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逸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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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英雄叙事与英雄主义建构
——西元近期军旅中篇小说的思想精神向度

　　傅逸尘

　　英雄应该是早期的狩猎与稍后的战争的产物，其本质在于诸多方面的超人特性，这种特性是在塑造和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与神话传说及图腾崇拜似无二致。千百年来，对英雄的崇敬与渴望已经成为人类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抑或是一种无法抹去的精神性想象。

　　中国人的英雄情结，或言对英雄的崇敬与膜拜，从对《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超常迷恋中即可窥一斑；但百多年来近、现代史的屈辱让中国人的英雄梦想几乎丧失殆尽，直到抗日战争及之后的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才重新唤起大众崇尚英雄的澎湃激情。一九四九年后，虽有朝鲜战争和几次局部自卫战争的胜利，但和平发展与经济建设已经成为主流，尤其是一九九○年代以降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重归生活的日常性与世俗化，英雄渐行渐远，终于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历史的轮回却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泛娱乐化的世俗生活流行了不过十余载，以影视剧为表征的英雄叙事在二十一世纪初年大规模地重回银幕与荧屏。人性化、个性化，甚至草莽化特征凸显，浪漫奇崛的传奇故事以及英勇悲壮的牺牲气概让人们心向往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亦被二度创作，大众对英雄表现出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少有的崇敬与渴望。这股英雄叙事思潮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存在，而我更愿意从积极的意义去解读。也就是说，消解日常的庸俗性对人们脆弱心性的侵蚀，反拨人生理想与价值的失落迷茫或许才是背后隐含的深意。至于当下泛滥的抗战神剧，一方面与泛娱乐化的文化生态相关，另一方面或源自因历史屈辱与痛苦而产生的民族主义的精神焦虑。

　　七○后军旅作家西元近两年连续发表了数个军旅题材中篇小说——《锻炼锻炼》《遭遇一九五○年的无名连》《界碑》《死亡重奏》(后两部《小说选刊》选载)。让我为之惊异的不是他在创作上的连续发力，而是这几部小说跳脱了传统英雄叙事的观念与理路。他所着力描写的人物几乎没有符合传统英雄标准的，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基层部队官兵，形象自然谈不到伟岸，言行也说不上崇高，私心杂念更是不少，非但与高尚沾不上边，甚至连人物名字也有被西元故意矮化之嫌。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显赫传奇的经历，没能做出影响或者改变某一事件进程以及人们生活状态的事迹，与人们习以为常的英雄印象相去甚远。如果说《锻炼锻炼》《遭遇一九五○年的无名连》《界碑》反映的是和平年代的军旅生活，没有了战火硝烟的衬托，连官兵自己心中的英雄意识也逐渐冲淡，英雄的“风光不再”或许不足为奇；然而，详细描写朝鲜战争中一次残酷阻击战的《死亡重奏》也没有出现我们熟悉的英雄形象。仍然是一群普通的基层官兵，他们当然也都视死如归，并与敌人搏斗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但他们却没有我们已经熟知的那种民族大义与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英雄志向，即便是面对残酷血腥的战场与死亡，他们还是保持着自然的生命常态。许多牺牲士兵的名字，连一直战斗到最后的连长魏大骡子自己都不知道，后来干脆都不想知道了。直至小说结尾，我都没有发现西元在努力塑造人物，更遑论英雄人物。这几个中篇的阅读让我提心吊胆，甚至有些替西元后怕，如此一地鸡毛式的生活碎片，靠什么来支撑小说的结构呢？西元对军旅文学进行探索性叙事并不让我惊讶，诧异的是他断然拒绝既往的英雄叙事传统，甚至彻底颠覆了大众心目中早已固化的英雄形象。尤其是他刻意而为的人物及生活，还有对思想、精神的日常性描写，似有重归一九九○年代初期“新写实小说”的倾向，我所谓的“反英雄叙事”并非出于批评策略的考量。

　　西元当然不可能让他的小说到此为止，其实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就已经想到了，“反英雄叙事”实乃西元小说之表。在消解英雄之后，他却在悄然地建构着小说整体性的英雄主义精神，不但不张扬，甚至有些隐晦，有时还不得不使出已经不那么时尚了的象征或隐喻的手法。英雄主义当是意识形态化的结果，作为特定的思想、宗旨、学说，它张扬的是崇高的理想信念与高贵的生命价值。英雄主义与英雄的区别在于它强调的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可以体现在英雄身上，也可以在普通人身上呈现。英雄主义具有一定的形而上意义，它更有可能在某个群体中得以充分彰显；而英雄却是一个具体的、个人化的形象存在。西元何以要通过“反英雄叙事”的方式而隐晦地建构小说整体性的英雄主义精神？这当然是基于他对当下中国社会现实，以及军旅生活存在的独特思考。英雄的缺失并不仅仅因为战争的阙如，更重要的在于精神的虚无与理想的崩塌。英雄似乎已经成为人们心中永恒的怀想，而人类价值理性的目的性选择使得在文学中建构英雄主义精神成为可能。换言之，西元在他的这一系列小说里，通过象征和隐喻，将那些散落的人物和碎片化的生活细节勾连起来，英雄主义的精神内涵在掩卷后凸起，如同江南绵延不息的梅雨，在悄然无声中滋润着大地上的稻粱菽稷。至此，西元小说的思想精神向度已然清晰起来了。

　　《锻炼锻炼》(《解放军文艺》二○一三年一期)中旅党委秘书、组织干事丁三帅被下派到三营当代理教导员，准备半年后回来接任组织科的老科长的职务，短暂的一年时光，让踌躇满志的丁三帅真正体验到了这个只有三百多官兵的教导员居然如此难当。小说在三分之二的篇幅里用侧锋细致地刻画了一个在基层浸泡了多年的主官贾营长的形象，贾营长的思想境界谈不上高尚，他带兵的手段和为人处世的方法独特而实用，在机关和基层间协调游刃有余。小说描绘的都是日常性的军营生活，没有一件惊天动地或惊世骇俗的事件，而且两个主官丁三帅和贾营长又都各怀心腹事。也就是说，在某些事情上，或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未必比他们手下的士兵更具有家国情怀和献身精神。然而，现实的军营里贾营长却是全营官兵的主心骨，只要他在营里，哪怕是他在睡觉，全营就妥妥帖帖。小说的最后写贾营长去南方学习，不在营里，丁三帅就感觉到了一种大家都不把他放在眼里的情绪，他终于因几个老兵在午夜里的吵闹而大发雷霆，这一“爆发”的内在因素显然是对被贾营长压抑的一种报复性的情绪释放。贾营长和丁三帅显然都不具备英雄的品格与情怀，但他们身上又不时地释放出一种耐人寻味的真性情，而这种性情又注定会在某一瞬间里绽放出灼人眼目的光彩。

　　《遭遇一九五○年的无名连》(《当代》二○一三年五期)写指导员王大心带领四个战士从一个基地赶赴戈壁滩上的一个小火车站，装卸工地用的水泥。先前说是七天，结果干了一个月。这个地方没吃没喝，什么都要从几百里外的基地往这里运，而且连住处也没有，只能在一个破旧的红砖房里将就一下。五个人，每人每天要将一火车皮的水泥卸下来，再装到从基地工地赶来的卡车上，劳动量之大可想而知。问题是连长调配给王大心的四个战士都有些问题，或者不能干活，或者属于调皮捣蛋的那种，还有女性化的，只有一个从农村来的通信员是个“好兵”。罗三闯是小说着墨最多的一个人物，但他觉悟不高，看问题也有些阴暗和偏激，虽然干活不差，但他显然离英雄的形象相去甚远。这几个“老弱病残”起早贪黑，戈壁滩上白天太阳暴晒，水泥灰弄得全身到处都是，加上汗水的搅和，烧得浑身火烫，而且晚上连个澡也洗不上。他们牢骚怪话挂在嘴边自不必说，彼此之间还都不服气，经常窝里斗。但他们最终却坚持下来了，在那没水没电没人烟的戈壁滩上搬运了一万吨水泥，基地整个工程主体，就是靠这五个人一袋水泥一袋水泥背出来的。这样一些有如散落在河床里的碎石的生活细节很难让你联想到英雄，于是，西元将一九五○年朝鲜战争中的一个无名连参加的一场阻击战拉进小说中来，让这不同年代的两个人群形成一种隐喻关系，小说因此获得了一种内涵丰富的思想深度，五个官兵行为背后所蕴含的英雄主义精神也随之弥漫开来。

　　《界碑》(《解放军文艺》二○一四年七期、《小说选刊》同年八期)仍然是在写人物群像，某特种旅的日常性工作与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这个理想的实现却遭遇现实的种种挫折。让指导员王大心棘手的问题是连里转上士的名额只有一个，按资历和能力应该让李钢钉转；可是营长及旅政治部干部科代表旅长打电话要他必须把名额给上官飞飞。王大心没办法，只好准备了酒菜与连长一起给李钢钉送行。被李钢钉一顿抢白还倒在其次，让王大心无地自容的是刚刚谈完，旅里突然来了紧急任务，全连立即赶赴西北建武器试验基地，而最重要的建筑设备塔吊除了李钢钉没人玩得转。王大心硬着头皮要求李钢钉随队时，李钢钉以腰不行了加以拒绝；但连队集合的时候，李钢钉还是站在了队尾。李钢钉没有什么崇高的志向，但在西北基地没人能够装大梁的时候却挺身而出，最后为了救徒弟上官飞飞，被断裂的钢丝绳打瞎了双眼；旅文化俱乐部的白洁想通过出一张重要的唱片来改变命运，但没钱做推广，只好违心地玩儿命陪一位局长喝酒，但最终还是没能做成。新任务来了之后，她被旅长派到西北基地，在艰苦的施工生活里，她被战友们感动，本来在又一次陪酒中认识了一位喜欢她的老板要出资给她做推广，但她却坚决地拒绝了；李高工刚退休不久就被旅长重新拉到队伍中来，他之所以来，也不是说多么地高尚与理想，而是在家里呆不住，离开了队伍就不知道怎么生活了。然而，在工地，他不但负责技术指挥，还在没有人手的时候亲自砌砖，尤其是在装大梁的时候，他带着李钢钉上到几十米高的厂房上成功地指挥架设大梁；魏大骡子也是被钟旅长临时点的将，赶鸭子上架当了指挥长。魏大骡子相当于副团职，虽然是技术九级，但他并不真的懂工程技术。当材料供应商打着基地首长的旗号以百分之五的点回扣给他，从而降低材料标准的时候，他真的纠结不已。但最后，他还是被李高工和李钢钉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所感染，下令拒绝了材料供应商。界碑其实是一直装在王大心的心里，它来自祖父辈们的艰辛的历史，后人可能永远都不能理解，但不知什么时候你会与它遭遇，在那一瞬间它便横亘在了你的眼前。在工程结束后返回的天昏地暗中，王大心感觉到了它的存在。

　　《死亡重奏》(《钟山》二○一五年一期头题、《小说选刊》同年三期、《中篇小说选刊》同年增刊第一期)写朝鲜战争时的一场七号高地的阻击战，高地下边有条公路，被中国人民志愿军包围了的美军十来个师只有打通这条道路才有生还的可能，团长给连长魏大骡子下达的战斗任务是守住这个高地，不让敌人从山下的公路南逃，时间是直到一二三师赶到。在我看来，这是西元最出色的一部中篇小说，也是二十一世纪初年以来军旅小说中独具一格的重要作品。小说借用西方的音乐形式的结构，既非常严谨，又描写了不同的死亡情景和让人难以想象的残酷的战斗画面，交织成一曲丰富而复杂的“死亡重奏”，一改西元之前小说在结构方面的随意性。《死亡重奏》对战争场面和人物内心的描写极富文学性，其华彩程度为二十一世纪初年以来的军旅小说所不多见。超出连长魏大骡子经验的战斗的残酷性完全被诗性消解，甚至连死亡也不再令人恐惧，与西元此前小说的世俗化叙事形成强烈反差。

　　交待人物“前史”是西元小说普遍采取的方式，从叙述的角度论，它延缓了小说发展的速度，但这不是西元的目的。西元通过“前史”的叙述来达成对人物现实情感、心理和思想的观照，尤其是在人物死亡前的短暂时刻，“前史”让人物在诗意的回想中赋予死亡以宗教般的意义。如果说和平环境下对英雄的塑造在某种意义上有些勉为其难，那么这样一场残酷的战斗无疑为西元提供了描写英雄的土壤和条件；这些人物虽然都视死如归，但西元却仍然固执地拒绝升华他们的思想境界，战场在他们心中似乎已经成为普通的场景，与以往记忆中的生活相比没什么特别之处。十四岁的二斗伢子是个新兵，刚刚补充到这个高地上，但他是那场战斗的唯一幸存者，小说每一章前的第二人称叙述当是以二斗伢子的视角对战场的观察与感受。西元对战场的丰富感觉通过二斗伢子表现出来，但二斗伢子却并非重要人物。其实在西元的小说里几乎没有重要人物的概念，他只是按照人物的经历尽情地发挥他的想象。

　　比如说连长魏大骡子，他是这场阻击战的最高长官，他到高地一看就知道自己怕是不能活着回去了。西元没有将魏大骡子描写得多么英勇与智慧，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他妈可没那么些崇高。他很平实，作为一个老兵他在战场上表现得很淡定，而且有一套自己的经验。在面对美国俘虏的时候，他也没有表露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彰显出中国人朴实的人道主义。在被打瞎了一只眼后，他甚至咒骂一二三师迟迟不到。他说我就是一个庄稼人，为国家壮烈牺牲？国家在哪儿呢？我随九兵团从海南岛一头扎到北朝鲜，一天好日子没过上，你说我能愿意吗？但是，魏大骡子又说，我站在高地上，那鬼子就别想站在这儿。我到是要和他们比一比，到底谁的命更硬！最后，魏大骡子死在了敌人坦克的炮火中，连尸体的踪影都不见了；上官富贵也是一个老兵，但始终保持着农民的单一的执著，他让魏大骡子给他画出归他守卫的阵地，这似乎有些可笑，但他的“前史”是二十年前他爹把自家那一亩九分地的地契攥出了血。黄河决口，全家九口逃往陕西，仅他一人活了下来，浑身上下没一颗粮食，只在裤裆里缝了一张地契。将历史勾连起来，我们就理解了他对属于自己的那块“地”的几近偏执的确认。上官富贵随后又说，你放心，我不会让鬼子越过去半步。英雄主义精神不是已经蕴涵在这可笑的两句话里了吗？后来，上官富贵面对冲上来的美国大兵一枪一个地射击着，但美国大兵还是冲了上来，而且眼看着就要跨越魏大骡子给他画的那道线，上官富贵急眼了，握住刺刀朝冲在最前边的那个美国大兵冲去。这个河南农民对美国大兵对准他的黑洞洞的枪口很漠然，他低着头，死死地盯着那条画在地上的线，他的心头只有爹死前的话，没地就没命。上官富贵在与敌人进行了更为残酷的搏斗后，在半夜的严寒里坐在自己的阵地上死了。饥饿已经将文书王尽美折磨得对死亡没了恐惧，高地如果是最后的墓场，也没什么可痛苦的，只是在它还没有成为墓场之前，就必须待在这里。王尽美望着风雪中灰色的太阳，脑海里闪现着他亲历的日本鬼子占领南京后的一幕幕悲惨的景象，在与美国大兵的搏斗中他想到的是如果让美国大兵的皮靴踩在这座高地上，身后就是另一座南京城。在敌人的刺刀刺穿了胸膛后，他掏出了隔壁家姐姐送他的照片，他想起在下雨的小巷里与姐姐拥抱的那一刻的美丽……

　　传统的英雄叙事当然可以满足大众的想象性期待，尤其是对虚构文学而言，它为作家预留了巨大的创造空间；但文学终究不能远离生活真实，艺术地还原真实既是一种悖论，也是考验作家的尺度。我不敢说西元在这几个中篇里对英雄叙事的探索达到了怎样的高度，我只是认为他对英雄主义的强调更接近事实本相。从历史的角度看，用文学的方式还原本相不见得是最好的方式，但却是重要的方式则不需要论证。西元的文学探索当然不仅仅止于精神性的存在，比如从结构角度论之，他的小说有如中国传统的水墨画，采用“散点透视”的方法，没有中心情节，自然就不存在围绕中心情节结构故事，说没有故事似乎更准确，也不突出所谓的“主人公”。他聚焦于碎片化的日常生活，将思想与精神寄寓其中，然后以一种象征性的暗示来提升小说的意义与思想。

　　反映和平时期军营生活的小说粗看似乎有些粗粝与散漫，但生活原本不就是这个样子吗？那些精巧的小说当然好看，也更具文学性，但距离真实的生活其实已经很远。我不认为真实是评价小说的最重要的标准，但真实让我当下的阅读更有耐心。西元既有基层部队的主官经历，又有北大中文系的博士学位；既搞文学研究与评论，又写小说数年。我相信我的感觉与判断，西元未来的小说值得读者期待。

　　二○一五年十月十日夜于阜外大街三十四号院

　　(责任编辑王晓宁)

　　傅逸尘，解放军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