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留珠

　　一部极具个性特点的上乘之作
——关于王充闾的《逍遥游——庄子传》

　　黄留珠

　　中国作家协会组织创作出版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文化出版工程。由著名作家王充闾撰著的《逍遥游——庄子传》(以下简称《逍遥》)，即这套丛书首批推出的十种书之一。

　　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庄子是与老子齐名的思想文化巨匠，世称“老庄”。《史记》虽然没有为庄子独自立传，但在《老子韩非列传》中却附以庄传，且字数超过了老传的二分之一，具有一定的规模。也许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后人再作庄子传，大体很难突破史迁的藩篱。改革开放后，随着文化热新推出了若干部确乎产生了一定影响的庄子传，不过，这些庄传或为传记小说，或为编年纪事，似缺少纪实性的文学传记类作品。《逍遥》一书的面世，应该说正好弥补了上述的不足。

　　拜读《逍遥》全书之后，首先令人感动的是作者充满激情、热情、倾注全部心血乃至投入整个生命去写作庄传的态度和精神。作者自述，幼时即开始读《庄子》，所谓“自束发受书，展卷初读”是也，直到接受《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编委会的安排，撰写庄子文学传记，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在漫长的数十年间，作者读庄、识庄、解庄、爱庄、崇庄，向往以庄书为“善药”疗疾的名士，“充满了感情，倾注了心血”，当受命作庄传后，更是“重新把卷研习，心推手记”，对于庄书的章节字句、义理辞采，特别是关于庄子其人其事，进行了认真的“考究”。他“日夕寝馈其中”，“心无旁骛，亦未敢稍有懈怠”，终于完成了洋洋乎36万言的《逍遥》一书，从而将浓浓的庄子情节与读庄的心得面对世人作了“一次系统的总结和综合性的汇报”。

　　当然，作者的写作态度、撰著精神只是外在的东西，而该书实体内容的精彩，应为更重要的一类。依我之拙见，全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者有两个方面：一是视角新颖，视野开阔；二是文学性与学术性的统一、结合。

　　所谓的视角新颖，是同该书对庄子的重新定位密切相关的。全书的第一章讲的就是这个问题。该章伊始，作者即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写道：

　　我们的传主庄周老先生，按照名人辞典的界定，应该是“战国时期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这种定位，无疑是很完整、很规范、很标准的。不过，如果再个性化一点儿，也可以说，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诗人哲学家”。

　　将庄老夫子定位为“诗人哲学家”，是否乃《逍遥》一书的首创？笔者未遑详细考证，不敢骤下结论；但这样的提法的确很新，应该不容置疑。也许正因为提法太新，作者担心读者难以接受，所以紧接着便对“哲学与诗”的关系做进一步诠释，并借用西方哲人的说法，指出“只有诗人或者艺术家，才能成为真正的哲人”。而在以后各章节的叙述中，作者又反复论证“哲思与诗性的完美融合”、“哲与诗联姻”诸问题，反复强调《庄子》其书是“散文诗”或“诗性化的散文”之特性，反复指明庄子其人的“诗意语言”、“诗性智慧”、“诗性叙述”以及“诗性生命哲学”等等。总之，在“诗人哲学家”的全新定位下，作者将传主“庄周老先生”向世界进行了全新的宣讲。

　　除了上述定位视角新颖之外，《逍遥》全书中不少章节论述的角度也别具一格，极富新意。

　　据目录可知，该书由序言和二十章正文以及两组附录构成。其正文部分具体以一-三章、四-七章、八-十二章、十三-十六章、十七-二十章分作五组，从传主的籍贯、身世、时代背景，到其精神追求、价值取向、胸襟视野、个性特征，再到其出访、授徒、著书，再到其哲学文学成就及特点、思想文化渊源，一直到其死亡、身后哀荣以及文脉传薪、后人诗咏。如此一种框架结构，虽然保留着诸多惯性逻辑思维特色，但也确有独到之处。特别是有些章节剖析问题的切入点，不仅新颖而且生动形象。如第六章《善用减法》，以“加”“减”法设喻论人生之作为，说明庄子是自觉使用减法的人物，进而论列“何必要那么多王治礼制、何必要那么多改造征服、何必要那么多权谋机巧、何必要那么多利欲贪图”的深刻道理，形象地描述了庄老夫子的苦乐观、人生观、价值观、自然观、政治观、思想境界等。再如第十三章《“道”的五张面孔》，第十四章《十大谜团》，光看其标题，就已经有莫大的吸引力了。所谓的“五张面孔”，不仅新鲜，且用拟人手法使之更具文学神韵。而最后的第二十章《诗人咏庄》，更堪称点睛之笔。作者以此不仅高品位结束全文，而且也回应了首章对传主“诗人哲学家”的定位。如此新巧构思，着实令人回味无穷。

　　所谓视野开阔，是针对一部作品具有的高瞻远瞩、旁征博引、融汇贯通中外古今的特点而言。

　　大家知道，庄老夫子精神境界高远，胸襟、视野开阔。为如此一位“诗人哲学家”作传，如若不能站得高、看得远，不能旁征博引、融汇贯通中外古今，显然就无法胜任。在这方面，《逍遥》一书应该说做得极其出色。

　　南宋人宋喆撰著的《寓简》，卷八记“眉山”(苏轼)之“八面受敌”读书法，云“每次作一义求之”，“勿生余念”。《逍遥》作者深受此法影响，亦以“八面受敌”的巧妙方式撰著是书：

　　前人读书倡导“八面受敌法”，我之读《庄》、解《庄》，也是“每次作一意求之”，即读前选定一个视角，有意识地探索、把握某一方面内容，依次推进。时日既久，所获渐多，不仅初步连接起早已模糊不清的传主身世、行迹、修为，而且从中读出了他的心声、意态、情怀，以至价值取向、精神追求，寻索到一些解纽开栓的钥匙与登堂入室的门径。经过几度梳理、整合，像展开一把折扇那样，在传主这一轴心统领下，向外辐射式地伸出二十支扇骨。亦即围绕着“逍遥游”这个主旨，按照这二十个大体上以传主生命流程为序，相互联结、彼此照应、互不重复、各有侧重的专题，逐一充实、撰写，一如劳蛛缀网，渐次成篇……

　　这里，请读者特别注意上述引文中“逐一充实”“劳蛛缀网”八个字。本来作者使用“八面受敌法”展伸的“二十支扇骨”，就已经极尽全面、系统、精细之能事，现在又经“充实”“缀网”——实际也就是旁征博引、融汇贯通中外古今的过程，如此完成的庄传，岂能不视野开阔！对此，只需看一看书末附录的六十二种参考文献(其中尚不包括论文)，也就非常清楚了。

　　还必须指出的是，《逍遥》全书中的征引与贯通，做得极其自然，几乎是信手拈来，而且恰到好处，反映了作者渊博的学识和高超的文字驾驭功力。其所引用文献的作者，既有德高望重的中外名家，也有成果斐然、奋战在第一线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初出茅庐、未露峥嵘的博士。只要相关文章有创新，可以说就难逃法眼，差不多悉数被网罗于书中。其融汇贯通的领域，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科学、文化，无所不综，甚至连好莱坞的明星也有涉及。如此的见识，这般的气魄，非常难能可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将《逍遥》一书视野之开阔，推向了极致。

　　按照《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创作的要求，丛书作者“必须在尊重史实基础上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力求生动传神，追求本质的真实，塑造出饱满的人物形象，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和可读性”。这里，“生动传神”、“饱满的人物形象”云云，说的是文学性问题；“尊重史实”、“追求本质的真实”云云，则是学术性问题。如何做到文学性与学术性的统一、结合，无疑是很难的事情。不过《逍遥》一书却相当成功地迈入到了这一绝高的境地，并且使之成为全书的一大亮点。

　　一部作品是否“生动传神”？是否能塑造出“饱满的人物形象”？靠的是语言文字。凡读过《逍遥》一书的人，可以说无不为其用语精确尤其文字之美而称赞叫绝。这儿不妨举两例如下：

　　庄子接受感官的呼唤，放射出激情火花，又能随时运用理性的抽象，营造出幽思玄想。如果说，他从诗那里找到了灵感的源头；那么，哲学则使他获得了悟解的梯航。在他身上，诗与哲学实现了有机统一，统一于对宇宙人生终极问题的思考与追问，统一于对庞大的外在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弃置，而着眼于对生命、对命运、对人性的形上思索和诗性表达。可以说，庄子的不朽杰作，是在一个诗性最匮乏的时代，却以其熠熠的诗性光辉，托载着思想洞见、人生感悟、生命体验，而泽被生民，垂范后世。

　　庄老先生一生的足迹，绝大部分都是刻印在家乡的黄土地上；然而奇异的是，他却时时刻刻抱有一种穷愁羁旅、客中思家的孤独感与漂泊感。作为一个辛苦的旅人，他在那晚钟摇动的黄昏，此刻，料应正向着无尽的苍茫，搜寻着仅仅属于自己的一缕炊烟吧？

　　以上的实例，并非刻意选取，而只是随手为之。实际上，《逍遥》全书的语言特点、文字风格，皆是如此。试想，似这般精准优美的文字，这般富于哲理的话语，所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怎能不“饱满”？又怎能不“生动传神”呢？

　　作者为了增加语言的丰富性，还适量吸收了如“闲磕儿”之类的东北方言、如“拜拜”之类的外来语。其恰到好处的使用，自会平添光彩，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因篇幅关系，更多的例子就不再列举了。

　　为使作品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和可读性，必要的推理想象不可或缺；某些地方，甚至需要一定的合情合理的“大胆假设”。关于这一点，《逍遥》一书亦很成功。例如第十七章《哲人其萎》的描述就相当典型：

　　近来，体质大不如前，而他的经济状况却依然十分拮据，亏得有几个弟子时常接济一些，才聊以度日。无奈，入秋以来一直是咳嗽不断，只好缠绵病榻。几个贴身弟子，明知师徒已经聚日无多了，更是时时守护在老师身边。

　　……

　　庄子接连咳嗽几声，然后，喘着气，用微弱的声音说道：

　　我把天地当作棺椁，把日月当作双璧，以星辰为珠宝，用万物做殉葬，这样的葬礼难道还不完备吗？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

　　弟子说：

　　没有棺椁厚葬，我们担心先生会被乌鸦、老鹰吃掉了。

　　庄子谈然一笑，说：

　　在天上被乌鸦、老鹰吃掉，在地下被蝼蛄和蚂蚁吃掉，二者有什么不同？从乌鸦、老鹰嘴里夺出来，送给蝼蛄、蚂蚁，何必这么偏心呢！

　　上引描述当中，庄子与弟子的对话见于《庄子·列御寇》，其他什么“入秋以来一直是咳嗽不断”，什么“接连咳嗽几声”、“喘着气”、“用微弱的声音说”、“淡然一笑”等，都是想象描写，用文学语言说便叫做虚构——当然，这绝非戏说，也非凭空捏造。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为作品增添灵性，提升意境。例如还是前举的第17章，其第五节记述的那段作者在病房里同几位文科教授、文化学者的“开怀纵谈”，即很好的实例。在几次论谈中出场的G先生、H女士、眼睛S、D博士等，应该说实有其人，只不过这里以拉丁字母代替真实名姓罢了。而关于生死问题的谈论、辩论，相信亦实有其事——也许就是作者所主持的若干次学术座谈的艺术再现。不过当把这些植入《逍遥》书中特定的情景之后，明显便具有浓浓的浪漫主义色彩了。尤其最后那段抚今忆昔的结束语，更显绝妙：

　　于今，岁月的河川中，已是千帆过尽，昔梦追怀，只剩下雨丝风片，倒影屐痕，还在陪伴着渐近老境的文友们，在苍茫的暮色里匆匆地行走。而最令人凄怆不尽的是，在我病后的第二年冬天，G兄竟以花甲之年死于车祸，提前“物化”，成了历史人物。淡烟斜日，凭吊无综矣！

　　此处对G兄的凭吊，实际也就是对传主庄老夫子的凭吊。透过文句间散发的丝丝灵气，我们似乎看到了那幽远的极乐胜境！这一切的一切，仿佛让人观赏了一幕现代版庄周梦蝶、蝶梦庄周的梦幻剧！

　　在一部传记中，适当地插入一些诗作，会令行文显得活泼生动，增加文学色彩。《逍遥》的作者深谙此道，或在章节末以诗进行总结，或在关键处以诗做出概括等等。这当中，不少是引用前贤或诗家的作品，但也有本人的吟作——作者自谦称曰“俚诗”“俚词”。当然，书中最后一章《诗人咏庄》，集中展现诗作，自然属于特例。其意义，前文已经论及，在此就不罗嗦了。

　　关于《逍遥》一书的学术性，集中显见在该书一系列考证、梳理历史事实的部分之中。特别是第二章《乡关何处》对庄子故里的研究，可谓经典之作。众所周知，《史记》记载的庄子籍贯，只是笼统的“蒙人也”三个字。而以“蒙”为名的地方，却有多处；这样就引起庄子究竟是何处“蒙人”的的争议。其中，最主要的是“宋蒙”、“楚蒙”之争；其他还有“梁蒙”、“齐蒙”、“鲁蒙”等说法。《逍遥》作者通过文献比勘考证、实地调查研究等多种途径，最后认定庄子为宋国蒙人。乍看起来，这一结论似乎把人们的目光重新带回到唐之前以“宋蒙”说为定论的时代，但实际上却是更高层次的一种回归。前不久，看到《光明日报》“国学”版刊登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庄子〉“之”证明庄子非楚人》。该文根据古汉语“之”字的用法，引《庄子·至乐》“庄子之楚”句，考证庄子确为宋人而非楚人。其揭示的内容，颇多新意。由此不免想到《逍遥》书中关于庄子出生地的考证，二者结论虽然相同，但路径却不同。新的研究成果无疑可以作为《逍遥》书的补充。

　　庄子毕竟是两千多年前的人物，学者对他的研究，不少地方尚存争议，不少已有的结论也需要重新再做探讨。如何科学、客观地对待这些问题，同样是衡量学术性的尺度之一。《逍遥》一书的做法，应该说颇值得称道。对于争议问题，凡通过进一步研究可以得出明确结论者，《逍遥》作者在书中均详陈自己的认识和见解，对问题做出应有的澄清，如前述庄子籍贯的探究即其适例；凡限于目前条件尚不能明确断定孰是孰非者，则详列诸家观点，留待人们思考研究。对于那些有待商榷或被误判的结论，《逍遥》作者在书中则明确表态，给予批评纠正。如第九章批评某“前辈著名学者”关于《庄子·秋水·达生》所记孔子行迹属于假托、捏造的结论“涉于武断”，第十六章对清代某文艺评论家关于“《列子》实为《庄子》所宗本”论断的辩驳等等，皆其实例。为了求真求实，作者考察辨析极其精细，关键地方甚至细致到版本的比对、勘校。《逍遥》作者的上述举措，反映了其严肃的治学态度，也显示了其极高的学术素养。

　　总之，上述种种的文学性与学术性，在《逍遥》书中有机交织，相当准确亦相当艺术地向世人勾勒出了文化巨匠庄周的一生，展现了他的思想脉络和巨大的文化魅力。

　　另外，作为一部古代文化名人的传记，其必然涉及所引所用古文献的通俗表述问题。应该说，《逍遥》一书对此做出的努力是建设性的。其所引古文，凡单独列出者，均译作现代汉语；凡随文引用者，对那些难解字句则附以注释或意译。如此多种形式交错，亦开创一种通俗化的新形式，对学术性通俗读物的写作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按照通例，当说完了一部书的优长处之后，还需要再谈谈它的缺点。然而对完满如《逍遥》这样的书来说，实在是件困难的事。如果搜索枯肠而言之，我觉得该书虽然做到了雅俗共赏，但图文并茂却非常不足。如今是一个读图的时代，一册优秀的书籍，倘若没有足够的配图，显然会令读者感到失望。《逍遥》一书除了开头的一幅庄子侧面肖像外，竟再无任何图版和线图，实是美中不足。当然，这并非作者之过，而属出版社思虑不周。所以，这条意见是提给出版社的。

　　至于给作者提的问题，窃以为该书开始和结束的各章相当精彩，而中间部分相对单弱些。这自然与中间部分讲述内容有关。那些理论性的东西，讲起来难免枯燥。而这也恰恰给作家们提出了新任务：如何才能把枯燥的理论问题趣味化？

　　很有幸的是，在《逍遥》一书正式出版前有机会读到作者的手稿，至今我还十分清楚地记得那初读后深表赞叹的心情。当时我自信满满地认为，这是一部大手笔的作品，其水平远在其他已面世的庄传之上。应《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编委会之邀，我曾为《逍遥》写了一段简短的评语，现虽然已被刊印在该书的封底，但在这里我愿把这段评语再抄出来以结束本文：

　　作者以全新的视角，生动优美的语言，为世人展现出一个有血有肉、生活于两千多年前的庄子，使我们有幸在今天还能如此拉近同这位文化巨人的距离，了解他的成长历程、思想轨迹和性格特点，了解他的重大贡献与巨大影响。这是一部极具个性特点的上乘之作。

　　二○一四年三月八日草讫于西北大学桃园区锵音阁

　　(责任编辑 高海涛)

　　黄留珠，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