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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想象与自我认同——张悦然论

时间:2023/11/9 作者: 当代作家评论 热度: 19904
乔春雷

  青春想象与自我认同
——张悦然论

  乔春雷

  “八○后”作家“先走入市场,再进入文坛”的成名经历和文学道路,正呈现了他们成长其中的消费文化语境对其文学创作共性的制约,但因性别、生活经历、教育背景、创作个性的不同,这些“八○后”作家对青春自我的想象和书写又呈现出独特性。青春期是自我同一性形成的时期,从文本中呈现出的青春想象和自我认同及文本表现出发,来把握张悦然文学创作的独特性,便成为比较有效的切入视角。

  “公主梦”的营造:青春·爱情·死亡

  张悦然的小说创作,在语词、细节与内心情态等细小处,以及主题、人物、事件、模式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自我重复的现象。J.希利斯·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曾说:“在各种情况下,都有这样一些重复,它们组成了作品的内在结构,同时这些重复还决定了作品与外部因素多样化的关系,这些因素包括,作者的精神或他的生活,同一作者的其他作品,心理、社会或历史的真实情形,其他作家的其他作品,取自神话或传说中的过去的种种主题,作品中人物或他们祖先意味深长的往事,全书开场前的种种事件。”公主、爱情和死亡是张悦然小说中重复频率较多的意象和主题,这些重复性的意象和主题,集中呈现了张悦然及其笔下少男少女们的青春想象和自我认同。我们不妨借助这些重复性的意象和主题,呈现张悦然小说中的青春想象和“外部因素”的关系。

  在张悦然的小说创作中,大多数作品都借助青春期少女的视阈来展开故事的讲述,如在第一部小说集《葵花走失在一八九○》中出现很多次的“我”,在《樱桃之远》中出现的杜宛宛和段小沐,在《水仙已成鲤鱼去》中的璟,在《十爱》小说集中出现的吉诺、小夕、莫夕、年轻的女作家“她”等,在这些故事的讲述中,作者常用“公主”来指涉笔下的女性形象,“公主”也就成为多次重复的有鲜明自我指涉意义的形象用语。

  在“公主”形象的想象和书写中,青春少女的个人成长记忆得到完整呈现。作为中国特殊国情下成长起来的独生子女一代,在丰裕的物质环境中成长,在“四二一”家庭模式中得到祖辈和父辈过多的关爱,通过阅读《灰姑娘》、《美人鱼》等童话故事,在内心深处积淀起灰姑娘变成童话公主的美好期待。如在《毁》中,“我承认我一直生活得很高贵。我在空中建筑我玫瑰雕花的城堡。生活悬空。我需要一个王子,他的掌心会开出我心爱的细节,那些浪漫的花朵”,渴望能如童话《睡美人》中的公主一样,“在围墙高高的花朵城堡中安详地睡着,然后王子来到。公主在梦里闻到王子身上微微的花粉芳香……”在《这些那些》中,“那个粉红色的小女孩比芭比胖些,可是裙子和她们的一样好看。她和她们一样等在一个地方等着有人把她带走”。这些公主般的少女们一方面呈现出可爱、纯洁、渴望被宠、衣食无忧的一面,另一方面又体现出高贵、优雅的女性特质,美丽的着装、可爱的气质、优雅的仪表、王子们无微不至的呵护,投射出青春期少女的理想自我与白日梦情结。这一公主形象,又与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不面对高考压力、就业压力和成长困惑的日常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公主梦”的营造,集中呈现了“八○后”一代少女的青春自我认同与性别认同,寄予了作者相当程度的情感投射,在这一形象书写中,小说叙述者、作者和人物常常呈现出相当一致的情感价值取向,其情感态度的真诚因为携带着青春期特有的真挚和自我表现的追求,成为小说能够在情感上打动青少年读者的原因之一。

  张悦然对“公主梦”的营造,体现出青春期的自我对社会及成人世界的疏远和拒绝,从青春视阈出发来审视成人世界,成长意味着被纳入社会规范、承担责任、需要面对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等让人不快乐的特质,长大也成为“无比粗糙的充满疼痛的过程”。小说透过对“公主”形象的认同,体现出青春自我对成人世界的反抗、拒绝与展现个人自由空间的愿望。如在《黑猫不睡》中,与晨木所描画的“小公主,我会让你住在蔚蓝的宫殿里,穿一尘不染的长裙,把墨墨喂成走不动的小猪”的公主生活相对立的,是“我”生活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父亲粗暴乖戾、母亲懦弱柔顺,“我”和黑夜不睡的叫墨墨的猫一样,成为不吉利的“多余”,即便承诺给“我”公主般生活的晨木,当其父亲出了车祸时,也把罪责归咎于无辜的墨墨,在大雪天将其弃之门外。张悦然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呈现了青春/成人世界与理想/现实世界的二元对立视景。

  在公主形象的青春认同中,青春期少女对性别同一性的追求也在此得以体现,能凸现女性性别特征和魅力的形象修辞,在小说文本中得到细致的呈现。在衣饰方面,喜欢有蕾丝花边的裙子、亮晶晶的发卡,喜欢绑一头辫子,穿长长的层层叠叠的袜子和很高跟的跑鞋,喜欢吃甜食,喜欢粉白色、红色和橘色,这种带有明显女性性别特征的修辞,使张悦然笔下的公主形象与传统女性的阴柔特征存在着某种暗合,这些公主们等待爱情、渴望被宠的心态也使这一形象群体呈现出被动、依赖、柔弱的特征,展现出传统女性的特质。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否就意味着这些女性是“弱者”或“欠缺性别主体性”的代名词?细读张悦然的小说我们会发现并非如此。她的小说多采用青春期少女的视角来展现,主人公被赋予“公主”般孤傲与良好的自我感觉,在故事讲述中,她们成为叙述权威的承载者,处于俯视姿态的“看”的位置,这和既往小说中传统女性往往“仰视”的视角有很大差异,也使女性气质的呈现与小说文本叙述之间形成一种张力。仔细分析“公主梦”中王子们的想象和书写,我们也不难发现,她在公主梦中呈现出的女性气质,是在认可两性性别差异的基础上更为凸显、强调女性性别。女性性别化的追求,也并非为了表现和赞美传统女性气质中贤良淑德等传统品质,而是作为女性自我风格、表现自我的某种手段,它并非是为了满足身边的男性或符合主流社会对女性的要求,而是单纯体会作为女性本身的美好感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张悦然的公主角色隐含着同时挑战传统女性审美价值和挑战男权文化的双重意义。正如《这些那些》中的描述,当少女们盛装打扮,去和各种不同的男孩约会时:“其实少女真正迷恋的是从家到男孩身边的一段路,它像极了一场表演,是一场精心打扮的演出。”在对女性气质的刻意追求中,有着清醒的青春意识和自我意识。

  在“我”、小悦、吉诺、杜宛宛、璟等少女的公主梦中,爱情犹如天边璀璨的彩虹,在张悦然的笔下得到审美化的呈现,这些公主们对男性的性别期待体现出时尚文化和消费文化对青春少女性别认同的影响。所谓“审美化”,“这是一种极其隐秘的心理活动,它‘扩大’‘自我’本身,波及外在的物质世界,按照美的规律、借助于幻想改造欲求的对象,它表明人的行为方向的一定发展,展示其个人价值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突出公主们爱情对象的审美特质,将其独一无二的个性呈现出来,“王子们”的形象气质和艺术才华得到着意的刻画,在少女身边出现的青年男性,已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男性的男性气质。在《毁》中,“我”梦想中的王子,“他喜欢蜡烛胜于灯,他喜欢绘画胜于篮球。他喜欢咖啡胜于游戏机房。他喜欢文艺片胜于武打片。他喜欢悲剧胜于喜剧。他喜欢村上春树胜于喜欢王朔。不对,他应该根本不喜欢王朔。”在《跳舞的人们都已长眠山下》中,次次在小夕的梦中出现时:“他还是穿着他的咖啡色小猎装,双排扣,脖颈里围着一条有一点点细碎流苏的深红色提花方巾。”《樱桃之远》中的纪言在宛宛的视线中出现时,穿的“蓝色衣服是非常花哨的,带着麻线的补丁,袖子特别长。他还穿了那一年女孩子中间流行的翻边牛仔裤。不过他穿起来是真的很好看。”从以上描述不难看出,这些青春少男的男性气质已不同于传统文化语境中坚强、独立、粗犷、理性等工具性特质,而是呈现出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社会文化领域,尤其是流行文化中愈演愈烈的“都市美型男”的形象气质,“这些男人内心坚强,但外表细腻精致,把时尚和自我装饰视作兴趣所在,颇具中性化倾向”,喜欢Kenzo香水,喜欢一些时尚的装饰和生活方式,无论是早期在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时尚前卫的少年,还是后期她着意书写的“走向偏执的、极富个性色彩的成人”,在性格特征中,已呈现出女性般的温柔和细腻,表现出更加多情和宽容的一面。男女两性内心情感的交流和默契成为情爱关系中被刻意渲染的情感状态,这使张悦然的爱情叙事呈现出青春期特有的理想性特质,相信爱情并执著地追求爱情,这与安妮宝贝小说中的爱情叙事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张悦然的小说对“死亡”意象的重复呈现,一方面渲染了“公主梦”的理想化特质,另一方面又体现了梦幻般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张悦然在《十爱》的序言中,曾对爱与死亡的故事内核进行解释,“那些死亡和杀戮的发生,也许只是我给他们暗暗打开了一扇门,他们便可以去别的时间空间和故事里,也许好过在已经没有回转余地的场景里挣扎受苦。”在张悦然的小说叙述中,“死亡”作为“爱能的转化”或者“另一扇门”的象征性意象而存在,爱与死亡既呈现为一种矛盾对立的悖谬关系,又常常在一个理想/现实、青春/成人世界的坐标轴上,处于青春/理想的一极,与现实的成人世界相对。如《那些跳舞的人都已长眠山下》中次次的死亡、《昼若夜房间》中小悠的死亡、《吉诺的跳马》中陌生男子女友的死亡,它成为少男少女们进行青春献祭的一种仪式,死亡的原因、死亡时人物的精神世界与情感世界常常得到神秘化和狂欢化的处理,死亡意象本身所携带的毁灭肉体生命的沉重内涵被消解,体现了作者对死亡的唯美化想象和符号化呈现。

  张悦然小说中的少男少女们,在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青春姿态中,常常任由“本我”在快适享乐的生活原则支配下放纵身心,但在青春认同与理想感召下,又不自觉地接受“超我”的引导,正像“八○后”作家在文学中大多表现出或叛逆、或纯情的一面,但在生活选择中却很理性务实一样,理性的自我清醒地意识到公主王子们理想的爱情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遭遇的种种困扰,唯有死亡才能让曾经的梦想成为永恒,也唯有这种如烟花绽放般短暂的存在,青春爱情的唯美才能永远驻留而不褪色。

寻找与倾诉

张悦然及其笔下的青春少女们成长于消费时代的文化语境中,争取个性自由发展的愿望日益强烈,成人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规范被视为某种压抑个人情感阻挡个性发展的因素,这使她们彻底否定了青春主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单向度地通往成熟完满的路径,青春在这些作品中已不再成为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文学象征,青春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情绪体验得到重视。

  这些青春少女们在对“公主梦”的执著追寻中,尽管也有短暂的欢娱和舒适的享乐,但“公主梦”的理想化特质和与现实之间无法弥合的差距,使青春自我面临同一性认同的混乱。“八○后”的她们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在面对他人与社会时,自觉地确立了自我中心位置,她们不会牺牲自我的个性,去寻求自我与社会的统一,许多人表现出强烈的反叛、不羁与浪荡。她们不得不在现实与理想、自我与社会的冲撞中为青春寻找一个出口。张悦然的很多小说都在呈现一种寻找,处于同一性混乱中的青春少女,对同一性自我的寻找。

  在《樱桃之远》中,六岁的杜宛宛对有着息息相通的幼儿园小伙伴段小沐的蓄意伤害,不只是让段小沐失去了右腿,也将自我青春期的成长引入混乱和迷失之中。她从郦城逃往落城,疏远父母,十四岁开始抽烟,结交暂时性的男友,放弃自小喜欢的唱歌、跳舞等特长,将自我紧紧地裹挟在一个硬壳之中,如同小说中的一段描述:“我还是像一个拿着一杆好枪的女牛仔似的全副武装地站在街道中央,我的每一根神经都是紧绷绷的……”在小说叙述中,樱桃、电影文本、幼儿园的秋千、三色冰淇淋、绘画、教堂等意象似乎都在无言地诉说着杜宛宛如同纸灯笼一样脆弱的内心世界。杜宛宛和段小沐之间互相寻找的过程,也是杜宛宛摆脱认同危机,形成坚定的自我认同的过程。

  在《誓鸟》中,尽管作者将故事的时空安排在明朝大航海时代,但这一历史背景只为春迟、霄行、淙淙、婳婳、钟师傅之间错乱破碎的爱情寻找,提供了一个模糊而又传奇的背景,在阅读时,我们并没有感受到作者与此相关的历史感怀和文化追忆,小说着意突出的,仍是青春文学中一直关注的“同一性”寻找的主题。因为海啸的发生,春迟失去了记忆,也将她与周围的世界分裂,以及对自我同一感的丧失,“在人类生存的社会丛林中,没有同一感也就没有生存感”,春迟对“记忆”的寻找意味着意识零散、视阈破碎的自我存在状况,在对东南亚潮湿闷热的气候和带有传奇色彩的热带风情、各色诡异而有灵性的贝壳、野猫、咖啡豆等日常生活场景和意象的描述里,散落着寻找过程中的希望与绝望。在《水仙已乘鲤鱼去》中,生活在无爱的恐慌中的璟,又因肥胖、暴食、对继父无法言说的情爱而陷入对自我的厌弃之中,成长的过程伴随着暴食的反复发生和与母亲的多次冲突,而充满了卑微感和挫折感,也使璟的自我内心世界失去了“完整性”。小说完整地叙述了璟由灰姑娘变成童话公主的成长历程,青春少女对理想自我的寻找,成为小说故事的内核。在小说的结尾,璟因为腹中的胎儿和母亲取得暂时的和解,也使焦灼的内心世界得到暂时的安抚。

  在小说叙事的推进中,张悦然常借助“倾诉”来推动对自我同一性的寻找,青春寻找的过程,也是青春情绪得以倾诉释放的过程。张悦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或者为作品写序言时,也多次谈到她在写作时的这一追求,“对我来说,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意图不是要刻意让这个非常出彩,而是追求一种共鸣。我追求那种倾诉的感觉,认为这样更容易产生共鸣,可能更接近一个主人公的倾诉状态”。她的小说叙述话语中始终激荡着一种情感暗流,有时借助小说中的某个角色倾诉,有时借叙述者的语言间接表现。正因如此,我们看完张悦然的作品,留在脑海中的常常不是完整曲折的故事,不是伤感偏执的人物性格,而是一团团被晕染的青春情绪。

  张悦然在追求“内心情感”的倾诉时,还追求“比较优雅的氛围”,这使其特别注重意象和氛围的营造。作者主要借助场景氛围的渲染、细小物件的意象营造来与人物的情绪感受相照应,以形成令青少年读者产生现场感的整体氛围。细节和场景因为融入了主观情绪色彩,更多地成为展现人物在特定情境中的细微情绪变化的手段,让读者进入特定的情绪氛围之中,形成共鸣。小说中的日常青春情感总是与教堂、艺术、Kenzo香水、纽扣、青色核桃、GUESS牌的手表、蕾丝花边、CD、星巴克、酒吧、发卡、三色冰淇淋、红豆沙冰、咖啡、床等产生关联,那种瞬间发生的种种隐秘的情绪流动,和切近个人生存境遇的丝缕情怀,既体现出青春期少女对眼下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中产阶级文化趣味的认同,又将青春期同一性混乱状态的孤独、无助、迷茫、渴望、短暂的欢娱等感性体验呈现出来。

  在《谁杀死了五月》中,已负盛名的年轻女作家处于创作的瓶颈期,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和创作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难题使其陷入理想的自我与现实自我存在的分裂状态,不得不远离父母,漫无目的地走在“寻找”的路上,企图实现一种新的自我认同,当遇到摄影师三卓,在倾诉与交流中,内心的焦虑和茫然得到宣泄。

  在《吉诺的跳马》中,父亲的粗暴、母爱的缺席、日复一日平淡乏味的日子,使吉诺的生活平庸、乏味、刻板而又不被注意,“骨子里溢满了浪漫气息”的她,渴望自己与众不同,改变“生活中连一个美好的梦都没有”的乏味状态。理想与现实的错位,使她不但与父亲所代表的成人世界以及高中同学所代表的自身之外的青春世界形成分裂,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存在之间的距离,也使其青春个体经验的完整性发生分裂。在吉诺的心理期待中,倾听成为吉诺截断日常生活的平庸秩序的一次契机、一个仪式,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心灵互动的倾听过程中,吉诺平淡、失落而又无所适从的青春状态得到改写。

  张悦然繁华细腻的文笔、奇诡曲折的情节想象,都笼罩在丝丝缕缕的情绪倾诉中,她真诚呈现了青春成长中的鲜活体验和个性追求。在叙述姿态上,尽管作者追求在“优雅的氛围”中倾诉,但对理想自我的追寻,才是小说叙事的焦点,这使她在营造意境和氛围,书写感伤而不失残酷的青春时,并未真正滑向情调写作。

视觉传达与情感消费

阅读张悦然的小说时,封面、封底以及图书插页中大量插图和作者的玉照造成了强烈的视觉审美愉悦感。年轻的女作者是个漂亮的女孩,并在装帧设计时,通过大量的照片展示出青春少女的风姿,玉女照片、精美的插图和富有情绪色彩的细节、场景和故事相互映衬、相互阐释。

  在其图文集《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了吗?》中,大部分篇幅是作者的精美玉照,我们细读这些写真照片,发现照片并不是表现人物的生活常态,而是试图呈现出一个超越生活常态的带有表演性的生活瞬间,以优雅的身姿和迷蒙的眼神表现某种超越性的心理体验,带有虚拟性和表演性。在《葵花走失在一八九○》、《樱桃之远》、《十爱》、《红鞋》等作品中所配的插图,色调对比灰暗,多借助平面设计中点、线、面的组合,通过扭曲、分解、重叠、错置、重组等方式,以多义性的形象暗喻与象征,来表达青春主体在现实日常生活中的孤独、忧伤等情感体验,而附着于这些玉照和插图中的情感碎片,便也带有了某种虚拟性和表演性。

  在文学作品中附着作者造型优美的写真照片和精美的插图,在当今文坛渐成时尚,它反映当代审美文化的一个重要趋势,即视觉符号化和视觉图像化正日益改变着人们传统的审美心理,在文学阅读中内省式的情感体验转化为感官愉悦的情感快餐式的审美享受。这种被装饰后、高度形象化和符号化的情感,也便具有消费性的特质,加入消费社会的情感产业链条中,呈现出消费社会中后情感主义的虚拟性和表演性,情感的本真性转化成为自觉的有意识的话语虚拟,是依据技术打造和包装的微妙的生存体验。这种依附于形象,经过打造包装的审美情感,使作者独有的本真的生活感悟和情感体验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

  自二○○八年起,张悦然身为主编推出名为“鲤”的系列主题书,在中国内地开创了“主题书”这一全新的出版物概念。“该主题书形式上沿袭传统书籍的形态,编辑和设计上融合了杂志的概念,内容上跨越传统书籍的樊篱,以文学和艺术作品探讨“八○后”女性的内心处境和生存状态。书中除了纯文学作品外,还加入了采访、电影、音乐、衣装、饮食男女、星座等生活时尚元素。”从创意到编辑出版,正体现出文化市场对日常青春情感的包装和商品化的过程。

  在博客访问量近七百万的悦然新浪博客中,张悦然开设了一系列与“鲤”系列图书出版相关的问卷调查及沙龙活动,以求能挑选出真正切近青少年读者需求的主题。从“孤独”、“暧昧”、“谎言”、“嫉妒”等主题的选择来看,这一系列图书的出版,体现出其明确的为青少年读者提供情感消费品的出版和营销策略。正像张悦然在《鲤·孤独》一期出版以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孤独是所有人可能都面对的问题,而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尤其严重。他们是独生子女,童年的回忆里,充满了孤独的色彩。他们的阅读,他们的成长,无一不和孤独连在一起。孤独也许是没有办法克服的顽疾,可是它最需要的是分享。所以,这本书的出发点是,以分享的姿态去抚慰那些孤独的心灵。”它借助文学作品、电影、音乐、衣饰、星座等文化产品,来抒发孤独、嫉妒、暧昧等情感、情绪、感受和观念,从而使青少年读者获得某种情感的支持和安慰。

  在阅读《鲤·系列》图书时,我们不难发现,“以文艺为载体的情感产品的制造不仅遵循了艺术本身的规律,更重要的是遵循了市场的规律,即消费者的情感脉搏及其情感需要的变动和流行趋势。”一幅幅精美的插图,富有极强视觉冲击力的色彩、衣饰、音乐、电影等时尚流行元素的同台出现,完全改变了过去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现代审美情感主义的情感审美类型,现代审美情感主义的启蒙精神和寄予其中的形而上的超验品格被消解,传统文学阅读中静观内敛式的情感体验被一幅幅快速移动的视觉碎片和流行时尚文化的消闲式阅读所代替。

  无论是写小说,还是担任图书主编,张悦然凭借非凡的才情肆意挥洒青春,在理想与梦想的云端飞翔,她将“八○后”一代少女心中积淀的“公主梦”演绎得美轮美奂,又将与她同龄的这代少女对理想自我的探寻诠释得入木三分,她总能犀利地深入到同龄人的内心深处,勾勒出这一群体在后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情绪感受和个性追求,这正是张悦然的独特魅力。

  (责任编辑 李桂玲)

  乔春雷,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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