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变丽

　　从文艺学角度来看，人物、情节、环境是小说的三要素，它们的不同处理体现着作家异样的艺术追求层次。但在这三要素中，能穿越时间之流最终留在人们记忆深处的大多是鲜活生动又内涵丰厚的人物形象。对于一部优秀的小说来说，若干年后读者可能把故事情节淡忘了，而一连串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却在他(她)心中激起一种深永的兴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当代小说塑造的一系列人物长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人物形象中，有一类人物形象虽然不多，但别具一格，蕴意丰富，那就是文化遗民形象系列，即负载着历史与传统的旧时人物形象。就真实的历史而言，曾出现过不少的文化遗民，如，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是明末清初文化遗民的典型，王国维、梁济是清末民初文化遗民的典型。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在时代分崩离析之际，在新、旧之间辗转不安，一缕伤逝之情总飘荡在心的深处，与其说他们痛悼他们生活时代的逝去，不如说哀惜他们寄寓其间的文化正在衰败乃至毁灭。当然，如何看待评议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是历史自身的事情，当代小说中的文化遗民作为一个艺术存在，自是另一番境况。

　　在当代小说中，文化遗民作为虚构的文学人物，经过艺术的创造处理，在此形象内涵中居核心地位的是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心理积淀，身上凝聚的较多的是民族历史和文化因素，具有鲜明的民族个性和文化情结。进一步剖析还可以发现，这种民族历史和文化因素究其实质是儒家文化。中国五四前的两千年里都是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以至于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当代小说中这些濡染浓厚儒家气息的文化遗民，不仅提示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精神存在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还促发了深广的历史文化命题和文学的民族文化价值命题。下面我择取三部小说:叶兆言的《追月楼》、陈忠实的《白鹿原》、铁凝的《笨花》为例，来解析挖掘此类文化遗民人物形象的传统文化思想含蕴，我想，对其在小说意义上产生的影响作些具体的讨论将是大有裨益的。

　　叶兆言的《追月楼》是“夜泊秦淮”系列中的一篇，该小说塑造的丁老先生是一个典型的文化遗民。丁老先生学富五车，点过翰林，著有名篇《春秋三传正义》和《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另外他还有一层政治身份，入过同盟会，是一位民国元老。这样一个集旧派文人和民国党人特征于一身的丁老先生，在抗战的烟火中，“他拒下藏书所在的追月楼，反成就了一股凛然正气”。在小说第一章中，喜宴上因为国难中的个人态度不同，两位客人发生口角，后二孙仲祥来请安又与大女婿明轩拌嘴，在对二孙仲祥的爱护赞许中丁老先生的政治态度已是十分明朗。随之，仲祥为恋爱而赴国难离家去内地，与爷爷告别的场面，进一步强化了丁老先生名节义气之观念与遗老的性格。继之，丁老先生与黄先生唱和国难诗，傲然冷篾日本汉学家，在追月楼上作《不死不活庵日记》，以仿效顾炎武之作《日知录》，作《与弟子少荆绝交书》，以仿效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和章太炎的《谢本师》，最后嘱长孙伯祺卖掉房产补上和汉书院的干薪，立下“死了以后，也不愿与倭寇照面”的遗愿等等，这一系列的故事细节都丰富着儒家文化的名节义气之观念，塑造了一个名士仁志的形象。

　　尽管《追月楼》作为一部新历史主义文本，其叙述又带着含讥带讽的姿态，丁老先生旧式文人的酸腐迂阔，在一定程度上又解构了这名节神话，致使其气节减损了几分，但是，文本的中心意义和阅读的中心理解是无法完全消解的。在这个人物身上根本性的人格理想是无法被解构掉的，仍闪烁出熠熠的德性光辉。在阅读的感受上，丁老先生拒下追月楼同样具有伯夷、叔齐宁愿饿死在首阳山上，也不愿屈节事敌而食周粟的铮铮铁骨和凛然正气。在读这部小说时，我的思绪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向鲁迅《故事新编》中的《采薇》。鲁迅在《故事新编·序》中坦言:“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结合鲁迅的创作实践，从这段话可以得出:鲁迅创作《故事新编》时运用了两种叙述策略及手法，一是史实与虚构的交融，二是建构与解构的互参。关于后者在《采薇》中的表现是，叙述者一方面彰显人物的义士精神，另一方面也不隐讳人物性格的缺点(如伯夷的保守、胆怯、饶舌);一方面详尽描述伯夷、叔齐在首阳山上的极端困苦生活，另一方面在伯夷、叔齐饿死后又后缀性一一叙述首阳村第一高人小丙君、女仆阿金及其村民对二人的诋毁非议。但无论如何，后缀的解构性叙述并没有取代叙述者建构起来的主体精神，无损于伯夷、叔齐的精神和高贵。《追月楼》同样如此，尽管有解构、拆解，这是一种部分否定，一种不抹煞其根本存在的否定，丁老先生这个形象中被建构起来的主体精神仍是儒家文化中“义士”的气节观念。

　　在陈忠实的《白鹿原》中，朱先生是另一个典型的文化遗民形象，其文化涵养之所以显得深厚、玄妙、醇香四溢，乃因为他集中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人文精神，儒家思想中的人文精神是以儒家传统的道德伦理为基础的，儒家传统的道德体系又以仁义为中心。朱先生就是儒家道德人格的集中体现。朱先生出场时，叙述者就交代了他的思想来源。朱先生到南方讲学，“此行将充分阐释自己多年苦心孤诣凿研程朱的独到见解，以期弘扬关中学派的正宗思想”。显而易见，朱先生是儒家文化虔诚的卫护者，对它抱有道德和情感上忠诚的义务。儒家主张由“内圣”而“外王”，把自己的道德理想转化为影响社会人文的实际行动，朱先生集道德理想与行动意志于一身，实现了以身践礼、以身践仁的道德伦理诉求，其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待人接物和言语行事无不体现出儒家的性理之学的精粹:道德人本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

　　在居家处常中，朱先生安贫乐道，过着晨颂午习，或传道授业解惑，或编撰县志的知性生活。这是一个大智之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作者以传奇化的笔墨叙述了他给村民夜观天象、掐时问卜的逸闻趣事，读来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又让人惊啧不已。他扶助妻弟白嘉轩立下乡规乡约:“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制定礼仪法则，规范人事行为，弘扬儒家宗法人伦，使善者循理尽分，使为恶之人改恶迁善。更重要的是乱世中朱先生还体现出了大勇大义的精神:他只身乾州劝退清兵总督方巡抚二十万大军，使三秦父老免于屠城之灾;他公正严明放粮赈灾，救灾民于生死一线;他深明大义，配合官方禁烟犁毁罂粟;日寇入侵时，朱先生及其理学同仁纷纷投书报刊要求取义成仁，等等。做这些事朱先生不是为建功立业的人生目的去行动，而是完全受“不安之念”所支配，有感于天下苍生的疾苦而挺身而出。这种出于公心，于乱世中拯危济弱主持公道，为生民请命，救天下苍生之志，体现了儒家厚德载物、兼爱天下的道德情操。

　　甚至朱先生的女性观也体现出鲜明的儒家文化色彩，当初他选择白碧玉做妻子时主要是因为那双眼睛，白碧玉的眼睛“刚柔相济”，刚健与柔顺的统一:男子眼里难得一缕柔媚，而女子难得一丝刚强。他断定，即使自己走到人生的半路上猝然死亡，白碧玉这个女人完全能够持节守志，撑门立户，抚养儿女。可以说他对女性美的欣赏，也仍然保留在“兰气息、玉精神”的儒家传统框架中。

　　纵观朱先生的一生，他践行了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道德理想。按照传统儒家将人格境界分为由低到高四种:小人、君子、贤人、圣人。儒家的人格境界以圣人为最高，圣人是指知行完备、至善之人。朱先生这个形象主体的品格结构和精神特征无疑符合圣人的定义，具有知、仁、勇三位一体的品格，集中体现着智慧与道德的特征。并且从其外在容貌和语默静动的描述上，朱先生给读者留下的也是一帧圣人画像:他意态悠远，肤体清和，目迹沉静。这一切都符合朱熹所谓“头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气容肃”的仪表美。在白鹿原的乡约世界里，名道救世的朱先生乃是白鹿精魂，是传统儒家文化的一掬精粹。他身处白鹿原的世界，对乡民具有强大的精神凝聚力和道德感召力，担当着安定乡民的精神、感化人生的使命，同时也享受着乡民对他的知识崇拜、道德崇拜和精神崇拜。

　　可以说，借助于朱先生这个文学人物，历史以及由其包孕着的往昔岁月和传统文化，在作者的笔下就变成了一种充满魅力的存在。但可惜的是，我们除了在回忆之中，已很难在当今这个世界里找到这种人物能够生存的土壤了。这个智者、仁者、勇者甚至圣者的化身人物是“风中一个苍凉的手势”，承载的文化毕竟是一个过去式，象征的是一个已经失去的文化传统。朱先生去世时，叙述者以深表遗憾的口气浩叹到:“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了……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好的先生了!”面对传统文化的衰微与终结，叙述者只有无奈的兴叹与不尽的遗憾。这种兴叹与遗憾表明了叙述者与之有遥远距离的怀旧意识，这种距离把他与往昔的价值标准、信仰和礼仪都分隔开来，透露出今人的伤感惋惜。

　　在铁凝的《笨花》中，向喜是一个从笨花村走出来的旧式军人，他的身上凝聚着浓郁的民族历史、传统文化的因子。他年少时曾跟前街名师刘秀才读《孟子》、《论语》，《孟子》中梁惠王和孟子那些耐人寻味的对话“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养八口之家”伴随了他一生。尽管后来的随军远征极大地开阔了向喜的眼界，丰富了其生命感受，但其思想理念和文化品格中一以贯之的仍是厚重的土地情怀与深厚的儒家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在向喜思想的各个侧面始终有一条线贯穿着，这条线就是节制、秩序、中庸等概念，而他也正是在这些概念上建立了精神生活的主导和道德生活的准则。他主张顺从自然的安排，稳定、适中而有秩序，反对极端、狂热和动乱。从戎以后的向喜给自己取名为向中和，字歉益。观中、守中，力致中和的修身原则正是儒家思想的表现。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中正思想濡染影响了向喜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治家方略和军事生涯的进退取舍上。在家庭礼仪方面，向喜崇尚朱子治家格言，实践着温良恭俭让的认知方式和处世哲学，创建了一个“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的封建大家庭，过着“钱同库、粟同廪、食同器、宴同堂、衣同帛、游同车”(黄庭坚《家诫》)的封建家庭生活，传统家庭生活的尊严和温情始终在这个大家庭中弥漫流散着。在军事生涯方面，作为一名军人，向喜虽然作战勇敢，却从来没有转变为一个疯狂激进的党徒，他用一颗中和之心梳理了驯服了惊涛骇浪的历史，不为历史的巨大抽搐而激动乃至盲动。总之，向喜把自己的生存与生活的倾向归结于中和之心之上，这种中正明达的临世态度使传统的中国道义和德性潜隐深藏于焉。中和，作为向喜安身立命的处世原则，一方面，它强调适中，不过无不及，不偏不倚;喜怒哀乐，发而中节，待人行事，恰到好处。另一方面，它又强调刚中正直，处事公正，无邪不私，表现了天地间的凛然正气。所以，中和的修身原则并不排斥向喜具有着道德上的坚毅、庄重，具有出自深刻可贵的信仰而放弃一切乃至生命的道德勇气。最后向喜之死鲜明地体现出了高尚的民族主义操守和爱国气节，完全可以看作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次璀璨绽放。

　　显而易见，丁老先生、朱先生和向喜这些文化遗民身上洋溢出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隐喻着历史以及由其包孕着的往昔岁月和传统文化。据我看来，文化构成具象形式是蕴藏在一切细节之中的，文化于形而上则表现在观念与事件的过程之中，而文化根本的归宿便是人性精神、人性情感中的极至。在这些文化遗民的形象塑造上，作者使其人性亲密地去感受和体验传统文化中的良性精神，自我的身份建构和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合认同，所以说，这些文化遗民因其饱含浓郁的传统文化成分，而更具有人性的光泽。在美学的意味上，这些具有充沛文化蕴涵的人物形象在小说中显得那么地光彩、丰满、生动，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与此同时，由于这些文化遗民对传统的文化人格的执著，使小说在文学所承载的精神内容方面增进了一种文化意识，传达出一种深厚的文化思蕴，使小说叙事显得更加丰富、更加复杂，同时也具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无论是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有着对于传统文明断裂后的隐忧和悲剧感，还是对传统文化的描写渗透了否定性的主观体验及洞察角度，都使小说叙事呈现出传统文化成分濡染出的斑驳历史图景。正如徐亮所说:“从某种意义上看，任何一个民族的作家在对待自己文化传统时总是面临两难处境的:一方面，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使本民族自豪、生存延续的生命源泉;另一方面，正是传统的惰性作用，使本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社会进程中背上沉重的包袱，这就使作家们不能不满怀怨愤地批判这种民族的劣根性。如何解决这一处境，这是理论家们的事，当然也是历史自身的事。然而，作家可以有他坚定的选择性。而一旦他的选择坚定起来，那么他的创作也就走向了真正的成熟。”是的，对于传统文化，无论是批判还是传承，都是一种双目正视。在这几部小说中，借助于文化遗民这些人物，昭示了作者对文化血缘的积极回应，把传统文化柔化在小说艺术的创造中，服务于构成小说之本质和氛围的艺术美，服务于作品总体的目的。

　　不仅如此，在这几部小说中，叙述者对丁老先生、朱先生、向喜这些文化遗民的描述还体现出了鲜明的道德立场和知性倾向，借助于人物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和道德化的生存方式，历史的脉络通过伦理的排序一目了然，我们可以从中捕捉到作者所赋予的道德和历史意味。无论是丁老先生的名节追求、朱先生的道德伦理，还是向喜的中和修身原则，重德的共同追求造就了他们特有的人生境界，蔚成了他们特有的人格特征。这些都是我国历史长河中至今最良性的一部分积淀，是民族精神发展中最优秀的一部分积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共享这个历史传统并维护这个文化，守护这个文明中的精粹。

　　在道德传统沦丧、人文精神失落、主体自我涣散的当今社会的映衬下，这些道德人格显得格外弥足珍贵并给我们以现代启示。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学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先是从上海小范围的知识分子起始，随之很快就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争论。还有，由张承志、张炜两位作家发出的“抵抗投降”而引发的道德理想主义论战;我对这些讨论、对“人文精神”、“价值重建”等命题的提出持以充分的理解。这是因为，当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失去了尺度的有效性之后，社会便出现了文化层面的价值观念的缺失。所谓“人文精神”、“价值重建”、“理想精神”等问题的指出，也正是在社会价值观念出现缺失的背景下提出的。但是，“人文精神”蕴含着什么样的具体内容，有人说是道德理想精神，有人说是终极关怀，有人说是社会使命感，有人说是普遍价值标准，无论是哪种说法，它们都体现了在人文环境不容乐观的处境下知识分子传统的忧患意识，意识到了危机的存在。

　　那么，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种，其人文精神历来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更何况此时还有时代刻不容缓的促迫，更应大力彰显这种人文精神。在彰显人文精神时，当代小说作家各有其不同的理念及其叙事方式。上述几部小说以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为当代人文精神的智慧资源，对之实施现代性的转换——舍弃其中过时的社会学认识，注意其深层的哲学蕴含，不失为一种方法。严复，这个十九世纪向国人传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著名思想家在遗嘱中写到的“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是有着深刻道理的。而对传统文化、思想观念的表现又是借助于文化遗民的形象塑造得以实现的。这些文化遗民人物形象传统道德上的责任规范和价值观念折射出一种鲜明的道德理想精神，体现了作者探寻中华民族古老传统中某种强有力的道德基础的企图。这传统、经典的道德考量与作者在小说中借助传统文化来示范的美学取向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作者一定是道德主义者，他们笔下的文化遗民也不能被简单归纳为一种道德类别的化身。作者叙述时并没有丧失多元化的价值追求，小说意味的价值性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单向度的，它们既肯定历史理性，同时又站在离时代、社会存有距离的道德立场上，悲悯传统文化的式微，历史理性与道德情感呈现出巨大的悖离。在这种复杂、矛盾、悖反的心态意绪中，作者借助于文化遗民的形象塑造向往昔表示敬意，在喧嚣芜杂的现代世界中体验着一种古典心性，缅怀久逝了的传统文化，或许，这才是其最根本的艺术追求。

　　(责任编辑 李桂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