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威

　　一八四六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他哥哥的信中写道:“对我来说，千篇一律就意味着死亡”。这是一个世界级文学大师对自己的苛刻要求。事实上，对于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多产的作家来说，想要在作品中不自我重复是极为困难的。那些竭力开拓、突破自己的作家值得尊敬。在阅读王十月长篇小说《米岛》的时候，这种敬意从笔者的心头涌现了出来。

　　一直以来，王十月被贴上“打工文学”的标签。不可否认，王十月是当代打工文学的一员大将。从《国家订单》到《无碑》，王十月以其丰富的打工经历与朴实的文字，描绘当代打工者的生活与心灵。然而，读完《米岛》(作家出版社，二○一三)，会惊奇地发现王十月的另外一面。《米岛》以一棵见证了米岛兴旺与衰亡的千年老树为叙述者，讲诉了米岛几百年来的历史变迁，叙事轻盈，主旨深厚。王十月的视野不只停留在都市打工者身上，而是四向扩散开来，投向了身后的家乡，投向了更多的不一样的群体;他的叙述不只停留在当下的生活，而是前后延伸，走进了历史，也走向了未来;他的思索与文字逐渐形成一种大气象，胸怀家国，心系众生。凡此种种，都是《米岛》令人惊喜的地方。解读《米岛》的途径众多，而从“轻与重”、“工与农”、“鬼与人”这三组对立的词汇入手，则不失为一个有趣的选择。

一、轻与重

卡尔维诺认为“每个青年作家都有一个明确的迫切感，就是要表现他的时代”。《米岛》便是这样一部带有“野心”的作品。文学表现的方式多种多样，以笔调的轻盈承载繁复、厚重的现实是《米岛》在如何更好地表现这个时代这个问题上做出的答案，是呈现方式上的选择。现实的生活是紧张的、沉重的、残酷的，用卡尔维诺的话说，“整个世界都快变成石头了:一种缓慢的石化”。面对现实之重，卡尔维诺推崇文学作品中应当有“轻”，不是轻佻、轻弱、轻薄、轻狂、轻飘与轻浮，而是轻盈、轻逸、轻巧、轻快……卡尔维诺主张以轻呈重，以轻越重。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卡尔维诺列出他认为文学作品最重要的五个特质:轻、快、精确、形象、繁复，其中“轻”居其首。“我将在第一个演讲里谈论轻与重的对立，并将维护轻的价值。”这种“轻”是一种观察与表现世界的一种视角和方式，涉及到小说的叙事人、叙事方式及叙事口吻等问题。

　　叙事口吻，或者说，叙事腔调的选择对于一部小说作品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浦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中强调叙述人的口吻的重要性，认为“叙述人的口吻有时比事件本身还重要……叙述人的问题是一个核心的问题，而‘叙述人口吻’问题则是核心的核心”。王十月在接受采访时坦言《米岛》写作的艰辛，尤其是强调“找到叙事的腔调很重要”。几易其稿，最终《米岛》在叙事语调上呈现出带着感伤的轻盈。这种轻盈，是法国诗人瓦莱里所说的“应该像鸟儿那样轻，而不是像羽毛”，它并不意味着小说叙事在情感上苍白，或者是力度上的轻飘。这种轻盈是一棵历经千年沧桑的老者回顾自己的一生(实际上是米岛这片土地的兴衰史)时的安详，这种“轻”是可触的、可感的、有分量的。千年觉悟树经历过大灾大难，也见证过欣欣向荣;它旁观活着的人与事，也与死去的鬼魂相谈。米岛的一切都像是它的孩子一般。它不紧不慢地从头开始讲起，其间的故事，幸福的、喜人的、残酷的、悲痛的、绝望的……到生命最后都化为一种平静与淡然。

　　这种轻盈的叙事与许多立志“立史”的长篇小说不大相同，王十月摒弃了《白鹿原》式的历史宏大叙事，而选择了回忆式的故事讲述。“孩子，听我给你讲这米岛的故事。”从小说的第一句话开始，这种轻盈的叙述语调与节奏便贯穿小说始终。每一章节的开头、结尾，抑或是行文之中，觉悟树缓慢而诗意的叙事节奏时常出现。“雪依旧在下，米岛银装素裹，我相信，一个洁净的世界，终将重新诞生”、“孩子，多年以后，当我在这朔雪纷飞之夜讲诉米岛的往事时，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个夜晚。”这种诗化的口述，为《米岛》的轻盈做出了巨大贡献。当然，笔调的轻盈在小说中不单单只是千年觉悟树的叙事，王十月在叙述米、白、花三大家族之间的纠葛之时，在叙述传统乡村如何一步步迈向现代化、城镇化时，其笔调仍然是轻盈的。这主要体现在小说的叙事节奏上。从整体上看，《米岛》的叙事节奏是从容不迫的。文革时的批斗是血腥的、残酷的，但是王十月笔下的文革批斗没有大肆渲染其中的暴力与残酷，而是在暴力与残酷之中寻找温情。在批斗江一郎时，更多的笔墨落在了批斗台下的米爱红和爱红娘的心理感受上:“米爱红的心，就像被一只巨大的爪子攥在掌心里，台上每传来一声口号，米爱红的心就被揪得更紧，她快要喘不过气来了，她不敢看，却又担心着，不敢走。那一瞬间，米爱红发现，她的生命，和台上的这个男人的生命，已然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描写楚州十大杰出企业家颁奖典礼时，王十月着重描写马挖苦的诡异幻觉:“马挖苦一步入会场，眼睛就开始泛起一片蘑菇状的红云。他以为是被眼前的红色地毯和红色花朵炫花了眼。马挖苦觉得那红毯好长，怎么也走不到尽头。红毯两边皆是废墟，而废墟上，隐约出现了几个人。”从容的叙事，诗化的语言，王十月舍弃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沉重语调，并有意识地以一种内敛、平和的语调与小说中的人物、事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小说中，王十月的笔触是节制的，许多故事隐藏在简单的几句话背后。“点到为止”同时是一种“轻”。此外，王十月采取的回忆录式的叙事手法，小说的叙事空间追随着觉悟树的回忆而自由变动，也给了小说整体叙事语调更多的自由，让作者得以保持这种轻盈。

　　可以认为，《米岛》叙事上的轻盈是轻中含重，是举重若轻。这种轻盈的叙事语调背后呈现的是复杂而深刻的社会问题。“我写了米岛从生到死，向死而生的过程。也写了米岛人的生前死后和前世今生。我写下了许多人的命运，写下了人类命运的不可预知。”《米岛》呈现的是一个村庄百年发展史，是中国近百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变迁的缩影，是传统乡村形态走向工业化、现代化所遭遇的变动与磨难，是个人在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中独特而又相似的个体经历与命运，是人与生态自然到底如何相处的哲学追问。沉重的主题、厚重的思想内涵与其在叙事上的轻盈，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张力。这不禁令人想起赫拉巴尔的中篇小说《过于喧嚣的孤独》，同样是用轻盈的笔调表达深刻的思想内涵，构成一种张力，大大地拓展了小说的容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余华的长篇小说新作《第七天》，也试图采用“举重若轻”之法，以“我”死了之后七天的种种遭遇来呈现这个社会的残酷、荒诞的现实。“以轻载重”成为了许多作品热衷的呈现方式，《米岛》亦是如此。正如黄世权先生所言，“这种用轻盈的笔调抒写沉重的社会问题、哲学思考的奇特笔法，体现了当代小说普遍的美学趣味。”

二、工与农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着工业化、现代化社会转变的进程仍在继续，尤其是近三十年，这一转变速度急剧加快。传统乡村正在面临着工业化的进入，这一进程不可避免地对土地、乡村、农民产生了影响。这些当下时代的重大事件自然成了当代小说的“发生基础”与“叙事对象”。“包孕在中国社会转型总体趋势中的是乡村社会自身的现代转型，这既是当下乡土小说赖以发生的社会现实基础，同样是也乡土小说创作的叙事对象。”在《米岛》中，这种转型尤其是工与农之间的关系同样是小说的重点叙事对象。王十月以“打工作家”、“打工文学”进入读者与批评家的视野，《出租屋里的磨刀声》、《开冲床的人》、《国家订单》、《无碑》等都是他奉献的杰作，它们记录当下打工者群体的遭遇与心灵轨迹，为当代文学展现出了独特的打工生活图景。然而，近些年来，王十月的目光不再单单指向在都市中的打工者，他开始回望故乡。自中篇小说《寻根团》开始，王十月开始以文学的方式回望家乡那片土地，审视自己的故乡，记录现实乡土农村的人与事。于是便有了《米岛》，这一全景式描绘中国农村现代变迁的长篇大作。

　　正如同《米岛》中的那句招工标语说的那样:“东南西北中，发财在广东”，九十年代以来，大批的青年男女走出了乡村，涌向了城市。一方面，工业化、商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使得大批农民群体离开熟悉的土地走向了陌生的城市，成为了“都市异乡人”。另一方面，乡镇企业逐渐增多且与农业经济并存，大批中小企业，如五金厂、造纸厂、化工厂等进入到村镇当中，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提高了人民的收入水平，但也对乡村进行了破坏。单纯的农业文明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工与农的并存局面。面对急剧变化的当下中国复杂社会情况，作家如何把握、整合社会转型时期新的“乡土经验”成为了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书写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冲击的作品并不少见，其难度在于作者在书写时的态度。一味地批判工业文明，怀恋传统的乡村农业文明，亦或是肆意地批判乡村农业文明的落后与愚昧，认为唯有工业文明才是可取之道，显然都是有所偏颇的。事实上，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不可逆转。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评判在工与农的对撞中出现的复杂情况，这其中牵扯到经济、政治、伦理、环境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在《米岛》中，王十月着重叙述了近六十年来的历史变迁，包括土地革命、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九十年代开始的经济大发展、招商引资成风与乡镇企业的产生发展等等重大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中王十月并没有一味地支持工业化，也没有一味地批判工业化，他以一种较为客观的观察，努力书写出其中的复杂与悖论。如王十月所言，“在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反思工业化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是不可逆、不可阻挡的潮流，一直怀念过去没用。甚至写到环境污染时，我也不是一味批判。现在很多高污染的行业为什么存在?因为有存在的必要。”

　　《米岛》中马挖苦作为当年米岛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辰出生的五个孩子之一，其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自小不会说话，孤身一人，却能跟鸭子心灵相通，把鸭子看作朋友;他目光长远，心智聪慧，摸索出烧窑的技巧，成为掌窑师傅，并开始其发家致富之路，一路成为楚州十大杰出企业家。事实上，从养鸭少年到杰出企业家，马挖苦的致富之路可以视作为一种隐喻:它是米岛由农业化走向工业化进程之路，同时亦是米岛走向毁灭之路。追求商业利益是商人的本质特征，作为商人马挖苦具有长远的目光，其圈地、建化工厂等行为显露出其商业上的天分。虽然化工厂给米岛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然而，即便马挖苦不建化工厂，仍然会有其他的人来建厂。问题并非是马挖苦一人造成的，正如马挖苦对白鸿声所说的一样:“我承认，化工厂对环境有一定污染，但那些水都排到了江里，我们住在上游，要污染也是污染下游，跟我们米岛又有什么关系?现在大河的水质是变坏了，但这是我一家化工厂造成的吗?这些污水都是上游排下来的。你要吿，先去吿上游的那些工厂，把所有的过失都归咎到我身上，你觉得公道吗?”马挖苦的反问值得深思。经济发展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显示出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种种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世外桃源般的米岛最终成为了许多人的童年记忆。那些畸形的儿童、患癌症的人、白鸿声，以及那些生活在米岛上的人显然是时代进程中的受难者，尽管他们之中有人努力发声、阻拦，却依然难以阻挡悲剧的降临。如何破解这一生存困境，如何在经济与家园之间寻找出路，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

　　与化工产业园的兴起相对应的是逐渐被掏空的村庄。林爱红家的日用杂货店与花子发家的化肥种子店相继关门，在村口打麻将的人也逐渐消失，土地大面积丢荒。村庄失去了生气，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渐被瓦解、中和。当然，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工业化与农业、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工农背景下的村庄与土地以及生活在这土地上的人的遭遇只是《米岛》中描绘的主题之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对于这种社会变化的书写具有着不同一般的价值意义。一方面，他显示出王十月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书写社会现实的使命感，显示出直面家国时代病症的勇气与情怀;另一方面，这种书写是一种深刻的反思和警醒，是对家国社会的尖锐提问，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三、鬼与人

文学具有地域性。十九世纪的文学史家丹纳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提出“种族”、“环境”、“时代”是影响文艺形成的三大要素，其中“环境”便与地域性息息相关。这其中，地域风俗及文化又是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反复提及的:“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严家炎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中也提出，“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且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基于此，从地域性，尤其是从地域文化上对《米岛》中人鬼并存、人兽相通等神秘气息进行分析，同样是进入《米岛》的一条路径。

　　王十月是湖北荆州石首人。荆州，古称“江陵”，是春秋战国时楚国都城所在地，同时也是楚文化的发祥地。“神秘与浪漫是荆楚文化的鲜明特征。荆楚地区有着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山川怪异的自然景观与地理面貌，生活其间的人们易于产生奇幻的感觉、莫名的恐惧、神秘的猜测、奇异的遐想，人与自然界发生着微妙的关联……楚文化呈现出诡异神奇的文化特征。”张正明先生在《楚文化史》中也论及楚文化中的崇巫习俗与神秘气息:“楚国社会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中出生的，楚人的精神生活仍然散发着浓烈的神秘气息。对于自己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他们感到又熟悉又陌生，又亲近又疏远。天与地之间，神鬼与人之间，山川与人之间，乃至禽兽与人之间，都有某种奇特的联系，似乎不难洞悉，而又不可思议。”荆楚文化源远流长，其精神、气韵至今仍在影响着在荆楚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王十月生于荆楚，长于荆楚，荆楚文化中独有的神秘气息在《米岛》中反复出现。

　　在小说中，最具有神秘气息的是米岛人鬼共存、人兽相通的故事。在米岛这片土地上，“随着米岛人口越来越多，横死之人也越来越多，那些心有不甘的阴魂，在米南村的教唆下，不肯入天堂，亦不肯下地狱，他们盘踞在我的枝柯上，以我那高大的冠盖为家，成为生活在阴阳之间的鬼魂。”这些鬼魂曾经以人的身份在米岛生活，死后又以鬼魂的形态滞留在米岛。他们是鬼魂形态的“人”，纵使化为了鬼魂，心中保留的却依然是人的特性:会愤怒，会争吵、会畏惧，会惭愧，会欣喜……在小说中，这些鬼魂通常扮演的是“看客”与“论者”，即以旁观者的角度看待米岛上的人与事的变动，并对各类大小事件进行评议。例如在众鬼魂目睹林爱红与吴青山的恋情之事时，众鬼魂高谈阔论，其中不乏有“惊人之语”，引发出更多的思索。如米南村所说:“这么多年看下来，你们几时见过男人的誓言是可信的?倒是那些个女子，一声不响，再苦再难都默默担着，做出来的事，让我们这些站着撒尿的大老爷们惭愧得紧啊。”鬼魂的言论在《米岛》中屡见不鲜，这些话语实际上可以与活人的话语互为关照。“人话可以鬼说，鬼话可以淋漓尽致。”在鬼魂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鬼魂其精神反思、救赎与升华。同时，我们也可以把鬼魂言论看作是一种比较，或是对于某一事件的批评，或是说出作者想说又不好说的话，或者是与活着的人的思想相互观照。巴赫金认为:“长篇小说的发展，就在于对话性的深化，它的扩大和精细。”事实上，“人鬼共存”为《米岛》其自身的对话性的深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它进一步拓展了小说的主题深度与容量。

　　与鬼魂形态的“人”相对应的是小说中人的“鬼气”，他们身上似乎具有通灵的异能。花敬钟、白婆婆、马挖苦、叫花婆婆等皆属此类。花敬钟原本是想以装疯来躲避批斗，爬上觉悟树上成为了在树上生活的人。渐渐地，他“开了天目”，能看到鬼魂，听到鬼魂的声音，能以鬼魂们自由对话，能“辟谷”，成为米岛唯一活在阴阳两界的人。花敬钟是身带鬼气的人，他的“上树”与“下树”成为了时代(世道)变迁的隐喻。白婆婆身上的鬼气则令人更多地感到森然、恐怖。她生活在阴暗的老屋之中，时而莫名消失时而突然现身，都令人感觉到惧怕，她仿佛是“活着的鬼”。马挖苦同样是能够看到觉悟树上的鬼魂之人，能听到鬼魂的窃窃私语，他的出现让米南村等鬼魂感觉震惊与畏惧。但是，马挖苦身上的鬼气更多地表现为人兽相通。马挖苦七岁时仍不会说话，马脚和李桂枝原本以为他是天生聋哑，到后来却发现，他们的儿子不仅不聋，反而超出常人地灵敏。他能听到地下老鼠的细微动静，并借此本领让马脚一家轻松度过艰难的饥荒生涯;他帮马脚抓阄抓到的老牛肚藏牛黄，让马脚发了一笔横财;他养着数百只鸭子却轻松自在，能与头鸭心灵相通;他能认出投胎转世为小鸭子的母亲李桂枝，同吃同住，如李桂枝不曾死去一般。凡此种种，马挖苦“鬼气浓郁近乎神”。

　　此外，王十月在小说中还描述了众多的米岛风俗，同样表现了荆楚文化的影响。如白鸿声幼时大病不愈，白奇谋请道士抓鬼，虽然是假道士装神弄鬼，但其描写却也精彩地表现了荆楚崇巫信鬼的特征。到最后，一位衣衫褴褛的叫花婆婆流浪到米岛，跟白奇谋讨吃讨喝，并展露高明医术，治好了白鸿声的病。这同样是饱满神秘色彩的故事。

　　《米岛》中弥漫着浓郁的荆楚文化气息，人鬼共存，人兽相通等具有神秘气息的故事与米岛时代发展变迁的现实相辅相成，人鬼相互对话，相互观照，进一步加深了小说的深度，也拓展了小说的容量。值得注意的是，王十月笔下的神秘米岛具有鬼魅、魔幻色彩，但这并非是简单地模仿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而是立足本土资源进行独特的有效融合。如何更好地借鉴、融合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如何书写中国的具有本土特色的故事?王十月的《米岛》于此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结语

与王十月的上一部长篇小说《无碑》相比，《米岛》的叙事呈现出零散化的特征。《无碑》以打工者老乌的生活变迁为主线，以时间发展为脉络，故事紧紧贴着主人公。而在《米岛》中，叙事的主线是老觉悟树的回忆。虽然也是遵循着时间脉络，但这种回忆却并没有一条主要的线索。正如王十月在《后记》中所说:“《米岛》写下了许多人。若问我谁是这部书的主角，我的答案只有两个字——米岛。”在《米岛》中，花子范、江一郎、林爱红、马脚、花一朵、花五朵、马挖苦、林立心、白鸿声等等人物的故事，都仅仅是叙事脉络的其中之一。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王十月将《杂阿含经》中的这句话引用在小说的开始。人的世界与鬼的世界，人与鬼的并存、置换与轮回具有值得深思的哲学意味。在小说的最后，米岛被连绵的酸雨毁灭，觉悟树要死去了，众鬼魂也纷纷投胎去了。在一片荒芜的米岛，生命尽失。然而，在这恐怖的毁灭中，一只七彩山鸡衔来了一粒新的觉悟树种子。“我就要死了……而你，我的孩子，你将生根，发芽，并汲取我的养分，和我一样，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到时，你将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与众不同的米岛，这是我最后的愿望。”一切都仿佛是回到了千年之前，米岛开始了一个新的轮回。在这里，王十月描绘出一个美好的米岛未来，显示出其作为“理想主义者”的一面。正如谢有顺先生所说，“他是现实主义者，但他身上间或焕发出来的理想主义精神，常常令我心生敬意。”

　　总而言之，与全面描绘打工生活的《无碑》一样，《米岛》全面描绘了时代变迁中的乡村图景。马克思·韦伯认为“所谓软弱，就是:不能正视时代命运的狰狞面目。”显然，王十月不属此列。他用“轻盈”的叙述口吻，以轻载重，书写了米岛这片土地的兴旺与衰亡，正视时代命运的狰狞面目。小说整体萦绕着淡淡的忧伤，这是王十月对于这片土地的深沉的爱。王十月用四十三万字的篇幅，回望并审视故乡的时代变迁。对于王十月而言，《米岛》在其心中的分量不轻。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米岛》同样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