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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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自清全集》日记卷中的若干篇名人名辨正

　　徐强

　　朱自清一生勤勉，记日记为日常功课，从青年时期到逝世前不久，二十多年间连贯不辍。据朱乔森在《朱自清全集》第九卷(日记上卷)编后记交代，就现存来说，共有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八日至一九二五年三月底的一册；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一九四八年八月二日为止的十九册(其中有两册遗失)。朱自清逝世后，有关方面筹备出版《全集》，拟将日记全收；后来改出《文集》，本拟选收日记，由朱自清的学生王瑶选录并经浦江清、陈竹隐审阅，选出一稿，后来《文集》也未收。一九六二年，这些日记以《朱自清日记选录》为名在《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一九六三第三辑刊布，共二百四十余条。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朱自清全集》的编纂出版，朱自清日记整理全面展开。整理中的一大难点是外文内容的中译。朱自清日记有一大部分是用英文、日文所写，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以后的部分，以两种外文书写者为多，仅有少量用中文书写。李钢钟、王国华两先生受邀参与，分别负责翻译英、日文日记，并由杨张基先生校订。整理后的《朱自清日记》，部分曾在《新文学史料》和《人物》杂志选载，全面问世则见于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全集》第九、十两卷。

　　应该说，整理编译者花费大量心血整理《日记》，为现代文化研究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正像整理者坦承的，日记中“大量的人名、地名均写的是英文拼音，译成中文时很可能出错”。*朱乔森：《编后记》，《朱自清全集》第九卷，第569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自《全集》出版迄今近二十年，对此展开讨论者，仅见周栩撰《朱自清日记整理错误举证》一篇，*周栩：《朱自清日记整理错误举证》，《清华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且只涉及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所记“徐中舒君”“徐君”为“中书君”“钱君”之误译这一条而已。鉴于朱自清在现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日记涉及的时空广阔、牵涉面巨大，它在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征引价值自然极高。因此，《日记》的精校不能不说是当前朱自清研究、乃至现代文学研究中一项紧迫的任务。

　　笔者近年从事有关现代文化研究，对朱自清日记多所援引。在研阅过程中，笔者发现这部日记整理中的舛误，无虑两三百条。在《〈朱自清全集〉日记卷翻译疏误考校(一)》中做出了若干疏证，本文再对其中若干重要篇名、人名的疏误加以考校。因笔者迄今并未见到日记手稿，所以很多存疑条目暂不在列，所指出各条均为不必据手稿、仅依旁证和逻辑推论即能得出结论者。

一、关于《给亡妇》及其朗诵者唐宝鑫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六日记：“下午访周C.J.并同去孟实家。唐先生读《妻的灵魂》，他对文中的感情表达得不够认真。我很后悔事先未劝他，并读其作品《餐室》。孙大雨先生简要地讲了诗的形式问题。”此处《妻的灵魂》应为朱自清自作散文《给亡妇》。

　　《给亡妇》作于一九三二年十月，是为纪念已故的妻子武钟谦女士而作。他对这篇作品很重视，作成后给俞平伯、叶石荪等好友看，日记中流露出十分在意别人的意见之心理。*参见朱自清1932年10月13日、16日、1933年1月15日等日记。

　　一九三三年十月，留学归国的朱光潜到达北平，就任北大西语系教授，不久受聘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讲授文艺心理学。*朱自清1934年5月15日日记：“访孟实，告以文艺心理学拟停止事。”《朱自清全集》第九卷，第292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此后，朱自清与朱光潜交往日频。朱光潜与梁宗岱等组织“诗与文学讨论会”，是著名的京派文艺沙龙之一。朱自清是这个沙龙的经常性成员，其他成员还有李健吾、林徽因等。朱光潜回忆当时情形，说：

　　当时朋友们都觉得语体文必须读得上口，而且读起来一要能表情，二要能悦耳，以往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不太讲究，现在要想语体文走上正轨，我们就不能不在这方面讲究，所以大家定期聚会，专门练习朗诵，有时趁便讨论一般文学问题。佩弦先生对于这件事最起劲。语文本是他的兴趣中心，他随时对于一个字的用法或一句话的讲法都潜心玩索，参加过朗诵会的朋友们都还记得，他对于语体文不但写得好，而且也读得好。*朱光潜：《悲悼朱佩弦先生》，张守常编《最完整的人格——朱自清先生哀念集》，北京出版社，1988。

　　与会者常朗诵中外名作，包括沙龙成员自己的作品。朱自清的作品就经常被朗诵，如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朱自清自己朗诵了《给亡妇》，并说“余读《卡尔佛里》较佳，《给亡妇》则不佳”；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日，他自己也朗诵了《沉默》一文。

　　联系前后数次朗诵会有关记载，此次朗诵《给亡妇》的“唐先生”当为唐宝鑫，朱自清在其他处提及但《日记》中将其翻译作“唐宝兴。”如一九三五年四月三日的朗诵会后曾记“唐宝兴才华出众”。也曾参加过朱光潜家的读诗会的沈从文，在《谈朗诵诗》一文记述：

　　这个集会虽名为读书会，我们到末了却发现在诵读上最成功的倒是散文。徐志摩、朱佩弦和老舍的散文。记得某一次由清华邀来一位唐宝鑫先生，读了几首诗，大家并不觉得如何特别动人。到后读到老舍先生一篇短短散文时，环转如珠，流畅似水，真有不可形容的妙处。*沈从文：《谈朗诵诗》，香港《星岛日报》1938年10月1日至5日“星座”。

　　唐宝鑫(一九一五——二○○一)，别名唐宝心，北京通县人。一九三二年毕业于通县师范学校，考取清华大学，之后入研究院。唐宝鑫参加领导学生运动，在“一二九”运动中被选为救国委员会委员。北平沦陷后流亡武汉。一九三八年与其他几位清华校友在曾任北京清华学堂校长、时任贵州省财政厅厅长周诏春带领下创办贵阳私立清华中学，任教师兼会计，一九四一年二月担任校长。一九四七年赴美留学，一九五○年回国任天津仁立毛呢厂副厂长，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一九六四年起任教于天津师范大学。*钱存诰：《悼念贵阳清华中学校长唐宝鑫》，《贵阳文史》2002年第2期。

　　从朱自清的日记口吻看，他对唐宝鑫的朗诵评价较高。但因朱自清于朗诵十分用心，即便对自诵作品的效果尚且时感抱憾，对于别人当面诵自己的作品，有不满之感更是情理之中的了。

二、关于《〈说文解字〉第一》《经典常谈》及卢芷芬

一九三九年二月七日记“开始写一篇有关中文形态与词源的文章”，八日记“继续写《文字》一文”，十三日记“完成《中文形态与词源》一文”，四月十七日“继续写《文字》一文，接近完成”。此两处“中文形态与词源”当为《说文解字》一书英文名的中文误转，“《文字》”是其简称。所写文章即后来收为《经典常谈》首篇的《〈说文解字〉第一》。

　　《经典常谈》是朱自清为中等以上程度读者撰述的一部中国经典常识著作，共分十三篇，以流畅通俗的语言分别介绍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十三个话题。梳理一下全书撰述经过，有助于我们理清《日记》中关于这本著作的名称及内容的一些说法。

　　该书的写作计划最迟在一九三七年暑期就已萌生，当年六月二十七日日记中开列的工作计划中包括《说文》一项，七月五日开列暑期工作计划则包括左传、庄子等数种古典著作(多数后来都写进了书中)，说明此时这一系列工作已经在酝酿中。其后常见日记中记载某一时段集中于围绕某种经典进行阅读思考。正式展开写作，似乎是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当时朱自清甫随联大从蒙自迁到昆明不久，这是在昆明展开的第一项写作计划，当日记“上午在沈(从文)家开始做事，写《诗经概论》二段”，即《经典常谈》中的《〈诗经〉第四》。其后，十月三日“再次开始沈家事”，据《朱自清年谱》，本日写成《三〈礼〉第五》，*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第19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此用收入《经典常谈》后的篇名。十月十七日写完《〈左传〉概论》(即《经典常谈》中《〈春秋〉三传第六》)。至此，各篇以“概论”为名，全书还没有总名。一九三九年一月起，写作进度明显加快，根据日记、年谱及各篇发表时所署撰日，其他各篇完成时间排比如下：

　　一月至二月五日：《战国策》、《论四书》；

　　二月十三日：《说文解字》；

　　三月十三日：《诸子》；

　　三月二十九日：辞赋；

　　四月十一日：诗；

　　五月二日：文；

　　五月十六日：《史记与汉书》

　　九月二十八日：《尚书》。

　　九月二十九日记“抄《尚书》一文，并准备为中国古典文学作序”。此处的“中国古典文学”即当指该书。因为书中的十三篇至此已写成十二篇，计划基本完成，是该写序的时候了。但全书尚未有定名。除了前三篇《日记》中称为“概论”外，年谱和日记叙述各篇写作时也偶称“教科书”(如年谱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开始为教科书写稿”，《年谱》第一百九十二页；日记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三日“写教科书内文章”)或“课文”(如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三日“完成课文《诸子》”，四月十一日“写成中国诗课文”)。

　　仅剩《周易》一篇的撰述经过未见记录。但有关于研读周易的一些记载，如一九四一年在成都休假期间，二月十四日“开始读《易经》”，当月二十七日读完，这似乎透露该篇为后来补作。

　　书中各篇写成后，有的单独发表了，但全书一直没有结集，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拟议中的序言也一直没写。直到一九四二年，朱自清重拾结集计划，开始定名为《古典常谈》。一九四二年一月十日记“近来，我必须写完关于中国古代典籍的《古典常谈》，并为之写序”。当月完稿后校正一遍，并开始写序。二月二日序言写完。三日到岗头村访问杨振声，将序言交给他，“他建议将标题改为《经典常谈》，但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在归途中经过考虑，我同意了他的意见。”此后，该书定下《经典常谈》之名。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日的日记中，在访岗头之前，还有一段记录：“去开明访问鲁君，交给鲁伍佰元与论中国古典作品的《席间杂谈》序。”这里所谓“论中国古典作品的《席间杂谈》”，实际当即为《古典常谈》一书书名误转译(“席间杂谈”似为“常谈”一词朱自清英译词的汉语转译。唯不知朱自清自己的英译用何字，只能推测)。至于“鲁君”，似应为“卢君”，指开明书店昆明分店总经理卢芷芬，一九四二年前后，因为供稿、编书关系，朱自清与其交往密切。《〈经典常谈〉序》后刊发在开明主办的《中学生》杂志复刊第五十四期(四月五日出版)，也佐证上述推论。当年八月，全书由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朱自清全集》第六卷《编后记》称“《经典常谈》的初版本，1946年5月由文光书店在重庆出版”，此说不确。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五日记朱自清再次访问杨振声，“今甫已收到我为《中国古典著作》所写之序言，并加以修改。”此处的《中国古典著作》仍应为《古典常谈》，因此事作者已接受杨振声的建议改书名，所以这里径称《经典常谈》更宜。

三、关于《新诗杂话》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一日记“写《新诗杂谈》序”，二十三日记“写成《新诗杂谈》序”，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记“继续写《谈新诗》”。此处《新诗杂谈》《谈新诗》均应作《新诗杂话》。早在一九三六年，朱自清就作《新诗杂话》(收入《新诗杂话》集时改名“新诗的进步”)、《解诗》两篇，刊于《文学》第八卷第一期(一九三七年一月出版)杂志的“新诗专号”。这是“新诗杂话”最早的命名。一九四一年成都休假结束，经叙永回昆途中遇见李广田，在后者怂恿下，回昆后开始继续写诗话，首篇即前文提及的十二月十五日那篇，后以“新诗杂话”为题发表在《文聚》一卷一期，即后来入集时改题的《抗战与诗》。其后两年间，这一系列续有所作，一般均以“新诗杂话”为题，或以之为副题，只有少数篇章发表时没有冠以“新诗杂话”字样，但因内容同类，后来也收入集中，如作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刊于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六月二日《新生报》的《朗读与诗》一篇。

　　《新诗杂话》一九四四年七月结集成书交给姚蓬子，拟由其主持的作家书屋出版。*该书后延至1947年12月才出版。在交稿前后，朱自清自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开始“校正《新诗杂话》”，其后日记中频繁出现关于校对书稿的记载，其中还出现两次《新诗注释》书名，也应系《新诗杂话》的误译。一次是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记“核对《新诗注释》”，一次是七月二日，记“安排《新诗注释》手稿”。考虑到英文note一次兼具“笔记、随笔”和“注释”之意，朱自清自己用的“杂话”英文对应词可能正是note一词。

四、关于作者自著其他若干诗文篇名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记：“写伦敦《作者之家》。进度缓慢。”按，此处篇名当为“文人宅”，副题“伦敦杂记之四”，载《中学生》第五十五号(一九三五年五月一日出版)，收《伦敦杂记》时删去副题。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日记“几乎花费一整天时间翻译《中国文学词汇》的日文文章”。此处的文章标题应为“中国文学与用语”，先刊《大公报》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二日，后收《语文零拾》，入全集第三卷。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三日记“写随笔《关于抗战的比喻》”。文题实为《抗战的比喻》，刊于《新蜀报》“蜀道”副刊第四八八期(九月六日出版)。已收入《全集》第八卷“杂论与佚诗”。

　　一九四一年四月六日记“为五华学生写《诗文评论的发展》一文，恐怕学生所关心的就是这些了”。按，《全集》没有这样一篇，但有《诗文评的发展》一篇，系完成于此前不久的三月二十五日的书评，评述了罗根泽朱东润两氏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此处或也应作后题。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日记“继续写《学生作文中的错误》”。查朱自清著作目录，无此篇，应为《文病类例》的意译。按，《文病类例》始作于一九四○年六月，是将自己从一九三三年起摘抄的学生作文中的语言错误加以整理分析而成，当年出版的《国文月刊》第一期、第四期连载了第一部分(“词汇”)。文末有“待续”字样，说明还将续有所作。一九四二年这次应该是作者继续两年前的这一工作计划，但其后该文未再见刊出。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记：“以一整日写诗描述陨石与化石。”实应指《游倒石头因忆石林，示同游诸子》一诗。倒石头在昆明西山脚下。前此，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上午到倒石头散步，巨石大得惊人。”其后经常散步到此，日记里记的有：九月二十五日与梅贻琦、李继侗一起到倒石头散步；一九四三年一月二日，“早晨散步到倒石头”。笔者写此文时曾多方查考“倒石头”地名，未果，连寻访过的昆明当地人也茫然，看来这一地名早已弃用甚至被遗忘了。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记“与了一同去中法大学，作《怎样学习国文》之演讲，讲得颇松散”。同月二十六日又记“去粤秀中学讲《如何学习中文》，成功。在了一家晚餐”。两次演讲，都是应好友之邀“客串”性质：前一次是兼任中法大学中文系主任的罗庸邀请，后一次是兼任粤秀中学的王力邀请。两次演讲仅隔四天，作者对演讲效果有对比性的自评，按理说两次应是同一内容。那么，题目也不会有区别。按当时用语习惯及作者行文惯例，“国文”比“中文”可能性大。《朱自清年谱》两处皆作“怎样学习国文”，有理，应从之。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记“晚开始写《钟明文集》序”。十九日记“上午完成刘的著作前言。刘的著作与前言送交其兄”。按，此处《钟明文集》实为《呕心苦唇录》，作者刘钟明，云南昆明人，一九三六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据《国立清华大学第八级毕业生一览》，见《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第841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朱自清在30年代日记中曾至少两次提及尚在清华就读的刘钟明，一为1935年10月19日，一为1936年3月6日。分别见《朱自清全集》第九卷，第386页、第407页。其书为议论杂感选集，笔者未检索到该书出版信息。朱自清的序言(十九日日记中所谓“前言”)题为“钟明《呕心苦唇录》序”，现已收入《全集》第四卷。在序言中，朱自清说：

　　和钟明分别好几年了，今年夏天在重庆匆匆一见，谈得很高兴。……近来他让他的弟弟钟兴先生送来他七年来所发表的文字，说要出一本书，请我作一篇序……

　　由此可见，日记中的“其兄”，当作“其弟”。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记“开始写《朗诵和诗》一文，进展迟缓”，十五日记“竟日写《朗诵和诗》，完成之”。按，此两处《朗诵和诗》题目均不确。该文原题为《朗读与诗》；后以《诵读与诗》为题，分两次刊于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六月二日出版的《新生报》“语言与文学”副刊第三十二期、第三十三期；收入《新诗杂话》时恢复原题《朗读与诗》。*据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第25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记“写《闻一多和中国文学》一文”。准确篇名实为《闻一多先生与中国文学》。联大结束后，六月中旬朱自清北归，中途暂留成都。七月十五日，闻一多遇刺，十七日，朱自清得到消息极为震惊，当即致信闻夫人高真表示悲愤与慰问。二十日即写下该文，简单论述了闻一多在唐诗和诗经楚辞方面的卓越的研究成就，指出他的死是一个不容易补偿的损失。文章先发表于《国文月刊》第四十六期(八月二十日出版)，后与刊发在《文艺复兴》二卷一期(八月一日出版)上的《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悼闻一多先生》合为一篇，保留后者题名，一起收入《标准与尺度》一书。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记“开始写《古代文学的应用》一文”，十三日记“写文章”，十四日记“写成文章”，无疑三处谈的是同一篇文章。查朱自清著作，并无此篇，与其名称相近者有《古文学的欣赏》一文，载《文学杂志》第二卷第一期(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出版)，出版日期也接近。《朱自清年谱》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述：“作杂论《古文学的欣赏》，费时三日。”*据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第25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由此可断定，《古代文学的应用》实应为《古文学的欣赏》一文。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记“写成《关于大学中文系》一文”。准确名称为《关于大学中文系的两个意见》，见《国文月刊》第六十三期(一九四八年一月十日出版)。同期刊发李广田、闻一多的文章(其中闻一多的《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语二系机构刍议》系朱自清根据提纲代为整理)，朱自清文支持他们关于两系合并的建议，并提出具体的操作建议。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三日记“为我的新书《雅俗品》写摘要”。《雅俗品》当作《论雅俗共赏》。该书一九四八年五月由上海观察社作为“观察丛书”第7种出版。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记“开始写《说老实话》一文”，二十三日“继续写文章”，二十四日“写完文章”。《说老实话》实当为《论老实话》，刊于《周论》第一卷第八期(三月五日出版)，收入《论雅俗共赏》。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七日记“作一首诗：《农民呈米》”。按，诗题本作“题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并序”，刊于本年四月二十七日《大公报》“大公园地”副刊第二百七十二期。

五、关于“普通诗词”课程

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记：“决定下学年开两门课：普通诗词与宋诗。”“普通诗词”费解。

　　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度)》，朱自清开设的课程有两门，均为文学组三年级开设：一为“历代诗选(宋)”。诗选课程是西南联大中文系的传统课程，一九三八年前以“汉魏六朝诗”(罗庸)、“宋诗”(朱自清)等之名开设。一九三九年起改名“历代诗选”，由多位教授分段合作、先后开设，计有汉魏六朝(杨振声、彭仲铎先后讲授)、唐(罗庸、陈寅恪、闻一多讲授)、宋(朱自清讲授)。期间朱自清讲授宋诗时间跨度最长。其二是“历代诗选(不分段)”。这门课本年首次开设。到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学年，又改称“历代诗选(各代)”(浦江清讲授)和“历代诗选(近代)”(游国恩讲授)。其中的“历代诗选(各代)”，应为“历代诗选(不分段)”的延续。

　　由此可见，所谓“普通诗词”，实为“历代诗选(不分段)”的误译。

六、关于其他一些友朋著作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四日记：“完成一篇关于黎锦熙的《中国修辞学比兴篇》的书评。”此处黎著当为《修辞学比兴篇》。该书系朱自清书评为《修辞学的比兴观——评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收《语文零拾》，入全集第三卷。黎锦熙(一八九○—一九七八)的《修辞学比兴篇》一九三六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一九四○年二月六日记“访章锡珊，拿来刘大白的《中诗外形律评论》稿本，并寄给夏”。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记“开始读刘大白的《中诗外形律评说》”。此两处书名均应为“中诗外形律详说”。是书为刘大白遗著，先于一九四三年由上海中国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后有开明书店一九四四年版。“夏”指的是夏丏尊。他原任开明书店总编辑，抗战期间，开明书店内迁，夏丏尊以病弱留在上海。据夏丏尊在写于一九四三年六月的《跋》中透露，本书初稿完成后，刘大白交给夏丏尊谋出版。因为书中符号复杂，直到刘大白逝世，一直未能实现。后来终于进入出版流程，因为“大白生前希望朱佩弦君撰序，佩弦也曾答允”，夏丏尊将排好的一部分清样寄给朱自清。抗战爆发，夏丏尊保存的初校稿化为灰烬，是书出版再次延搁。所幸，“佩弦从北平辗转到了云南，居然没有把半部清样遗失，寄还给我。”可见，朱自清寄还的是排印稿“清样”，而不是“稿本”。经过这一番周折，刘大白这部重要著作才终于问世。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四日记“读莘田的《四川之行》”。《四川之行》当为《蜀道难》的意译。按，《蜀道难》为罗常培的四川记行文章结集。这次四川之行发生在一九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至八月二十六日，为期三个月，旅伴是梅贻琦、郑天挺。这次旅行的目的是为到重庆向教育部接洽校务、到叙永视察西南联大分校、到李庄参观中央研究院的有关研究所、审查北大文科研究所三个毕业生的论文、参观武汉、四川、华西、齐鲁、金陵各大学等。*罗常培：《蜀道难》，《苍洱之间》，第8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旅行结束后，罗常培于当年十月到十二月期间撰文细述履踪，成《蜀道难》，先刊于《当代评论》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分多期连载，一九四四年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朱自清读到的应是《当代评论》刊本。

　　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记“读陈梦家的《高本汉中国文法之评判》，渠对古音的意见颇可贵”。当月十一日记“读陈太太翻译的卡尔格林的《中国语法绪论》，写得很好。卡尔格林关于《经典释文》的评论对我很有启发”。十二日记“将《中国文法绪论》的翻译稿归还陈”。此处“陈太太”为赵萝蕤。陈文今未见，赵所译著作，亦为高本汉(即瑞典汉学家Bernhard Karlgren)所著，两处译名不同，实当作“中国文法绪论”。赵萝蕤译《中国文法绪论》刊于《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二期，当期杂志已于一九四一年十月出版，但朱自清阅读的显然是赵萝蕤的译文手稿。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记“必须读一多的《楚辞注译》，相信我会从中受到很大启发。在阅读中仍感迟钝，试图提高兴趣。”检闻一多著作目录，并无《楚辞注译》一种，其楚辞类著述均收《闻一多全集》第五卷“楚辞编、乐府诗编”，*闻一多：《闻一多全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其中题中带有“楚辞”的只有《楚辞斠补》(甲、乙)、《楚辞校补》。其中《楚辞斠补》甲、乙两种是三十年代著作，分别刊于一九三五年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五卷一号和一九三六年十月《清华学报》，而《楚辞校补》一书则成稿于一九四○年十二月，朱自清写该则日记前不久的一九四二年三月由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因此，日记中所谓《楚辞注译》最有可能是《楚辞校补》一书书名的转译。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记，“上午读陶重华之《论读曲》，文中‘别散曲’之内容为四类：游赏、怀古、隐逸、爱情，剧曲则盛行神仙、爱情、科场三类，社会剧则甚少，而清代蒋士铨等试认真做剧曲，反见其拙。”按，查《论读曲》应为陶光《怎样读曲》一文的投稿。刊于一九四三年九月出版的《国文月刊》第二十三期。《国文月刊》为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主办，朱自清为该刊编委，在发表之前先行读到稿件，是很自然的事情。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四日，“读一多的《神仙说》。”应为《神仙考》。收《闻一多全集》第三卷“神话编”。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五日“按一多《关于调整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和外语系机构的建议》原稿写成文章”。按，指闻一多的《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语二系机构刍议》，刊于一九四八年《国文月刊》第六十三期(一九四八年一月十日出版)，署“闻一多遗著”。收入《闻一多全集》时，朱自清加了一个附记，交代了这篇文章的来由：

　　闻先生去年暑假前曾经口头向清华大学提出这个建议，但是一时还不能够施行。这篇文章不幸未曾完成，可是纲要是完成了的。他的建议很值得大家讨论，所以我将原稿连缀成篇发表。卅六年十二月五日朱自清记。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记“下午找《吕氏春秋揽述考》不得，为此甚不快”。《吕氏春秋揽述考》费解。查吕氏春秋有关研究文献，缪钺曾作《〈吕氏春秋〉撰述考》一文，载一九四六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六卷。收入《缪钺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二○○四年版。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记“读纪子培《本然哲学纲要》及冯至的《昨日》和《北游》”。冯至的前一书名中有阙字，或为字迹漫漶未能辨认。实当为《昨日之歌》，是冯至的第一部诗集，一九二七年四月北新书局初版。《北游》则是冯至的第二部诗集，一九二九年八月由北平沉钟社初版。

七、关于达文鲍特及其长诗《我的国家》

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日记“重读达文波特之《我的故乡》”，三十一日开始翻译，到二月六日译完。同年六月十六日在五华中学的朗诵会上，朱自清还亲自朗诵了《我的故乡》的译文。

　　这里指的是美国出版家兼诗人Russell Wheeler Davenport (一八九九——一九五四)的诗。一九四四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My Country， A Poem of America，正在关注朗诵诗问题的朱自清，从《纽约时报·书评》《生活》杂志等美国报刊上读到对这部朗诵诗的介绍，马上起意译介。他并未见到这部六十二页的长诗，而是据《纽约时报·书评》《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上引用的部分，翻译了几个片段，共约一百四十行。译诗没有单独发表，而是写进了《美国的朗诵诗》一文中。这一时期朱自清频繁参加朗诵诗活动，六月十六日在五华中学的朗诵会上他就朗诵了这首译作。

　　在《美国的朗诵诗》一文中，朱自清把诗人名字译为“罗素·惠勒·达文鲍特”，篇题则译为《我的国家》。

　　据《美国的朗诵诗》引述，达文鲍特是威尔基的信徒，一九四○年曾帮助后者竞选总统。他的这首长诗是威尔基所宣扬的民主、自由的美国理念的演绎，“达文鲍特将这些观念翻译成诗”，因此《纽约时报·书评》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五日发表一篇评论，题为“美国使命的一篇诗”。总之，兼有国家、故乡意义的country一词，在诗中是侧重“国家”含义的。朱自清原将其译作《我的国》，后来见到杨周翰全译本，他译为《我的国家》，朱自清后来也从杨译本改为《我的国家》。无论是“我的国”还是“我的国家”，都比“我的故乡”更切合原诗意旨。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11&ZD13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汪曾祺与中国现代抒情小说”(09YJC751010)阶段成果〕

　　(责任编辑王晓宁)

　　徐强，文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