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燊

　　中国新世纪乡土文学所涵盖的范畴已经超出了纯乡村的领域，城市与乡村之间具有一种互文性的关系。无论是追忆乡土田园的美好幻景，还是批判都市的纸醉金迷，抑或是以先进文明的姿态去审视衰颓的农村，城市与乡村总是处于难以把握的混沌状态，但乡土文学仍然是当下文学的主脉，城市化也无法阻断其百年来强势的延续。然而，新世纪乡土文学正是承续了西方乡土文学的传统，西方完成由农业向工商业转型和从农村向城市化转变要早于中国几个世纪。尤其以英国为代表，其经济早在十八世纪甚至更早的时代就已经不再依赖传统的农业经济了，而工业革命之后，农业资本主义迅速扩张，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继英国之后，法国、美国、德国等国家纷纷完成了城市化转型，但其文学形式依旧是以乡土文学盘踞绝对的主导地位，即使到了二十世纪的西方也是这样。因此，中国新世纪乡土文学在诸多方面都继承了西方乡土文学的传统，并与民族乡土文化相结合，构成了中国当下乡土文学的殊相。

一、逃离“世俗”与追溯“诗意”的向度

中国乡土文学受海外乡土文学的影响由来已久，二十世纪早期，当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还处于草创的阶段，西方文学理论与思潮建构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知识谱系，并成为中国新文学发展的传统绵延至今。新世纪乡土文学对诗意化乡土的呈现是较为普范的文学现象，一些作家倾向于将乡土与城市概括为诗意化与世俗化的对比，将乡村描述为充满了诗情画意的自然淳美之地。同时，他们也有意去规避对于现实的关注，乡风歌谣选择拒绝与世俗对接，作家似乎更痴迷于一种单向度的对于“纯化”乡土的持守与追忆。而当回望早期西方乡土文学之时，我们会发现，当下中国乡土文学与域外文学的一些特质不谋而合。

　　以英国文学为例，一种不言自明的书写习惯在乡土文学中呈现，即作家们喜欢抛开“此时此地”而去追溯前此时间的意象作为其逃离“此在”的理由。如十九世纪暮年的科贝特喜欢去追思自己十八世纪童年时代逍遥快乐的乡村。托马斯·毕威克在其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回忆录》中，也怀恋起了他童年时期美丽的家乡。而约翰·克莱尔那“黄金时代”似乎永远也回不去了。历史可以继续向每个当下之前的时代回溯，十六世纪初，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对传统被毁坏的现实进行了描述:“他们使所有的地耕种不成，把每寸土都围起来做牧场，房屋和城镇给毁掉了，只留下教堂当作羊栏。并且，好像他们浪费于鸟兽园囿上的英国土地还不够多，这般家伙还把用于居住和耕种的每块地都弄成一片荒芜。”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向前追溯，但所表现出的人文情结都是类似的。但是，我们无从知晓知识分子所赞美的曾经究竟在何处，他们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而只是在向往着虚无的伊甸园，“但它们最终都将把我们引向一个难以回答但又是根本性的问题”。

　　摒弃世俗而醉心于自我营造的诗意过去，这一西方传统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中国新世纪乡土文学延续了域外乡土文学的理念，并结合了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与新世纪乡土的时代质素。刘庆邦、陈启文、毕飞宇、苏童、晓苏等乡土作家对当下乡土的阐释，与八十年代“寻根”文学甚至更早的京派小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即他们大都是以民间底层的小人物为切入的视角，去窥探当代乡土超离于世俗的自然之美。然而，追忆内心潜藏的逝去美景仍旧处于核心的价值走向上，如陈启文的《逆着时光的乡井》以寓言的形式呈现了传统乡村文化的生存哲学，小说讲述了那个废弃之前的乡井是个充满温情的乐园，全村人以井为轴心，每个人都来这井里汲水，彼此唠着家常，其乐融融。而村子山下矿藏的被发现吸引了村民下山开矿来致富，那口养育了两代人的石泉井也干枯了，开矿的男人很多死在了矿上。小说以对比的形式，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病态异化，从而宣扬传统乡风民俗自在享乐的生活。再如孙惠芬的《上塘书》逃出喧嚣的尘世，上塘运行着自己的时间，演进着自己的历史和遵循着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作家细致地捕捉乡村生活，淘洗乡土的灵魂，其中不乏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笔法的影响并得以较为出色的运用。又如刘庆邦的《平原上的歌谣》，作家以擅长的温情叙事来疗救灵魂的创伤，亦真亦幻的情感美幻化成了向土地深层的扎根，复活了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诸如此类的诗意而不乏深度的小说在新世纪的出现是值得欣慰的事情，但是，过度的温情主义依旧是新世纪乡土文学无法摆脱的羁绊，从弘扬传统民间文化上固然具有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多情纯雅的笔调在复杂的现实面前总会显得过于理想化，“我们可抽象地说，理想本身是完满的美，而自然则是不完满的美”，作家对农村的生产力落后、狭隘保守、城乡不公等社会问题缺乏必要而深刻的人文批判与直视苦难的现世观照。

　　人们总有一种无意识的习惯，即总喜欢拿过去的一些标志来装扮自己，以显示别致或玩世不恭，乡土文学的“怀古风”或许可以印证这种审美惰性。与西方浪漫派风格的牧歌式文学一样，中国知识分子对过去乡土美好与快乐的持守也让我们无法找到具体的地点和具体的时间，“知识者的‘土地’愈趋精神化、形而上，农民的土地关系却愈益功利、实际”，诗化的视角只存在于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虚无中。对于这种乡土书写的思潮而言，西方对其乡土文学的审视自然也适用于中国的本土语境，加兰曾说:“多数的作家在写到‘快乐，快乐的农民’时，总是忽视了这种生活经验——他们把泥土和灰尘漏掉不写，把成群结队的小虫、苍蝇和暑气，以及棚里的臭味和苦活全都忘了。”作家对传统的书写是带有选择性的，牧民的生活展现在文本中的是安宁祥和的画面，真实的阴暗藏在了夺目的阳光背后，而贫苦和卑贱的侧面则被隐去了。在这里，自然已经变成了文学家或画家眼中的自然，而不是乡下人眼中的自然，如维吉尔的《牧歌》更是将文人眼中的乡土浪漫推向了极致:“山羊将走回家去，它们的乳房胀满奶水，而且/没有人/赶着它们;牛不再担心遇到狮子……/……于是殷红的葡萄将缀满棘刺树的/枝头/蜜汁如露水般从橡树坚硬的树皮中流淌而出……/……土地不需要犁耙，藤蔓无需/剪除/劳苦的农夫终于可以把轭从牛身上卸除。”想象的乌托邦完全与现世的世界相脱离，这种田园诗是“个我化”和理想化的遇合，而中国新世纪乡土文学在西化传统的哺乳下也显得过于浪漫化与虚空化，这也是与难以把握的现实相对立，将灵魂架构在理想梦境之中的渴望，它混淆了梦与现世的边界，并用来规避当下真实的痛苦与矛盾。

二、接续西方传统批判的激进主义戏仿

新世纪是在二十世纪的总体西化之文学观照下的延续，无论是对乡土的文化批判，还是对现代城市化的驳斥，都暗含着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价值，这种价值具有稳定的伦理及道德取向，并在历史的每个时代都具有极强的适用性的张力，它存在于每个“当下”。当资本主义变为西方既成的社会形态时，与其相对应的是，从来就不会缺少知识分子对现世的批判精神。然而，正像一种权威话语取代另一种权威话语一样，封建秩序被另一种新式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取代，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转向了对资本主义罪恶的清算，并构成了知识分子否定“当下”的激进主义传统，而又将怜悯的目光投射到曾经抨击的前资本主义时代。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既深刻又深远的，新文化运动与传统决绝的姿态、左翼的阶级对立、“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对西方的膜拜等，纵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激进与反激进的“激进”路上走过了一个世纪，新世纪所经历的十几年也是接续了前代激进主义的步履，而不同历史语境下激进主义所猎取的对象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从本质上而言，西方知识分子颠覆此在的人文传统在中国得到了继承，在新世纪的当下，这种颠覆演变成在文化批判领域的激进主义戏仿。

　　雷蒙·威廉斯曾说过:“拒绝的因素从根本上来说依赖于接受的元素;对人来说是这样，对街道和城市这样更具一般性的场景来说，也是这样。”对前现代性的否定依赖于对现代性的接受，而对现代性的否定同样也依赖于对前现代性的接受。与诗意化抒写相对应，这种传统批判现实主义式的乡土文学在新世纪语境下依旧具有很强的社会导向性与适用性，悠久的域外文学批判的传统蕴育出了中国本土化语境下针砭时弊的现实主义传统。与其说这是中国古代感时忧国的知识分子传统的现代性接续，倒不如说这是西方强大的文学及理论体系对中国文学的“整体收编”，现代中国的社会批判显然受西方现代性人道主义式道德批判的引导与驾驭。在《德伯家的苔丝》中，哈代对现代性的批判跃然纸上:“然而，乡村生活中越来越显著的变动，并非完全出于农业界的动荡不安。农业人口也在不断减少……这些人家，过去本是乡村生活的中坚力量，是乡村传统风俗的贮藏所，现在却只得逃往人口稠密的大地方，去寻找避难所了。”哈代抨击了工业文明对自然乡村的破坏，同时也暗含着对乡村贫穷落后的慨叹与无奈。又如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中有过这样一段描写:“这是个一色红砖房的市镇，那就是说，要是烟和灰能够允许这些砖保持红色的话;但事实摆在面前，这个镇却是一片不自然的红色和黑色，像生番涂抹的花脸一般。”字里行间透露着作家的情感色彩，对于现代城镇的描绘运用了“不自然”、“花脸”等词语，嘲讽的意味尽显。这种态度在西方很具代表性，一种被荣格称为“集体无意识”的精神取向在乡土文学的场域内蔓延，并对某种社会形态达成了审美建构的共识，知识分子对他们所经历的任何“当下”现世都持谨慎的排拒态度，认为现实是肤浅的，它是历史与现实偶然的相遇并与世人开的并不怎么可笑的玩笑。社会体认的缺失就变成了超群脱俗而又时尚的德行，他们试图要找到改变现实的有效途径，但似乎结果并不在意料之中。

　　对新世纪当下中国而言，这种视角具有“多魅性”的倾向，阶级的对立演变成文化的敌视，激进主义也裂变成朝着多方向辐射的态势，其表现形式也变得复杂化。然而，作家批判形式多样化，自觉不自觉地将审美向度引向了自我放逐，文学作品显得芜杂而琐碎，艺术扁平化现象严重，醉心于“颠覆的艺术”，而缺乏颠覆的信度与鲜明的审美辨识度，在精神上难以达到质变的超越境界。新世纪乡土文学对乡风民俗进行了批判与反讽，这继承了传统的知识分子以俯视的视角审视乡村的衣钵。与诗情画意的浪漫主义乡土文学相比，虽有不可避免的交叉性，但此种样态重在对传统乡村民俗文化的批判与审视。民俗是“创造于民间，流行于民间的具有世代相袭的传承性事象(包括思想与行为)”，它是民族深层文化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并具有极强的乡土人文特质。当现代性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概念出现之后，自然乡土被征用为批判的对象，新世纪乡土文学承袭了“五四”启蒙的知识分子道统，而不是对八十年代“寻根”文学的回应，即使“新世纪”从表面上看具有八十年代文化镜像的特质，但处于现代转型的十字路口上，现代性焦虑是社会形态裂变在乡土文学上的映射。如阎连科的《受活》、杨争光的《公羊串门》、莫言的《蛙》、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等小说对中国乡村进行了尖锐的社会文化批判。《公羊串门》以羊为故事展开的媒介，羊的“通奸”引发了羊的主人之间的纠纷，从最初的配种费之争到后来的殴斗、强奸、报复甚至杀人，揭露了乡土中国的野蛮性与国民素质的低劣。莫言的《蛙》将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农村实行的残酷性表现得触目惊心，批判的力度极为强烈。而《歇马山庄》的乡土温情叙事也难以遮掩其文化批判的内质，小说展现了一系列农村新婚的风俗习惯，而这些古老的习俗在年青人的观念里早已失去了其文化规约的力度，在反讽的行文中，道出乡土文化的落后性。

　　“与中国的乡土性特征不可分离的是中国文化在本质上的伦理化。一个民族越是生产方式落后，越是带有‘乡土性’特征，文化的伦理化特点就越明显，这是因为越趋于原始的社会群体，越重视以血缘家族和辈分、年龄等来区分亲疏贵贱，来维系社会秩序。”中国特殊的人文地域文化特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性决定了其“土”性的本质，即使在新世纪也是这样。来源于西方的现代性主导了现代中国的发展，这不只局限于文学领域，在政治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同样具有决定的导向性。因此，当中国知识分子感觉自身落后于西方的时候，他们已经来不及也没有能力去从本土文化中挖掘民族振兴的方法，而西方既成的传统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选择。如果说西方的批判是在理性范围内的探讨，那么中国的激进主义戏仿就明显带有“除旧布新”的革命激进主义的意味。而当西方已经从激进的旋涡中反省并摆脱之后，中国依旧穿着“传统西化”的外衣，并将其深入骨髓，在激进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三、未被定义的现在与先验预设的未来

在面对现代性的“围攻”时，在西方，自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出现之时，乡村的概念就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与现代城镇的兴起相比，乡村的落后与停滞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因此，乡土文学总是试图寻求从现实中逃脱的路向，并去探究一种理想的化外之境，如柯勒律治、华兹华斯、司各特、克莱尔等作家各自都表达了他们对往昔的怀恋、对现世的厌恶以及对未来的期许。然而，这种逃离在很大程度上是作家自身的构想与期许，是疏离现世之外的精神游弋。中国新世纪乡土文学与西方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学旨趣有很强的关联性，其主要表现为朝向两个相反时间维度的突围，一种是向曾经的缅怀，一种则是向未来的祈望。这也就造成了作家对当下阐释的缺失，一些他们认为是对现实的洞察，实际上却是以想象的世界来代替真实的存在，其对一些所谓“现状”的批判其实还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如作家对现代性所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的抨击就显得有过度解读的嫌疑，这并不是要否定对现代性的批判，而是中国的现代化其实还远没有达到需要有识之士愤世嫉俗地排拒的地步。同时，乡土社会的衰败似乎并不像大多数知识分子所说的那样是由现代性的挤压所致，农村的落后本就是自身的痼疾。当作家去追思所谓“前现代逍遥自在的乡村”时，殊不知这样的“美景”却只是一种来源于自我无意识的先验预设，其没有一个实在的旨归，而真实的乡村却只有《故乡》中的萧索与死寂。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追忆过去也是一种对未来的假想式建构，并包含着一种心理倾向的暗示性。

　　“任何一个真正深刻的重大影响，是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外国文学所造就，除非有关国家同时存在着一种极为类似的文学倾向——至少是一种潜在的倾向，这种潜在倾向促进外国文学影响的成熟，因为真正的影响永远是一种潜力的解放。”中国乡土文学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在文学本土化的建构上，不同时期的作家都纷纷做出了自己的努力。然而，发端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空间挤压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新文学大体上是在域外文学光环的笼罩下生发的，因而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的影响力也自然是极其有限的。当然，中国传统乡土文化“潜力”一直在试图勃发，但其缺乏一种驾驭时代而不是被时代驾驭的解放自身的“潜力”。对于新世纪乡土文学而言，我们应该将视野更多放在对当下中国乡村发展的关注上，有一种早已有之的说法是:距离发生的历史越近，越无法看清历史的真相。确切地说，新世纪还无法用“史”的概念来界定，它正在发生，然而，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对我们经历的时代持不负责任的逃离态度。新世纪乡土文学的发展离不开中国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西方城市化进程已经成为历史，中国的现代性之路也应该结束其对西方模式的征用，以本土文化为导向，去探寻民族发展的内驱力。“中国都市的发达似乎并没有促进乡村的繁荣。相反的，都市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这种两极化的城乡状态在文学上也有鲜明的呈现，作家们向想象的诗意情境求索，或是带着激进的立场批判现实。无论选择哪个方向，都是带着永恒的虚无性，因为它规避了对现实的价值指向，并转向迎合大众甚至迎合西方的文学创作的标尺。

　　作家们需要检视这种文学创作上的非本质化流变，在看似具体而不乏精彩的乡村叙事上，其实质是“浮泛乡土”的滥用，乡土文学的根须渐渐缺失了“土”的味道，“固化乡土”代替了“真实乡土”。域外文学传统固然对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我们并没有将这种影响转化为相互的交锋，而是弱化自我，任由他者的异构。“无论如何说法，人总是‘地之子’，不能离地而生活，所以忠于地可以说是人生的正当的道路。现在的人太喜欢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里，正如以前在道学古文里一般，这是极可惜的，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学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这不限于描写地方生活的‘乡土艺术’，一切的文艺都是如此”，文学“自然地具有他应具的特性，便是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也即是它的生命”。中国乡土文学正是缺少了这种张扬生命意识的“地方性与个性”。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在寻求突破当下乡土文学尴尬的“模式书写”，如石舒清、红柯、孙惠芬、迟子建等作家都在努力探寻一种新鲜而知性的乡土文学形式。但似乎任何的事物在发展变化过程中都有一种惯性的使然，这种力量在岁月的积淀下变得厚重而固执，当人们从梦中惊醒并试图扭转这种惰性之力时，积重难返的壁垒阻隔了思变的脚步。因而，碰壁之后的折返就成为必然，走向了自我营构的乌托邦，而“任何潜入无意识的人都进入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主观性的窒息空气中，在这死胡同里，精神的地下世界会放出它那黑暗洞穴中的一切凶禽猛兽，他将在这条死胡同里遭受所有凶兽的袭击”。逃离虚无的世界，走向真实的此在，这是乡土文学的正路。

　　任何形式的对现实的批判都要面临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抉择的问题，如果选择了过去，我们就必须对所指的意象追问到底，而不是停留在虚幻意念的表达上，那只是对未来的一种缥缈的憧憬;如果选择了未来，我们需要先对现实的意义做审慎的界定，以此为基点，才能对未来有一个明确而切实的观照。当下乡土文学的场域显然不只局限于农村自然地理空间的范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复杂纠葛已经无法用“二律悖反”的两极命题来概括，乡土文学作家应该对当下中国乡村做真实而理性的把握。在新世纪乡土文学这样一个宏大主题之下，回眸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乡土始终是一个永恒而核心的文学质素，实际上，它本就是一个具有民族特质的普适性概念。新世纪乡土文学作家应该具有宏阔的视野与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学更应彰显出民族本土的特殊性，并与域外文学优秀传统相结合，建构当下民族乡土文学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