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

　　新时期文学的半壁江山
——纪念《十月》、《当代》创刊三十五周年

　　孟繁华

　　中国当代文学从一九七八年“另辟一章”，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确实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此前不曾有过的一些与文学相关的现象在这个时期第一次出现。大型文学刊物的集中出现，就是其中之一。“文革”之前，专门发表文学作品的大型刊物只有上海的《收获》一家。一九七八年后的几年间，以《收获》、《当代》、《十月》、《花城》“四大名旦”领衔主演的大型文学刊物，在当代中国引发了一场文学生产的革命：发表文学作品的主流媒体的扩展，极大地推动了当代文学的发展。各办刊主体和办刊人不同的办刊主张和对文学的不同理解，在一定的范畴内，实现了文学在竞争中的发展。其中《十月》和《当代》，就是有代表性的两大文学刊物。两家刊物的主办地都在北京，都有“皇家”身份和气象，都有全国性的影响。特别是八十年代，一个作家能够在这两家刊物上发表作品，那是巨大的荣誉和鼓舞。可以说，《十月》和《当代》，为三十多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两家刊物的共同特点，是注重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强调文学的现实主义方法和传统；但它们又各具特色各有所长：《十月》更注重中篇小说的质量和形式的探索，《十月》与中篇小说这一文体的关系最为密切；《当代》更注重长篇小说的发表。三十年来，《当代》应该是发表重要长篇数量最多的刊物之一。

　　现在，两家刊物都走过了三十五个年头，纪念这两家刊物的三十五周年，既是对两家刊物文学贡献的梳理，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新时期三十年来文学历史的一种回顾。

　　《十月》：新时期中篇小说的一部简史

　　一九七八年创刊的《十月》，到二○一三年整整走过了三十五年。

　　《十月》这个刊名，鲜明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它蕴含了一目了然又丰富无比的时代信息。在一个金色的季节，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学一起告别了过去，迎接一个与这个季节一样辉煌的新时代。因此，“十月”是庄严和正大、是浪漫和激情、是鲜花和泪水，是飘扬的文学旗帜和火炬。它在北京的金秋迎风招展，吸引的却是全国文学家和读者的目光。就这样，《十月》不仅成了一个时代文学的见证者、推动者，重要的它更是一个参与者和建造者。因此，《十月》的三十五年，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的缩影。

　　二○○三年，《十月》创刊二十周年之际，当时的主编王占君先生嘱我组织一个编委会，编选“《十月》典藏丛书”，我请谢冕先生担任主编。丛书出版时，谢先生写下了受到广泛赞誉的《一份刊物和一个时代》一文。谢先生说：

　　《十月》创刊的时候，文学圈中正是满目疮痍，一派萧瑟的景象。人们面对的是一片精神废墟。从昨日的阴影走出来，人们已不习惯满眼明媚的阳光，长久的精神囚禁，人们仿佛是久居笼中的鸟，已不习惯自由地飞翔。文学的重新起步是艰难的，它要面对长期形成的思想戒律与艺术戒律，它们的跋涉需要跨越冰冷的教条所设置的重重障碍。也许更为严重的事实是，因为长久的荒芜和禁锢在读者和批评者中所形成的欣赏与批评的惰性，文学每前进一步，都要穿越那严阵以待的左倾思维的弹雨和雷阵，都要面对如马克思所说的“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的欣赏惰性的自我折磨。

　　这是那个年代文学的基本处境。因此，一九七八年创刊的《十月》和中国文学一样，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重建我们的文学。我们发现，《十月》初创时期的编者们是非常有眼光的。在创刊号上，他们专门设立了一个栏目“学习与借鉴”。刊出了鲁迅的《药》、茅盾的《春蚕》、屠格涅夫的《木木》和都德的《最后一课》，并有赏析文章一并刊出。这些传统的经典作品，在那个时代远离作家和读者已久。编者的良苦用心就是要修复文学与中国现代传统和西方经典的关系。同时，创刊号刊出了刘心武轰动一时的《爱情的位置》等标示新时代文学气象和症候的作品，和其他刊物发表的同类作品一起吹响了文学新时代启航的号角。

　　在文学重建初期，《十月》在坚持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也勇于承担了社会批判的职责。创刊不久的一九七九年，反特权、反官僚主义的文学作品从一个方面体现了那一时代活跃、自由的文学环境和作家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但是，文学试图参与社会批判，必然要受到另一方面的干预。就在这一年，发生了围绕着《苦恋》、《在社会档案里》、《调动》、《女贼》、《假如我是真的》、《飞天》、《将军，不能这样做》等作品的讨论及评价，并引发了一九八○年“剧本座谈会”的召开。这些备受争议的作品中，有两部发表在《十月》上，这就是刘克的中篇小说《飞天》和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这一情况表明，在新时期文学重建初期，《十月》就处在风口浪尖上，它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和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文革”中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在青年中广泛流传，它们成书的年代，正是当代中国专制统治最为严酷的时代，它们的作者都是“文革”中的老红卫兵，经历了狂热和幻灭的精神历程之后，他们在更深广的意义上省察了这一历程。他们都生活于中心都市北京，在幻灭的日子里他们阅读了许多经典性作品，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许多西方文学名著。这一情况我们不仅可以从礼平与王若水的论辩中明确地做出判断，而且丁东的《黄皮书 灰皮书》一文对此做了更详尽的介绍。这些并不是面向青年而是“供领导机关和高级研究部门批判之用”的书籍，“青年却成了最热心的读者”。黄皮书为文艺，灰皮书为政治。据介绍，这些书有美国小说《在路上》，苏联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爱伦堡回忆录《自然、岁月、人》、剧本《愤怒的回顾》，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托洛斯基的《斯大林评传》以及《格瓦拉日记》等。作者认为：“黄皮书和灰皮书影响了一代人。”他们从这些书中获得了有别于流行思想的营养，并使自己初步获得了自我反省和思考的能力。

　　《公开的情书》成书于一九七二年三月，定稿于一九七九年九月。小说没有人们熟悉和习惯的故事线索，没有具体细致的场景描写，它通过四个主人公：真真、老久、老嘎、老邪门半年时间的四十三封书信，反映了“文革”中成长的一代人不同的生活道路和命运，抒发了那代青年对理想、事业、爱情和祖国命运的思考。作为书信体的形式，与作者追求的精神探寻相吻合，作品深沉而浪漫。作者也选择了主人公“流浪”于路上的形式，在青春想象中营建了向往的浪漫情调，他们谈论艺术和爱情，真诚向友人宣泄失意的苦恼和迷惘的困惑，以理想的方式塑造自己的主人公。但这一“流浪”当然也含有象征的意味。这也正像真真在描绘老久时所说的那样：纵然两旁是冷漠严峻的悬崖，地上铺满刀尖般的怪石，他总是背起画夹顽强地前进着。路是多么长、多么长，多么难、多么难呵!自然，《公开的情书》也难免有对“自怜”的钟情，特别是真真，在第六封信“真真致老久”中，亦将自己心灵的创伤作了过分的渲染，不厌其详地复述着自己的“艰难时世”和“悲惨世界”，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出：“我不得不对你诉说我经历的坎坷。当你了解到我这些经历在我心上留下的创伤以后，你就会明白我现在感情上的缄默。”但真真终于还是没有“缄默”，她倾诉的欲望同样没有超越那代人对感伤的夸大。但是，这仍然是一部气质不凡的小说，老久的勤奋和庸常心理，老邪门的自信和恃才傲物以及所有人时常发出的议论，都相当真实准确地揭示了那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态。更为与众不同的是，在那样的时代作者通过人物而发出的怀疑。

　　《晚霞消失的时候》则更多地限定于对红卫兵运动的反省。这是一部文字优美、有鲜明抒情风格和浪漫气息的作品，是一部充满了理性思考又有独立品格的作品。它体现了作者的文学才能和艺术想象力，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那一时代文学创作的水准。小说创作于一九七六年，此后四年四易其稿，最后定稿于一九八○年。

　　这虽然是一部充满了理性思考的作品，但也是以人物和故事作为小说基本结构的小说。在一个春意盎然的清晨，主人公李淮平和南珊在树林晨读中不期邂逅，他们都是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南珊“聪明而清秀”，她的举止言谈温文尔雅，友善平和，这些内在气质都表达了她所具有的教养；而李淮平则出语粗俗、野蛮霸道，流露出干部子弟常见的优越感和顽劣之气。一场恶作剧之后，他们却讨论了一场远非是他们有能力把握的“文明与野蛮”关系的问题。不久“文明与野蛮的冲突”终于发生，李淮平作为红卫兵的领袖，带领红卫兵抄了国民党起义军官楚轩吾的家，原来南珊竟是楚轩吾的外孙女。在对楚轩吾的审讯中，李淮平又得知了楚轩吾原来是自己父亲李聚兴手下的降将。此后，李淮平成了海军军官，南珊则由一名知青而后当了翻译。十几年过后，世风大变，李淮平依然如故，虽心存苦痛但仍自信无比；南珊则历尽沧桑，不再有“坦率的谈吐和响亮的笑声”。这显然是一个感伤的故事，一个极具悲剧意味的故事。一场动乱改变了南珊的命运，使她原本可以预知的未来变得千疮百孔，心灵犹如千年古潭；那位“淳厚正直”的原国民党将领楚轩吾，曾深深忏悔过个人的人生选择，而动乱又将他的痛苦雪上加霜；李淮平虽然是历史的宠儿，但他却同样因此付出了代价。

　　七八十年代之交，也是中国文学观念发生大裂变的时代。潜伏已久的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在这时浮出历史地表。各种文体在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的鼓动下汹涌澎湃。王蒙的中篇小说《蝴蝶》、谭甫成的小说《高原》以及高行健的戏剧《绝对信号》、《车站》、《野人》等，都发表在《十月》上。这些作品同其他具有现代主义文学倾向的作品一起构成了百年中国文学地震学的最大震级。应该说“文革”的历史是中国现代主义倾向文学产生的现实基础，千奇百怪的非正常性事件导致了一代青年的怀疑和反抗意识，他们精神的春天正是在现实的严冬中孕育的；另一方面，非主流的文化接受使他们找到了相应的表达形式。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它》等现代主义文学经典，已在部分青年中流行，这一文化传播改变了他们的思考形式，它如同催化剂，迅速地调动了他们的现实感受，东方化的现代主义文学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和文化处境中发生的。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二次崛起，是一次极富悲剧意味的文学运动，它冒着“叛逆”的指责和失去读者的双重危险，担负起社会批判的使命，并与人道主义一起重新构建了人的神话。那一时代的许多作家几乎都经历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沐浴，并以切实的文学实践显示了不凡的实绩。但在中国，传统的巨大影响使其仍然成为百年梦幻的一部分，是近代以降现代性追求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变奏。现代主义文学虽然也无可避免地落潮了，却以自己悲壮的努力争取了文学的自由。可以说，没有这一努力，多元并存、众声喧哗的文学环境大概要延缓许多年。今天我们才有可能看到，是否受过现代主义文学的洗礼，对一个作家而言是非常不同的。应该说，现代主义文学极大地提高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学性。

　　八十年代初期，当汪曾祺重新以小说家身份面世时，他那股清新飘逸、隽永空灵之风，并非突如其来。不同的是，与现实关系习惯性紧张的心态，才对这种风格因无以表达而保持了短暂的缄默。八十年代最初两年，汪曾祺连续写作了《黄油烙饼》、《异秉》、《受戒》、《岁寒三友》、《天鹅之死》、《大淖记事》、《七里茶坊》、《鸡毛》、《故里杂记》、《徙》、《皮凤之楦房子》等小说。这些故事连同它的叙事态度，仿佛是一位鹤发童颜的天外来客，他并不参与人们对“当下”问题不依不饶的纠缠，而是兴致盎然地独自叙说起他的日常生活往事。《十月》发表了汪曾祺的《岁寒三友》、《晚饭花》、《露水》、《兽医》等小说，参与了推动中国抒情小说的发展。

　　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小说。故事发生在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它像是一个原始的酋长国，它远离现实，显示着神秘而遥远的设定。它的人物也相对单纯，只有王木通、盘青青、李幸福三人，他们分别被赋予暴力、美和文明三种不同的表意内涵。因此，这貌似与世隔绝的环境，却并非仅仅是一处流光溢彩的天外之地，它的诗性和风情仍不能掩埋现实的人性冲突。于是，这个“爬满青藤的木屋”就不再是个孤立的存在，它所发生的一切冲突，都相当完整地表达了山外的整个世界。渴望文明洗礼的盘青青始终处于被争夺的位置。她对李幸福的生活方式和状态心向往之，并在潜意识中把他当作“拯救者”，她不失时机地靠近“文明”，她的温柔与笑声传达的是她对“文明”的亲近。但这一亲近由于“契约”关系的规定，使盘青青的向往和行为具有了叛逆性质。这样，就使李幸福和盘青青在与王木通的冲突中，先在地潜含了危机，他们的悲剧从一开始就已经孕育。作家对启蒙话语的被压抑和知识分子的地位深怀同情，但它在现实中的地位已无可挽回，作家只能感伤地寄予幻想，它从另一侧面表述了知识分子话语的无力和无奈。

　　从创刊至今，《十月》对中篇小说发展做出的贡献尤其值得提及。刊物创办人之一的资深老编辑、散文家张守仁说：“当时那些月刊一期就十几万字，所以发一个中篇就了不得了，而我们一期就发三四个。从“五四”以来，还从来没有刊物这样做。 可以说，《十月》引发了中篇小说的第一个高潮。同时，我们抓紧时机，召开了一个中篇小说座谈会，把很多作家都请来参加，推动中篇小说这个体裁的发展。”事实的确如此。可以说，在中篇小说领域，能够与《十月》杂志抗衡的刊物几乎没有。《十月》的中篇小说获得的全国性奖项(“鲁奖”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有17部之多。更重要的不是数量，而是这些作品的巨大影响力。比如王蒙的《蝴蝶》、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刘绍棠的《蒲柳人家》、宗璞的《三生石》、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永远有多远》，张贤亮的《绿化树》，贾平凹的《腊月.正月》，张一弓的《张铁匠的罗曼史》、叶广芩的《梦也何曾到谢桥》、方方的《断琴口》等，都是三十多年来中篇小说最重要的作品。

　　张承志在“新时期”文学中，既在文学前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同时又在任何文学潮流之外。他桀骜不驯和自视甚高的个性使他很难认同流行的潮流。因此，即便是在“知青小说”的范畴内来谈论他也显得相当勉强。他在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老桥》的“后记”中，流露过自己真实的心态和写作的原则：“无论我们曾有过怎样触目惊心的创伤，怎样被打乱了生活的步伐和秩序，怎样不得不时至今日还感叹青春；我仍然认为，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在逆境里，在劳动中，在穷乡僻壤和社会底层，在思索、痛苦、比较和扬弃的过程中，在历史推移的启示里，我们也找到过真知灼见；找到过至今仍感动着、甚至温柔着自己的东西。”在这种认识的支配下，他确定了自己“为人民”写作的原则。在他看来，“这根本不是一种空洞的概念或说教。这更不是一条将汲即干的枯水的浅河。它背后闪烁着那么多生动的脸孔和眼神，注释着那么丰满的感受和真实的人情，它是理论而不是什么过时的田园诗。在必要时我想它会引导真正的勇敢。哪怕这一套被人鄙夷地讥笑吧，我也不准备放弃。”张承志贯彻了自己最初的创作动机。《十月》发表了他最重要的两部中篇小说《黑骏马》和《北方的河》。后来他的《金牧场》、《黄泥小屋》、《心灵史》、《神示的诗篇》，其精神向度虽然有重要的变化，但理想主义始终是他固守的气质。他的这些作品与“新潮”无缘，但又“超越了许多同时代人”。

　　张贤亮是他那代作家中最有才华的一个。虽然他的作品经常引起争议，那是因为值得争议。《十月》发表的《绿化树》，是张贤亮最重要的作品甚至是代表作。主人公章永璘的观念正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通过人物的忏悔、自省等内心活动的描写，对饥饿、性饥渴和精神世界的困顿等问题进行的思考，生动展现了那一年代知识分子的“苦难的历程”。小说塑造的马缨花、谢队长、海喜喜等人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马缨花，是那一年代最有文学成就的人物之一。

　　新世纪以来，《十月》仍是中篇小说的主要阵地。新世纪以来发表的中篇名篇有刘庆邦的《神木》、《卧底》，邓一光的《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荆永鸣的《白水羊头葫芦丝》，叶广芩的《豆汁记》，东君的《阿拙仙传》，吕新的《白杨木的春天》、蒋韵的《朗霞的西街》、方方的《断琴口》、《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等；另一方面，《十月》重视中篇小说青年作家的培养。一九九九年，《十月》开辟了“小说新干线”栏目，意在推出“富有潜力又未引起广泛关注的青年作家”。十五年来，推出了八十余位青年作家。晓航、叶舟、陈继明、鲁敏、津子围、乔叶、马叙、徐迅、王秀梅、祁又一、东君、郑小驴、付秀莹、李云雷、霍艳、吴文君等青年作家，通过《十月》的举荐，逐渐成为当下一线的小说作家。

　　《十月》不断发表的高品质作品，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它的发行量曾达到过六十余万册。对于一家大型文学期刊来说，这不啻为天文数字；另一方面，《十月》的办刊思想和整体形象，也得到了中国一流作家的认同和肯定。《十月》造就或举荐了许多功成名就的著名作家，同时仍在培养当下年轻的作家。当然，八十年代的文学辉煌已经成为往事，它只可想象而难再经验。但是，通过刊物发表的作品和刊物主政者的表达，我们看到的是《十月》的传统，在文学举步维艰的今天，仍然坚守在文学的精神高地。常务副主编陈东捷曾表达：“未来的《十月》会继续做文学精品，刊登既关注现实人生，又具有成熟叙事技巧的作品……也许我们的影响和上世纪八十年代没法比了，但我们依然可以做出有价值的作品。”

　　三十五年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在当下中国处在现代性的不确定性的过程中的时候，一份文学刊物能够在波峰潮涌中巍然屹立，既能够引领文学潮流，又保有自己独特的文学风貌，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相信也祝愿《十月》在今后的岁月里，青春永驻，为中国当代文学推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培养更多更好的文学新人。

　　《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旗帜

　　《当代》杂志是三十多年来中国文学的重镇。从创刊那天起，《当代》就以其鲜明的关注现实和批判精神，成为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旗帜。三十五年过去之后，《当代》已经成为中国文坛不可或缺的存在。它日渐成熟和正大的品格和风采，在文学界和读者那里赢得了崇高的声誉。而这一切，都与《当代》对现实主义文学原则的坚持密不可分。

　　《当代》创刊于一九七九年七月(因为当时为季刊，发刊时间定为六月)。当时的发刊词《发刊的几句话》是韦君宜先生写的。一本雄踞京城的文学大刊，用这样漫不经心的题目做发刊词，可见其编者的雍容和自信。发刊词的全文如下：

　　春光明媚，百花吐艳，在一年中最好的这个季节，我们开始创办文学杂志《当代》。

　　粉碎“四人帮”后的文苑，犹如严冬过后的春天，一派勃勃生机。但愿从今以后，在文艺的百花园中，永远不再重现北风凛冽的寒冬。

　　两年半以来，全国的文艺刊物有如雨后春笋，复刊和新创者已达百余种。我们现在创办这个刊物，如果能做到锦上添花，那就如愿以偿了。

　　我们是文学书籍出版社，收到的稿件越来越多，其中够水平的好作品可谓不少。但由于印装条件差，周期长，出书慢，远不能满足读者要求。哪个作家不愿自己的辛勤劳作早日问世？哪个读者不希望多读到一些新作品？因此，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愿望，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我们想办个刊物，把一些亟应出来而不能很快出来的好作品发表，为广大的作家开辟发表作品的新园地。这就是我们想办刊物的最初一个动机。

　　我们的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文艺刊物再增加几种也不嫌多。读者的兴趣是广泛的，应当让大家有个选择余地。也许，人们关心我们这刊物究竟有什么特点，这是需要作出交代的。我们可以这么回答：

　　第一，我们的刊物是大型的，每期有五十万字左右。篇幅大一点，好处是可以容纳中型以上的作品。

　　第二，是综合的，举凡文学作品的各门类——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小品、评论兼收并蓄，无所不容。但是我们将着重发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一部分戏剧文学。创作要发表，翻译作品也刊登，特别是当代国外的著名作品更要努力介绍，要让我们的读者通过艺术形象了解今日之世界。搞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要积极引进，文学艺术也一样，外国的好东西应当借鉴。

　　第三，我们希望多发表新作家的新作品。还在三十年代，鲁迅就大力提倡办文艺刊物要着重培养新作家，每期都要有新作家的名字出现，这才是文艺兴旺的现象。在我国实行四个现代化的这个伟大时代，文艺上执行百花齐放，培养新作家，扶植新作家，意义更加重大。不言而喻，培养新作家，扶植新作家，一点也不排斥老作家，我们同样非常欢迎老作家给我们撰稿。

　　我们这个刊物选稿的标准从宽不从严，特别要打破条条框框，如“四人帮”的什么“三突出”那一套，我们毫不讳言就是要与之针锋相对。希望题材多样化，主题思想也多样化。凡有积极意义，艺术技巧又有一定成就，各种风格的作品我们都采纳。文艺作品第一要求思想性，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决不能忽视艺术性，艺术作品总要求有艺术；标语口号式的作品，即使思想上站得住，而艺术上很差，那样的作品，我们一定不取。

　　文学事业是党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当这个刊物同读者见面之时，春雷已经响过，盛夏已经到来。我们最诚恳地希望得到广大作者和读者的支持，并热烈欢迎大家批评指导。

　　一九七九年，能写出这样的发刊词，应该说是一大风景。不温不火的修辞，海纳百川的宽容，显示了办刊者自信的风范。但是，刊物的追求和原则尽在其中。无论一个团体还是一份杂志，都有它的灵魂人物。《当代》的灵魂人物就是自创刊一直担任了十几年主编的秦兆阳先生。一九五六年九月号的人民文学，秦兆阳先生以何直的笔名发表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著名文章。文章强调反对教条主义的清规戒律，提倡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促进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它首先对现实主义作出了明确的界说，认为“文学的现实主义”是在文学艺术实践中所形成、所遵循的一种法则。它以严格地忠实于现实，艺术地真实地反映现实，并反转来影响现实为自己的任务，并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大前提”。文章对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上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的不合理性也提出了修正性的看法，认为“社会主义精神”不应是艺术的真实之外的东西，如果让血肉生动的客观真实去服从硬加到作品上的抽象的主观的东西，“就很可能使得文学作品脱离客观真实，甚至成为某种政治概念的传声筒”。文章发表后在文坛引起轩然大波，并引发了中国的关于现实主义的大讨论。文章发表至今近六十年了。无论当代中国文学界对现实主义的理解、认识达到了怎样的水平，可以肯定的是，当我们书写现实主义在中国遭遇的时候，秦兆阳先生的这篇文章无论如何是难以逾越的。

　　因此，无论是创作还是办刊，秦兆阳先生一直坚持现实主义原则。《当代》首发的小说《将军吟》、《芙蓉镇》、《古船》、《秋天的愤怒》、《钟鼓楼》、《活动变人形》、《白鹿原》、《尘埃落定》、《沧浪之水》、《蒙面之城》、《超越自我》、《新星》、《故土》、《老井》、《赤橙黄绿青蓝紫》、《代价》、《麦客》、《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国画》、《梅次故事》、《家族》、《点点记忆》、《商界》、《流浪金三角》、《经典关系》、《白豆》、《蓝衣社碎片》、《中国知青终结》、《那儿》等优秀作品，都是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名篇力作，同时也是这个时代标志性的小说之一。杂志严谨的编辑态度和开放的编辑方针，与作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尤凤伟说：“《当代》是中国文学诸刊的兄长。厚重、深沉或许还包括些许刻板，这都能体现出一种兄长风范。”赵德发说：“《当代》的辉煌是如何取得的?是编辑们把刊物办出了特色。‘直面人生，贴近现实’是他们的追求，也是广大读者的期待。文学刊物的订户到哪里争夺?关键是要到文学圈子之外去争夺。我所认识的文学圈之外的《当代》订户称，他们就是要通过《当代》了解当代。所以说，《当代》的当代，造成了当代的《当代》。然而我们要看到，《当代》的特色是靠品位来支撑的”，《当代杂志》“简直就是半部中国新时期文学史!可以肯定地说，在这里发表的某些作品，以后是要进入中国文学史的。”陈忠实说：“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初夏》发表于《当代》。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白鹿原》最早通过《当代》和读者见面、交流。《当代》在我从事写作的阶段性探索中成就了我。”(见《当代》一九九九年四期)

　　在杂志的努力下，获奖作品，包括获“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不计其数。当然，评奖只是评价一个杂志、一个作家的一种形式。在我看来，《当代》发表的一些没有获奖的作品，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比如阎真的《沧浪之水》、莫怀戚的《经典关系》、董立波的《白豆》、曹征路的《那儿》等，就是这个时代最优秀小说的一部分。

　　阎真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可以从许多角度进行解读，比如知识分子与文化传统的关系、特权阶层对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以及心理结构的支配性影响、在商品社会人的欲望与价值的关系、他者的影响或平民的心理恐慌等等。这足以证实了《沧浪之水》的丰富性和它所具有的极大的文学价值。但在我看来，这部小说最值得重视或谈论的，是它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世道人心的透视和关注，是它对人在外力挤压下潜在欲望被调动后的恶性喷涌，是人与人在对话中的被左右与强迫认同，并因此反映出的当下社会承认的政治与尊严的危机。

　　小说的主人公池大为，从一个清高的旧式知识分子演变为一个现代官僚，其故事并没有超出于连式的奋斗模型，于连渴望的上流社会与池大为心向往之的权力中心，人物在心理结构上并没有本质区别。不同的是，池大为的向往并不像于连一样出于原初的谋划。池大为虽然出身低微，但淳朴的文化血缘和独善其身的自我设定，是他希望固守的“中式”的精神园林。这一情怀从本质上说不仅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与现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相去甚远，而且这种试图保持内心幽静的士大夫式的心态，本身是否健康是值得讨论的，因为它仍然是一种对旧文化的依附关系。如果说这是池大为个人的选择，社会应该给予应有的尊重，但是，池大为坚持的困难并不仅来自他自己，而是来自他与“他者”的对话过程。

　　现代文化研究表明，每个人的自我界定以及生活方式，不是来自个人的愿望独立完成的，而是通过和其他人“对话”实现的。在“对话”的过程中，那些给予我们健康语言和影响的人，被称为“有意义的他者”，他们的爱和关切影响并深刻地造就了我们。池大为的父亲就是一个这样的“他者”。但是，池大为毕业后的七年，仍然是一个普通科员，这时，不仅池大为的内心产生了严重的失衡和坚持的困难，更重要的是他和妻子董柳、厅长马垂章、退休科员晏之鹤以及潜在的对话者儿子池一波已经经历的漫长的对话过程。这些不同的社会、家庭关系再造了池大为。特别是经过“现代隐士”晏之鹤的人生忏悔和对他的点拨，池大为迅速地时来运转，他不仅在短时间里连升三级，而且也连续搬了两次家换了两次房子。这时的池大为因社会、家庭评价的变化，才真正获得了自我确认和“尊严感”。这一确认是在社会、家庭“承认”的前提下产生的，其“尊严感”同样来源于这里。

　　于是，小说提出的问题就不仅仅限于作为符号的池大为的心路历程和生存观念的改变，事实上，它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在于概括了已经被我们感知却无从体验的社会普遍存在的生活政治，也就是“承认的政治”。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在他的研究中指出：一个群体或个人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只得到扭曲的承认，就会遭受伤害或歪曲，就会成为一种压迫形式，它能够把人囚禁在虚假的、被扭曲和被贬损的存在方式之中。而扭曲的承认不仅为对象造成可怕的创伤，并且会使受害者背负着致命的自我仇恨。拒绝“承认”的现象在任何社会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在池大为的环境里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存在。被拒绝者如前期池大为，他人为他设计的那种低劣和卑贱的形象，曾被他自己内在化，在他与妻子董柳的耳熟能详的日常生活中，在不学无术浅薄低能的丁小槐丁处长、与专横跋扈的马厅长的关系中，甚至在下一代孩子的关系中，这种“卑贱”的形象进一步得到了证实。不被承认就没有尊严可言。池大为的“觉醒”就是在这种关系中因尊严的丧失被唤起的。现代生活似乎具有了平等的尊严，具有了可以分享社会平等关注的可能。就像泰勒举出的例证那样，每个人都可以被称为先生、小姐，而不是只有部分人被称为老爷、太太。但是这种虚假的平等从来也没有深入生活内部，更没有成为日常生活支配性的文明。尤其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等级的划分或根据社会身份获得的尊严感，几乎是未作宣告却又是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的观念或未写出的条文。

　　现代文明的诞生也是等级社会衰败的开始。现代文明所强调和追求的是赫尔德所称的“本真性”理想，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独特的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每个人都有他或她自己的尺度。自己内心发出的召唤要求自己按照这种方式生活，而不是模仿别人的生活，如果我不这样做我的生活就会失去意义。这种生活实现了真正属于我的潜能，这种实现，也就是个人尊严的实现。但是，在池大为面对的环境中，他的“本真性”理想不啻为天方夜谭。如果他要保有自己的“士大夫”情怀和生活方式，若干年后他就是“师爷”晏之鹤，这不仅妻子不答应，他自己最终也不会选择这条道路。如果是这样，他就不可能改变自己低劣或卑贱的形象，他就不可能获得尊严，不可能从“贱民”阶层被分离出来。于是，“承认的政治”就这样在日常生活中弥漫开来。它是特权阶级制造的，也是平民阶级渴望并强化的。在池大为的生活中，马垂章和董柳是这两个阶级的典型，然后池大为重新成为下一代人艳羡的对象或某种“尺度”。读过小说之后，我内心充满了恐慌感，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一个人将怎样被“承认”，一个人尊严的危机怎样才能得到缓解？阎真的发现是此前知识分子文学不曾涉及的。

　　《白豆》的人物和故事，重新激活了发生在“下野地”那段已经终结的历史。但是，作家董立勃复活白豆和它周边的人物，显然不是出于怀旧的诉求，或者说，任何历史的书写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现实有关。“下野地”这个虚构的边陲故地和它发生的一切，并没有从历史的记忆中抹去，当它被重新书写之后，起码有两方面的意义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对当下时尚化写作的某种反拨；一是对人的欲望、暴力、权力的揭露与申控。因此，《白豆》是在都市白领文化覆盖文化市场，成功人士招摇过市时代的一曲边塞悲歌，是维护弱势群体尊严和正当人性要求的悲凉证词，是重新张扬人本主义的当代绝唱。

　　董立勃的《白豆》的场景是在空旷贫瘠的“下野地”，那里远离都市，没有灯红酒绿甚至没有任何消费场所；人物是农工和被干部挑了几遍剩下的年轻女人。男人粗陋女人平常，精神和物质一无所有是“下野地”人物的普遍特征。无论在任何时代，他们都是地道的边缘和弱势的人群。主人公白豆因为不出众、不漂亮，便宿命般地被安排在这个群体中。男女比例失调，不出众的白豆也有追逐者。白豆的命运就在追逐者的搏斗中一波三折。值得注意的是，白豆在个人婚恋过程中，始终是个被动者，一方面与她的经历、出身、文化背景有关，一方面与男性强势力量的控制有关。白豆有了自主要求，是在她经历了几个不同的男人之后才觉醒的。但是，白豆的婚恋和恋人胡铁的悲剧，始终处在一种权力关系之中：吴大姐虽然是个媒婆的角色，但她总是以“组织”的名义给年轻女性以胁迫和压力，她以最简单也是最不负责任的方式处理了白豆和胡铁、杨来顺的关系之后，马营长死了老婆，马营长看上了白豆，就意味着白豆必须嫁给他。但当白豆遭到“匿名”的强暴之后，他就可以不再娶白豆而娶了另一个女性。

　　胡铁不是白豆的强暴者，但当他找到了真正的强暴者杨来顺之后，本来可以洗清冤屈还以清白，但一只眼的罗“首长”却宣布了他新的罪名。也就是说，在权力拥有者那里，是否真的犯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权力对“犯罪”的命名。胡铁在绝望中复仇，也象征性地自我消失了。在《白豆》里，权力/支配关系是决定人的命运的本质关系。小说揭示的这种关系，在现实社会中并没有消失或者缓解。

　　但是，如果把白豆、胡铁的悲剧仅仅理解为权力/支配关系是不够的。事实上，民间暴力是权力的合谋者。如果没有杨来顺图谋已久的“匿名”强奸，如果没有杨来顺欲擒故纵富于心计的阴谋，白豆和胡铁的悲剧同样不能发生，或者不至于这样惨烈。因此，在《白豆》的故事里，无论权力还是暴力，都是人性“恶”的表现形式。权力、暴力如果联结着人的欲望，它就会以支配和毁灭的形式诉诸同样的目的：为了满足个体“恶”的欲望，就会制造善和美的悲剧。

　　《白豆》的写作，使我们有机会重新想起了十八、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想起了文学是人学的古老命题。事实上，无论社会、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人性的本质是不会变化的。我们在反对本质主义判断的同时，对人性不能没有价值判断。《白豆》在延续了关怀人性这一传统的同时，也对文学的悲剧力量给予了新的肯定。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总是感到文学缺乏力量，这与悲剧文学的缺失是有关的。作家董立勃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将会唤起文学对悲剧新的理解和认识，旧的美学原则仍然会焕发出新的活力。

　　莫怀戚的《经典关系》主要叙述的还是“知识阶层”群体——它的主要人物都是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在以往的舆论或意识形态的表达中，“知识阶层”和他们坚守的领域，一直有一层神秘的面纱，他们在不同的叙述中似乎仍然是中国最后的精神和道德堡垒，他们仍然怀有和民众不同的生活信念或道德要求，他们仍然生活在心造的幻影当中。但事实上，在八十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内部的变化就已经开始发生。不同的是，那时知识分子的“动摇”或变化还不是堂而皇之的，他们是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校园或书房的。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曾经有过关于知识分子经商的大讨论。一些有识之士对知识分子经商给予了坚决的支持。现在看来，这场讨论本身就是知识分子问题的反映：这个惯于坐而论道的阶层总是讷于行动而敏于言辞。但对于勇敢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没有顾忌地实现了自我解放，他们随心所欲地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职业，同时也选择了新的价值观念。如果说，一九○五年科举制度终结以前士大夫阶层死抱着从政做官不放，是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问题的话，那么，今天的知识阶层死抱着书本不放，其内在的问题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当社会提供了身份革命条件的时候，这个犹豫不决的群体总会首先选择观望，然后是指手画脚。

　　《经典关系》中的人物不是坐而论道的人物。他们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裹胁，都顺应了时代潮流，在他们新的选择中，重建了新的“经典关系”。经典关系，事实上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关系，它是夫妻、父子、翁婿、师生、情人等血缘和非血缘关系。但人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的位置发生变化之后，这些关系也就不再是传统的亲情或友情关系，每种关系里都隐含着新的内容，也隐含着利害和危机。

　　在作者构造的“经典关系”中，那个地质工程师的岳父东方云海处于中心的位置，但这个“中心”是虚设的。在脆弱的家庭伦理关系中，他的中心地位只是个符号而已，在实际生活中他真实的地位是相当边缘的，他难以参与其间。虽然儿女们还恪守着传统的孝道，但他已经不可能再以权威的方式左右他们的生活。他选择了自尽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与王国维结束自己的生命没有区别，他意识到了这个时代与他已经格格不入。茅草根、南月一以及东方兰、东方红、摩托甚至茅头，他们仿佛在故事中是叙述中心，但他们都不是中心。在故事中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那个十岁的毛孩子，为和父亲争夺“姨妈”，甚至不惜开枪射杀他的父亲，使英俊父亲的眼睛只剩下了“一目半”。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经典关系”一经被发现，它的戏剧性、残酷性使我们在惊讶之余也不寒而栗。

　　这时，我们就不得不再一次谈论已经沦为陈词滥调的“现代性”。因为除此之外我们很难做出其他解释。现代性就是复杂性，就是一切都不在我们把握控制之中的历史情境。我们试图构造的历史也同时在构造着我们。谁也不曾想到，自以为是随遇而安的茅草根会被学生兼情人“裹胁”进商海，谁也不会想到东方红会那样有城府地算计她的姐姐，当然也不会想到茅草根的欲望会是那样地无边，最后竟“栽”在自己儿子的手中。“经典关系”是复杂的，但又是简单的。说它复杂，是他们必须生活在诸种关系中，没有这些关系也就失去了利益，欲望也无从实现；说它简单，是因为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虽然良心未泯热情洋溢生机勃勃，但在这种危机四伏的关系中，谁还有可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呢？茅草根以排演《川江号子》为由逃离了“经典关系”的网络，他似乎对艺术还情有独钟，但事实上这同样是一种出走方式。唯利是图的经济“主战场”并非是他的用武之地，他只能以出走退回到他应该去的地方。

　　二○○四年五期的《当代》杂志发表了曹征路的《那儿》，一时石破天惊。在《那儿》那里，曹征路在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立场的同时，也不经意间流露了他的矛盾和犹疑。我当时评论这部作品时说：《那儿》的“主旨不是歌颂国企改革的伟大成就，而是意在检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国有资产的流失、工人生活的艰窘，工人为捍卫工厂的大义凛然和对社会主义企业的热爱与担忧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主旋。当然，小说没有固守在‘阶级’的观念上一味地为传统工人辩护。而是通过工会主席为拯救工厂上访告状、集资受骗、最后无法向工人交代而用气锤砸碎自己的头颅，表达了一个时代的终结。朱主席站在两个时代的夹缝中，一方面他向着过去，试图挽留已经远去的那个时代，以朴素的情感为工人群体代言并身体力行；一方面，他没有能力面对目趋复杂的当下生活和‘潜规则’。传统的工人在这个时代已经力不从心无所作为。小说中那个被命名为‘罗蒂’的狗，是一个重要的隐喻，它的无限忠诚并没有换来朱主席的爱怜，它的被趋赶和千里寻家的故事，感人至深，但它仍然不能逃脱自我毁灭的命运。‘罗蒂’预示着朱主席的命运，可能这是当下书写这类题材最具文学性和思想深刻性的手笔”。事实上，朱主席的处境也是作家曹征路的处境：任何个人在强大的社会变革面前都显得进退维谷莫衷一是，你可以不随波逐流，但要改变它几乎是不可能的。《那儿》引领了中国文学至今仍在持续的“底层文学”的创作，是这一文学现象，使淡出公共视野已久的文学，又和读者缓慢地建立起了关系。这是《当代》坚持现实主义办刊理念的巨大贡献。

　　一九九九年以来，《当代》举办文学拉力赛，坚持公开评委名单，公开评委评语，公开评委投票的原则，使之成为透明度和公信度最高的文学奖项。二○○四年起，《当代》杂志社增出长篇小说选刊《当代长篇小说选刊》，双月出版，成为那个时代中国惟一的长篇小说选刊。同年，《当代》杂志启动了“长篇小说年度奖”的评选工作。这一奖项因“全透明、零奖金”而受到文学界和媒体的广泛瞩目。当时《当代》杂志副主编周昌义介绍，这一评奖将分别设立专家奖和读者奖，专家和读者分别推选出年度最佳长篇小说。记者在评奖章程中看到，专家奖的评选实行的是“全透明”评选，专家奖评委是在公开场合，当着媒体、读者与作家的面投票，而且是实名投票。周昌义说：“聘请任何专家做评委我们也不敢保证他们没私心，不受干扰。但我们将创造有利于发挥他们才能、表现他们职业良心和水平的环境。实行有记名投票，现场投票现场唱票，是我们能够想出来的最有力的约束。”周昌义还强调，获奖者没有一分钱奖金：“《当代》以前曾经设十万元大奖，以为奖金越高，就越能引起关注。后来发现读者和作家真正关心的是奖项的口碑，关心评奖过程是否透明公正。”他还表示，不设奖金就不需要拉赞助，就有了不受金钱影响的可能。事实表明，《当代》“长篇小说年度奖”评出的长篇小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当代》杂志建构了自己健康正大、根基牢固的现实主义办刊传统，同时也造就一个名满天下的编辑队伍。传统是有力量的。相信《当代》在一个伟大传统的影响和昭示下，一定会有更美好的下一个三十五年。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于北京寓所

　　(责任编辑 韩春燕)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