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其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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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少数民族抗战文学的书写向度

　　乌兰其木格

一、少数民族抗战文学的创作实绩

少数民族作家作为中华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成员，在“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法西斯的悍然进犯，他们自觉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责无旁贷地投入到抗敌斗争的爱国行动中。少数民族作家怀着对祖国母亲的深切挚爱，控诉着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以高昂的爱国激情奋力吹响抗日战争的号角，以此召唤各族儿女保家卫国的抗日斗志与家国情怀。

　　在中国抗战文学的谱系中，少数民族抗战文学率先发声，不仅参与的少数民族作家族属多样，而且文学体裁全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实绩。因东北大地率先沦陷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故生活在黑土地上的少数民族作家群最先发出了抗日的怒吼和血泪的呐喊。在小说创作方面，满族作家李辉英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次年便写出了我国第一部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万宝山》。文本中，作家悲愤地控诉了日本侵略者对朝鲜劳工的残酷压榨，以及中国劳工和朝鲜劳工不甘奴役、奋起反抗的抗战故事。小说的结尾，两国人民发出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万岁”的呼喊，体现出作家开阔而广博的胸怀，而由国内到国际的空间拓展，也极大地提升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政治意义。此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反日爱国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同样出自李辉英之手。早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作家便在丁玲主办的《北斗》杂志上，发表了这篇作品。小说描写了日伪军警对爱国学生运动的残酷镇压，传达出国破家亡的深哀剧痛以及爱国志士决心抗争到底的斗争精神。此后，他又相继为中国现代文坛贡献了抗战三部曲《雾都》《人家》《前方》等重要作品。在少数民族抗战文学的书写中，另一位满族作家端木蕻良也是不容忽视的。他在东北沦陷的背景下创作了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和具有史诗风格的长篇小说《大地的海》等诸多作品。其中，《大地的海》通过艾家父子对土地观念的转变过程，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日伪军占地毁田的罪恶行径，以及农民在国家危殆的情势下，不甘做帝国主义的奴隶，逐渐走上民族自救的道路。抗日战争期间，端木蕻良以笔为旗，专注于抗战文学的写作，其中《鴜鹭湖上的忧郁》《遥远的风沙》《浑河的急流》《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等作品广为人知。同样为满族作家的舒群在一九三五年创作出其抗战代表作《没有祖国的孩子》。该小说讲述了朝鲜儿童果里失去祖国后所遭受的蔑视和迫害，以此鼓舞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的精神。继此之后，舒群以充沛的才情，火热的爱国激情，接连创作出了《蒙古之夜》《奴隶与主人》《老兵》《婚夜》《战地》《难中》《誓言》《画家》《肖苓》《祖国的伤痕》《沙漠中的火花》等一批抗战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其中，《沙漠中的火花》记述了一群蒙古族工人因不堪忍受压迫，选择与日本侵略者抗争到底的血性故事；而《蒙古之夜》则歌颂了年轻的蒙古族姑娘舍身营救抗日战士的英雄事迹。舒群的抗战小说一方面悲愤地控诉了日本法西斯肆意践踏中华大地的残暴与罪恶；另一方面，则满怀敬畏地歌咏着中华儿女面对强敌时可歌可泣的抗争精神。与之相似，满族作家马加的抗日小说《登基前后》《复仇之路》《潜伏的火焰》《北国风云录》《雪映关山》《同路人》《寒夜火种》等作品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旨。尤其是《寒夜火种》，在悲慨日军残酷压榨、奴役中国人民的同时，也传达出中国人民勇敢反抗的坚韧斗志。值得铭记的还有满族作家老舍的长篇小说《火葬》及《四世同堂》。《四世同堂》从民族文化与历史文化的维度呈现日军侵华时期古都里中华儿女的精神和生活样态，以深刻的意蕴与精深的艺术成为抗战文学中具有史诗气度的杰作。

　　不仅满族作家善于小说体裁的写作，其他少数民族的作家也创作了为数众多的小说作品。比如朝鲜族作家金昌杰的《罢课》《逃亡》和《名落孙山》；回族作家穆青的《搜索》《雁翎队》；壮族作家万里云的《“共产军的俘虏”》《一支枪》；壮族作家陆地的《参加“八路”来了》《钢铁的心》；壮族作家华山的《鸡毛信》；侗族作家苗延秀的《小八路》等。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抗战小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回族女作家白山的中篇小说《日月痕》及长篇小说《冷月》；蒙古族作家韩静慧的《额吉与罂粟花》；蒙古族作家乌兰的中篇小说《富贵荣华的岁月》等。综上所述，少数民族抗战小说控诉了日本法西斯在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悲悯着在血泪中挣扎的世间众生，同时传达出中国人民澎湃的爱国热情与不屈的抗争精神。

　　小说之外，抗战诗歌以其迅捷性和便于宣传的特质成为少数民族抗战文学中颇受青睐的文学体裁。早在一九三六年，满族诗人金剑啸便发表了歌颂东北抗日联军的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兴安岭的风雪》。该诗描写了抗联小分队与敌人的殊死斗争，当队伍只剩下十八个人时，战士们用他们的钢铁意志，毫不畏惧地去迎接新的残酷斗争：“我们是铁的/我们要前进/我们携着手/前进，前进/完成我们的使命/我们爬过了死亡/前进/待到光明的来临。”诗歌充满了胜利的信心与昂扬的斗志。金剑啸在抗战时期发表的诗作还有《哑巴》《洪流》等；另一位著名的满族诗人关沫南也发表了一系列的抗战诗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诗作为《狭的笼》《堕车》《沙地之秋》《某城某夜》等；老舍在一九三九年也发表了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剑北篇》，悲切地描摹了战火中的中国哀鸿遍野的凄惨情境。朝鲜族诗人李旭的《北斗星》《岩石》《帽儿山》《金鱼》《新花园》和金血铁的《战歌》等作品也是抗战诗歌中的名篇；在朝鲜族诗人中，尹东柱因其诗作的博大与深厚而尤其令人瞩目。他的《序诗》《悲哀的族属》和《故乡的故居》等诗作蕴藉深广、感情深婉。诗作从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切入，探寻抗争的不竭动力。在抗战诗歌的园地中，被称为“抗日战争的英雄诗人”的维吾尔族诗人黎·穆塔里甫创作了《中国》《我们是新疆的儿女》《直到红色的花朵铺满了宇宙》《五月——战斗之月》《战斗意志》《爱与恨》《解放的斗争》《致人民》等诗篇。这些诗作彰显着新疆儿女对祖国的炽热深情，表达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乐观精神以及建设美好国家的愿景。与黎·穆塔里甫相似的另一位维吾尔族诗人尼米希依提发表了《伟大的祖国》《觉醒》等诗篇。面对日本侵略者的不义之战，诗人坚信胜利一定会属于“伟大的祖国，我的爱母”(《伟大的祖国》)。值得铭记的还有维吾尔族诗人安尼瓦尔·纳斯尔的《致东风》。该诗充满了战斗的豪情，歌颂了抗日前线英勇作战的勇士；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的诗作《压在苫笆下的小草》呈现了抗日力量不可阻挡的态势；壮族诗人黄青也号召全体中国人要为祖国母亲而奋战，发出 “用血肉保卫我的国土，用枪炮声振奋我的民族”(《来到祖国南方》)的豪迈之语。此外，壮族诗人蓝鸿恩的《黄昏，我渡过红河》和黄海波的诗歌《访俘虏》同为壮族诗歌中的力作；白族作家赵式铭的《军歌》；纳西族诗人李寒谷的《献诗》《丽江吟》等也是抗战诗歌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抗日战争的发生发展，促使少数民族的报告文学、戏剧文学及散文文体的丰收与繁盛。在报告文学的文体写作中，蒙古族作家萧乾的《血肉筑成的滇缅路》详细地记叙了中华各族儿女为了滇缅路的修建完工，以赤诚的爱国激情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壮举。此外，《由香港到宝安》也是萧乾的代表性作品；彝族作家李乔，曾经亲临前线，亲历战争。在紧张的战斗之余，作家创作了《禹王山的争夺战》《活捉铁乌龟》等报告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呈现了英勇抗击日军的英雄们，赞扬他们为了国家民族的胜利舍生忘死的崇高境界；壮族作家华山在此期间创作了《太行山的英雄们》《窑洞阵地战》《向白晋线挺进》等多篇优秀的报告文学。他的作品真实地书写了太行山军民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光辉业绩；其他壮族作家也纷纷撰写出比较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如兰歌的《李西露之死》和《战斗的开始》，李志明的《同蒲路上》《大王庄》和《夜袭云盖山》，万里云的《巨峰抗击战》和《碉堡线上》等；满族作家骆宾基在抗日战争期间创作了《救护车里的血》《我有右胳膊就行》等报告文学作品。

　　在戏剧文学的创作中，满族作家老舍以旺盛的爱国激情，接连创作了《国家至上》《残雾》《张自忠》等剧本，这些剧本在呼唤歌赞民族英雄的同时，也批判了抗日战争中不利于团结的因素。回族作家在此时期积极地参与抗日宣传活动，他们的作品张扬着保卫家国的情怀。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为李超的《悔》《湘桂线上》和胡奇的《模范农家》等；朝鲜族作家也为抗战戏剧的大家庭中增添了新的成员，如朴东云的《韩国一勇士》，金学铁的《北京之夜》等作品；此外，其他民族的作家也为抗战戏剧的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比如锡伯族作家郭基南的《满天星》和《太行山下》；哈萨克族作家尼合迈德·蒙加尼的《战斗的家庭》；维吾尔族作家祖农·哈迪尔的《相逢》《游击队员》和黎·穆塔里甫的《死亡线上的挣扎》；乌孜别克族作家秀库尔·亚里坤的《上海之夜》等。总之，这些戏剧文学作品共同的主旨是控诉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酷虐行径，宣达浓烈的爱国情感。

　　散文文体的写作在少数民族抗战文学中虽不及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和戏剧文学成果宏富，但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少数民族作家也发表了一定数量的散文作品。其中比较优秀的如土家族作家萧离在一九四二年创作的散文《当敌人来时——乌镇战役中含血带泪的穿插》，控诉了日本法西斯强盗们在中国的血腥暴行，以及中国军民血战到底，最终夺回乌镇的胜利之战。此外，满族作家安旗的《磨刀河》；维吾尔族作家黎·穆塔里甫的《皇军的苦闷》；锡伯族作家郭基南的《月下闲谈》等散文都是此时期少数民族抗战文学中的精品。新时期以来，回族作家马瑞芳发表于一九八一年的散文名篇《祖父》和阿慧发表于二○一○年的《大沙河》均为抗战散文的典范之作。《祖父》追溯了医术高明的祖父在战争年代秉持虔诚的民族信仰，痛恨日本侵略者亵渎穆斯林的宗教信仰，最后抑郁而终的悲情故事；《大沙河》则饱蘸情感的笔墨讲述了姥爷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诬蔑和刺刀威胁时，表现出刚烈的抗争精神和自尊自爱的人格操守。

二、少数民族抗战文学的审美向度

抗日战争的连天烽火，惊醒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族儿女。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少数民族作家们迸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他们用作品揭示出日寇的恐怖凶残，表现出对浴血奋战的抗战英雄们的由衷敬佩，宣示出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少数民族抗战文学井喷式的涌现，同时改变了“五四”以来我国现代文学反帝文学的薄弱态势，真正促使启蒙与救亡实现了汇合与重奏。

　　少数民族抗战文学控诉了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的酷虐奴役，讴歌了祖国儿女的坚韧斗志。作家们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感，将文学作品磨砺成匕首和投枪，刺向侵略者。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抗战文学谱系中，少数民族抗战文学采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悲愤地控诉日本法西斯对各族人民的凌辱和残害。如满族作家李辉英在《万宝山》中揭露道：“他们把高丽人渐渐往北赶，赶到东三省，空出来的地方，他们就占过去，到现在，高丽人自己没有一寸土地，穷透了。……他们又想出剥削高丽人血汗的方法，强用我们高丽人给他们做工，不管是在工厂里或是到田间里，都一定一天从早做到晚，做的一个人不剩一点精力！他们不给工钱，不给饱饭吃，铁打的人也担当不住呀，所以每个人都黄皮瘦弱，渐渐衰弱了。”*张毓茂主编：《东北现代文学大系·长篇小说卷》，第46页，沈阳出版社，1996。在这段文字中，作家借人物之口，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狡黠残暴，表达了人们反抗的合理合法。此外，少数民族抗战诗歌因其短小精悍，易于宣传而成为少数民族作家颇为热衷的创作体裁。纵观此时期的抗战诗歌作品，大多语言直白、质朴，甚少晦涩的意象，而是直抒胸臆，洋溢着真诚的爱国热情、反抗精神及抗争意识。比如在金剑啸的革命叙事诗《兴安岭的风雪》中，英雄们的抗争虽笼罩在暴力与死亡的阴影下，但他们却没有丝毫的犹豫与退缩；同样，维吾尔族诗人黎·穆塔里甫也创作了大量歌颂祖国的诗歌，对国家的爱，犹如“一堆炽热的篝火”，诗人号召各族儿女为祖国母亲的新生而英勇战斗；壮族诗人黄青也在诗歌中鼓舞青年男女们与侵略者奋战到底，用血肉和生命来捍卫祖国的尊严。

　　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作家的抗战文学作品往往能够顺畅地将战争的阴霾和凄凉的气氛转换成昂扬的乐观和必胜的明朗。他们在抗战文学的书写中善于化悲剧为正剧，建构出壮美、开阔、畅达的艺术境界。如满族作家端木蕻良的抗战文学书写始终绵延着民族的自信心和抗争伟力。在他的文学世界中，活跃着一群极具草莽英雄气质的地之子。典型的为《科尔沁旗草原》中的大山；《遥远的风沙》中的煤黑子以及《大江》中的铁岭和李三麻子等。这些英雄人物都不是尽善尽美的完人或神人，但在面对国家倾覆的危险时，他们绝无妥协退缩，始终保持民族必胜的自信，在保家卫国的抗争中凸显彪悍雄强的生命活力。回族作家白平阶的《驿运》和《古树繁华》等作品在广阔的背景中描写了抗日战争中各族人民奋勇争先的抗日热情。少数民族作家在抗战文学中揭示出日本侵略者的残暴，歌赞了各族英雄儿女忠诚的爱国豪情。作家们坚定地相信战争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并热切地期盼着日本法西斯覆灭的到来。少数民族抗战文学不仅为中国现代文学注入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且还表现出坚韧的反抗性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同时，少数民族抗战文学的创作实绩，忠实地记录了全民抗战的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彰显出中华各族儿女在国难面前同呼吸、共命运的家国情怀。

　　在抗日战争的历史语境下，少数民族作家的抗战文学被纳入到救亡与启蒙的主旋律合奏里，其民族性与地域化的特色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热情中尚未得到充足的展现。此时期，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中并不刻意强调作品的民族质素。但即便如此，由于世代的文化熏染、宗教浸润、历史积淀等因素的合力作用，促使少数民族抗战文学作品依然携带着本民族的文化遗传符码。“每一种民族文化，都充分地表现为一个完整的、复杂的、全息的系统。它们都会做到，无一遗漏地涵盖着本民族的民俗社情、宗教观念、宗法秩序、道德伦理、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心理积淀，涵盖着本民族的各种文化艺术样式以及从中体现出来的审美追求……”*关纪新、朝戈金：《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第55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少数民族抗战文学真实地描摹了作家所在民族对抗战生活的整体观照，而他们笔下的抗战文学作品所彰显出的明朗昂扬的状貌，也与少数民族乐观、豪迈、直率的民族性情直接相关。少数民族抗战文学甚少流露出失望和颓废的情绪，这一点，构成了与充满忧患意识的汉族抗战文学的大不同。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作家在寻根文学的热潮中开始珍视本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瑰宝，在作品中有意识地凸显极富民族特性和地域文化的贮藏，开启了全新的美学视阈，同时也预示着少数民族抗战文学开始走向成熟。比如蒙古族作家韩静慧的小说《额吉与罂粟花》以民族国家的反侵略战争为宏大背景，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一位普通蒙古族额吉的遭遇。小说控诉了战争对无辜平民生活的暴力改写，以及蒙古族人民面对侵略战争时的豁达与抗争。文本中的额吉原本是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热爱自然万物的慈悲母亲。她平静安然地度日，却没料到一场突如其来的侵略战争将她带入到一个全然陌生及残酷的现代空间。但最初的惶惑过后，额吉以她源自草原文化的坚韧丰饶和母性伟力直面日本侵略者的残忍暴行。草原文化精神所携带的强大救赎力量和敬畏生命的传统消解了战争的非人性。平凡的额吉在母性的高贵和草原文明的博大中，解构鄙弃了现代战争中奉行不二的 “丛林法则”和“胜王败寇”的庸俗论调。在《额吉与罂粟花》的文本中，可以解析出作家意图用博大悲悯的草原文化精神救赎现代性文明灾难后果的执著努力。

　　少数民族抗战文学的书写旨在唤起中华民族各族儿女的抗日斗志，宣传抗战的合理合法，鼓舞全民族抗战的信心。“人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是：抗日战争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搏斗，在这样的时代里，任何一个有爱国心、责任感的作家，要想置身于时代主潮之外，那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学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民族良心问题。”*房福贤：《抗战文学的精神价值》，《理论学刊》2011年第3期。因此，此时期的少数民族抗战文学极端重视作品的通俗化和宣传性。同时，救亡与启蒙的功利目的，也决定了战时的少数民族抗战文学的审美向度——质朴直白的语言风格；凝练紧凑的情节推进；线性简洁的叙事逻辑；强烈深浓的情绪渲染。时代的激变，语境的置换，读者的更替，导致了少数民族作家的抗战文学在接续“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同时，必须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进行必要的变革。换句话说，少数民族抗战文学欲最大化地达到宣传之目的，必须从庙堂的高义邈远置换为民间的江湖认知。由此，才能将文学的大众化和化大众发挥到极致。在通俗化的过程中，少数民族作家吸纳了本民族民间文学的优长，借鉴民间文学的叙述方式与艺术形式，将抗日战争的神圣性与合法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与形式表达出来。比如著名作家老舍满怀热情地参与和倡导与抗战相关的通俗文艺。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老舍在处理文协繁重琐碎事务的同时，还创作了大量的通俗文艺。其中包括相声、快板、鼓词、坠子、戏剧等民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在戏剧文学方面，老舍倾力写出了《张自忠》《残雾》《国家至上》等十多部剧作。这些作品颂扬了中华各族英雄儿女的爱国情怀，鼓舞与激励全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做坚决的斗争。尤其在《国家至上》的剧本中，老舍以一位回族拳师张老师为主人公，生动地呈现了回族人清洁正义、虔诚刚直的民族性格。同时，该剧也成功地宣扬了民族团结、共同抗日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抗日战争中，少数民族抗战文学中的诗剧、活报剧、话剧均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因为当时的少数民族作家意图通过戏剧的演出，取得广大百姓的认可，及时地传达抗日战争的信息，有效地增强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斗志。基于这样的认知，爱国的少数民族作家们异地联合，通力合作，纷纷创作出宣传抗战的剧作佳品。例如哈萨克族作家合迈德·蒙加尼的话剧《战斗的家庭》；维吾尔族黎·穆塔里甫的《战斗的姑娘》和《死亡线上的挣扎》；乌孜别克族作家秀库尔·亚里坤的抗战话剧《上海之夜》等。

　　综上，抗日战争的爆发，激发了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活力。少数民族抗战文学以其质朴的描写，昂扬的情绪，热烈的赞颂，悲壮的咏叹自成谱系，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园地中不可忽视的殊异硕果。少数民族抗战文学的审美向度，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广播做出了有力的拓延，中国的抗战文学由此汇入了近代人类文明史的潮流之中。

三、少数民族抗战文学的书写局限

战争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无法避免的文明痼疾。它破坏了人类社会的和谐宁静，暴力地改变了历史的时间流程和人类的生存秩序。战争以其极端化和残酷性考量着人类的肉体和灵魂，从某种程度上说，战争文学的创作实绩，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和内在心性。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明，但同时，也是一个战争频频发生的国度。近代以来，衰落的清王朝致使中华大地时常笼罩在西方列强的侵略硝烟中。尤其是日本法西斯的入侵，将全体中华儿女拖入了战争的泥淖。作为一个历经艰苦卓绝斗争的民族，战争以及战争记忆成为中国文学书写的母体之一。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的桎梏，少数民族抗战文学的创作动机和宗旨便是为了完成救亡任务和革命历史的塑造。在宏大叙事的历史激情中，少数民族抗战文学并不特别注重作品的文学性与艺术性。由于民族——国家利益的至高无上，作家们普遍对政治主题的关注超越了对个人命运与生存际遇的思考。单独的个体遭际与人性挣扎在整个时代潮流中显得不值一提，个人的欲念在神圣完美的英雄身上荡然无存，而且只要是以集体的名义便具有天然的合法化与暴力豁免权。战争的理性逻辑要求个体应该而且必须为集体的利益作出牺牲。在这样的创作理念之下，少数民族抗战文学中的作品鲜少能够深刻地塑造出令人信服的人物形象，达不到经典文学所具备的对人类存在的深层叩问以及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李泽厚在论述中国的抗战文学时曾睿智地指出：“在如此严峻、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民族大搏斗中，他要求的当然不是自由民主等启蒙宣传，也不会鼓励或提倡个人自由人格尊严之类的思想，相反，它突出的是一切服从于反帝的革命斗争，是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任何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等等，相形之下，都变得渺小而不切实际。个体的我在这里是渺小的，它消失了。”*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27、28页，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因此，如何最大程度地启发广大民众参与到保家卫国的战争中；如何能最大限度地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残忍和可憎；如何建构民族——国家的集体荣誉感是少数民族抗战文学中的重中之重。这些因素决定了抗战文学在书写中总是带着过于强烈的概念化色彩和功利化目的。人物形象不过是政治理念的化身，而非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爱有恨的“真人”。从一九三一年直到一九七六年的时段内，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规定了英雄形象的“神”化与“圣”化。与此相对，对日本侵略者则粗放地采用了“鬼”化与“丑”化的标签化塑造。纵观此时期少数民族的抗战文学作品，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塑造日本侵略者形象时，各族作家不分地域民族地一律将其塑造为 “魔鬼”般的存在。而且，这些人间的魔鬼往往又透露出与他们年龄身份不相符合的愚蠢。譬如舒群的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里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兵；端木蕻良的《浑河的急流》中那些粗莽野蛮的“小日本”。又如老舍在一九三九年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剑北篇》里描摹出重庆、成都等地在日本侵略者的战火中鬼蜮森森的恐怖气氛：“血与火造成了鬼境/微风吹布着屠杀的血腥/ 焦树残垣倚着月明/鬼手布置下这地狱的外景/也只有魔鬼管烧杀唤作和平！”

　　诚然，在战争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少数民族抗战文学如此的写作自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但问题是，抗战文学中的大部分作品陈陈相因，同期或此后不乏邯郸学步的作者，幽微复杂的抗战历史与人性被粗暴地简单化处理。以至于有的论者甚至认为抗战文学的抗战性消弭了文学性，救亡性压倒了启蒙性，使抗战文学成为口号和宣传的代名词。在少数民族抗战诗歌和抗战戏剧方面，部分作家直接引入了大段的议论以及当下的政策口号，而“诗朗诵”运动和街头戏剧试验则将此类创作推向极致，诗歌和戏剧文学的蕴藉美和语言美被无情地解构。在少数民族抗战小说中，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拘囿导致了对人类生存困境和人性洞察的粗暴简化。少数民族作家的抗战作品让文学承担了过重的民族国家的责任和社会国家的重建，极端地强化了经世致用和政治教化的功用，遮蔽了人类自我生存和精神存在的在场。而文学一旦放弃了对终极价值的不懈追索，一旦简化了对存在之思的追问，中国的抗战文学便很难与《一个人的遭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静静的顿河》等世界经典战争文学相比肩，更难以获得开阔而深邃的人类性品格。

　　战争年代，郁达夫曾在《战时的小说》中判定：“当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是不会出现‘伟大的小说’的。”原因是读者每日面对生死的考验，没有细读文学的闲暇，也不会轻易地被感动。而作家们为了更好地完成政治宣传的任务，会极端重视文章的时效性，从而不可避免地失掉思想艺术的深度。然而时至今日，距离抗日战争的胜利已经过去了七十周年，我们的抗战文学依然不得不面对经典化寥寥的遗憾与尴尬。事实是，只有切近人本的细部才能廓清历史，也只有书写广大民众在战争中的生存世态，精神样貌才能有效地切入战争的内核。当下我们的少数民族抗战文学的书写仍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停留在简单的国家主义和暴力美学的展示中。对战争的思考，依然徘徊在“正义”与“非正义”的二元对立模式的演绎。更有甚者，将抗战题材的书写拽入消遣化、戏谑化和娱乐化的媚俗队列中，轻巧地放弃了严肃文学对幽微人性的呈现，对历史真实的寻觅以及对民族精神的探寻等重任。诚如陈晓明在《鬼影底下的历史虚空——对抗战文学极其历史态度的反思》中所论：“不管是以文学的形式，还是思想的方式，我们都没有把历史经验转化为个人经验，不能在个人的意识深处以个体生命的自觉意识去追问历史，去承担责任。历史不被个人的生命体验和追问穿透，就只能是虚空的历史，只能是被历史看不见的历史之手任意摆布的历史。在这一意义上，文学的书写不过象征性表现出整个时代对待历史的态度和方式而已，如何回到生命个体本位反思历史和书写历史，今天依然是一个尖锐的课题。”*陈晓明：《鬼影底下的历史虚空——对抗战文学极其历史态度的反思》，《南方文坛》2008年第5期。

　　令人欣慰的是，新时期以来，经受西方文学洗礼的中国少数民族抗战文学日渐重视个人存在，加之新历史主义观念的潮流，部分少数民族作家的抗战文学叙事开始有意识地摆脱意识形态化和正史化的规约，以个人化、民间化的立场和话语重新叙述和建构抗战历史的文本陆续涌现。少数民族抗战文学的书写重心不再是抗日战争的残酷血战与爱国英雄的深情礼赞，而是深入地揭示了诡谲的历史中个人、国族、乡土与抗日战争之间偶然或戏剧性的遇合。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出现了非英雄化的倾向。比如蒙古族作家乌兰的中篇小说《富贵荣华的岁月》，作品虽然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但在文本的叙写中，更多地讲述了蒙古营子里的众生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展示出的人生与人性的荒诞悖谬。对战争环境之下个体生命的美学观照和复杂人性。作者试图告诉读者，战争与革命不过为暴力的上演提供了合法的舞台，大历史所遮蔽的是身历期间的个体生命的无意义消殒。她要揭开的，恰是被正统的英雄史观所掩盖住的历史真实。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的抗战文学，部分地消解了战争年代实用理性的紧箍咒，逐渐构建出新的审美视阈。但这样的抗战文学在少数民族抗战文学的书写中尚未形成气候，通行的教化与致用功能的文学依然大行其道。

　　今天，当我们用回溯的视角来检视少数民族抗战文学的书写时，还可以轻易地指认出少数民族抗战文学中存在的其他缺憾——民族性质素不够充分；叙事艺术粗放；人道主义欠缺；存在之思的浅表折射以及对终极价值追求的匮乏等等。但即便少数民族抗战文学存在如上局限，也不能因此而全然否定它的历史功绩与作家们所作出的丰饶坚韧的努力。少数民族抗战文学彰显了中华民族在非常时期迸发的家国认同观和宝贵的抗争精神；携带着中国人民强大的自我更生能力及博大雄强的抗争力量。少数民族抗战文学馈赠给中国现当代文学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仅从这个维度而言，它理应获得我们的衷心珍爱和无尚敬畏。

　　(责任编辑王晓宁)

　　乌兰其木格，文学博士，北方民族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