自居，以“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等来自勉，坚守理想主义的道德立场。像伯夷、叔齐叩马而谏、耻食周粟的决绝态度，许由拒受天下，洁身自适的隐士品格，就被后世传为佳话。但苏秦、张仪式的人物在任何时代都没有消亡，为了权位和金钱，他们可以不择手段，走上纵横家式的道路。
在先秦文人的讨论当中，这几个名字是经常被提及的。一是我前面所说的伯夷、叔齐和许由，再就是被孔子誉为“三仁”的微子、比干和箕子。《史记。殷本记》中说：“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能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佯狂为奴，纣又囚之。”从司马迁这短短几句记载，亦可看出，微子他们表现出了面对暴君的三种颇为典型的为臣之道。
君子怎样活在世上，其处世之道实质就是为臣之道。为使自己的为臣之道顺应天理、合乎人心，先秦儒家是不遗余力地鼓吹“孝道。”如孔子用“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来劝诫王公诸侯们遵守旧制。孟子更是一讲君臣之道，便要扯上父子关系：“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孟子。告子下》）
先秦文人在处世中，总以一种过于世故的眼光去揣度人心，也因而时常被包围在人心的邪恶中。为了对付人心的邪恶，他们尤以推行中庸之道和以退为进的处世哲学，也因此活得“战战兢兢”、“如临深渊”。
今天，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先秦文人所以会有这样的灵魂，与他们不幸遭遇的天下无道的乱世是密不可分的。但是环境又常常是人自己的产物，不但是这一代人的产物，也是上一代乃至更上一代的产物。
愈是挖掘历史，内心愈是沉重，我很明了王晓明的那份忧虑：我们其实还远没有走出笼罩住他们的阴影——那一道仿佛无边无涯的历史的阴影。
在西方各种文化思潮不断涌入我国的今天，我们去追古，去反思昨天，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吗？我以为，一个不会反思的民族，一定是个可悲的民族，一个不知反思的人也一定是个可悲的人。人只有在不断的反思中才能真正认识自己，一个民族也只有在不断的反思中才能进步，才能发展。当我们越走近危险，通向拯救之力开始发光的道路就越是明亮，而我们也变得愈加需要追问。因为追问是思的虔诚。
用作者王晓明的话说，向世界追问它的真面目，这是生存的最后一项价值。正是这种追问历史和现实真相的迫切愿望和那份持续追问的恒心促成了《追问录》的问世，让世人警醒，也让我这样不了解历史的人能幡然醒悟。
在追问中，王晓明深掘了先秦文人存在的方式及其灵魂深处飘荡的思想。了解先秦历史的人，肯定能读出先秦文人在历史上的份量，他们可视为历史的魂。他们为君王如何治理国家出谋划策、殚精竭虑，老子的“无为而治”，孔子的“仁义”，墨子的“兼爱”，韩非的“法治”，不都是极好的见证吗？
然而，创设历史的人却要受历史的愚弄。先秦文人无论是选择出世还是入世，悲剧性的历史命运都早已经注定。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中国文人是早产儿，他们脱离了社会的母胎，却没有具备独立生存的条件，他们先天就有一种对王权的依附性，这便是他们命运的症结所在。
孟子云：“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再明白不过了，对士来说，“仕“首先是一条生存之道，一条啖饭之道。
难怪大多数先秦文人都走上了“仕途”，充当谋士或说客。孔子是这样，明知君王不成器，却依旧风尘仆仆一生奔走于国都之间；韩非更是这样，明知当说客非常危险，还专门写文章分析过这种危险，却依然兴冲冲去游说秦王，结果丢了性命。
可怕啊，这条啖饭之道。不过，无论怎样落魄，诸子自视还是相当高的，总还能以君子自居，以“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等来自勉，坚守理想主义的道德立场。像伯夷、叔齐叩马而谏、耻食周粟的决绝态度，许由拒受天下，洁身自适的隐士品格，就被后世传为佳话。但苏秦、张仪式的人物在任何时代都没有消亡，为了权位和金钱，他们可以不择手段，走上纵横家式的道路。
在先秦文人的讨论当中，这几个名字是经常被提及的。一是我前面所说的伯夷、叔齐和许由，再就是被孔子誉为“三仁”的微子、比干和箕子。《史记。殷本记》中说：“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能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佯狂为奴，纣又囚之。”从司马迁这短短几句记载，亦可看出，微子他们表现出了面对暴君的三种颇为典型的为臣之道。
君子怎样活在世上，其处世之道实质就是为臣之道。为使自己的为臣之道顺应天理、合乎人心，先秦儒家是不遗余力地鼓吹“孝道。”如孔子用“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来劝诫王公诸侯们遵守旧制。孟子更是一讲君臣之道，便要扯上父子关系：“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孟子。告子下》）
先秦文人在处世中，总以一种过于世故的眼光去揣度人心，也因而时常被包围在人心的邪恶中。为了对付人心的邪恶，他们尤以推行中庸之道和以退为进的处世哲学，也因此活得“战战兢兢”、“如临深渊”。
今天，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先秦文人所以会有这样的灵魂，与他们不幸遭遇的天下无道的乱世是密不可分的。但是环境又常常是人自己的产物，不但是这一代人的产物，也是上一代乃至更上一代的产物。
愈是挖掘历史，内心愈是沉重，我很明了王晓明的那份忧虑：我们其实还远没有走出笼罩住他们的阴影——那一道仿佛无边无涯的历史的阴影。
在西方各种文化思潮不断涌入我国的今天，我们去追古，去反思昨天，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吗？我以为，一个不会反思的民族，一定是个可悲的民族，一个不知反思的人也一定是个可悲的人。人只有在不断的反思中才能真正认识自己，一个民族也只有在不断的反思中才能进步，才能发展。当我们越走近危险，通向拯救之力开始发光的道路就越是明亮，而我们也变得愈加需要追问。因为追问是思的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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