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扬

　　评论家难免会有技痒的时候。看别人的小说看多了，不知不觉自己也会动起手来，尝试着写小说。这样的案例从二十世纪以来并不缺乏。在已经出版的评论家、研究者所写的长篇小说中，类似于像钱钟书《围城》这样有影响的作品不多，但不少作品还是很有特点，至少你可以看到那些评论家、研究者的艺术才情，一点也不输给那些刚刚起步的作家。读季红真的长篇小说《童话》，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如此。

　　正如莫言在给《童话》所作的序言中讲到的，五十万言的长篇小说，“一鼓作气读完，诸多感想，拥堵心头，一时不知该从何处谈起。”我也是读罢此书，一个人在书房里胡思乱想了很久。我很早就是季红真的读者。一九八○年代中期读研究生时，拜读她的大作《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完全被她那种江河奔腾、滔滔不绝的文字气势所征服。后来有缘相识，知道她祖籍浙江，与我有乡缘，相互之间有了往来和信任。在我的心目中，季红真是这一代评论家中最有才情的一个。她出手的文章，从来不会让人失望。但此次收到她的长篇小说，还是让我有些惊讶。一个写评论、做研究的人，怎么忽然就跳到小说的园地里耕耘起来了呢?不是说我对季红真的小说有什么不满意，而是我觉得人的精力有限，像她这样的评论家和研究者应该集中精力，写出一流的研究著作才是。但她却玩起了小说家的笔墨。所以，我是怀着一种半信半疑的心理读完了《童话》。读罢小说，意犹未尽。最想说的话是，整部作品文气贯通，就像她写评论一样，干净利索，一笔到底。这种功夫不是人人能及，而是体现了一个人的持久思考力。我们看今天的不少小说，经常是一段一段的，一些细节和感受分开来看，还可以勉强过关，但作品整体却是支离破碎、毫无章法可言。《童话》没有这种问题，或者说，作者驾驭文字结构的能力非常强大，当她叙述某个故事情节时，张弛有度，绝不会出现捉襟见肘、进退失据的现象。写小说，尤其是写长篇小说，这种技巧从文字结构上讲，最重要。长篇小说千言万语，哪里用力重一点，哪里一笔带过，全看作者有没有眼力从整体结构上识破故事的暗道机关，然后统帅全局，游刃有余地叙事、抒情。《童话》的故事从一九六六年开始，讲到一九六九年;主要人物是几个小学生;背景是东北某大城市;故事的叙事视角是一个小学生的视角。那个叫于思的男孩，从一开始就做梦，到多少年后长大成人，不再有梦，或者说梦想破碎。这样的故事在一般的作者笔下，可能会被处理成一个悲剧性的故事，但《童话》没有陷入悲情故事的泥潭，而是有一种从容不迫的力量在其中，让读者见证了一个孩子的成长，尤其是心智在经历难以承受磨难之后的成长。这是季红真这部小说区别于以往那些“文革”叙事作品的地方。

　　有关“文革”的小说叙事，比较多的是控诉式的，从最初的“伤痕文学”一直到今天的很多作品，基本上都延续着这样的套路。所以，“文革”题材的作品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最紧张，作品的表现重心也不知不觉被意识形态所占据。也因为这样的原因，“文革”题材作品在艺术上最难获得超越，一些作家写着写着，忍不住就要从叙事的后台跳到前台，代替作品人物大发议论。好像不如此，不足以发泄自己内心的郁闷。在我的印象中，当年阿城的《棋王》是个例外，还有就是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这两部作品的奇异之处，是描写“文革”中发生的故事，但“文革”却被淡化为一种背景，然后，一个写吃，一个写变态，两部作品写得极具声色，动人心魄。如果就题材上看，这两部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是开天辟地的，它们终结了一种大众流行的“文革”叙事模式，而另辟蹊径。季红真的长篇小说《童话》或许成就没有大到另辟蹊径的地步，但的确是不同于通常我们所见的“文革”题材作品。作者对“文革”的处理非常冷静客观。像第四章写武斗，并不是一开始就大张旗鼓地来写，而是通过主人翁于思的视角展开。在一个男孩眼中，武斗是既刺激，又害怕，或许还有一点残酷，唯独没有痛苦。《童话》就是在这样的叙事视野中展开武斗的场面。这样的书写顺序，与孩子的心理状态极为接近，我们甚至可以说，这就是孩子眼里的世界秩序。这与以往写武斗的小说，如郑义的《枫》形成了对照。在郑义的《枫》中，武斗是被浓墨重彩描写的。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写不写武斗，而在于武斗在作家笔下是被如何处理的。郑义是带着激动的情绪写武斗，仿佛他就是作品中的那个主人翁。而季红真是要讲诉一个“文革”时代的成长故事，由此延伸，写到了武斗。武斗是“文革”时期的一道风景，一个标志。季红真远远地走过路过，讲诉发生在身边的事，而郑义就像是其中的一员，非论出个是非曲直不可。所以，武斗在郑义笔下是焦点所在，而季红真则将它作为那个时代诸多事件中的一件。除了武斗，《童话》中也有爱情描写。李家伦与楚冰的爱情，与其说是属于他们俩人，还不如说是于思童年记忆中最温暖的东西。于思不懂得爱情是什么，但他知道这些男男女女在一起所孕育的环境气氛，与外面打打杀杀、你死我活的环境氛围不一样，这不一样的原因是其中有一种爱情的因素存在。在一个孩子的心目中，爱情不仅仅是男女不同性别的人聚在一起，而是造就安全、幸福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自由交流、彼此信任，谁也不会伤害谁。只不过，在作品中，李家伦与楚冰阿姨的爱情并不牢固，最后他俩还是劳燕分飞，没有走到一起。这样的故事结局，在《童话》中没有过分渲染，而是从一个孩子的成长心理角度，揭示出生活世界比爱情世界更宽广的人生哲理。李家伦失去了楚冰阿姨，但他的生活和事业并没有就此结束，甚至不影响到他后来事业的成就。这种爱情的表达模式，不是无可奈何的痛苦展示，而是以冷静的笔法，揭示出一种人间世相。

　　像季红真这样岁数的人写“文革”，很容易带着怀旧的情绪来叙事。我最初阅读《童话》时，有一种担忧，担心这部小说会不会写成怀旧小说。作品的人物、场景和讲故事的口吻，好像都带有某种自叙传的色彩。要说一点都没有怀旧，恐怕很难，尤其是遇到一些抒情段落和场景时，作者忍不住要怀旧。我想，这可能是作者对这些人物和场景太熟悉的缘故。但《童话》中的怀旧，还是很有节制。这种节制就在于服从人物心理和场景气氛的表现需要。如第五章写于思和两个小伙伴去火车站，恰逢两派红卫兵武斗，枪林弹雨之中，小孩子们又是害怕，又是惊喜。一发炮弹掠过，其中一位兴奋地说:“六零炮”。生死当前，完全不顾，这些孩子们反倒是因为有限的一点武器知识得到验证而兴奋不已。同时，他们也没有想过死是什么，而是从一个孩子的本能心态出发，想到去捡炮弹壳。一边是残酷的文攻武卫，一边是童心的好奇。这两种描写，交织成一副奇特的历史图景。尤其是那个时代过来有着于思那样成长经验的读者，读到这样的段落，怎么会不产生怀旧的情怀?一边是炮火，一边是童心。这就是一种独特的文学风景。这样的风景，在我们当今的文学长廊中，实在是太少了。

　　对“文革”这段历史，用人间“奇观”一词来命名，或许一点都不会让人感到错愕。但季红真却用了“童话”一词。用什么名词概念来命名一段历史，一段经历和一种经验，的确，大有讲究。今天的读者对张爱玲式的命名方式，可能不陌生。她用“传奇”一词来揭示一个时代的都市生活状态和历史图景。鲁迅用了“伤逝”这样比较抽象的概念，而茅盾采用的是“子夜”这样的意象。对一种经验的命名，或许与作品的风格以及作者的用意有着某种关系。“文革”在今天看来，是那样地缺乏人性，很多事让人无法想象、不堪回首。像巴金那样的作家甚至用噩梦来形容那段历史。记得一九八○年代中期，有一部描写“文革”的作品，标题是《一个冬天的童话》，作品讲诉了遇罗克的故事。政治生活的残酷与家庭人伦的亲情，被“冬天”和“童话”两个意象所涵盖。季红真用“童话”两字概括作品的内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少年时代童话般的亲情和友情。的确，在她的笔下，很少有那些污秽不堪的细节和场景，也很少有丑恶扭曲的人性阴暗面的展示。占据小说核心地位的，是主人翁于思的成长故事。作品的开头尽管没有采用“多少年后，于思总会想起少年时代自己常常进出的那间红色小屋”作为开场白，但作品结尾的叙事，还是站在二十年后的叙事视角，也就是事业有成之后的于思的成年视角，追忆往事。这样的神龙见尾不见首的叙述方法，在时间顺序上是一种自然时间的延续，自然而然，一点都不复杂，合乎“童话”的逻辑和原意。不同的是，这是一部另类的“童话”，就像一些西方作家用“反回忆”的方式写“回忆”一样，写作者有很强烈的自觉意识，要将自己的写作与时下很流行的写作区分开来。季红真是一位职业批评家，她有很强烈的理性意识，轮到她自己来写小说时，虽不刻意追求一种自己的风格，但她个性中那种执著的理性意识无意中还是会发挥作用。她心目中追求的“历史”，一定不同于诸种小说中呈现的那种“历史”。读《童话》，每位读者都可以明显感受到作品的叙事的完整性和强大力量。所谓完整性和强大力量，是指作品在叙事上有自己的主见和意志力，根本容不得犹豫和拖泥带水的闲言碎语。小说从于思的梦幻开场，到成年后于思在李家伦的床上进入梦乡结束，五十多万字，几乎是一气呵成，这样的气势，得益于作者预设的视角和视野。她觉得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有这样一种生活，有这样一些故事，有这样一段历史，长久地活动在作者的头脑中，如今她毫不犹豫地倾诉出来，不管你想不想听，反正这是她记忆中的故事。当五十万字的故事结束，作者或许有一种释怀的轻松，而读者也分明感觉到这个讲故事的人的强悍，拖着读者不知不觉跨越了五十多万字的沟沟坎坎，见识了那么多不一样的人物与风景。如果说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历史，那么，历史的风景真是多姿多态，风光无限。季红真大概是属于那种历史感非常强的人。当年她评论汪曾祺的小说，喜欢梳理作家的家学渊源和思想源流。现在轮到她写小说了，需要处理笔下的各种人物关系时，她似乎还是离不开那种追根溯源的办法。每个人物背后都有一段历史，每一个人物的性格都被这种历史支撑着。于思的父亲被“右派”的历史支撑着，李家伦被数学的历史支撑着，小伙伴小丹被白血病的历史支撑着，“反动学术权威”徐盛，也被自己的学术历史所支撑。总之，沿着每一个人物的历史往上走，你慢慢都会明白他/她怎么会有这样的性格和举动。甚至是对一些负面人物，作者也没有更多的谴责和过多的细节描写，只是通过人物之间的议论和对话，交代以前的历史，让读者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作品对“老流氓”的处理，就是如此。但小说中的历史与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终究有别，《童话》中的“文革”历史，是通过故事形式呈现的，故事需要人物、情节和场景，需要虚构的勇气和力量。季红真在小说后记中说，故事是天南地北听来的，感觉却是自己的。这么多的人物和这么多的故事，集中在东北某城的一条小街上。时空的压缩，无论如何，这都是作者的刻意为之，称之为虚构，实在不为过。穿插其间的复杂感情，不仅仅是真情实感，还有那份情趣。汪曾祺先生在《小说笔谈》中曾说，一个写小说的人，要有一种辨别力，要懂得什么语言是有味的。这有味的语言，就是小说家追求的语感。季红真是懂得文学语言与历史语言差异的，她不会满足于记录历史，秉笔直录，她要传递出历史的感觉。所以，历史的真实在《童话》中不是简单的场景还原和人物追忆，而是让那些远去的人物和历史活动起来，赋予体温和情感。如果说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九年是少年于思的成长期，那么，少年情怀的传递和抒发在作品中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可以看到《童话》中有不少抒情的段落。如第一章学校停课，于思觉得无聊，到街上闲走，见到的景物，听到的人物对白，带有浓郁的东北地方风味。还有，于思与小伙伴小秋去灌木林挖胶泥，灌木林的景色和俩人的对话，让人会联想到汪曾祺《大淖记事》中的场景描写和人物对话。这些场景和人物，不是一般历史书上所能见到的，而这也正是季红真追求的文学效果。

　　最后应该谈谈女性问题。季红真作为评论家，不知道她是如何看待女性和文学的。有一些作家是非常强调女性主义对于生活和文学的介入，但有一些却淡定得多。像王安忆等女作家当众声明:我不是女性主义。女性，但不主义，相对于女性主义，这也是一种很时尚的做派。对比之下，季红真的评论给我的印象是与这些主义之流基本没有关系。而《童话》也不沾染女性主义。但这不意味着作为女性，她对自己的性别与基于性别的感觉经验没有自己的思考。在小说后记中，她特别提到“文革”时期女人、小孩与知识分子是遭受苦难最深的一族。这样的发现，真正是属于季红真自己，而这三者恰好是她自己经历的社会身份象征。作为女性，她对“文革”时期的女性有一种特别的关切。《童话》中塑造了不少女性形象，老的，少的，有文化的，没文化的，这些人大都是普通劳动者，地位卑微，人心善良，没多大能耐，却默默承受生活的重压。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构成了作品中最宽广、最温暖的人伦因素，以至于作品自始至终没有陷于绝望。小孩是《童话》的主角，很有可能与作者“文革”的成长经验有关，这些人物角色的塑造，使得整部小说叙述的风格，不同于以往疗伤式的“文革”作品。《童话》不是要清算历史，而是在历史中呼唤。孩童的声音是所有历史中最柔弱的声音，差不多所有关于“文革”的历史叙述中，没有人注意到小孩子的声音。至多，一些作品只是借小孩的声音，说老人自己的事。至于知识分子形象，在“文革”题材的作品中是被表现最多的，但大多数作品只是展示知识分子被侮辱被打压的一面，对知识分子精神世界和内在价值的表现，还是相对忽略。尤其是那种类似于《世说新语》式的记取士人言与行的超越性的文字，实在太少。《童话》中对于数学权威徐盛的塑造，是有点吸取了《世说新语》的表现方式。徐盛这样的数学天才，“文革”时走投无路，进了监狱，但他却因祸得福，在监狱反倒可以免于被造反派批斗，保全了性命。而徐盛对于自己的处境，也是逆来顺受，随波逐流，得过且过，自得其乐。可以说，《童话》中的知识分子没有一个是怒目金刚式的，而是非常普通平常，但这普通平常却不平庸，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应对社会和生活。这或许是季红真长期生活在知识者中间，对这些人的心态和思想性格非常熟悉，因而有这样的处理。

　　我的印象中，季红真生活的地域，主要集中在东北和北京。她从吉林来到北京，又从北京去了沈阳，这来来往往的人生穿梭里程中，不知道会让人见识多少常人难以见到的人生景观，生发出多少不能不感叹的人生感叹?令人称奇的是她的文字世界很平静，很少有对这个乱哄哄的世道人心激烈的批判。无论是她的散文，还是研究萧红的著作，都是那么沉着冷静，甚至是轮到用小说家的笔法，虚构人物，讲诉故事时，也没有尖刻的地方。这一点就是钱钟书先生也难以做到。在学术和散文中，钱钟书先生还能够从容以对，转移自己对世道人心不古不今的愤懑。但轮到小说虚构时，钱先生则毫无顾忌地将满腔怒火，一股脑儿地倾泻而出，作品中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有人样。这样的火气，在季红真的长篇小说《童话》中简直是一点边都沾不上。她有情绪，但不怒火满腔，或许这是一个女性对于世道人心最伟大的宽容与怜悯。写到这里，我觉得自己有点领会作者的写作意图，季红真放下自己的专业，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来写就这么一部长篇作品，的确是因为她心有所不甘。不是她要写作，而是那些熟悉的人物、故事盘桓在她的心中，一遍又一遍催促着她，直到她用文字表达出来，一吐为快为止。对她而言，不是为写作而写作，不是想需求故事和人物，而是这些故事、人物早就孕育在心中，多少年、多少次，呼唤、催促。《童话》完成了，这十多年的心愿有了一个了结。但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本人，面对《童话》的世界，是否真能释怀呢?我想未必。

　　二○一四年八月于沪上

　　(责任编辑 韩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