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文东

　　具象能拯救知识危机吗？
——重评韩少功的《暗示》

　　敬文东

一

无论是作为消极结果还是积极结果，近世以来愈演愈烈的语言崇拜或曰语言拜物教，都不能被认为是语言转向(language turn)在有意无意间催生出的副产品，也不能被视作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发动的语言大发现(discovery of language)生产出的正宗后裔。以这种方式看待语言崇拜，无疑是穷措大在智力的逼仄之处贡献出的浅见俗识。中国古代从无“语言转向”一说，但我们的语言崇拜，丝毫不逊色于沐浴过“语言转向”之深恩厚泽的欧美诸国；各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咒语、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谶语、让人目瞪口呆丢魂落魄的隐语，至今仍在中国大地上威力无穷、法力无边更兼吆三喝四，正明确无误地道出了穷措大之浅见俗识之为浅见俗识的根本理由。此中情形，恰如韩少功所说，在古代中国，“‘知言’与‘立言’是君子们的毕生使命。他们挟万卷经纶投入到伟大而艰难的‘文治’，成为一群中国式的文字中心主义者，中国式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者’。”古印度似乎也不曾有过索绪尔意义上的“语言大发现”，但仍然不妨碍我们倾听一部印度古经典的心声：“一切母音，皆当发之圆满而清刚，以为如是乃助富力神之力也。 / 一切齿音呵声，不可吞并，皆当张扬以出之，以为如是乃自奉于造物之神也。 / 其余诸子音，当微微独立而发之，如是思维：我当自脱于死神矣。”瞧瞧，语言拜物教又何须语言转向和语言大发现的教唆、促进和催化？

　　不需引经据典，也无须乎“孔子曰”、“孟子曰”，有眼睛的人都不难看出：自古以来，肤色各不相同、地位相差悬殊的各色人等，对语言的崇拜和迷信几近遗传，也近乎天性。语言转向和语言大发现，顶多是从语言转向和语言大发现的特殊角度，强化了这种迷信，突出了这种崇拜，夸大了这种遗传和天性。说起来，理由倒是简单得路人皆知：毕竟在所有的人造物当中，唯有语言的来历堪称神秘莫测(神秘的东西总是惹人迷信和敬畏)，唯有语言才是人类最为有力的开山板斧(有力的东西总是让人膜拜)。语言是除语言之外一切人造物的正出子宫。无论那些东西叫天堂、地狱，还是叫飞船、原子弹，也无论那些东西叫当今、刁民，还是叫现代性或封建主义，归根结底都不过是语言产的卵、下的崽。

　　正因为语言具有使人类上天入地、飞山翔海的超级才华，数千年来，恒河沙数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无一不在呕心沥血地致力于发掘语言的潜能，以榨取语言更多的好处或剩余价值。就眼下的情形看，这实在是一个前赴后继、永无休止的行程，现在还只能说是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就是在这个火尽薪传的行程中，一个令人感慨和尴尬的结局似乎早已命中注定：一方面，被过度“开源”的语言确实让人类拥有了近乎神仙般的伟力——人类的足迹已经渐次逼近遥远的火星，正是上佳佐证；另一方面，天生不愿智力“节流”的人类，在使用被过度“开源”的语言去面对日常生活时，越来越远离了支撑着语言之行进步伐的原始基因，深陷于越来越抽象的概念和越来越形式化的术语，以至于在生活千变万化的景观面前驻足、凝目，却又屡屡哑然失语、言不及义或张口结舌。如今，我等草民被逼无奈，只好把前者(即上述所谓的“一方面”)称作人定胜天，将后者(即上述所谓的“另一方面”)唤作专业化。无论是现代性的乐观论者还是悲观论者，面对这个万难克服的既成现实，都不得不承认：人定胜天的代价看起来就是专业化、只能是专业化；人要想“上九天揽月”，就必须爽快地舍弃“下五洋捉鳖”的本领和机会。这就叫作鱼与熊掌不可得兼。

　　韩少功在其大著《暗示》中公开表明：应和着现代性粗重、粗壮而硕大的喘息声，语言在“无可如何”之下的抽象化和形式化(即专业化)，无疑意味着对感性细节的精心过滤。在语言的抽象化、形式化和感性细节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类似于数学上的正比关系：愈抽象、愈形式化的概念，对感性细节的过滤程度愈高；依照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普适公式，语词的专业化程度也就越甚，人在念想中所能拥有的登天入地的才能无疑愈大、愈神仙。不过，“过滤”是我使用的语词；《暗示》最喜欢或最常用到的，却是另一个更加土气的“漏”或“漏掉”。对于我们这些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中国人来说，“漏”和“漏掉”似乎比过于洋盘、过于中产阶级的“过滤”更形象一些；考诸我们的感觉和“漏”的原始语义，“漏”和“漏掉”确实是一个黏乎乎的、沾满了较多泥土气息的语词，也确实是一个距离中国的空气和中国的水流更近的语词。

　　韩少功和他的《暗示》一并认为，抽象的和过于形式化的语词为自身目的计，有意漏掉的那个或那些东西就是具象(有时也简称象)。“‘象’区别于‘文’或‘言’，”韩少功写道，它“是语言文字之外一切具体可感的物态示现，是认识中的另一种符号”。(第8页)因此，具象在《暗示》中根据需要，有时也被称作具象符号或象符。据韩少功及其《暗示》不厌其烦的介绍，具象最常见的面孔有事象(比如张三打了李四一拳)、物象(比如一棵歪着脖子的枣树)、媒象(比如电视里或者报纸上的汽车广告)、环境或氛围(比如让人触景生情的故乡，比如公事公办的办公室和公事可以私办的酒局)。我们尽可以说，韩少功为具象寻找子孙辈的方法或许略有瑕疵，因为他的分类尺度确有不尽一致之处；但我们只要牢记具象在韩少功那里，始终是与“言”、“文”相对照的东西，大体上也就差不多了。

　　从《暗示》中随时随地都充满睿智的字里行间推测起来，与其说具象是一个时间概念，远不如说它是一个空间概念。所谓空间概念，意味着某个特定的具象首先存在于某个地方，其次才是某个特定的具象某个时刻存在于某个地方。从空间上看，某个特定的具象确定无疑地存在于某个地方；从时间上看，它又可以确定无疑地存在于任何一个我们愿意将之安放的地方。对具象来说，空间总是固定的，时间总是流逝的，因此，处于时间长河中的每一个人，在忆及固定于某一个空间之中的具象时，总可以将具象在记忆中挪至任何一个地方，以供眼前之所需。记忆向来就具有这样一种无法被彻底根除的特异功能；而空间的固定，无论如何也架不住时间的流逝与绵延——正如柏格森(Henri Bergson)所说。这大致上意味着，记忆——按照塞拉斯(Wilfrid Sellars)的看法，它本身就是一个语言事件——始终在以它特有的、充满了具象的语言才华，始终在试图帮助我们的日常生活充满活力，让日常生活像不腐的流水那样因其存在而恒常恒新。但至为不幸的是，《暗示》公开申说道：当具象在言说中被言说有意漏掉时，悲剧也就必然性地出现在日常生活当中了——这就是韩少功所谓的语言的空心化。尽管韩少功提到这个术语的次数有限，但考诸《暗示》的总体思路和根本宗旨，语言的空心化仍然算得上《暗示》最为关键的语词之一。而所谓语言的空心化，不过是具象在语言中的被“剔除”以至于“殆尽”；按照《暗示》的口吻，就是具象在言辞中被彻底“漏”光。

　　就像韩少功本人一样，机敏过人的《暗示》始终没有忘记，语言的空心化自有一个其来有自的漫长进程；更有甚者，《暗示》继续暗示说，语言的空心化还是以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自身和成就自身的。随着时髦学者嘴里的现代性在中国大地上的不断迫近，语言空心化的脚步也在中国的街道上不断加剧，踢踏声在渐行渐近。除此之外，《暗示》还用更为辽阔的篇幅明确地申述过：在最为严重的时刻，语言的空心化意味着语词不再表征任何事物。此时此刻，本着言说的需要，语词和语词之间被迫搭配的结果，顶多只产生一种逻辑效应，根本上玩的就是空手套白狼似的语义空转游戏——它在逻辑上或许无懈可击，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顶多只能算是智力体操。而在语言的空心化较为温柔的时刻，则意味着言辞轻度性地脱离了具象的控制——这是知识成就自身的最低代价，也意味着语言暂时性地脱离了具象的支持，只不过在言与象之间，还有那么一点依稀可辨的血缘或遗传关系。但无论是最为严重的时刻还是较为温柔的时刻，随着现代性的脚步声愈踏愈重，语言终将走上一座自说自话的奈何桥。《暗示》中幽默与幽愤齐飞、悲悯共悲哀一色的话语流一再知会我们：在这种严峻的时刻，语言注定和我们庸俗的日常生活不会发生太多的肉体关系，也不会产生更多有效的摩擦力。语言因为与生活之间摩擦力的缺失，无可如何地摔倒在了生活的平台上；它几乎彻底失去了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掌控。这当然是旨在人定胜天的属人的智力，发展出的属人的悲剧，也是无数仁人志士在语言的专业化方面，呕心沥血为自己和专业化制造出的双重反讽。

　　为此，《暗示》给出了因言象隔绝(即“言”完全漏掉了“象”)、因语言的绝对空心化而生产出的疯子形象：

　　……“感觉枯竭型”：言绝于象，于是对现实处境及其变化浑然不觉，以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饿而不饥，冻而不寒。他们的逻辑倒可能严密，知识甚至超群，但逻辑与知识都是从书本上照搬，偏执之下用得不是地方，俗语称之为“认死理”“钻牛角尖”“凿四方眼”，是一些强词夺理的“书呆子”。严格地说，呆也是疯，在日常生活中被人们斥之为“神经病”，即“疯子”的同义语。(《暗示》，第329页)

　　很显然，《暗示》对这种特殊型号的疯癫患者既充满了嘲讽，也寄寓了较多的同情和悲悯。为了救愈这种表面上彰而未显、实则病入膏肓的疯子，《暗示》紧接着上引文字善意地推荐了一种治疗方案，名曰“非语言心理治疗”(nonverbal psychotherapy)：用雕塑、戏剧、化妆、音乐等曾经被“书呆子”们有意漏掉的具象，唤回一个普通人的正常感觉，打破他们心智上的危机，清除他们内心中寄存着的语言上的偏执性紊乱(《暗示》，第330页)。千万不要以为《暗示》的作者在向伟大的医学或精神分析理论吐舌头、做鬼脸；实际上，一贯以行文幽默著称的韩少功在举荐这个方案时，反到是严肃有余幽默不足——事情或许真的已经严重到无法让人幽默的田地了。

二

必须承认，嗜谈现代性的时髦学者在谈及现代性和语言的关系时，偶尔也能差强人意地击中要害：既然语言的专业化(即语言的过度抽象与形式化)和现代性的进程密切相关，甚至生死与共，既然现代性从语言的正出子宫出走后，业已成为脱缰之野马，就势必会侧转身来，强拖着语言向更高层次、更大规模的专业化呼啸迈进；既然异常嚣张跋扈的现代性已非人力所能控制，语言受制于也呼应着所谓的现代性，向更高层次、更大规模的专业化呼啸迈进，自然也非人力所能控制；既然现代性的目标难以逆料(谁知道这哥们在信马由缰之间将奔向何处？)，语言意欲达到的专业化程度与规模，也将逻辑性地难以逆料。无论我们的时髦学者对此持欢迎态度还是拒斥心理，平心而论，都算摸准了事情的脉搏、按住了现代性的各大要穴甚或“七寸”。在这种情况下，诚如《暗示》所担忧的，语言的空心化还将在各个可能的方向上，进一步得到恶化。

　　负责任的读者不难看出，《暗示》的主要目标，根本不是斤斤于语言的空心化在发生学上的原委，而是首先承认语言的空心化已经是既成事实，然后在此基础上，着重指出语言空心化导致的严重后果。早在《暗示》的“前言”中，韩少功就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实质，那就是知识的危机：“知识危机是(当今世界)基础性的危机之一，战争、贫困、冷漠、仇恨、极权等等都只是这个危机外显的症状。”话说得不可谓不严重，甚至颇有一番天下罪孽唯由知识认领的架势。鉴于事态的严重性，也鉴于《暗示》在幽默的行文中暗含着的咄咄逼人，我们满可以问：语言的空心化怎么就导致了知识的危机？知识的危机怎么就导致了战争、贫困、冷漠等诸般严重之极的“事物”？在语言的空心化和知识的危机之间，通衢何在？桥梁安出？

　　据《暗示》举例介绍说，事情的由来大致上是这样的。比如说——

　　一个人在美国的公司遭到黑人抢劫，他很可能认定凡黑人都残暴，可能推论黑人确实是一个劣等种族。事实上，种族歧视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残暴、懒惰、偷盗、吸毒等等少数黑人的现象，被某些人当作了所有黑人的共性。这里的可疑之处是：凶犯可能是一个B型血者，为什么受害方不把所有的B型血者推论为残暴劣种？为什么没有对B型血的歧视？

　　……

　　如果说狭隘族群主义是一种视觉意识形态，那么它也常常表现为一种听觉意识形态。一个广东人欺诈了河南人，受害者很可能记住了广东口音，于是口口相传，越传越邪，直到所有广东人在河南人那里都成了可疑和可恶的对象。……当事者很少想一想，一个广东人可能同时是一个感冒患者，一个基督教徒，一个汽车司机，为什么可疑和可恶的是所有的广东人而不是所有的感冒患者、所有的基督教徒、所有的汽车司机？(《暗示》，第107页)

　　韩少功的举证颇有说服力，颇有几分暗含着的煽动力；其说服力和煽动力之大，甚至抵消了我们对上述结论之由来的归纳法所怀有的疑惧。在《暗示》那里，知识的起根发苗，总建基于人类对具象的归纳性阐释：“黑人是劣等种族”是视觉意识形态引发的结果；“广东人是可疑和可恶的”则是听觉意识形态的正出后裔。从《暗示》的字里行间推测起来，韩少功无疑会认为，它们都是知识的一般形态。即使把所有有关知识的知识性说教都考虑进去，韩少功也将大半是正确的；如果我的理解没有全错，韩少功的意图似乎就很明显了：知识起源于具象，终止于观念。而观念，不过是知识建基于知识之上的楼盘——假如有些过于小气的朋友认为知识和观念还不是一回事的话。在上述两个作为知识的结论性表达式中，具象，那些和“言”、“文”相对应、相对照，甚至在某些时刻还相对立的具象，完全被言辞在有意无意间给漏掉了——熟悉这一过程之关键要害的诸位人士都清楚：漏掉具象，是知识为了成就自身而处心积虑的有意之举；按照语言哲学的ABC，“黑人”、“广东人”只是语言符号，甚至连专名都算不上，当然更不是具象。一整部《暗示》几乎随处都在保证：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知识(或观念)，就这样在阴阳差错中阴阳差错地形成了(参阅《暗示》，第160页)。考诸上引例证，《暗示》的意思倒是很清楚：不是说所有的知识都是这样形成的，而是说有病的知识往往就是这样出炉的。

　　至此，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出：当言辞漏掉具象时，语言的空心化成型了，知识的危机出现了。如果说，言辞的过于专业化(即高度的抽象化与形式化)是知识危机的形式之一，有病的知识(或曰病态的知识)则是知识危机的又一种形式。如果说，语言的专业化使书呆子们失去了对生活世界的掌控，有病的知识或曰病态的知识，则在看似具有绝对能力掌控生活世界当中，最终失去了对生活世界的有效掌控。事情的吊诡之处也许正在这里。虽然《暗示》不那么同意知识或观念直接等同于行动(参阅第161页)，但韩少功还是不得不承认：除了疯子，每个人的每个自觉行为多多少少都有知识或曰观念在其中作祟、作伐和做媒(参阅第205-206页)。为了便于理解，我愿意至为肤浅也较为具象化地说：这就是挂在一切马列主义老太太嘴边的“理论指导实践”。因此，当漏掉了全部具象而来的知识或观念，在日常生活中发挥效力并注定要生产出新一轮的动作 / 行为时，危机便不由分说地出现了：黑人活该遭歧视(“黑人是劣等种族”)，广东佬永远休想得到河南侉子的欢迎(“广东人是可疑和可恶的”)——正如同希特勒治下的党卫军遵循“犹太人是猪”的知识(或观念)，向肉身凡胎的犹太人喷射卡宾枪中冰冷而又滚烫的子弹。

　　韩少功和他的《暗示》一道，有限度地发现了潜藏在人类生活深处的一个大秘密：正是通过一座座看似不那么牢靠的桥梁，一条条看似不那么清爽的通衢，语言的空心化和知识危机的两种重要表现形式终于勾肩搭背，煞是亲热。只要通读过韩少功的大著就不难发现，《暗示》中凡是谈论有关战争、贫困、冷漠、仇恨、极权的具体事例时，无一不遵循这一潜在的思路，无一不接受这个对整本书都具有普适性规范能力的公式的指引。顺理成章的是，从表面上看仅仅由百余篇长短不一的随笔构成的《暗示》，正由此做到了首尾相接、秩序井然和浑然一体。

　　依照《暗示》的理解，知识建立在无论哪一种人对具象的过度阐释上，却又在知识的成品中有意漏掉了具象——我们早已申说过，漏掉具象是知识成就自身的必经步骤之一。这就是经由语言空心化而来的知识与人类以及人类生活之间的尴尬关系：一方面是对具象实施过度阐释之能事，一方面是知识在情急之中又毫无具象之踪迹。两个“方面”相加，知识因此更无法还原到具象的水平上，也就彻底意味着：知识不可能得到具象的有力支撑、有效支撑。因此，绝大多数病态的知识和知识赖以出生的具象互不相识、相互扑空，也就是可以想见的事情；聪明过人的知识有时让人无法有效掌控生活世界，其隐蔽的原因，也大率如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的危机确如韩少功所说，是当今世界最基础性的危机之一。因为更加吊诡的是，我们正是依靠这些似是而非的知识筹划自己的人生，正是依靠这些来历不明、身份不清、面孔晦涩的知识组建自己的生活。可以想见，我们的人生与生活在那些浑身长满病毒的知识的怂恿下，将会有一副什么模样。它注定会败坏我们的生活，而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尚不自知。为此，韩少功在一次演讲中列举了两个颇有说服力的例子：

　　前几年我看到有些中学生也挂BP机，其实也没什么用，只是觉得这东西挺时髦的。有时候觉得一定要用用才好，便跑到电话亭去把自己call一下。这是个很简单的例子。这里的BP机就是个符号，不实用，但有文化象征的意味。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到新加坡去，看到有些富婆家里挂着貂皮大衣，有的一挂十几件。你们想想，新加坡是一个热带国家，纬度接近赤道，她们买这个貂皮大衣干吗？根本就用不着、穿不上的。但是要买啊。这个貂皮大衣就是符号，与实用没关系，只是表示她们的身份，表示我有钱、我体面，我趣味高雅，既然张太太有、李太太有，那我王太太也一定得有。

　　千万不要以为那个手持BP机的中学生、那个矫揉作态的王太太是别的什么人。实际上，他(她)就是我们自己。稍微反思一下我们的行为和知识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我们和王太太、和身佩BP机的中学生之间有着怎样的“家族相似”。这或许就是病态的知识在指引我们筹措自己的人生的真实意思，也是我们的生活与人生的真相之一。我们七倒八歪、南腔北调、四处漏风漏雨的生活，有相当一部分从骨子里，就来源于那些病态知识的有意教唆。这归根结底来自知识所具有的强硬权力。出于我们对知识的自觉认同和效忠，知识因而有资格逼迫我们即使明知没用，也要佩一个BP机；即使临近冒汗的赤道，也要给自己搞几件貂皮大衣。知识的权力如此嚣张，总有一天，我们会“前进”到人人都羡慕艾滋病的时代——如果按照雅典的苏格拉底的知识公式，最终会有一种知识说“艾滋病是好的”。以今日之世事和世情来推断，我愿意不无戏谑和悲哀地说，这或许也是可以想见的。

　　诚如时髦学者所说，知识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现代性问题。如此毫不犹豫地照单接收时髦学者的时髦论断，并不是说知识在远古时代就不成其为问题，而是坚定不移地承认：知识问题在当今世界上的严重性、密集度和紧迫感堪称“空前”。最近若干年来，知识问题确实让各路英雄豪杰殚精竭虑、夜不能寐；我们在触及这个问题时，能不时看到福柯(Michael Foucault)、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或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先哲们忙碌的身影，能听见他们匆促的、慌乱的脚步声。在此，我不愿意冒险指认韩少功写作《暗示》，究竟受到过古今中外何方高人的启示；但我愿意冒险保证，他的如许思路一定得之于他的私人生活——尽管私人生活注定要受到某些或公开或不那么公开的知识的管辖：一个半年逗留都市享受现代化、半年蛰居乡村享用田园风光的文化人，或许最容易看出现代化与田园生活各自的利弊。这样一个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走向对现代性的批判几乎是符合逻辑的。

　　基于前面已经申说过的理由，对于《暗示》来说，批判现代性，就是批判知识；批判知识，就是批判知识的危机；批判知识的危机，归根结底是批判知识的生产过程以及语言的空心化，尤其是语言的空心化：“漏(掉)”将再一次出现在韩少功现代性批判的视野当中。因为据《暗示》保证说，知识的危机及其两种主要表现形式达成自身的具体机制，就搭帮了这位被唤作“漏掉”的动态仁兄。这毋宁意味着，现代性批判必须抵达源头，何况《暗示》还多次申说过：在“漏(掉)”现身的地方，知识出现了，危机冒头了，宛若《圣经》所说，上帝显灵了，世界也就出现了。除此之外，《暗示》还反复宣称：正是这些远离了具象的知识(无论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支撑着我们亲爱的现代性，支撑着我们在现代性笼罩下不断展开的生活。

　　就如每一个人都认可的那样，我们生活的每一根筋骨，都植根于知识当中，其中就包括了形形色色有病的知识。苏珊·朗格(Susan Langer)在某处曾经一针见血地说起过：知识没有过错，关键是什么知识。苏珊说，真正的知识可以解放人，健康的知识能使人接触现实，能使我们看到事实的真相，还能使我们接触到自己的时代、自己的良心。接下来，这位伟大的美国女性还满怀希望和悲悯地说：这样的知识应该为人们所共有。毫无疑问，人类(当然包括我们多灾多难的中国人)之所以凄凄惨惨一路厮混到今天，知识在其中无疑起了最重大的作用——也无论是健康的知识还是病态的知识。按照二十世纪才兴盛起来的人类学的一般见解，所有知识都起源于人对距离自己最近的事物的观察，只不过这种观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正误交加的过程；依照卡尔·波谱尔(karl Popper)的洞见，我们之所以在关于自然世界的知识方面时有寸进，完全是不断试错的结果。但就是这个对自然知识之进步充满乐观情绪的波谱尔，对关于人类生活的知识是否进步满储着怀疑。或许波谱尔真的是对的，因为显然没人能够保证，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一定比孔子时代的中国人活得更健康、更幸福、更具有满足感。可惜波谱尔死得稍微早了一点儿，如果他有幸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即韩少功生活的年代)，很可能会有相同的疑惧：为什么我们辛辛苦苦获得的知识一方面让我们生活富足，一方面又让我们变态、发疯、失常和惊悸地梦哭？

三

在支撑现代性各项指标的所有知识当中，或许教育和钞票才是最硬的知识、最有权力的知识。金钱自然不必说了；按照福柯的理解，教育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规训：它借助某种机构，能把知识的权力内化于我们的心灵，从而调控和操纵我们的行为。数千年来，教育由此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至于教育和钞票会不会在它们越挺越硬的行进过程中，出现或隐或显的病态，我没有本事给出确切的答案，只能敬请诸位高人默察。有一点我倒是敢担保：即使不征引任何文献和前人所言，也丝毫不会影响人们对教育和钞票作为最硬知识的深刻认识；但我更愿意响应《暗示》的号召，画蛇添足地引证两个例子，以便具象化地说明本文试图说明的问题。其中一个直接攫自当下生活，另一个则直接来自《暗示》。

　　据报载，北方交通大学一个名叫阿芳(估计是化名——笔者)的女学生，为了考上本校的研究生，扭扭捏捏之间，与其导师发生了扭扭捏捏的性关系，从而得到了两门专业考试题以及标准答案。阿芳由于英语成绩太差，最终未被该校录取，“一怒之下”也“犹豫再三”，终于将事情给抖了出来。据说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已经立案侦查。个中细节不用细表了；本着我们的目的，这里只需要考虑的一个悖论无疑是：一个把身体的尊严看得如此之重的女学生(据报载，阿芳告状就是因为自己的身体受到了侵害)，为什么为了上研究生不惜牺牲身体的尊严？只要考诸知识拥有的权力，这个看起来难以启齿而又被媒体认为过于复杂的问题，答案倒是至为简单：来源于日常生活——按照《暗示》的定义就是生活实象——的知识，会严厉地告诉我们，在现代性横行不法的现时代，只有高学历才较有可能找到好工作，有了好工作才更有机会成为有品位、有气质的中产阶级。韩少功对此一语破的：“‘文明’、‘文化’、‘文雅’、‘文治’等中文词都是‘文’字当头，‘文’人和‘文’士几乎成为了文明的当然代表：这些食草食肉然后食‘文’的物种，出入于学府，戴着眼镜或夹着精装书，以学历、学位作为自己精英身份的证明，作为自己理直气壮进入权力等级上层的凭证……”(《暗示》，第2页)同样来源于生活实象的知识，也告诉了那位名唤阿芳的女学生：大学才是高学历的孵化机，才是知识的集散地，导师则是那个孵化机和集散地的看守与监护人。和韩少功一样，对此问题，法国思想家利奥塔尔也堪称一语破的，只不过老利在顾盼自雄的言辞之间，颇有几分语言崇拜的嫌疑：“在既定知识的观念得到承认之后，知识的传递问题可再分为一系列语用学问题：谁传递？传递什么？采用什么手段？通过什么形式？效果如何？大学政策是由一整套对这些问题的严密回答构成的。”除此之外，同样是生活实象导致的另一批知识，还会更进一步知会阿芳和阿芳的同类人：要想击溃看守和监护人的顽强抵抗，除了向他们发射用钞票制成的糖衣炮弹外，最管用的，就是香喷喷的人体炸弹了。有关这一点，中国古代有一个人尽皆知的古典性小知识，同样堪称一语破的：“英雄难过美人关。”这句话的潜台词无非是：狗熊更加难过美人关。两项相加的最终结果是：所有用泥巴捏成的男人都经不起肉体炸弹的摧残。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个以阿芳为主角而被媒体和社会舆论广泛炒作的丑闻，正贴切地道出了知识危机的主要表现——即病态的知识——的高度危害性；其贴切程度恰似“宋江题《水浒》”。

　　知识来源于具象，但知识一旦成型并必然性地漏掉了具象之后，就成为特定的语言表达式，也就同时具有了语言空心化的特征，从而有胆量丈量和定义一切可以想见的具象。福柯深刻地洞察到了个中要的，他因此始终愿意强调知识(savior)和权力(pouvior)之间的心理纽带(vior)；按照福柯的高见，在心理纽带的帮助下，成品的知识，饱具语言之空心化特征的知识，在几经闪转腾挪之间，很快就获得了自身的“肯定性无意识”。所谓“肯定性无意识”，从福柯的大著推断起来，无非是指人在下意识中对知识的无条件遵从，对知识的权力的俯首帖耳、顶礼膜拜。知识的权力的最大秘密或许就在这里：它是人对知识的过度迷信并由此成为知识的基本群众，进而来达成知识的权威性的。教育、金钱之所以成为最硬的知识，其原因正在这里；阿芳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对现时代中少数几个和她密切相关的知识的遵从而已。

　　如果我辜负了阿芳女士提供的好例证不幸未能将问题说清楚，就让我接着申说直接来源于《暗示》的一个小插曲。老同学聚会结束，大老板兼奸商老木(又称木老爷)出门倒车时，不小心撞伤了老同学兼下岗工人鲁少爷(真名叫鲁平)的儿子。财大气粗也自称良心不坏的木老爷赔了医药费后，还活生生地搭上了一万元。几乎人人都认为鲁少爷此番遇上了红太阳、捡了个大便宜。但下岗工人鲁平同志对此非但不感激，反而大为不满，满肚皮都是对木老爷的不了然。据《暗示》叙述说，鲁少爷倒不是嫌钱给少了，而是嫌老木的钱给得很没意思。具体情况如下：当鲁少爷将孩子受伤处的X光照片交给木老爷时，后者对着亮光看看片子，随即打开保险柜，甩给鲁少爷一沓钞票，就回头同客户说业务去了。平心而论，木老爷的动作 / 行为完全符合现代性以及支撑现代性的各项知识的要求，因为在现代性的境域中，最大的知识据说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也就是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谓的“用美元估算人命”。难怪木老爷的下属在目睹了木老爷的慷慨之举后，要对鲁少爷好得出奇的运道致以真诚的祝贺；我们也几乎可以说，智力水平、知识水准还停留在农耕时代的鲁少爷，确实是以小人之腹，深刻地误度了木老爷的君子之心、仁者之心。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木老爷每和他多说一句话，就意味着从客户的口袋里掏出的钱少了不止一沓。但接下来，《暗示》本着对具象之意义进行敲骨吸髓之能事的叙事方式，对此还有过更加会心的描写：

　　他(鲁少爷—引者注)黑着一张脸没吭声，事后越想越气：票子怎么啦？我睡你老婆然后给一百元行不行？我扇你老娘然后给你两百元行不行？我一脚踩瘪你儿子的脑袋然后给你个十万百万行不行？他后来对我说，要是在乡下发生这种事情，惹祸的人可能赔不起这个一万，但可能心急火燎，一脸愧疚，全身哆嗦，手忙脚乱地下门板把伤者往医院里抬送，还可能马上燃起松明到山上寻草药……在那种情况下，一种温暖的场景可能使鲁少爷有火也发不起来，大事也可以化小。很显然，那就是人情。人情不是空洞的东西，而是那些充满着汗气、烟草味以及松明火光的声音和形影。在穷人那里，人们赔不出钱但可以赔出一大堆有声有色的情况——鲁少爷觉得那更为重要。(第261页)

　　不可救药地装备了如此心性的鲁少爷，很可能倾向于拒不承认如下事实：对于现代生活或曰“现代性”来说，钱无疑是“漏掉”的最辉煌的成果，是“漏掉”为自己建造的最大、最显眼的纪念碑，因而也就最有力量，任何人在它面前只有膜拜的份儿。西美尔(G.Simmel)在《货币哲学》中，对这种最有力量的纪念碑有过一番耐人寻味的思考：

　　货币的作用和个人与其财产之间的空间距离相关联。……货币跨越空间的威力能够使所有者和他的财产分离得如此之远，以致于两者中的任何一方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各行其是，其程度大大超过了以往所有者和财产之间勾连在一起的时期。

　　考诸《货币哲学》的整体思想，西美尔这段话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只有存在着距离，货币才会发生最硬的作用——因为货币根本不具有具象化的特性——正如同皇帝要让自己的权威得到体现，绝不能和任何一个臣子亲密无间，此即光武帝刘秀听其谋臣进谏的“天子无私事”。而在今天，货币也无私事。它的任务或曰职能，据所有型号不同、良心各异的经济学家保证说，就是发挥“公度”的作用。在这里，我宁愿放弃西美尔先生珍贵而深沉的思考，更愿意冒险猜度一下：那些喜欢将“金钱崇拜”挂在嘴边的道德批判家很可能错了——“金钱崇拜”的根本内里是知识崇拜，因为崇拜金钱才是当今世界最管用的知识；金钱崇拜的真正来历是知识的“肯定性无意识”，因为知识崇拜才是我们时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真理，而且对这个真理几乎人人趋之若鹜，在最不济的情况下，我们也要做出“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怪样子。

　　在《暗示》的整体语境当中，钱或钞票顶多只是一个轻盈的符号，几乎不具备任何形象和重量——但它又是语言空心化最大、最坚强的物证，是对所有具象的高度抽象。按照森西尼的观点，在现时代，种种以为货币可以流通并可以将货币看作具象性“流通物”的老观念，都是些关于货币的挠痒痒的看法。但就是这样一种不那么具备具象性的东西(新近出现的电子货币就更是如此了)，却可以丈量和定义一切可以想见的具象，大至椭圆形的星球，小到猪腰子形状的人的肾脏。一切可以想见的具象在钱或钞票的丈量下，顿时原形毕露、贵贱有别、等级森严：菠菜不值钱，大闸蟹比较值钱，鲍鱼更值钱，生命最值钱，钞票最最值钱！——这或许就是当今世界特有的进化树的一般造型。

　　更值得注意的，是韩少功在《暗示》中针对知识危机所采用的策略或称解救之道。和他举荐的名曰“非语言心理治疗”的方案以解决知识的过于专业化一样，解决知识危机的第二种表现形式(即病态的知识)的有效策略，据《暗示》保证说，本着解铃还需系铃人的人间通则，似乎同样是把漏掉的具象给重新扒拉回来：在钞票和各种知识以及兜售各种知识的教育扫荡过的大地上，重新注入“充满着汗气、烟草味以及松明火光的声音和形影”，外加“一大堆有声有色的情况”。韩少功的如许口气让我们听上去有似曾相识之感：

　　古人观理，每于活处看，故《诗》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又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孟子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又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明道不除窗前草，欲观其意思与自家一般，又养小鱼，欲观其自得意，皆是于活处观看。故曰：“观我生，观其生。”又曰：“复其见天地之心。”学者能如是观理，胸襟不患不开阔，气象不患不和平。

　　作为一个现代性知识危机的受害者和受益者，我当然冀望于上述美梦能够成真；但即使排开所有其他方面的疑问，我们至少绕不开如下问题：在一个所谓的现代性无孔不入的时代，在知识的孵化机和金钱号称“万万能”的岁月，在现代性带来了广泛的污染因而根本就看不见鸢飞鱼跃、黄河早已化为臭水沟的日月，我们还有能力把漏掉的具象重新给扒拉回来吗？即使把具象给重新索了回来，当真能解决知识的危机？归根到底，就像最硬的知识的“肯定性无意识”教导我们的那样，“那些充满着汗气、烟草味以及松明火光的声音和形影”又能值几个小钱？那“一大堆有声有色的情况”，能成为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大红大紫的学位证书吗？

　　为此，原本准备写成“小说”却最终写成了“理论”的《暗示》(参阅《暗示》“前言”)，只好现身说法，即在论述中不时加入大剂量的叙事，试图以鲜活的具象聊补论述的干瘪。毫无疑问，添加剂的作用在此是巨大的，因为它的确为《暗示》给出的关于具象与知识、关于具象与知识危机之间的知识以具象性的支持，附带还为《暗示》赢得了广泛的可读性，也延续了韩少功行云流水般的一贯笔法。在此，叙事意味着直接面对活生生的具象，诚如明道先生所谓的“观我生，观其生”；因此，叙事在《暗示》中绝不仅仅具备方法论上的意义，更具有本体论维度上的价值。不过，这个问题不用我再加细述了，因为已经有人说起过；我倒是更愿意在无可如何之间开个善意的玩笑，并敬请韩先生原谅：在这样一种至为严峻的时刻，在论述中不时加入大剂量的叙事，倒也不失为一种特殊的自我安慰。此时此刻，我还一并认为，本着《暗示》的主旨而牢记杜威(John Dewey)的教导或许是值得的：“想象力是善的主要工具。……艺术较之于任何道德体系都更道德。因为所有的道德体系都倾向于将现状神圣化。从远古开始，人类的道德先知从来都是诗人，虽然诗人从来都是通过自由诗篇或偶然性来言说的。”

　　我素无卖弄深沉的资本和资格，引述杜威的话也无意给自己壮胆；我在这里能够贡献的疑问仅仅针对《暗示》给出的解救之道：免除知识危机及其两种主要表现形式带来的灾难，只能依靠那些善于利用语言造象的诗人的想象力？在柏拉图(Plato)的脑海中，这伙人可是典型的说谎者，而在我们的孔子那里，除《诗经》之外的所有诗作不都有可能是“诗有邪”吗？让我们更进一步：即使是直接面对具象、重新将具象扒拉进早已空心化了的语言即知识当中，归根到底又能如何？

四

即使没有诗人们的呕心沥血，即使没有艺术家们实施的造象活动，具象始终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且自始至终都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事物——恰如弗雷泽(J.G.Frazer)在《金枝》中所说；尽管语言的空心化以及语言的空心化导致的知识危机在当今世界愈演愈烈，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愈来愈构成严重的伤害，但言与象的彻底隔绝——正如《暗示》所担心的那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行草不成风断雁，一江烟雨正黄昏。”(惟俨法师语)无论如何，知识强迫症毕竟不是大多数人的职业或顽症，顶多只是大多数人视野中的盲区；一年中有半年时间蛰居乡间的韩少功屡屡称道的农民兄弟们的健康性智慧，实际上来源于言与象的始终共存——那很可能是因为农民兄弟们距离土地和大自然最近。对此，《暗示》和它的主人一道心知肚明：

　　言词有表层的含义，有深层的含义，当深层的含义不可明言时，就构成了言词所寓含的亲历性隐象，像长长的影子尾随于言词之后，是随时可供检索的体验和情感，是言词个人化联想和理解的空间。相同“明言”之下，可以有相同的“隐象”，这是因为多数人的初始条件大致接近，在衣食、疾病、婚育、家庭等方面也有彼此差不多的经验……相同“明言”之下，必有“隐象”的千差万别，包括深隐和浅隐的差别，富隐和贫隐的差别，隐此和隐彼的差别……时间长了，言词的隐象已经积淀为本能，进入呼吸、血液、体温一类生理反应。亲历过政治冤案的人，对“专案”“立场”“批判”等言词会有常人难以理解的本能厌恶。(第303-304页)

　　韩少功说得够清楚也够明白的了。他还以上面引用过的文字为基础，顺势推导出一个在社会语言学维度上十分有趣的结论：语言在它的使用者那里，始终具有一种“泛成语现象”。所谓语言的“泛成语现象”，说的是每一个语词之下的隐象在不同的人那里，因其经历的不同而面孔各异，因而虽然我们在一些特定场合看起来说的是同一件事物，使用的是同一个语词，但在某些极端的时刻，所指却可能判若天壤、差如云泥。需要韩先生原谅的是，我暂时不想再顺着《暗示》的思路说下去了；我想说的是：即使给已经空心化的语言输入具象，给知识危机(无论是危机的哪种表现方式)辅以具象之金石良药，从语言的“泛成语现象”之角度看起来，具象对语言的空心化和知识的危机终归疗效有限——因为具象(隐象)在不同的人那里始终具有不同的含义。即使是《暗示》也不得不承认，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对话的危机、对话的困难；韩少功还由此责怪哈贝马斯(J.Habermas)一类思想家的交往行为理论，充满了过多的沙龙气和书斋气，于真正的对话、有效的对话实无大补。坦率地说，如果运思只到这步田地，韩少功对知识危机的解救之道怕是大有问题，也将成效有限。不过，只要通读《暗示》我们就会明白，韩少功不会轻易让自己陷入迷局，他总是要尽可能地摆脱险境，走上通衢：

　　人的大脑像一个资料库，从来都是“言”“象”混装，二者互为目录、索引、摘要以及注解，形成一种阴阳互补的智能生态。获得一象，总是就有相关言语在脑海就位；获得一言，总是就有相关具象潜入心田……生活实象是任何抽象理性最终落实之处和验收之处。所谓正常人，就是调动有序从而实现言象平衡联动的人。所谓智慧者，就是“读万卷书”以获得言的丰足，又“行万里路”以获得象的富积，从而双双出众左右逢源的人，对现实世界——特别是人文世界建立了信息的高效控制。(《暗示》，第330页)

　　这是遍布《暗示》的诸多精彩段落中的一个，实在是充满了左右逢源的对仗性智慧；这个段落或许正好构成了我们理解《暗示》的良苦用心最重要的渠道之一。放在本文的境域内，我愿意说，韩少功通过上引精彩的小段落，提出了一种对知识危机(尤其是知识危机的第二种表现形式即病态的知识)更进一步的解救之道：一切希望都来源于日常生活的坚强支持；生活才是知识危机的有效解毒剂。“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的联手与合和，在《暗示》的潜意识深处，或许正是日常生活的本来含义；用日常生活来验证各种知识，在《暗示》的念想中，最起码可以让知识不至于在危险的道路上越滑越远。看起来这是一种至为理想也至为质朴的解决方案。几百年前，歌德早就说过一句人尽皆知的话：“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仿佛英雄所见略同一般，对于歌德的名言，《暗示》还有更为细致而深远的发挥：“语言运用要取得有效性和安全性，不能与生活实践有任何须臾的疏离，不能不随时接受公共实践的核对、校正、充实、弥补、滋养以及激活，不能没有大范围和多方位的具象感觉以做依托——在人文理性领域尤其是这样。”(《暗示》，第364页)

　　如果一定要尝试着给生活一个定义，我们不妨顺着《暗示》的既有思路放胆冒言：所谓生活，不过是言与象的合和；只不过言与象的合和方式异常复杂，花样多端得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经由这种复杂的、花样多端的组合方式，在《暗示》那里，最终构成了一大堆以至于在数量上无穷的“有声有色的情况”，并由此组建出了那个叫作生活的尤物。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生活按照《暗示》的主张由言、象合和而成，生活却不单独等于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言、象以及由言、象合和而成的结果即生活，是三种不同的东西——正如我们说人是由诸多器官和组织协同构成，但任何一个人都绝不等同于任何一个器官或组织。因此，如果说韩少功的现代性批判(其实也就是知识批判)的第一步，是重新索回被言辞有意漏掉的具象，并以具象使言辞充满肉感，更为关键的第二步，则是将象牢牢地与生活捆绑在一起、与言紧密地镶嵌在同一个黑匣子里。生活、言、象在此构成了一个坚硬的铁三角；借用数学贡献出的比喻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最稳定的结构，因而也可能是一个最安全的结构。我们似乎可以把解除知识危机的主要甚至全部希望，寄放在这个铁三角上。但韩少功还是先我们一步注意到了：不是说有了这个铁三角，我们就一定能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有效控制，而是说，如果丧失了这个铁三角，我们根本就不要指望能对现实世界——尤其是人文世界——会有任何像样的控制。铁三角只是有效掌控现实世界的必要条件。由此，我们将再一次跟随韩少功返回到“漏掉”以及“漏掉”的语义。

　　还是响应《暗示》的号召做具象化的分析吧。让我们从人人都熟悉的卡拉OK开始。稍微有点儿记性的人都知道，卡拉OK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地上最为显眼的新生事物之一。也就是在同一时期，作为最硬和最为病态的知识，金钱万能论再一次在中国大地上以前所未有的硬度，嚣张、亢奋了起来。秉承着最硬的知识的悠长召唤，卡拉OK厅里经常人满为患；眼见有利可图，音像商人趁机包装了大量合乎时代要求和需求的音像带子。据《暗示》举证说，有一个教唱中国革命歌曲《血染的风采》的带子，画面不是硝烟，不是战士们的血泪，也不是红旗和其他神圣、威武和悲壮的造型，而是各种泳装女子摆出的各种性感姿势：一忽儿美女出浴，一忽儿玉腿齐飞，一忽儿飞吻送髋，一忽儿双乳叠出……都旨在具象化地表现英雄战士卫国尽忠的歌词。(《暗示》，第201页)很明显，此时此刻的卡拉OK虽然有言、有象，看起来也言象搭配、言象混装，却根本上是乱点鸳鸯谱：那些略带点儿“那个”的画面，无论如何也无法与神圣的革命歌词相匹配。按照《暗示》的观点，这里显然漏掉了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音像检查部门只看歌词是否符合教义，却不问画面是否有伤风化，也不问画面的有伤风化是否有意无意消解了革命歌词的神圣本义，更不问符合教义的歌词是否和有伤风化的画面相匹配——据说这都是些次要的问题。韩少功对此有一个一针见血的评论：那些漏掉画面之隐义只重视言词之显义的检查官，完全是些不可救药的恋文狂；至于不怀好意的西方观察家还以为这边厢依然革命意识形态照旧，因而提出了好些要打击这边厢的义愤填膺的口号，正不可救药地表现出了一个超级恋文狂的喜剧性嘴脸。(《暗示》，第202页)韩少功的评论自然准确到位；为了与本文的论旨相配合，我还想补充一点：漏掉在这里更深入、更真实的语义显然是渗入、是对革命意识形态的戏谑性介入，刚好与我们此前唠叨多时和多次的“漏掉”大异其趣。更有意思的是，检查部门可能会漏掉有点“那个”的画面对神圣歌词的渗入，身处卡拉OK厅之中的人民群众，却从来不会漏掉有些“那个”的画面——他们对渗入持热烈欢迎的态度，因而趁机把自己渗入到了某种解构性的氛围当中——更不会影响他们在卡拉OK厅里把红太阳、红旗、青松和天安门唱得哭爹叫娘；他们从言、象、生活构成的铁三角中，饱飨了因为检查部门的无能而漏掉、却又分明是渗入进来的略带几分“那个”的画面生产出的泡沫快乐，并且在此之中，还附带性地培养出了特殊的美学和伦理学。据《暗示》揭发，我们的木老爷就是一边在卡拉OK厅大唱红色歌曲，一边美美地泡了陈女士、陈女士的女儿、陈女士的女儿的表姐。

　　但愿这个具象化的小例子，能够道明此前此后两个“漏掉”的不同含义、作用与功能；但愿这个例证，还能清楚地说明我想说明的问题：只有处于铁三角之中，只有牢牢地依附于铁三角，依照《暗示》的看法，我等草民才有可能从知识危机和语言空心化中全身而退，附带还能有效掌控我们天天必须面对的现实世界。不过，话又说回来，此处的“漏掉”顶多只能算作知识危机的幽默版本。理由很简单：对于有关方面来说，它漏掉了有些“那个”的画面，因而算是失去了对现实世界的有效控制，因为有关方面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始终游离于铁三角之外；而对于老木一类追赶时代潮流的优秀分子，则算是牢牢掌握了对世界的控制权，因为老木等人始终存在于铁三角之内。他提倡声色犬马的生活。

　　查尔斯·泰勒认为，现代性时期的自由和自主性，使我们这些饱受知识崇拜之苦的小民在迫不得已之间，只好把我们集中在我们自己身上；但与此同时，真实性理想又要求我们发现和弄清我们自己的同一性。接下来，泰勒说了一段与我们此处的论旨较有关联的话：

　　但是，这个运动有两个重要的不同面，一个涉及方式(manner)，另一个涉及行动的质料(matter)或内容(content)。我们可以用真实性理想来阐述这一点。从第一个层次上讲，它显然与信奉某个生活目的或形式的方式有关。真实性显然是自我指示的：这必须是我的取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另一个层次上，内容必须是自我指示的：我的目标必须以某个在这些之外的东西为背景，来表达和满足我的欲望和希求。我可以在上帝那里、在一项政治事业里或在对地球的爱护中找到满足。实际上，上面的论证表明，我们只有在这类事情中才能找到真正的满足，它们具有独立于我们或我们的欲望的重要意义。

　　排开种种深奥的、我懂它不起的深意，至少从表面上看，查尔斯·泰勒的意思也许较为清楚：在这个充满了现代性的世界上，即使是对同一个人来说，也存在着不同的自我、不同的生活——我的“所是”始终在受到我心目中高高在上的“应是”的挖苦和打击，以至于让我对自己所拥有的生活与身份大为不满、大为不齿。但此处实在没有必要详察泰勒的微言大义；本着一个实用主义者渺小的实用目的，我只想借用查尔斯·泰勒的意思，制造出对本文有用的问题：有关方面游离于铁三角之外，或最多只拥有一个残缺不全的铁三角，因而在过着一种非真实的生活、超过了自己之掌控能力的生活，因而丧失了自我的同一性，这或许不假；但老木一类闭眼、咬牙、挺胸、收腹、一个猛子扎进铁三角的优秀分子，所过的就一定是真实的生活？就一定拥有了自我的真正认同？接下来的问题必然是：日常生活以及铁三角，当真能充当解除语言空心化和知识危机的解毒剂？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对《暗示》自然心悦诚服；如果答案不幸是否定的，我们又该从何处寻求出路？

五

从《暗示》的整体思路推测起来，知识危机有两种表达自身的主要方式。具象在言词中被漏掉以至于殆尽之后，语言的空心化就先在地生成了。接下来，语言的空心化一方面导致了知识的专业化，进而导致了诸如书呆子一类的疯癫患者；另一方面，语言的空心化又极有可能导致病态知识的出现。从效用上说，尽管知识的过度专业化与知识的病态化，都能让人失去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有效掌控，但程度显然是不一样的：前者不过是个人性地对生活世界失去了控制能力(比如韩少功提到的书呆子们的“感觉枯竭”症)，后者则以病态的权力为方式大规模地制造灾难，进而在貌似牢牢掌握了生活世界之中，最终失去了对生活世界的有效掌控。——如果说那个漏掉了具有“那个”性质之画面的有关部门，那个遵循各种程度不同的有病的知识发射人体炸弹而又自悔告状的阿芳，还颇具一些喜剧特征，希特勒按照知识生产程序发明出的一整套知识的种种做派，则绝不是“悲剧”二字能够概括得了的。

　　如果我没有谬解真经，或许正是在这个咽喉要道，《暗示》令人遗憾地放弃了一个本该直面的难题。既然知识(无论是健康的还是有病的)来源于具象，来源于对具象的过度阐释以至于有意将具象漏掉殆尽，人在使用知识时又注定会生产出诸多生活实象(作为具象的一种)，这不刚好说明知识和具象之间存在着一种循环关系吗？不能说《暗示》居然没有观察出这一点(那显然是不可能的)，而是说，它不愿意轻易同意知识(也无论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直接等同于造象活动。(参阅《暗示》，第161页)《暗示》这么下结论当然正确；不过，如果我们说，任何自觉的造象活动都必须自觉地运用某种特定的知识，估计也不会错。如果在知识和具象之间确实存在着上述性质的循环关系，那么，用日常生活去充任知识危机的解毒剂，并希图由此一举解决知识危机带来的战争、冷漠、贫困、仇恨等诸多严重之极的问题，是否可能？如果上述言词显得过于晦涩不清，让我们换一种口吻和提问方式：有病的知识固然来源于人对具象的恶意性漏掉，但有病的知识通过我们的行动得到表彰因而制造出“一大堆有声有色的情况”时，这些“有声有色的情况”是否也会是病态的？如果情况属实，我们还能指望这些有病的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总有一部分是有病的)去解除知识的危机吗？

　　书呆子型的个人性知识危机的受害者不用说了；有眼睛的人都不难获知，在有病的知识生产出来的病态生活(它肯定是言与象的高度合和！)中，我们总是倾向于用战争解决战争(所谓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用冷漠抵抗冷漠(诚所谓投桃报李)，以仇恨应对仇恨(此所谓以牙还牙)，而面对广泛的贫困，我们拥有巨大权力的病态知识或不那么病态的知识，却绝难找到稍微有用一些的解决方案。我相信黑色的非洲、棕红色的拉丁美洲、黄色的中国西部那些孤苦无告者孤苦无告的哭声，正完满地证明着、证明了这一结论……

　　这或许才是我们时代遭遇到的真正的危机，它是另一种性质的、程度更加严重的知识危机，因为我们将所有可能的答案一路打量过来，觉得每一种解决方案要么可疑，要么干脆就不能成立。难道我们真的可以相信波谱尔的思路，以为在关于生活世界的知识中也存在着一种试错法？的确，这种试错法在逻辑上很可能如波谱尔保证的那样通畅无比，对生活世界上的诸色人等却又无疑是残酷的。我们完全可以站在我们这些小百姓的立场上问：试错的尽头在何处？凭什么要试错？为谁试错？我们获取任何一点健康的生活知识，难道必须用一段段病态的生活失误来达成？面对这一切，我愿意以一个成色十足的神秘主义者的口吻说，这差不多就是我们人类之为人类的根本宿命之所在。

　　《暗示》放弃了这一本该得到直面的难题的原因或许正在这里：不是想放弃，而是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尽管韩少功为了应对严重的事态，还是力所能及地给出了阶段性的答案。面对更深的问题和危机，韩少功再一次放弃了占卜打卦的企图。对于《暗示》这一充满自知之明之无上风度的做派，作为一个身处知识之海中的小知识分子，我心情复杂而又无言以对。但我仍然要高度评价《暗示》在思考上的深度，而不是高度评价它给出的答案。它给我的启迪和思想恩泽也让我记忆良深。我极愿意用一句庸俗到了人尽皆知的赞辞，来结束这篇过于唠叨、过于冗长的文章：提出深刻的问题远比给出一般性的答案更为重要，也更为有力。

　　(责任编辑 韩春燕)

　　敬文东，文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