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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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魂”时代下的呐喊
——《黄雀记》的文学价值与当代意义

　　梁新军

一

苏童的长篇小说《黄雀记》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显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就其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来看，此次获奖可谓实至名归。《黄雀记》自二○一三年在《收获》杂志第三期发表以来(同年八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关于它的讨论便一直广泛而热烈。据搜集，两年来至少已有二十篇以上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这部作品进行了深入评析。而苏童本人也屡次接受采访，表达了自己对这部新作的重视。

　　《黄雀记》的故事背景被设定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南方小镇，按作家自己的话说属于“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之一。苏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一部分写作行动，可以说是一场持续的‘造街’行动。造的当然是香椿树街。…我借《黄雀记》探索香椿树街的魂灵”。*傅小平：《苏童：充满敬意地书写“孤独”》，《文学报》2013年7月25日。《黄雀记》整体上作为一部写实性的长篇小说，以其二十五万字的篇幅，*依据作家出版社2013年8月发行的完整版统计，完整版《黄雀记》约25万字，2013年《收获》杂志第3期刊载的是由作家本人亲自剪裁过的版本，删减了约5万字。讲述了香椿树街少年保润、柳生与少女仙女三人间长达十余年的情感纠葛。故事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变迁为时代背景，以“祖父”这一贯穿始终的核心功能人物为线索和“底色”，细腻生动地描摹了三个少年男女间懵懂青涩的情感状态，及由此引发的莽撞冲动的青春期暴行。故事中的三个人物也都为其青春期的暴烈举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如果青春期的盲目、不可遏制的冲动意味着一种“原罪”的话，那么苏童也以其精妙的叙事，曲折地表达了这种“原罪”的可怕后果——“罚”。事实上，关于此部小说的“罪与罚”的主题几乎已成定论：不仅苏童本人披露自己的创作意图是“关乎罪与罚，关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生存境遇”，*《苏童长篇新作〈黄雀记〉在〈收获〉首发》，《语文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23期。有评论者更以“罪与罚”作为评论文章的标题。*陈逢玥：《罪与罚：论苏童的〈黄雀记〉》，《南方文坛》2013年第6期。此外，其他涉及此部小说的不少评论文章也大多未能超出“罪与罚”主题的阐释框架。*如王岩的《历史尽头处的人性迷失：苏童新作〈黄雀记〉的启示》，苏沙丽《先锋的当下：评长篇小说〈黄雀记〉——兼谈苏童的创作新变》等。可见，青春期酷烈的“原罪”行为及其后人生所要承担的“受罚”代价，当是此部小说的表层主题无疑。*也有不少评论者认为《黄雀记》的主题是关于青少年的“成长”主题，如徐勇的《以象征的方式重新介入现实——论苏童〈黄雀记〉的文学史意义》、刘新锁的《时代的招魂者──〈黄雀记〉读札》、丁文的《被中止的成长背后──读苏童的《黄雀记〉》等。事实上，这两种主题归纳虽然有着不同的意指，但在内质上却是基本相通的。

二

作为苏童近年来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黄雀记》在苏童本人的创作史上无疑是一部不可忽视的关键之作。如众多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黄雀记》不仅表明了苏童关注当下、介入现实的可敬诉求，也意味着到了“知天命”之年的苏童的文学创作观的成熟和自觉。面对众生喧哗的褒扬和质疑之声，我们有必要仔细梳理一下《黄雀记》本身的文学价值和其在当代社会中的现实意义。

　　如果用心体察《黄雀记》文本，并将其置于苏童本人的创作史和当代文学史的语境中，我们至少可发现《黄雀记》有如下的文学价值：(一)创作范式的成熟；(二)故事结构的创新；(三)人物形象的丰满有力；(四)主题意蕴的丰富多元。

　　(一)创作范式的成熟

　　《黄雀记》作为苏童新近创作的长篇小说，在苏童全部长篇小说创作史上大概是体量最大的一部了——他以前的长篇很少有超过二十万字的。从体量上讲，它可谓创造了一个新纪录。虽然这未必能说明什么，但对于写惯了中短篇小说的苏童来说无疑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苏童的中短篇小说在批评界好评度极高，其也因此一直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最擅长写短篇小说的作家(这一点甚至在许多著名作家那里都得到认可，如王安忆、莫言等)。然而关于其长篇小说则很少能有如此一致的好评，相反，其长篇常被认为是“短篇小说的连缀”——这一论断虽非批评界主流，却一直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或许也正因此，苏童才一直跃跃欲试，意图写出几部真正的能被普遍认可的长篇小说。*苏童曾谈道，“写好的长篇小说一直是我的野心和梦想，也是煎熬我的非常大的痛苦。”见陈思和、王安忆、栾梅健：《童年·60年代人·历史记忆——苏童作品学术研讨会纪要》，《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这一点，从其一九九一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米》以来，其以三四年一部的速度稳步推出其长篇之作也可看出。可以说，苏童对长篇小说的抱负始终是坚定不移的。

　　纵观苏童这二十多年来的长篇之作，从其最早的《米》受到广泛赞誉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到被认为是“新历史主义”代表之作的《我的帝王生涯》《武则天》(二者曾结集为《后宫》屡次出版)，到一九九四年推出的“香椿树街”系列的首部长篇《城北地带》，再到一九九九年的《菩萨蛮》，以及新世纪开始后的四部长篇《蛇为什么会飞》(二○○二年)、《碧奴》(二○○六年)、《河岸》(二○○九年)、《黄雀记》(二○一三年)，我们至少可发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苏童越来越关注当下，并开始积极响应某种社会责任感的号召。其二○○○年后的四部作品中有三部是关注“文革”及“文革”后的当代社会生活的。这反映出苏童的文学意识越来越趋向于当下社会关怀——虽说其早期的“新历史主义”之作也是从刻写人性、思考人性的角度上来间接书写当下社会人心的。苏童的这一从小说题材、表现方式、主题关注上的转向，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如果说其二○○二年推出的《蛇为什么会飞》在题材上开始正式关注当下的社会现状，那么在经过《河岸》的短暂折返*2009年推出的《河岸》展现了20世纪中国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变迁及其中的人世浮沉。和重述神话系列《碧奴》的插曲之后，十多年来，苏童显然对社会现实题材念念不忘——《黄雀记》展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变迁，并艰难探索了这其中的人性流变及人之命运与社会变迁的某种微妙关系。《黄雀记》的推出显然不是偶然的，它不像《碧奴》的写作那样。*《碧奴》(重庆出版社2006年)的写作属于“命题作文”，是作家应邀参与的“重述神话”全球出版项目作品之一。在《黄雀记》中，其叙事的承继与新变也是明显的。这两者的结合恰显示了苏童创作理念的明晰及创作范式的成熟。

　　苏童在《黄雀记》中依然承继了其惯常的“意象化”书写方式，这也正是葛红兵早年所指出的“意象主义写作”。*参见葛红兵：《苏童的意象主义写作》，《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此外，亦如众多批评家所指出，“苏童是重视修辞的小说家，他的叙述话语与众不同，充满了隐喻和转义”*程德培：《〈黄雀记〉及阐释中的苏童》，《上海文化》2014年第5期。——这里“隐喻和转义”即指小说善用富于深意的意象来指涉故事象征层面上的丰富意蕴。在《黄雀记》中，魂、水塔、乌鸦、兔笼、兔子、老榆树、工人文化宫、菩萨塑像、《圣经》等意象(物象)反复出现，这显然指涉着故事深刻的象征性喻义。

　　《黄雀记》不仅承继了苏童一贯善用的“意象化”书写方式，还在叙事技法上有所突破。苏童对整个故事情节展开时的叙事节奏的把控是相当娴熟的，如傅小平所说“小说主题的展开、细节的呈现等都统摄在充满悬念的连环结构之中”。*苏童、傅小平：《我坚信可以把整个世界搬到香椿树街上》，《黄河文学》2013年第10期。除了此叙事技巧的娴熟之外，苏童在此部小说里的整体创作范式也体现出了其创作理念的成熟——大框架写实主义下的局部“超现实”主义，既真实刻画了转型期的社会百态和人性演变，也深刻揭示出了特定阶段的社会伦理和个人精神间的矛盾处境。总之，也许这一范式——大框架写实主义下的局部“超现实”主义，确实比余华的“现实景观”式的叙事实验要好一些。余华的新作《第七天》被认为是“一种‘现实景观’的表象方式，现实事件被以一种‘景观’的方式植入或置入小说叙事进程。这是一种把现实变为“事件”的形式“植入”小说，而不是反映现实的方式”。*徐勇：《以象征的方式重新介入现实——论苏童〈黄雀记〉的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

　　(二)故事结构的创新

　　《黄雀记》在故事结构上的设计也是颇具匠心。《黄雀记》中，故事被巧妙地分为三部分，即“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和“白小姐的夏天”。这三部分以不同的叙事视角围绕着不同的核心人物展开叙事，即保润、柳生、白小姐(仙女)他们各自的行动和心理活动。曾有评论者认为这种叙事方式类似于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然而其实两者并不大相同：《黄雀记》是第三人称叙事，虽然每一部分的叙事重点围绕着一个人物，但故事情节整体上是始终推进的，线索也是单线展开的，而且基本符合亚里士多德的戏剧理论，即故事情节大体可分为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等四个阶段。所以《黄雀记》显然不同于福克纳《喧哗与骚动》这部带有强烈现代主义叙事实验色彩的意识流小说。如苏童所说，“我想象《黄雀记》的结构是三段体的，如果说形状，很像一个三角形。保润、柳生和白小姐是三个角，当然是锐角，失魂的祖父，则是这三角形的中心，或者底色。如果这三角形确实架构成功了，它理应是对立而统一的。”*傅小平：《苏童：充满敬意地书写“孤独”》，《文学报》2013年7月25日。《黄雀记》的故事架构某种程度上确实是相当成功的。故事首先由祖父住进井亭医院这一情节引导，仙女成了保润觊觎的对象，即保润成了仙女的“黄雀”；在水塔上捆绑了仙女之后，柳生又做了保润的“黄雀”——柳生强奸了仙女并随后嫁祸于保润；而在这之后，柳生载着仙女赶赴机场路过大榆树下时，手提兔笼神秘出现的祖父又成了二人的“黄雀”；侥幸生还之后，仙女走投无路，遂又成了柳生驾驭的对象，于是柳生此时成了仙女的“黄雀”；最后，故事结尾时，醉酒后的保润又成了柳生的“黄雀”——他于愤怒中杀死了柳生。总之，这四人之间的关系确实构成了环套式的对立统一的关系，而祖父在故事中也确实充当了保润、柳生、仙女这三人复杂关系中的纽带，成为整个故事不可或缺的“底色”和见证者。

　　(三)人物形象的丰满有力

　　《黄雀记》对几个人物形象的刻画无疑是极富于工力的。首先是“祖父”这一人物形象，他既寓指“旧时代”在“新时代”的残留，暗示着“文革”暴政中“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一类人在新时代的尴尬境遇，同时也意味着被阉割掉历史意识的当代人的摆脱不掉的精神噩梦。某种程度上，仙女梦遇祖父索魂的情节便隐喻了当代人集体无意识中的历史困扰。历史虽然能被掩盖，虽然能被冠冕堂皇地篡改和美化，但人们精神中的隐秘记忆却是始终存在的，任何力量都难以消除或抹去这种记忆。

　　仙女这一人物形象也是极具典型性的，甚至具有原型分析的潜在特质。她不仅出身不明，成长环境特殊，而且还诡异得美貌惊人，并且性格特征十分丰富。《黄雀记》中，苏童对少女期仙女的刻画无疑是极为成功的。在短短的几页文字中，苏童以相当娴熟的手法生动、细腻地描摹出了一个可爱妩媚、骄横无礼、活泼好动、机灵狡猾的少女形象。作者既传神地表现出了仙女的青春期少女特质，又隐约揭示出了井亭医院这种特殊的成长环境对仙女性格的深刻影响。*具体请参阅《黄雀记》(2013年8月，作家出版社)第46-59页。这一小节被作者命名为“花匠的孙女”，主要介绍仙女的出身、成长及其与保润约会的过程。这一节中，仙女性格的特质几乎全都呈现了出来，一个有着丰富性格特征的仙女形象被成功地展现。井亭医院作为精神病院的特殊环境，对仙女“荆棘”般性格的形成当有着巨大的影响。某种程度上，仙女的傲慢无礼的性格，本质上是一种自我保护，这实在是由井亭医院特殊的人际环境所造成的。仙女后来的颠沛流离的命运，也当与其早年不健康的成长环境有着隐微的联系。苏童以此人物的悲剧性命运，有意无意地展示了环境对人的成长的强大制约性。某种程度上，与仙女有关的其他两个人物保润、柳生的命运也在根本上被其晦暗的成长环境所决定。可以说，在这一点上，认为《黄雀记》的故事和人物与社会历史背景相脱节的看法*王宏图：《转型后的回归——从〈黄雀记〉想起的》，《南方文坛》2013年第6期。显然很难成立。

　　另一个值得提及的人物就是柳生。柳生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也是可圈可点的。在整篇故事中，柳生可谓一个核心的主角(保润由于坐牢在“柳生的秋天”一章中几乎未正面出现过)。他不仅在全部三章故事中都充当着关键性的角色，他的在故事前后中的性格变化也是极富于深意的。甚至某种程度上，即使将这一人物形象置于苏童小说的全部人物画廊中，其鲜明独特的个性也很难被遮蔽。柳生性格形象的第一次“突现”是烹煮仙女的兔子，这次的烹煮令人极度意外：不仅故事中的保润倍感意外，连读者也感到吃惊。柳生出身屠户家庭，生活中自然不缺少肉食的供应，何以如此嘴馋竟对仙女的两只无辜的兔子下此杀手？更何况他还明知这是保润用来要挟仙女还债的筹码？如此做法，不仅残忍，不仅直接伤害到仙女，而且还背叛了朋友——柳生何以如此冒失？细细想来，柳生的这种不仁不义的残酷之举，实在有着相当深刻的性格根源。第一，柳生作为家传肉铺的刀手，自小对屠杀动物习以为常，其对动物的怜爱之心早已尽失，只剩下赤裸裸的实用性诉求(把动物视为可食性物品)；第二，柳生因为跟仙女是一种较纯粹的利益交换关系，他对她的喜欢是纯粹生理上的欲望显现，他并没有真正爱上他(这与保润对仙女的感情不同)，故没有“爱乌及乌”的意识；第三，柳生跟保润平时并没有什么交往，他和保润根本不熟，之所以拉下身价去请保润捆绑姐姐，实是迫不得已——也即是说，他之所以承诺保润为他邀约仙女，乃是出于纯粹的功利目的，他对保润的善意只是权宜之计，一旦实现了自己意图，他便将道义和承诺迅速丢弃了。总之，柳生的这一复杂的性格特征在其第一次出场时便得到了如此丰富的呈现。作者表现柳生性格的这种“震惊化”手法，不仅令人佩服，也可谓“出乎情理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第一次性格“突现”之后，柳生性格的第二次“突现”便随即出现，即强奸仙女。关于这一次的直接导致剧中三个人物命运转折的偶发事件，故事中的保润同样大感震惊，读者读到此也是相当惊讶——柳生何以在烹煮了兔子之后，还能无愧地面对仙女，而且冒天下大不韪地强奸了她？仔细想来，这个问题实在是相当棘手。似乎只能这样解释：柳生的青春期性格是充满难以预料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这也正是苏童一贯擅长并竭力表现的青春期人格及行为的不确定性、复杂性等人性特征。因此，第二次的突发事件，再一次折射了柳生性格的复杂性与变化性。除了这两次由突发事件导致的性格“突现”之外，柳生还有第三次性格“突现”：这就是当幡然悔悟的仙女向柳生真情告白时，柳生表现出的委婉但却冷酷的拒斥姿态——这一姿态同样鲜明地揭示了柳生性格的成长与转变：青春期的“柳生”已然不在，面对仙女告白时的“柳生”显然已经是一个有着世俗理性的红尘中人了，他早年对仙女的青春期冲动早已消失殆尽。总之，柳生对仙女的情感原来始终是“情欲”而非“爱欲”，他并不像保润那样，甚至恰恰相反，当他经过十年反思并且再一次与归来后的仙女有过短暂瓜葛后，他已然超越了自己的青春期冲动——并不是向“爱欲”升华，而是转向了“虚无”，他意识到自己对现实中的仙女并无“爱欲”。这一点从其腼腆地要做仙女情人而非老公的态度中深刻地反映了出来。总之，从以上三次性格“突现”中，柳生性格的复杂性尽显无遗。作家苏童可谓用娴熟的“震惊”化手法展现了柳生性格的动态生成的复杂图景，这一犀利的人性表现艺术不可谓不高明。

　　(四)主题意蕴的丰富多元

　　《黄雀记》因叙事范式的成熟，故事结构的巧妙及人物形象的立体饱满，必然在主题意旨上呈现出丰富的指向。如本文开篇所引，《黄雀记》故事的基本主题当是“罪与罚”及“人的自我救赎”，这一点既为苏童本人所揭示，也为不少研究者所认同。此外，从“青少年成长”的角度上来理解全文主题，也是较为符合文本意涵的。故事中的三个主要人物保润、柳生、仙女刚出场时都是青少年，保润初次约会仙女时是十八岁，仙女十五岁，柳生比保润稍大些，总之三人都是典型的青涩懵懂的青少年，其行为和心理都有着难以摆脱的青春期特征——或许这种青春期特征正是一种命运意义上的“黄雀”，保润的粗鄙、鲁莽、情爱冲动，柳生的赶时髦、性欲冲动，仙女的贪玩、爱美及少女幻想某种程度上都决定了其未来的结局。到了故事的第二个阶段，即十年后，保润从狱中出来，其艰难地与仙女完成了“清账”，人性开始复归，性格也变得理智而稳重。可以说，经过十年的与世隔绝的思考，保润显然成长了很多*在这一点上，笔者显然不能认同丁文的“被中止的成长”的观点。参见丁文《被中止的成长背后──读苏童的《黄雀记〉》，《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6期。——他出狱后对柳生的宽容便是明证。他或许在内心深处已然理解了人性的自私，故而宽容了柳生当年的诬陷。*其最后杀死柳生的举动，当然可以理解为一种复仇，但笔者更愿意把这次谋杀视为一次偶然事件，其直接诱因当然是柳生的出格行为——保润内心深处一直爱着仙女，不愿意仙女受到柳生的玷污。是在“为爱复仇”的角度上，保润才做此残酷之举，而非为了报当年的欺骗和诬陷之仇。其次，柳生的精神成长也是极其显著的，这一点从柳生的最后一次性格“突现”中便可看出。甚至，柳生这一人物的成长在整部故事中应该是最为明显的，其成长的轨迹被作者有意无意地表现得最为显白和透彻。相比之下，仙女的成长则较为隐晦，甚至一度被认为是高度符号化的存在、缺乏丰满的血肉支撑。*王宏图：《转型后的回归——从〈黄雀记〉想起的》，《南方文坛》2013年第6期。事实上，仙女的成长也是实实在在的，其作为重大的文本事实不应被忽视。仙女的成长主要体现为“耻辱感”的生成和最后的幡然悔悟——少女期仙女没有“耻”感，只有青春期特质的疯狂显现，即贪玩、追逐时髦和热爱幻想。而成年后的仙女在浪迹天涯经历磨难之后，渐渐产生了耻感和罪感；其次，仙女的悔悟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对追逐虚幻爱情的悔悟，二是对堕落不洁的生活的悔悟。仙女最后的出走，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一种“新生”。因此，仙女在故事前后其实是有成长的，而且是切切实实的成长。

　　此外，除了表层的“罪与罚”或“成长”主题外，《黄雀记》的深层主题还可概括为“此在存在的堕落，及上升何以可能”。苏童创作《黄雀记》的深层意图，也许正在于以故事中人物的堕落为具体例证，来分析这个时代的根本性问题——普遍堕落的生存状态，并进而探讨“不堕落的、积极向上的生活是否可能”这一知识分子普遍关心的人文命题。当代中国社会，由于其处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期，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娱乐主义主导着大众的生活方式，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因此变得极度矮化、萎缩，生命中的奔头仿佛全在物质占有及感官享乐上。《黄雀记》故事正以“丢魂”来隐喻当代人生存维度的单一化，即丢失了精神生存向度。小说以明确的姿态展示马师傅家的时尚服装店、成人药店及枫林镇的繁荣正是为了暗示此点。某种程度上，柳生的生活方式也是这一“堕落”生活的代表，他不仅买了马师傅家的性药，而且面对庞太太时又将自己的庸俗市侩思想彻底展现。

　　除了间接的、隐喻的方式，作家苏童还以更具体的叙事方式来展现自己的社会关怀。具体到文本中，即指作家的化身即叙事者的叙事焦虑和叙事干预冲动。文本中的菩萨塑像、黑体字印刷的“如何向上帝赎回自己的灵魂”的书名、庞太太的《圣经》等意象的频繁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叙事者的焦虑和困惑在这几个物象的反复、突出性的呈现中尽显无遗。因此，从深层面上讲，“展现人的堕落，追问不堕落的生活何以可能”正是《黄雀记》所要探讨的深层命题。

　　《黄雀记》的这种对当代人生存困境的伦理关怀不仅体现了其主题意旨的严肃，也令人肃然起敬。苏童的这一直指当下的伦理探讨虽然未必取得了有意义的结果(故事中的叙事焦虑反映出作家苏童并没有为人物的命运想到好的出路，叙事者的意识也有明显的“宿命论”色彩，书名“黄雀记”也同样暗示了人世的无常、人之命运的不可控)，但作为当代中国为数不多的严肃作家之一，苏童的这一严肃的志向无疑值得肯定。

三

也许从作为社会某一侧面的真实记录及时代精神摹本的角度上，我们可约略窥见《黄雀记》作为一部重要的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当代性意义。概而言之，《黄雀记》以有意无意的方式，细微展现了当代中国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现代化进程展开以来的社会变迁，并以聚焦于几个核心人物的方式，展现了现代化上升时期的时代性精神图景——人为物役、感官至上的普遍“丢魂”状态。

　　依文学发生学及文学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作家苏童以颇为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积极践行知识分子的人文使命，试图以文学的方式回应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危机”——人情的冷漠(如保润父母对祖父房间的处理)、人性的自私(如柳生的嫁祸、仙女向庞先生讨债)，以及人心为物欲所遮蔽的冷酷现状。在当代中国，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社会伦理、个体精神、人与人之间关系都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巨变，这其中的痛苦与焦灼、爱恨与愤懑、希望与绝望，都亟待优秀的当代作家们去尽情书写，以为这个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留下真实的精神图谱，也为我们集体性地反思当下，提供不可或缺的镜鉴。在这个意义上，苏童的《黄雀记》虽然还远远谈不上对社会现实的全面展现，但其也尽其所能地折射出了当下社会的冰山一角。管中窥豹，可见一斑，《黄雀记》足以成为我们反思当下的有效切入口。

　　此外，《黄雀记》在揭示人性的层面上，也展现了作家的精湛功力。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保润、柳生、仙女，他们的性格在单向的时间流动中都发生了或明显、或隐微的转变。虽然，外在转变的背后也潜伏着恒定的本然性因素——保润出狱后性格虽变得较为稳重理智，不再如青春期那般鲁莽暴躁，但其深层心理其实一直未超出青春期的规定：他青春期的自卑与嫉妒再次控制了他的行动，甚至最终决定了他的命运。柳生虽然“夹着尾巴做人”长达十余年，其外在性格固然变化了不少，但他却没有如己所愿变成一个“好人”：他骨子里的庸俗市侩思想一直未曾改变，这一点在其面对仙女深情告白、及面对残疾的庞太太时都暴露无遗。仙女性格中的恒定性因素也再明显不过。虽然在经过波折后她有过一定的忏悔和反思，其对自身命运也一度有过预判并隐隐感到恐惧，但由于本然性因素的制约——某种意义上的“黄雀”，她的命运也最终只能沦为悲剧。总之，《黄雀记》中的几个人物都可谓血肉丰满，立体真实，苏童刻写人性的工力在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可以说，《黄雀记》在记录社会变迁、反映时代精神、揭示人性复杂的层面上，其直指当下的意义取向基本获得了实现。也正因此，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对《黄雀记》来说，是实至名归之事。

　　(责任编辑韩春燕)

　　梁新军，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