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举善

　　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对于当代文学史的建构功能

　　龚举善

　　所谓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主要是指进入网络时代以来中国境内非汉民族写作者通过网络方式创作和发表的原生性文学作品集合体。其核心指标是：当代数字化媒体语境，少数民族创作主体，网络原生资质。从较为严格的文类学叙事伦理来看，这种界定近乎苛刻，但相对纯粹的限定或许有助于更好地保证阐释的效度。

　　据黄鸣奋考证，一九六七年美国布朗大学开发的超文本编辑系统以及一九七八年麻省理工学院推出的超媒体“白杨电影图”堪称原生性网络文学的前导。也有人认为，一九九一年四月五日全球第一份中文网络杂志《华夏文摘》创刊号上登载的张郎朗的散文《太阳纵队传说》，以及此后分别发表的马奇的小说《奋斗与平等》、诗歌《祝愿——致友人》，才是最早的原生性中文网络文学作品。但更多的人则倾向于将蔡智恒一九九八年网络发表的以元叙事方式创作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看作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华文网络小说。相比而言，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确实被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学批评严重边缘化了，以至于人们甚至不认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会成为一个学术话题。但这仍然无法掩饰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已然状态和应然境界上参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建构。

一、隐匿与发现：缘自民间的书写姿态

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具有一般网络文学的基本特征，只不过其隐匿性更强，特别是其民族身份的模糊性，需要我们深入考辨和认真“发现”。

　　1.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较汉民族网络文学更具匿名性和民间性

　　如果说网络文学创作主体具有明显的隐蔽性和匿名性，那么，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创作主体尤其如此。除有意遮掩性别、年龄、职业等常规信息外，少数民族网络作家特别是一般网络写手常常隐匿自己的民族身份，从而造成识别的困难。这倒不是说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有意消解作品的民族精神，而是说一民族的作家往往也可写出反映他民族生活和意识的作品。藏族的刚杰·索木东、永吉卓玛、次仁顿珠、“西部藏人”，维吾尔族的迪尼孜、帕蒂古丽，蒙古族的格日勒其木格·黑鹤、沙·布和，朝鲜族的金仁顺，土家族的向维军等，他们的姓名带有较明显的民族标识，其他更多的网络文学作家则采取“化名”(或汉化名)的署名方式进行匿名写作——如藏族作家“心有些乱”、紫夫、“阿里狼客”，回族作家兰喜喜、老榕、“夜有轻寒”，满族作家金子、公里、劳马、雁九、“携爱再漂流”，白族作家施怀基、“和菜头”，苗族作家血红、虹玲、红娘子、杨昌祥、姚筱琼，壮族作家“忽然之间”、施定柔，土家族作家李缨、当金垭、“米米七月”，蒙古族作家韩静慧，侗族作家潘年英，彝族作家陈虎等。这种明显网名化或汉名化的署名方式，加上“仙侠幻穿”式的类型化叙事路数，更增添了作家民族身份的模糊性和辨识难度。

　　网络方式的匿名性与文学写作的自由本质不谋而合，因而更能刺激书写者的表达热情。网络作家邢育森的创作感受印证了这一点，“说实在的，在没有上网之前，我生命中很多东西都被压抑在社会角色和日常生活之中。是网络，是在网络上的交流，让我感受了自己本身一些很纯粹的东西，解脱释放了出来，成为了我生命的主体”。*参见吴过《青春的欲望和苦闷——访邢育森》，《互联网周刊》1999年第43期。这种发泄式解压，体现了网络文学技术与艺术相统一的游戏娱乐功效。需要注意的是，在追求网络文学自由创造的同时，也应谨防对于网络自由的滥用，诸如极端个人主义、宗教主义、神秘主义以及对于颓废、色情、暴力等因素的过度渲染。

　　网络文学写作主体的匿名性、情感书写的自我性、表达立场的民间性、价值诉求的平民性、呈现方式的灵活性显然较传统纸质文学更为显著和充分，以至于某些研究者将其归类为“新民间文学”或“泛民间文学”。作为区域化、族群化的个体写作方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自我性主要表现为创作主体的个体创作、私人情感的率性抒发和接受过程中的个体认同。因为网络文学创作的互动性，导致作者主体、人物主体和读者主体三者间的高度间性特征。其间，三种主体不仅具有不确定性，而且角度可以切换，身份便于互置。从这种意义上讲，貌似高度个人化的网络文学写作同时具有了某种集体创作、民间流传、大众塑形的平民文学意味。

　　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多性共存”局面的形成，特别是“新民间文学”资质的获得和平民化价值诉求的实现，尽管使其相当程度上恢复了文学的原初性生命蕴含，但这并不表明它就此享有了应有的大众性和人民性，或者说网络文学的民间性与平民性有别于大众性，更不等于人民性。因为，“‘人民写作’是一个质的概念而不是一个量的概念，是一个文学立场和价值导向问题，而不单纯是读者族群认同的市场化评价，不能简单地依据参与写作者的多少、作品数量和阅读受众的多寡来判定，更不能把‘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选择变成‘以人民币为中心’的商业利益驱动”。*欧阳友权：《网络时代仍需倡导人民写作》，《光明日报》2014年5月19日。就现在较为流行的网络文学文本来看，其民族性和人民性均有待加强。

　　2.母语体验与民族精神对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十分重要

　　可以肯定的是，网络的兴起与快速普及，不仅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而且几乎一夜之间将古老的族群观念和传统习俗晾晒在现代数字化信息桌面之上，逼使偏远山地文化与发达都市文化近距离对视、交流与磨合，促成汉民多元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处于紧张啮合状态，进而唤起少数民族作家“以新载体说老故事”的言说冲动和新奇感受。所以说，“网络出现之后，各地文学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在整体上推动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为造就文学新人开辟了一条新的航线。在某种程度上，少数民族地区反而成为这次传播革命的最大受益者。一根网线缩短了他们与文化发达地区的时空距离，改变了民族创作的生存空间，巨大而无形的网络为新生一代少数民族作家心灵还乡创造了条件。”*马季：《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价值与意义》，《南方文坛》2011年第5期。

　　具体到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创作本身，作家主体的姓名符码、题材选择、母语认同、民族精神等无疑是必要而可靠的辨识维度。限于篇幅，这里只讨论关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民族身份的两大核心指标：一是外在的母语运作，二是内在的精神期盼。

　　少数民族网络作家的语言认同表现为三个基本层面：单一民族母语认同、汉语共同语认同和汉民双语互译认同。对于包括部分网络作家在内的年轻一代的少数民族作家而言，一般都有较高学历，出于民族自觉或母语崇拜，常常或不时用母语创作。有些民族作家坚持用母语方式走网络和纸质双边写作的道路，但多数作家更愿意采取将网络母语文学翻译成汉语纸质文学正式发表或出版的方式。以藏族作家为例，毛尔盖·桑木旦、土登尼玛、昔扎、益西泽仁、列美平措、扎西班典、次仁顿珠、章戈·尼玛、根丘多吉、白玛娜珍、才旺瑙乳、旺秀才丹、牧丹、端智嘉、格德嘉、克珠、司徒、央珍、唯色、奔嘉、俄邛、班果等老中青作家中，大多都有双语创作体验，其中的部分青年作家在传统纸质文学和现代网络文学创作中均有实绩，有力推进了当代藏语文学的发展。这表明，网络文学只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学创作方式的时代延伸，而并非部分学者所想象的那样——是对原有文学传统的彻底颠覆。

　　隐含在民族语言背后的则是更为深沉的民族精神。按照通行的理解，狭义的民族精神是指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所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性格、民族信仰、民族宗教、民族价值观念等精神现象的综合体。对当代少数民族网络作家而言，首先要有最基本的民族感情，唯其如此，方能以全部身心拥抱民族生活，传扬民族精魂。“傈僳人民信息港”网站上的《我们是谁？》这样描述自己的民族记忆：“我们是一群傈僳族青年，来自无论是听来还是看来还是走来都非常遥远的地方。那是一个抬头一线天，低头一线江，脚下一线路的地方，是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父辈和我们的儿时伙伴们生生不息的地方。虽然我们身在城市，但我们的心依旧在我们的山寨，在我们的家乡，在我们的民族。”*《我们是谁？》，参见http://www.lisuinfo.cn。其民族情怀溢于言表，读来自然、真切、温暖。当然，在尊重少数民族网络作家民族感情的同时，也应戒备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不当表达，以免过于沉重乃至变形的民族心理扭曲了本来健全的民族体魄。

　　3.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是个业已开端但尚不尽如人意的文化之旅

　　无论如何，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是个业已开端但尚不尽如人意的民族文化之旅。换言之，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但也存在一些无可回避的问题。在克服这些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拓进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事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课题。

　　总体上说，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与中国网络文学一样充满希望。除网络文学本身的自律性发展外，相关他律性推进措施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新闻出版总署将网络文学纳入中国出版政府奖评选范围；鲁迅文学奖已经向网络文学敞开大门；国内相关单位已举办多次网络文学研讨会；网络文学正式成为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目前，中国网络文学联盟、中国青年网络文学联合会、中国网络诗歌学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会等已经相继成立并开展工作，中国民族文学网建网十余年来成效显著。二○一三年十月三十日，中国首家培养网络文学原创作者的公益性大学“网络文学大学”宣告成立，中文在线董事长童之磊任校长，莫言应邀担任名誉校长。这标志着网络文学作者得以由纯粹“自发式”创作阶段，步入“职业化”运作旅程。同时，继浙江网络作家学会、上海网络作家协会成立之后，中国作家协会拟于年内组建中国网络作家协会。大陆如此，台湾在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后也陆续成立了山抹微云文艺专业站、尤里西斯文社、椰林风情、自己的房间、全方位艺术家联盟、台湾网路诗实验室、触电新诗网等文学网站，蔡智恒及其《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更是将诸如响葫芦、涩柿子、向阳、代橘、大蒙、白灵、海瑟、苏绍连、李顺兴、须文蔚、林群盛、衣剑舞等带入多媒体、超文本网络文学的殿堂。

　　然而，网络文学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可以预期的前景并不能漂白其当下存在的问题，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自然不能例外。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网上写作模式和网站现行运行机制的共同制约，网络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倾向的自我化、审美趣味的娱乐化、写作题材的类型化、表达技巧的粗鄙化、市场运作的商业化、民族身份的模糊化等，已经成为阻碍网络文学深度掘进的现实瓶颈。我们不妨将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整体性网络文学症候概括为“五化”：虚幻化、浅薄化、粗糙化、趋利化、去民族化。

　　网络文学崇尚玄幻，想象奇诡，偏好穿越，趋近世俗，但远离当下生活实际，存在明显的逃离、梦幻、虚脱色彩，总体上缺乏现实关怀、问题意识和救赎设计。网络让人个性绽放，书写自由，但门槛偏低，把关不严，时有暴力色情。与此相关，各大网站追名逐利，比学赶超，改编成风，盗版泛滥，致使各自为阵，无序竞争，整合乏力，精品不多。不仅如此，对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而言，还出现了民族性不断弱化的“去民族化”倾向，主要体现为观照视野从区域性到国家化、书写语言从民族性到汉语化、习得机制从自在性到体制化、精神向度从本土性到时尚化。藏族作家“心有些乱”(藏名扎西茨仁，汉名洛兵)是个名副其实的多面手——音乐、小说、绘画、电视剧，都很出彩。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熟悉他的歌曲《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梦里水乡》、《丢手绢》、《选择坚强》、《这一次我是真的留下来陪你》等，对其网络作品《护士小雯》、《青色片段》、《今天可能有爱情》、《天才及疯狂的冷漠：致罗琦》、《长发盈空的日子：致潘劲东》、《伤逝·悼高枫》、《那一夜的烟花：张国荣》、《雪村：游戏人生的快乐》等则相对陌生。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去民族化症状，一方面彰显了民族文化交互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某些不利于民族文学区域化、民族化、多样化生态传承的现实隐忧。

二、特色性与经典化：对于文学史的三重建构

“网络文学能否进入文学史，回答是肯定的。作为一种体量巨大、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存在，网络文学客观上丰富了文学史的内容；作为一种价值性存在，网络文学拓展了文学史的逻辑原点；作为一种功能性存在，网络文学则赋予文学史以更为开阔的意义空间和思维视阈……作为当代文学的重要一翼，网络文学有足够的资质进入当代文学史的场域，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还应该构建‘网络文学史’。”*欧阳友权：《重写文学史与网络文学“入史”问题》，《河北学刊》2013年第5期。网络文学可以入史，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当然也能入史。从特色化与准经典性的应然立场出发，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对于当代文学史具有三重建构功能。

　　1.回到民族文学现场：强化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当代意识

　　新中国成立后，陆续组编了相关族别文学史，出版了若干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或少数民族文学史论著作。但在中国总体文学史亦即全民族文学史的浩繁书写中，以下“三大缺席”长期存在：一是少数民族文学缺席；二是港澳台文学缺席；三是网络文学缺席。直到一九九七年，张炯等人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全十册)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后修订为十二卷本《中国文学通史》，江苏文艺出版社二○一一年版)才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两大缺憾。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出场，不仅进一步填补了中国文学通史的缺憾，而且直接强化了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当代意识乃至民族特色。

　　“六○后”藏族网络作家“阿里狼客”(藏名旺秀才丹)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家班进修，现任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副编审。早期在纸媒发表文学作品，二○○四年创办藏人文化网并任总监，先后担任天涯社区、天涯诗会等多家文学论坛版主，建有多个个人文学博客，发表诗作《大树》、《鲜花与酒徒》、《梦幻五章》、《平原的黄昏》及随笔《一代人的人文生活写意》等大量网络作品。一九九九年策划成立西藏妙音工作室，以“朝觐心灵的圣地”为理念，策划、拍摄、编辑、出版《爱心中爆发的智慧书系》、《圣地梵音》等藏族文化书籍和音像制品。二○○七年与藏人文化网总编辑才旺瑙乳做客新浪，接受关于藏人文化网及藏族文化的访谈，并与万玛才旦联合出版莲花生大师传记《大师在西藏》。这是一位有着清醒民族意识和强烈民族现场感的作家，其纸质作品、网络文学和一系列藏族文化实践活动彼此联动，互为印证，为藏文化的阐扬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相对而言，这种自觉回到民族现场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家还有：藏族作家刚杰·索木东、嘎代才让(“西部藏人”)、白玛娜珍、梅卓，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沙·布和、萨娜，苗族作家杨昌祥，瑶族作家唐玉文，满族作家金子，土家族作家米米七月等。这些少数民族作家通过网络文学方式在主流文学的边缘地带虔诚坚守着自己的民族记忆，他们的作品因此具有了某种“抵抗遗忘”的悲壮气质。

　　但是，毋庸讳言，目前这类作家数量偏少，大多年轻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家除少数民族出身外，创作题材、主题、语言都严重汉化或去民族化。但也出现了另外一种有趣的现象，汉族作家的网络文学作品反倒蕴含着浓郁乃至深沉的少数民族文化意识。最突出的例证莫过于《藏地密码》的问世。汉族作家何马出生在藏区，前后深入西藏十年之久，二○○八年在网络上集纳式发表关于西藏自然、文化、社会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藏地密码》，以至于很多人都误以为他是藏族作家。这说明，走进少数民族生活现场绝非少数民族作家的专利，汉民作家已经形成合力开创民族文学新局面的共识。同样令人欣慰的是，少数民族文学的网络化空间日渐拓展，原有网站不断改进，新建网站快速成长，就连《民族文学》也推出了网络版，甚至用汉、蒙、藏、维、哈、朝六种文字同时发行。凡此种种，预示着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春天即将到来！

　　2.重建多元文学秩序：优化当代文学史的结构布局

　　网络文学毫无疑义地隶属于当代文学的界域。从逻辑层面排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首先应该是文学，其次应该是少数民族文学，再次才应该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对于当代文学史结构布局的优化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补足原有文学板块，修正传统写作体制，确立新型文学秩序。

　　首先是补足原有文学板块。如前所述，中国当代文学史原有体例中，少数民族文学和网络文学严重缺席，造成当代文学史结构布局的不完整性。在“重写文学史”的倡导中，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应被纳入“重写”轨道。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不仅客观上具有民族板块和网络构型上的文学史补足功能，而且它的自主性、区域性、民族性和多元性，相当程度上承担着步入后现代“去中心化”的文化意味。正视并重视这一事实，势必改变我们习焉不察、习以为常的文学观念，进而引发重构当代文学史的冲动。我们同时注意到，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之所以具备进入当代文学史框架的资质，并不一定是因为率先考虑了它的民族属性，更重要的还在于必须顾及到数字化时代文学形态的异质新构特征以及“文学性”的网络流动本质。

　　其次是修正传统写作体制。传统文学体制将文学视为社会意识形态，而在更为激进的革命年代，文学则“被齿轮和螺丝钉”化，要求文学、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为政治乃至阶级服务。与此相应，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被约束在一定的机制之中，如作协、文联、学会或其他相关院所。历史地看，传统作家体制和创作机制或许是必要的，但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的今天，传统管理框架的惰性也逐渐显现出来，并日渐成为当今文学创新发展的桎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等新型文学样态的诞生，不仅突破了传统的写作体制机制，而且也丰富了当代文学形态的审美内涵和文学史的构成方式，其对传统格式的解构和对当代文学“移动盘”的刷新功能有目共睹。因此，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整个网络文学行业对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以及随之而来的宏大叙事就构成一种无形而巨大的修正力量，总体上优化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结构布局。

　　再次是确立新型文学秩序。网络文学的创作、传播与接收方式，虽然适应了“去经典”的泛阅读、浅阅读需求，但文学史建构中的“汰滤机制”客观上又阻滞了网络文学快餐化、粗鄙化的倾向，或者说“文学史”书写的固有责任迫使网络文学尽可能走向精致和经典，亦即经典化。所谓网络文学经典化，主要包含四层含义：一是网络文学在其生成、发展过程中客观上受到了传统纸质文学经典潜移默化的影响；二是网络文学经由十余年的历练已经初步形成自身的写作传统和文体规范；三是正规出版或影视改编等再度创作对于原生性网络文学作品的思想渗透与艺术施加；四是文学史在吸纳网络文学入史时优胜劣汰机制的功能性发挥。这四种行为方式综合作用的结果，客观上促成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准经典性发生和相对意义上的经典效果。这从《夜上海》、《梦回大清》、《一霎移魂变古今》、《护士小雯》、《今天可能有爱情》、《一品闺秀》、《零度青春》、《砖头王老五相亲记》、《失落的村庄》、《神曲马头琴》、《一座城市的故事》、《瑶乡传奇》等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准经典作品雏形中可见一斑。从文学史的“准入”机制来看，准经典网络文学通过正式刊物、正规出版社或影视动漫公司的刊发、出版或改编，有可能进入经典网络文学行列。

　　3.激活世界对话能量：提升中华文学史的国际形象

　　网络传播具有速度快、立体化、多维度、无边界、交互性等特点，不仅加速了全球交流的频率和进程，而且改变了既定民族经济、国家主权、文化安全、世界和平的定义方式。正因为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将互联网作为谋取优势国际地位的战略制高点，导致不对称信息暴力层出不穷，没有硝烟的“网络战争”一触即发，英语传播已然成为网络话语霸权的显要标志，网络文化入侵随之构成后殖民主义策略的基本组成部分。广大网民越来越确信，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早年的预言正在变成严峻现实——“世界已经离开了依靠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第465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正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下，网络文学作为网络文化战略最为柔软的“人学”路径延伸开来。

　　承前所论，网络文学不仅是我国民族文学新潮、当代文学气象，而且也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中国网络文学虽然源自民间，但终归要凝聚为民族国家的文化力量，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表征。随着网络写作的不断深化和网络技术的日臻完善，中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必将也必须以自身的独特风采汇入中国当代网络文学的江河，从而使中国网络文学以更加丰厚的实力、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充沛的能量参与世界对话和全球竞争，进而提升中华文学史的国际形象。

　　辩证地看，不同网络文学集群之间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也有交融互补的一面。否则，个人文学的民族化、民族文学的国家化、国家文学的世界化便不可想象。在此基点上，重温歌德、马克思、韦勒克等人关于世界文学的判断与向往或许是必要的。歌德谈及世界文学时曾说：“问题不在于各民族都应按照一个方式去思想，而在他们应该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假如他们不肯互相喜爱至少也应学会互相宽容。”*转引自《朱光潜美学文集》第4卷，第458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歌德尊重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同时赞成不同民族文学间的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喜爱、互相宽容。这四个“互相”，可视为处理当今世界网络文学关系的“外交指南”。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沟通与国家交往打破了各自为阵的封闭状态，文学的世界性对话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马克思执笔写道：“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显然，马克思主义原典作家十分看重各民族间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其结果形成维系人类未来的共同的精神财产——“世界文学”。而在韦勒克眼中，“世界文学”至少有三种含义，但主要是指在各民族文学基础上文学构成方式的世界性，更多地估量到日趋密切的世界关系对于文学交流的重要意义，自然包括电子媒介对于文学传播的托举作用。因此，在网络时代，无论是少数民族原生性网络文学还是中华民族文学的网络化传播，都必然处在网状联系之中，都必须接受他者文化的熏染，都注定要在广义的文学间性语境中多元共生。这同时表明，在网络世界中，所谓文学的民族性其实是有限度的。

三、大数据时代与多民族文学史观：持续前行的潜力

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历史发生、文化性状、现实处境以及对于当代文学史建构的多重功能，表明它正处在成长的路上。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支撑、多元一体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鼓励、持续拓展的现实机遇，合力规定了网络文学事业的开放性与未来性。

　　1.大数据时代助力网络文学的原生品格

　　网络文学的生成与发展，与数字技术与媒体环境紧密相关。不过，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文学并非传统纸质文学的网络化“寄存”，而是借助数字网络技术创作、传播、接受并可在线生成互动性、多媒体、超文本效果的原生性(或称原创性)文学生产行为。也就是说，在技术因素成为文艺生产广义修辞方式的时代，网络媒介技术的生产力意味分外浓厚。作为技术化、信息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网络文学的原生品格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证。

　　大数据(big data)又称巨量数据，指在一定时间内无法用常规软件工具对其内容进行抓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具有数据体量巨大、数据类型多样、处理速度极快、价值密度较低等特点。大数据作为技术方式，也指从各种类型的海量数据中快速获取相关信息的技能，它适用于互联网、大规模数据库并行处理(MPP)、分布式数据库、分布式文件系统、云计算平台以及其他可扩展的存储系统。大数据的强大功能在于，它不仅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的结点和信息产业不断高速增长的动力，而且促使科研观念和手段发生重大转变，并开始发挥提高社会核心竞争力的作用。对于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战略而言，大数据的直接效能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拓宽创作路径；二是强化立体呈现；三是加快传播速率；四是扩充接受界面；五是增殖辐射效应。

　　大数据的超强功效，与网络文学巨大而快速的增殖需求一拍即合，网络文学可望借此提高表达个人感情、民族意识、国家意志乃至人类愿景的效率与活力。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CNNIC发布第三十四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二○一四年六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网民规模达6.3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5.27亿，手机使用率达83.4%，首次超过传统PC整体80.9%的使用率，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巩固。*参见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407/t20140721_47437.htm.这表明，微博文学和手机在线阅读成为网络文学新趋向，我国作为第一网民大国“正以白蚁的生殖速度向文学的纵深前进”，移动互联网越来越显示出最大限度地释放网络文学价值空间的优势，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发展前景未可限量。

　　大数据时代网络技术的强力支撑，一方面刺激了我国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原生性网络文学事业的转型欲求，另一方面也催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学批评和网络文学理论知识谱系的开创性尝试，诸多新思维、新概念、新范畴得到初步梳理和阐释，甚至出现了《网络文学论纲》、《网络文学本体论》一类的理论专著。中国作家网副主编马季长期关注少数民族网络创作，先后撰写了《网络时代的民族文学生态》、《民族作家队伍中的网络星辰》、《在虚实之间穿越与流浪——回族网络作家夜有轻寒、兰喜喜创作简论》等多篇论文。姚新勇也发表了《网络、文学、少数民族及知识—情感共同体》等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究成果。从创作实践的拓展到理论批评的晋级，说明中国网络文学事业正向纵深迈进。

　　2.多民族文学史观激发少数民族文学生态的多样性

　　大数据时代的技术力量固然重要，但技术至上主义并不可取，网络文学之为文学的人文情怀更为重要。这就涉及到文学史观问题。借用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我们不妨将中国文学史或中华文学史看作大写的单数的文学史，多民族文学史或少数民族文学史则是小写的复数的文学史，而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史可视为小写的单数文学史。小写的单数或复数文学史，终归要汇入大写的总体化单数文学史。费孝通用“多元一体”来涵括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基本格局，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同样体现了“多元一体”的总体特征。

　　倡导“多元一体”的包容性、整体性多民族文学史观，不仅符合中国多民族当代文学的多元需求和生动现实，而且有利于保护少数民族文学生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有利于在世界文学视野中培育繁花似锦的中国文学总体形象。满族学者关纪新对此有过透彻分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说，从‘多元’和‘一体’两个侧面及其相互关联上，诠释了我国民族历史发展和现实存在的本质。其中强调‘多元’是指各兄弟民族各有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其文化、社会也各具特点而区别于另外的民族；‘一体’则是指各民族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与整体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这一学说认为，中国文化不是单质板块，而是一个由多元多层次组成的网络体系……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关纪新：《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在他看来，只有普遍具备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才能真正开辟有效协调多民族文学关系的健康局面，从而走上亲近与尊重各兄弟民族文学的康庄道路。壮族学者梁庭望则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华文化是由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江南稻作文化圈构成的，以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的汉族文化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其他三个分布少数民族的文化圈呈‘匚’形围绕在中原文化圈周围。由于相邻文化区之间都有重合部分，遂使十一个文化区呈链形勾连，在时空上环环相扣。各文化圈、文化区之间的文化互相辐射，并由经济纽带、政治纽带、文化纽带和血缘纽带连在一起，从而使中华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格局。正是这一格局，构成了中华文学的历史背景，使汉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中华文学是由汉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构成的，中华文学史应当是以汉文学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学史。”*梁庭望：《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和多民族文学史观》，《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3期。上述两位少数民族学者分别从方法论和构成论的层面阐述了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持续发展和深层掘进提供了学理依据。

　　多民族文学史观对于当代文学史最大的学理与伦理支持，便是对少数民族文学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高度尊重。多民族文学史观虽然不等于多民族文学史，但这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可以帮助文学研究者进行方法论层面的具体操作，可以激励包括网络文学创作在内的少数民族作家醒脑提神、奋发有为，毅然肩负起振兴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历史使命。“多元一体”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包容性理论敞开，无疑有益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等新型文学的空间配置和地位提升。

　　3.全球化、改革深化、西部大开发共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平台

　　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当代发展，除前述技术支撑和理论鼓励外，还有赖于民族地区交往与对话的三重现实契机，即国际上的全球化语境以及国内的深化改革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随着工业化、技术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类已经全面步入全球化时代，这已是无可争辩的现实境遇。问题在于，全球化语境为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什么？或者说在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会不会丧失其独特性？钱中文的观点颇具启发性。在论述全球化趋势中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复杂关系时，他深刻辨析了“两种全球化”的异同。他认为，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几乎同时发生，但这两种全球化具有不同的发生机制和表现形态。在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中，文化全球化同时具有现实性和不可能性。“现实性在于物质性文化与表层的精神文化全球化、一体化是可能的、现实的；不可能性在于各个民族深层文化的原本的多元性特征和国家、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传承、民族文化精神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积淀、文化素质所形成的文化价值、精神使然……文学的生命力在于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而不是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也不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钱中文：《论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春之卷。也就是说，在全球化大趋势的簇拥下，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各民族国家的文化集成，一方面具有趋同性，另一方面又具有趋异性，从而构成守正与创新的张力关系，这种张力关系状态恰恰是区域性民族文学持续高扬的增长点。全球化语境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而言，更大的意义在于为其走出家门、走出国门进而走向世界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和展示的平台。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化要素也经历了由经济附庸到软实力再到核心竞争力的跃升过程。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做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的总体要求。文化部随之面向边疆民族地区实施“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建设项目，构建广覆盖、高效能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为民族地区网络文学更快发展增添了羽翼。与此同时，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凸显出多方面的“文学意义”：一是加速民族交往，推动观念更新；二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刺激创作灵感；三是畅通信息渠道，解放网络创作生产力。西部大开发命题中的“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在现有一百五十五个民族自治单元中，有五个自治区、二十七个自治州、八十四个自治县(旗)在西部，占西部地区总面积的86.4%。湖南湘西、湖北恩施两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吉林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虽然不在西部，但也享受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由此可见，西部大开发实际上就是民族地区大开发。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鼓点，中国作协明确提出推进民族文学大发展的“八条思路”。通过数年实践，这些思路已经并将继续取得实效，尤其是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以及网络作家、编辑培训活动更是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深度推进做出了显著贡献。

　　总之，对于良莠不齐、方兴未艾、曙光初现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既不可视而不见、避而不谈，也不必顶礼膜拜、夸大其词。本文的出发点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落脚点却是整个中国网络文学，价值旨归则趋向网络文学形态对于当代文学史的建构功能。从当代文学的具体构成和宏观形象来衡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既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当代发展，也是网络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严格地说是“多元一体”的中国当代文学在网媒时代的必然衍生形态。它的出现，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色彩，完善了当代文学的格局。当然，我们虽然对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本体功效和发展前景总体上做出乐观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汉民族传统文学就不重要了，更不等于网络文学自此雄霸天下。事实上，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边缘性、区域性、民间性乃至艺术表达上的粗鄙化还将长期存在。正因为如此，我们正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文化建构作用，呼吁作家承担应有的社会和人生使命，使网络文学健康运行在“人学”的本质轨道上，让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维护民族团结、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国家发展、保障世界和平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文化职能。

　　(责任编辑 李桂玲)

　　龚举善，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