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桂林

　　?

　　活着之上，还应有什么
——评阎真的长篇小说《活着之上》

　　谭桂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武汉作家池莉以一篇题为《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的小说为这个年代的结束画上了一个句号，也为下一个年代的开始提供了一个先知般的预言。活着就好，是心灵归于平静与岑寂的人们在烟霾弥漫中得出的最具现实感的结论，也是人们应对未来生活的积极方略。那时，物质还不是那样丰饶诱人，欲望还不是那样横流无遮，小说中的人们素衣简食，自得其乐，只要能够听听新闻、说说趣事、吃吃宵夜，生活就足够美好，足够诗意。池莉的小说用一幅生动鲜活的市井图画告诉人们，快乐地活着，本来就是如此的容易。然而，新世纪的序幕拉开之后，生活中可供选择的快乐空前地多样起来，人们却蓦然发现，或者说痛切地感觉到，快乐地活着原来并不容易。物质的财富琳琅满目，自己却只能望洋兴叹，可供选择的快乐遍地开花，自己却被阻挡在一道道梦想的门外。于是，在这个经济腾飞的时代里，活着本身反而成为了令人困惑、焦虑的问题。阎真的新作《活着之上》有力地捕捉到了这种弥漫在社会上空的焦虑情绪和困惑心态，而且用他惯有的细腻的笔触、心理剖析的手法塑造了一个为了生存而躁动不安的精英知识者的形象，引领读者在人应该怎样活着，或者说为什么活着，活着之上还有什么，应有什么这样的维度上进行自我审思。

一

其实早在两百年前，经过漫长的朴素的中世纪，人类突然面临物质财富飞速发达而不知所措的时候，叔本华就已经从人类意志的角度解答了人类为什么物质越发达活着越艰难的问题。因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就好像永远在两极来回摆动的钟摆，一个欲望满足了，新的欲望也就随之产生。追求欲望的满足是人的天性，也就是叔本华所说的意志力，而欲望的不断新生则是造物主为了惩罚人类的贪心而使出的诡计，欲望不止；躁动不止；躁动不止，则痛苦不止，这似乎就是人类活着必得承受的运命。放眼世界历史，多少宫廷谋杀，多少领地争夺，多少政治风暴，多少历史诡计，当然也包括多少的科学发明，技术进步，无不与人类层出不穷的欲望喷发联系在一起。《活着之上》写的是日常生活，酱醋柴米，家长里短，但生活的微波细浪中，一样可以看到欲望的战车如何隆隆地碾碎着人们的心灵。从硕士到博士，从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这对大学教师聂致远而言，是其自我选择的人生道路，也是其按部就班终将走过的人生历阶。每一个历阶也许就是一个欲望，走向了一个历阶，自然就会想望着另一个更高的历阶。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日常世界里，如果一切物质财富都以公正公平的方式流向社会的各个层面，欲望也许就会在一种天生我才必有用、黄金散尽还复来的悠然心态中安静地潜伏着。不过，这种历阶的获取一旦与各种丰裕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一旦历阶的获得并不以所付出的劳动含量和知识含量为准则，欲望之火就会熊熊腾烧起来，聂致远的心灵就不得不经受欲望之火的烤炙。何况聂致远的身后还站着一个永远无法驳回的女人。女人在亘古千年的人类神话思维中，从来就是欲望的原型。但《活着之上》并没有将聂致远的妻子赵平平漫画成为一个欲望化的女人，她之所以永远无法驳回，是因为她尽量地把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欲望压制到最低限度，然后以家庭的名义，以小孩的名义，以一个男人责任的名义，向聂致远宣告着欲望的正义、合理与不可战胜。

　　如果说心理上的欲望是原发性的，来之于人的肉体自身内在的趋向安全、舒适乃至奢华的本能，它是人的意志行为的一种内在的驱动力，那么，整个社会的制度上的拜物教，往往更让人感觉到欲望之火的烤炙与焦灼，因为显在的制度的拜物使得欲望立刻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诱引，同时也成为欲望张扬的坚硬障壁。拜物教本来起源于人类原始时代的对物质匮乏与种类存续的恐惧，吊诡的是科技发展使得物质高度丰裕的时代，人类的拜物教反而愈来愈盛大而热烈，而且随着物质的时尚而变化。在这个虚拟经济与金融帝国的时代，无疑是钱成了拜物教的宗主，成了欲望追逐的最高目标。《活着之上》有声有色地展现了“钱”这个时代宗主对“活着”的挤压，全方位的挤压。活着虽然不是为了钱，但没有钱就难以活着，这可以说是整部小说不断地吟咏着的主旋律。古典的时代，人们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乃是告诉皓首穷经的读书人，书读好了自然钱就来了，读书依然是目的，钱不过是附加物。但钱为宗主的时代，读书是为了钱，评职称也是为了钱，甚至当官更是为了钱。在钱这个唯一的目的下，所有的事物都蜕变成了手段。“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小说中那个小建材老板的一句话，活脱脱地展现了钱在这个拜金时代的无限荣光与无上权势。所以，钱成了小说中的读书人聂致远心中挥之难去的阴影，解扭不开的纠结。“钱、钱、钱。生活动不动就要钱，我还真不能不想。其实我也知道想也没用，就像想飞到月亮上去摘桂花，想也没用。可还是不能不想，几乎成了一种本能，比身体的饥渴更加饥渴。”*阎真：《活着之上》，第32、33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有时聂致远书生气发作，也会为要不要去弄钱的问题与妻子吵架，不满妻子的埋怨与唠叨，但“吵架归吵架，生活还是生活，这就是要钱，钱，钱。父母平时没负担过，过年总要孝敬个意思。亲戚的孩子要压岁钱，还有几家亲戚要去喝酒，结婚酒寿酒百日酒圆屋酒，自己不吃饭这人情是不能缺的”*阎真：《活着之上》，第32、33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欲望本来是一把双刃剑，可以作恶，也可以为善。当人类的欲望朝向不同的目标展开时，它往往能成为推动物质丰富文明进化的原始动力。但在这个拜金时代里，一旦金钱成了欲望追逐的唯一目标，不仅欲望本身的颜色被染上了难堪的铜锈，而且人们的生存，换言之也就是小说所谓的“活着”，也就在金钱的专制与淫威下变得何其艰难。

　　当然，活着之艰难全部归咎于欲望的驱动、金钱的淫威，肯定是不公平的。在作者看来，那些千百年间从来如此的文化传统，是人们心灵深处早就潜藏着的干柴，见火就着。欲望之火，加上文化传统的干柴，这把无名火的燃烧更加大了人们心灵的躁动不安。《活着之上》中的两个主人公都是学历史的，小说的主要生活场景也在历史系的场域中展开，这或许本身就是一个象征。虽然，对历史的熟悉可以让小说人物不断地唤醒历史的圣贤记忆，用来抵御现实生存的窘迫，但是历史文化包袱的沉重压抑，也在小说的情节中如影随形地显露出来。赵平平的策略就是用小孩做盾牌，刚结婚时是用小孩的出生，孩子出生后是用小孩的教育。她深知用别的理由来劝告丈夫随俗，那是多么的无聊与无用，唯一这一招，百试不爽，而且理由正义。至于聂致远呢，“说到安安我就没话说了，男人吧，他心再硬，自己的孩子还是知道心疼的。”*阎真：《活着之上》，第270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于是，即使百般不乐意，也得勉力而为了，因为望子成龙的民族文化传统早已在他自己的内心把这个理由神圣化了。小说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情节，那就是聂致远评上副教授后的“衣锦还乡”。在聂致远心目中，这个职称是对他的努力的酬报，对他的学术水平的肯定。但在家乡，父亲、弟弟和周边的亲朋却想的是另外一回事，父亲只想着这个“副教授”相当于哪一级的官，亲朋想的是这个“副教授”是不是可以发大财了，以致连聂致远也弄不清打渔出身的父亲为什么会开口闭口就是做官和级别。这种认知上的偏差，并不仅仅是由文化知识水平上的高下所决定，关键还在于民族文化传统上的官本位意识的潜在影响。这种影响之强大、有力、广泛，早就在人们的思维中建构起了这样一个以“官”来衡估一切的逻辑。在资本社会里，是官去巴结钱与资本，在等级社会里，是官利用自己的权力拼命地去谋取钱与资本。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在一篇关于《子夜》的论文中谈到民族文化中的官本位心态，指出这种心态怎样在中国的洋场将西方以省俭与增值为中心的拜金主义转化为以享乐消费为中心的拜金主义。现在看来，这一论点还应该继续向前推进。在《活着之上》展现的生活场景中，我们似乎能够看到二十年来的市场经济在带来社会物质巨大繁荣、民族经济飞跃发展的同时，民族文化中的官本位意识也已经悄悄地渗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层面，成功地将西方以平等自由为核心理念的拜金主义转化为了以等级权力为核心理念的拜金主义。在这样一个权力与金钱联手建构起来的生活网络中，权力与金钱联袂确立着规则、标准、价值与意义，等级与阶层密不透风，像聂致远这样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深深感到活着之艰难，上升之不易，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二

在拜金时代活着，说艰难当然艰难，但说容易也更加容易。艰难与容易只隔一层纸，其实也就在一念之间。这一念就是人活着要想想活着之上还有什么，放下这一念，同流合拍，生活顿时容易，坚守这一念，就变成了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生活的路怎么也走不顺。《活着之上》所呈现的生活场景就是这样，同在一种环境中，有的人活着是那么的难，步履维艰，有的人活着就很容易，如鱼得水。但《活着之上》的意义就在于它塑造了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青年知识者，通过这一形象来展示在一个举世滔滔崇尚金钱的时代，知识者所面临或者说所深陷的生存困境。

　　在整部小说中，聂致远的一个突出的形象特征就是精神的纠结。作为一个历史系出身的知识分子，他向往古代圣贤的人生境界，希望自己能在道义上有所担当，但是他也像所有的常人一样希望日子过得红火顺畅，富裕体面。在“学而优则仕”，知识分子治国平家修身问学融为一炉的古典时代，这也许并不一定成为矛盾。但是在金钱为主导、交换为原则的市场经济时代，知识业已工具化、商品化，人文科学早就成了边缘，历史学科更是从象牙之塔走进了少人问津的冷宫。时代的趋向与个人赖以生存的知识背景之间的距离愈远，这一念是放下还是坚守，精神的纠结也就越是严重。所以，小说中有时让聂致远与妻子赵平平拌嘴争吵，“‘你的理由就是钱钱钱，我也理解你，可一个民族总得有几个不盯着钱，盯着天空的人吧’她马上说：‘那么伟大的使命，我也理解，怎么说我也读过几年大学，还是学的历史呢，但那是你的使命嘛’。我说：‘都理解，可都往别人身上推，那最后又推给谁去’。”*阎真：《活着之上》，第178、15、251、308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在这种争吵中，赵平平和聂致远是一体两面，看起来是不同的声音在争论，但其实是聂致远在自己的小原则下，不断地倾向赵，也不断地为自己的原则的违背而懊恼。无论是自问自答，还是拌嘴争吵，显示出的都是聂致远精神世界的一个下行过程：在百般无奈中，改变不了世界，为了活着，就只能去改变自己。

　　在研究生毕业之前，也就是还没有投入到生活的肉搏之前，聂致远的原则是做个好人。他说，“做个好人是我做人的原则，我不能接受‘屁股中心’的说法。既然学了历史，历史上又有那么多好人，那他们也是我的榜样。我不能整天把他们挂在嘴上说给别人听，一个知识分子应该知行合一。”*阎真：《活着之上》，第178、15、251、308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这时，他是一个要做“好人”的理想者，也知道“好人”的标准，因为历史已经告诉了他什么是“好人”的标准。但是，历史是灰色的，现实生活才是鲜活的，要命的，当他在鲜活的现实生活中“肉搏”过几次之后，他不仅丧失了做一个历史上所昭示的“好人”的自信，而且连什么是“好人”的标准也开始模糊了。在一次同学聚会时，那些或经商或作官的同学炫耀着自己生活的“精彩”与富裕，聂致远有点把持不住。他在想，“唉唉，本来我的职业就是教学生该怎样做人，可是现在，我连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人了，宁静以致远，可我不知道那个远在哪里，又该怎么去致。”*阎真：《活着之上》，第178、15、251、308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宁静以致远，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崇尚的美好人格，这个“远”，就是理想，就是“活着”之上高高照耀的神圣之光。在一个人有限的生命中，不知道怎样去“致”，也许并不要紧。真正可怕的事情是在不知道“远”在哪里。不知道“远”在哪里，就没有了神圣之光耀所赐予的心灵的温暖，也就没有了理想之力向上牵引的信赖，这样，聂致远的烦恼和纠结也就是不可避免的，聂致远精神世界向着生活现实的妥协与下行，也就造成了他的性格发展的必然趋势。

　　幸运的是，聂致远下行的精神之轮在一个“底线”的卡子上止住了。小说的最后，聂致远在总结自己的行为时无限感慨地说：“也许，凡俗就是这一代人的宿命。我不是文化英雄。我景仰他们，可我没有力量走近他们。我只是不愿在活着的名义下，把他们指为虚幻，而是在他们的感召之下，坚守那条做人的底线。就那么一点点坚守，又是多么地艰难啊。”*阎真：《活着之上》，第178、15、251、308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做人的底线”，这是小说中聂致远为自己的行为制定的一个最后的原则，也是聂致远从无休无止的纠结中暂时解脱出来获得心灵缓解与平静的一道有效的护符。小说通过一些细节的刻画，展现了聂致远的这条“底线”的基本内涵。一是可以出卖知识，但不可以出卖心灵的良知。所以，他可以为一个当代的企业家写了传记，但拒绝为一个在伪满洲国时期有过劣迹的企业家家族立史；他可以去电视台大讲绿豆文化，但内心里却为这种趋时烂俗的行径而不齿，为绿豆涨价使得百姓受骗的结果不安。二是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去“肉搏”，不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做害人的事，所以，他在评职称时，别人怎样暗示他并且提供给他举报的材料，即使利益攸关，他也不愿意去举报，做出损害他人的事情。三是身体上、行为上可以随俗入流，但是精神上要保持清醒。所以，他在学生的怂恿下也去观看“芙蓉姐姐”的演出，但内心里却一直在告诉自己，那不是文化，而是“胡闹”。

　　小说中对聂致远有一段抒情的描写，那是聂致远拒绝出卖学术为别人充当枪手之后。“我独自在山路上走着，忽然发现小溪对面的悬崖上有一朵耀眼的花，红硕地开着，孤独地开着。我跨过小溪，抬起头看那朵花。这是一株无名的花，矮矮的，生长在岩石的缝隙中，只有一朵花，在这深山独自绽放。它就是它自己，它为自己绽放，并不在意是否有人欣赏，它开得这么饱满，这么鲜活，内敛孤傲，却无意向世界宣示。我踮着脚，轻轻摸了摸花瓣”*阎真：《活着之上》，第136、308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在我的阅读感受中，阎真的小说注重人间烟火气的浓墨渲染，但对自然山水的空灵描写往往不是太在意，有之，也是紧紧地扣着人物心理的刻画与性格的揭示。这一段抒情味很浓的自然景物描写，无疑也是如此。在这里，聂致远将自己移情到了山间岩缝的野花。饱满而内敛，无名而孤傲，这也许正是聂致远所欣赏的精神境界。古人云，高山仰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高山看来是不能攀爬了，但谷底却稳稳地踩在自己的脚下，坚实，厚重，富有安全感，不会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恐惧。所以，聂致远的移情正好说明他在有了自己的做人“底线”并且自认为守住了这条“底线”之后，纠结的心情终于获得了超拔。

三

聂致远的精神下行，是从追求理想开始，到坚守底线结束。如此这般地活着，而且守住了底线，于是就拔出了纠结，于是就获得了解脱。聂致远的可爱处在此，聂致远的可悲处也在此。正如小说最后聂致远的辩白，“当经验向我们这样来展示生活的真理，我们能够那样去生活吗？时空浩淼无涯，自我渺若微尘，在无限时空的背景之下，一个人还有必要去表达对世界的意义吗？好好活着，活在当下，一切与此无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不必上心。这是生活给我们的启示。而我，作为一个凡俗的人，又怎么能够像圣人那样超越生活经验而活着。”*阎真：《活着之上》，第136、308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确实，能够守住做人的底线，对于一个凡俗的人而言，应该已经足够，我们没有理由去指责聂致远们的苦苦坚守。但是，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每个民族的绵延与发展，都来之于这个民族的精英分子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对信仰的舍身相守，对未来的浪漫畅想，对星空的激情探索。如果一个民族，或者说这个民族的精英分子，都闭上了盯着天空的眼睛，都放弃了对“活着”之上的事情的思考，都折损了能够放飞梦想的翅膀，只愿意好好地活着，只愿意享受活在当下的世俗快乐，那么，无论其肉体上活得多么的精彩生动，无论其物质上活得多么的丰裕自在，这个民族的文化也就到了危机四伏的时候了。

　　这样说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中国的民族文化一向有两个源远流长的传统，一个是高蹈的传统，一个是实用的传统。高蹈的传统以屈原为代表，香草美人，问天招魂，上下求索，九死不悔。活不下去了，宁愿投江而去，也不愿与现实妥协。实用的传统以儒家为代表，孔子授学，大至治国齐家之道，小至修身养性之术，无所不谈，但就是不愿意也不喜欢谈论玄虚之事。不知生，焉知死，敬天地而远鬼神，这种传统曾被李泽厚命名为实用理性。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这两种文化传统相互碰撞而又相互弥补，为中华文化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中华文化的发展其内在的动力就在于这两种传统的相互对立与调谐，那个时代这两种传统的对立调谐的运动力度越大，那个时代文化的发展就更具魅力，更加灿烂。但是，在中华文化的历史发展长河中，这两种文化传统起伏消长的总体趋势是高蹈传统在渐渐消褪，而实用传统则渐渐地占住了主导的地位，以致形成了中国国民性中的关注现实，讲究实用，甚至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特点。《活着之上》的主人公似乎是明白活着之上还应该有着别的意义，但他最后还是用“坚守底线”做盾牌，无奈地放弃了对“之上”的追求。所以，无论聂致远们用什么样的理由来为自己的最后选择辩护，无论聂致远们用多么严重的内心纠结来为自己的立场进行粉饰，都无法掩住这一事实：所谓坚守底线，所谓好好活着，活在当下，其实就是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实用理性与快乐哲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种直捷而强劲的表现。

　　《活着之上》中有一个重要的情节，在作品中形成首尾呼应，这就是聂致远曾几度到北京的门头村去追寻曹雪芹的足迹，而且，在作品对聂致远的心理活动描写中，也不断地让他以曹雪芹的典故来思考活着与活着之上的意义。小说中的聂致远们一方面肯定曹雪芹们的历史存在，不断地说不能把他们指为虚幻，一方面又不断地为他们的世俗幸福的丧失而惋惜，甚至鸣冤叫屈，认为“他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塌糊涂，一败涂地”*阎真：《活着之上》，第33、308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曹雪芹的人生又是多么凄凉。千百年的历史，在教科书中被一页一页轻轻翻过，只有回到时间细微的摺皱之中，才能体验到它人生的寸寸血泪”*阎真：《活着之上》，第33、308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我不知道作者这样做是否寓含春秋大义，但我确实从这种情节构设中读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聂致远喜欢拿来说事的曹雪芹与高蹈派的屈原一样出身于王公贵族，身上流淌的是几代的贵族血液，他们代表的是中国文化中的高蹈传统，其血缘属性本质上或者说核心的内涵是一个民族中的贵族精神。正是因为拥有的是一种贵族精神，崇尚的是一种高蹈的传统，所以，活着之上，当然有更高的意义存在。使命和担当是他们自己内在的生命律令，他们不会像聂致远那样将使命和责任看做外在的、可以推给别人的东西；仰望星空，追求崇高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快乐，即使箪食瓢饮芒鞋破钵也不改其乐，他们不会像在小生活中浸润着的聂致远们那样，小心思，小心眼，对生活的细节、日常的利害得失过分的敏感；坚守信仰和实现超越乃是他们生活的既定目标，是他们的历史宿命，他们不会像聂致远们那样纠结与苦恼于妻子、孩子、房子、票子这些世俗的真理，不会像聂致远们那样以能够坚守“底线”而洋洋自得。聂致远是历史专业出身的精英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史上高蹈和实用这两种传统不可谓不知，他为曹雪芹们的世俗生活的失败而惋惜，这也许内心里体现的是自我的辩白，但他将他们的人生概括为“凄凉”，为“寸寸血泪”，则真是以井蛙之眼看天地之大，以蓬雀之心度鲲鹏之志了。

　　对民族文化中的贵族精神、高蹈气派的这种误读与惋惜，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比嘲弄与诋毁更加值得人们深思和警醒。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平民意识空前兴盛，这自然是一种时代精神的体现。但即使在这样的平民时代，也有不少的精英知识分子如章太炎、鲁迅等担心儒家实用主义哲学一家独尊造就的国民根性会阻碍社会和文明的发展，大声呼吁张扬“重独立而爱自繇”、“宁与天地未侪偶”*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8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的“恶魔”精神，也有一些心灵深邃的文学家如田汉、周作人等为自己心中的贵族精神与平民精神的消长起伏而苦恼。但是，二十世纪的科技进步与民主制度的发展，使得民族文化中的高蹈传统与贵族精神比起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迅速地走向了衰落与式微。到了今天，权力的忌讳、大众的狂欢、工具理性的盛行、拜物教的一统天下，这种种社会势力的结盟，正在为彻底地抹平和摧毁高蹈传统与贵族精神放上最后几根稻草。这个凡庸的社会已经没有了高蹈的贵族精神，或者说有物质贵族，文化贵族，知识贵族，就是没有精神贵族，所以像聂致远这样的精英知识者们还得为“活着”之上还有什么的问题而纠结，而苦恼。至于芸芸众生，早就在平安即福、快乐是金、活在今生今世的口号中，为着世俗的幸福埋头苦干了。

　　二十世纪初，日本作家菊池宽曾著三幕剧《复仇以上》，讲叙了一个复仇与宽恕的故事。太虚在《东方杂志》看到这部作品的译本后，十分激动，提笔写下了一篇书评。*太虚：《书〈复仇以上〉之后》，《海潮音》第11卷第3期。以太虚在佛教界的身份之高，来为一个日本戏剧写评论，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寻常的事情。太虚这样做，是因为他在这个故事中看到了佛法，也就是复仇并非目的，并非终极意义，在复仇之上还有更高意义上的大欢喜。《活着之上》似乎也想像《复仇以上》那样，探讨与回答出“之上”还有什么的问题。不过，从小说中的聂致远的形象塑造中，我们能够读出的答案乃是这样：“活着”之上，还有“做人的底线”。本来，对一种正常发展的文化而言，活着之上还有什么根本就不是问题，但是在我们这个经济发达腾飞的时代，活着之上还有什么不仅成了问题，而且精英知识分子居然把坚守“做人的底线”视作活着之上的意义与原则，这对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而言，何其不堪，又何其无奈！《活着之上》的作者阎真是以擅长知识分子题材而著称的，他的小说的精神品味之所以高出于一般的知识分子题材作品，就在于他努力通过知识分子的内心的对话来展示时代的文化冲突。《曾在天涯》是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沧浪之水》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抗礼，《活着之上》似乎是在写高蹈的贵族精神与世俗的平民精神的背离。十多年前，我曾经颇有信心地说过，“尽管高力伟、池大为们向平庸的自我定位已经无可阻挡，但心灵的对话无疑是紧张的、痛苦的、扭结在一起的，因为对话的两种声音都具有合法性依据”。“在世俗化大潮中随波逐流的当代知识分子心中对道、对精神的守望欲求一念尚存，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自守与自救就没有理由过于悲观。”*谭桂林：《知识者精神的守望与自救》，《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但是，读过《活着之上》后，我沮丧地觉得再说这样的豪言壮语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对话的一方已经无比强大，而另一方则显然底气不足，或者说已经隐退幕后，化作了“在沉闷的风的中心”传来的“一丝尖厉的、凄凉的锐响”。当聂致远这样的精英知识者只能把坚守“做人的底线”当作“活着”之上的意义与原则时，人们还能向他们期待什么呢？这是无奈，也是震惊。人们常常喜欢用不寒而栗来形容对某种事物的惊惧感觉，但是身在大寒中的战栗不是更应该引起人们的警醒与救护吗？《活着之上》的深刻性就在于，它用这样一种立此存照的残忍方式，为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自审展示了一种新的寒栗。

　　(责任编辑韩春燕)

　　谭桂林，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