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洪承

　　一

　　文学的历史是史家笔下的历史和文学的记录，客观性和主观性、史实与史识孰重孰轻争论已久。文学史有多种多样的叙述方式，文学史也有一定时代社会的基本诉求。重要的是，文学史在多元和统一之间应该有规约文学和历史表述的时间空间意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延安文学”，在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文学史概念。她是中国革命文学从奠基到成熟的标志性文学，她是现代文学的一座里程碑，新中国文学的源头。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演时间为1942年5月2日和23日，全文正式发表为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七十周年的隆重纪念中，今天这一高度统一的价值判断达到了历史与时代、社会与政治的共识。然而，从文学史的叙事和文学自身结构来考辨，将“延安文学”纳入空间视域下，文学历史的叙事和现实文学观念、文学现象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空间的虚实观整合文学与历史，那么，看似没有异议的文学史认知共识，实际多有对概念、现象或文学史的政治化、理想化、简单化的叙述，亟待回归其文学自身的深化研究。

　　“延安文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文学中，既是平常普通的地域文学，又是非常态特殊时段的文学。“空间视域”是指发生在以抗战时期延安乡村等陕甘宁边区为主体的文艺。如陕北戏剧(秧歌剧)运动，有普及性的集中于这些区域的演出独幕剧、救亡歌曲、街头诗、朗诵诗等活动;有提高性的在该地区学院式的话剧、歌剧、戏曲的排练表演、散文、杂文、报告文学、短篇小说的创作发表等。还有大家熟悉的典型地域意象，如纺车、黄河、窑洞和堡垒、黄土坡、延河水、宝塔山等，这是延安文学主要依赖的“形象”。当然，空间视域又是一种象征性建构起来“想象的”延安文学话语:“几回回梦里回延安”(贺敬之诗)、“赵树理方向”、“窑洞风景”(吴伯萧散文)、“陕北风光”(丁玲书名)。它是在历史进程中的城市与乡村、文学与政治、知识分子与工农兵同构的现代性形态。由此，文学史的叙述应该回归历史现场和清理历史原貌的构形细节。

　　对历史时间起止期的规范，对于文学史叙事，不仅仅是寻踪研究对象的起源，重要的是明确辨析其探讨问题的疆界和可能性范围。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苏区首府保安，“中国文艺协会”成立。这能否追溯为“延安文学”酝酿形成时间的节点。将它作为一个地域文学的开端，自然可以讨论。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说:“中华苏维埃成立已很久……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并提出，文协的同志要“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①丁玲:《丁玲写作生涯》，第248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随后抗日战争爆发，一九三八年大批文化人涌入延安，先后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简称“文协”)、西北战地服务团、文化俱乐部的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等团体组织，并且延安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相继有了与文学密切联系的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等高等院校，及《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文艺突击》、《文艺战线》、《大众文艺》、《草叶》、《文艺月报》等报刊文艺宣传阵地。显然，延安文学从个体到群体有了自己的组织团体，人才培养的学校和文化传播媒体的建制，形成了一个可供各方面相互交流对话的文化平台。这标志着文学史中的主体作家队伍、文学公共空间的基础条件完形。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九月二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正式签字)，延安文艺界集会，欢送“延安文艺工作团”前往解放区工作。丁玲到会致辞，周恩来、林伯渠等讲话。该团系“文抗”发起和组织，共百余人，两个团，分别由舒群和艾青率领。十月份，周恩来到重庆谈到延安文艺活动时说:“现在又是一个新的时期到了，延安作家，又大批地到收复区去，去深入生活。我到重庆来以前，就送走了一百多位文艺工作者……在目前也是在新的时期中，求得更大的发展，驰骋的地方也多了，今后一定会有更大的成绩的。”②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第330－331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我认为，这个“新的时期”的开始，恰恰标志了抗战以来地域性的“延安文学”由此结束。之后，应该是广义的延安文学，或者称为由延安文艺精神放射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文艺、新中国文艺了。

　　“延安文学”作为独立形态的文学，具有完整的文学史意义，正在于她在这个特定时限中和按照周恩来的话说，“延安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性质上还是农村环境，社会活动比较少”。③丁玲:《丁玲写作生涯》，第248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在这样独立的区域里，发生发展了它完全不同于三十年代大都市生长的左翼文学内容和形态。“延安文艺”的中心任务，是直接与抗战的现实需求相联系。她在表述文学和政治关系上有十分简洁明了的要求。当时艾思奇将其概况为两点:一是动员一切文化力量，推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二是建立中华民族自己的新文艺。④艾思奇:《两年来的延安的文艺运动》，《群众》1939年7月16日第3卷，第8、9期。到了一九四二年党的思想整风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这时期前后的文学内部形态和外部语境更为纷繁复杂。毛泽东具有纲领性的文艺“讲话”的统领，延安作家无条件的服从，有着空间的必然，当文学创作实践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各个领域出现了一批突出创作成果时，又有了创作主体认同的自然。“延安文学”作为特定的时空形态，取决于抗日战争民族革命的大背景和中国共产党集中居住地政治中心的延安等陕甘宁边区地域。这是一个经济文化相对独立封闭的贫瘠区域环境，又在不长的时间里聚合了来自全国各式各样的热血革命青年、理想的文艺青年与本土边区农民和武装起来的农民干部士兵。这些构成了延安文学基本的也是主体的文学场域和队伍阵营。一切文学史的叙述不能够脱离这个历史空间前提，史家和后来的评述者的宗旨是还原可能与不可能的时空元素，而非青睐有色眼镜的价值判断。

　　二

　　文学史叙事的目标，旨在“一个时期就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断面，这些规范、标准和惯例的被采用、传播、变化、综合以及消失是能够探索的”。①〔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306页，刘象愚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对历史空间“延安文学”的探索，必须规约在一九三六－一九四五年的时间里，需要贴近历史现场的重新认知。它既是一个时期乡村符号的规范体系，又是衍生放大的延安文艺中的延安文学，中国革命视野中的延安文学。

　　“延安文学”地域构形中陕北乡村空间独有宝塔山、延河、“鲁艺”的洋教堂、枣园、杨家岭的窑洞、群山环绕的南泥湾等地标，也有聚合人与事的大生产运动、春节秧歌群众艺术节、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延安整风运动和《讲话》、赵树理的通俗读物等文化景观。他们规范了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的延安地域文学，也建构了独特的政治思想文化文学体系。从时空的地域性来说，“延安文学”有几个核心的文化元素:(一)抗战中的延安特殊的生存条件:经济文化的贫瘠、资源的匮乏和黄土地的寒冷。(二)军事封锁下的延安，政治思想要求的高度统一。军事政治的最高统帅毛泽东完整思想体系的建立，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文艺思想决定了延安文学的方向和内容。(三)一大批都市青年满怀革命的理想，克服重重困难从各地到延安。延安一时间相当可观的知识文化人，与战争聚结的部队，以及本地的民众，构成了特殊的社会群体力量。

　　文学史的叙事应该关注特定时空中重要核心的文化因素，寻求他们构形演变整合的规律。一九四二年前后的延安，经济军事封锁的实际处境，经济贫困的壁垒，严重地威胁着那里每个人的生存。当时，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和经济的困难，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曾经弄的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们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②转引自《延安大学校史》，第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这与生活其中的作家丁玲当时创作的小说《在医院中》中描述的情景大致相同:刚到延安某医院报到的陆萍，指导员“告诉她这里的困难。第一，没有钱;第二，刚搬来，群众工作还不好，动员难;第三，医生少……”而陆萍亲眼目睹的医院状况更为直观更细节，“只要有人一走进产科室，她便会指点着，你看，家具是这样的坏。这根唯一的注射针已经弯了，医生和院长都说要学会使用弯针;橡皮手套破了不讲它，不容易补，可是多用两三斤炭不是不可以的。这房子这样的冷，怎能适合于产妇和落生的婴儿……”③丁玲:《中国现代小说精品·丁玲卷》，第428、432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这个时期毛泽东及时倡导“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三五九旅部队带头种地开荒，作为南泥湾精神的样板，使得边区局面逐渐有所改观。此刻，经济自救的生产运动与以配合政治环境需要高度统一的思想整风运动，在延安几乎是同时展开的。毛泽东从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年间写作的《新民主主义论》就十分关注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思考外来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问题。针对延安思想整风，一九四二年前后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反对自由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等系列文献写作，既在坚持扩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视野，又更针对当时延安的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的现实语境。对此已经有很多文章论述了，这里不赘。作为思想整风文献之一的《讲话》，这一重要文本就是建立在政治革命的阐释与文学史的叙述之间。就其空间视域，应该注意到当时环境下毛泽东正积极对中国革命理论问题进行思考，其思想观念必然对文学史叙述具有渗透性。

　　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传达人的精神需求、审美取向，是需要立足时空地域和实际情境的。从陕北群众性的秧歌运动，到“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等文艺理论的论争，再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作家的转变思想、深入生活的规约，要求文艺对政治的服从，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等，即确定了延安文艺思想的内核和延安文学史的构形。关于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批判的继承、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等《讲话》核心理论观点，实际是毛泽东对其《矛盾论》、《实践论》哲学思想的理论运用之案例，立论他探索中国革命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建构毛泽东思想精髓的重要依据。

　　回到历史的现场文学主体的作家队伍，与革命队伍有重合又有独立。“延安文学”在独特地域构形中有一套规范的思想体系:“明朗的天”、党政文化、工农兵文艺、文学政策与文艺制度。同时，也有文学自觉与不自觉的生成演变理路。一九四二年五月前后发生种种的人与事，是延安文学完成历史形态的关键节点。二月，丁玲在《中国文艺》第一期发表《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一文中说:“文艺不是赶时髦的东西，这里没有教条，没有定律，没有关于有些自己要写的东西吧，放胆的去想，放胆的写，让那些时髦‘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飞开去，更不要把这些东西往孩子身上去套了，否则文艺没有办法生长，会窒息死的!”后来三－四月间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有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文章，代表着都市知识文化青年作家进入延安以后一次集中真实思想的倾诉。因为情感的真实，他们更贴近了文学本质自由精神的书写，从而，这时出现丁玲《夜》、《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小说的美学诉求也就很自然了。而《讲话》的酝酿和及时诞生，之所以能够迅速规约作家，“点石成金”:一是此文本源于延安艺术界实际状况的调研，有明确的人与事的针对性;二是毛泽东思想有对文学本质问题高屋建瓴思考的穿透力;三是毛泽东文学观点鲜明地针对了大延安的中国革命和小延安地域封锁实际;四是身在工农兵的延安队伍、环境中的作家们，确实面临着种种的精神困惑，文学家的自由民主与农民士兵的政治统一、精神理想与物质贫困等矛盾冲突。《讲话》之后，出现了周立波《思想，生活和形式》、艾思奇《谈延安文艺工作是立场、态度和任务》、刘白羽《对当前文艺的诸问题的意见》等，部队党的文艺家迅速撰文表态，响应毛泽东要求文艺工作者转变立场、态度、工作对象、思想感情，加强马列主义学习和投身社会生活，以及对王实味的文艺思想进行大批判。来自都市的知识文化人艾青、萧军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街头诗》创刊，艾青写到:“诗必须成为大众的精神教育的工具，成为革命事业里的宣传与鼓动的武器。”“只有诗面向大众，大众才会面向诗。”①艾青:《展开街头诗运动——为〈街头诗〉创刊而写》，《解放日报》1942年9月27日。丁玲也有同样一篇认同《讲话》的文章《关于立场问题我见》发表在《谷雨》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第五期。“文艺应该服从于政治，文艺是政治的一个环节，我们的文艺事业只是整个无产阶级事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写光明还是写黑暗，“表面上属于取材的问题，但实际上是立场方法问题”。应该说，延安文艺的作家们思想迅速统一，除了延安当时党的组织领导和政治要求文艺思想、政策、方式方法的绝对依规之外，文学队伍的本身和文学创作实践的走向，也是文学史客观叙述的历史元素，重要的还是细致分析他们基本的文化文学构形内容。

　　三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延安此刻有两支队伍，即“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以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多从毛泽东肯定、重视文化工作的重要而赞同，文艺工作者和作家们也以此感到身负历史的重任。由此可见，历史地还原“延安文学”面貌，只有在“军队”思维和视野中，才能够准确理解前述军事包围下的延安特殊存在，受经济封锁影响的“文化军队”需要文学以光明向上的主题和大众易于接受的形式给予精神鼓舞。期间，文艺整风与思想整风的一致性，以及作家们能够如此迅速地转变、自觉地接受改造，其历史的合理性自然不容否定一个民族抗战的大时代的必然选择。其文学历史的叙述还需要条分缕析找寻自身的相关细节。比如，在抗战历史的空间中，毛泽东所说的这支“文化军队”完整的构造形态是什么?确定它的基本原则、目标方向、内容任务等，也需要细致地清理前因后果。

　　无论从战争的政治背景而言，还是就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说，一九三八年前后，应该是现代中国文学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性历史节点。其中应运而生具有重要标志的“延安文学”，呈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有特色的独立文学形态。它具备了作家群体与个体、文学组织与创作主体在一个特定区域的相对完整性，能够自我掌控有机协调彼此间的各种相互关系，自觉接续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学向民族大众的文学方向发展，并且也建构了一定规模的文学团体组织，作家群体性活动相当活跃。在延安，前期就有与全国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相联系的“文协分会”，本地的“文抗”等，一九四○年前后的中期就有“文学月会”、①该会1940年10月9日，由丁玲、萧军在延安发起成立。会刊《文艺月报》，重要作家还有王实味、艾青、罗烽等人。“延安新诗歌会”、②该会1940年12月8日，由肖三、柯仲平等诗人在延安发起成立。会刊《新诗歌》，重要诗人还有鲁藜、公木、郭小川、塞克等。“鲁艺”，③1938年春在延安创办，全称“鲁迅文艺学院”。1940年改称“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年又更名为“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1941年7月才有“鲁艺”设文学系，系主任由周扬兼任，有综合文艺刊物《文艺战线》，后又成立文学社团草叶社，1942年11月创刊《草叶》，主要作者有丁玲、周立波等作家。一九四二年以后，还有一个当时并不自觉又有区域色彩的“山药蛋”④该流派形成于40年代初山西晋察鲁豫边区和晋绥边区，奠基人赵树理成长于太行山，他的代表作1943年的小说《小二黑结婚》形成了通俗化、大众化的独有风格，并作为1942年后毛泽东在延安座谈会上讲话精神实践的典范，后影响了一个文学史上宽泛概念的流派。文学流派等。这些文学文艺群体，或在历史的进程中，或在延安相对稳定的乡村区域里，呈现了这支“军队”最具规模的组织机构形态。他们既是民族战争外力下的推动和特定政治环境的需求，又是延安文艺界自身的集体无意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中期，以北平为中心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活跃的文学社团作家群体，三十年代以上海都市为中心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左联”团体的巨大辐射，就区域的集中而言在一定范围具有相似度。一九三八－一九四五年间的延安，作家群体形态和具有社会化的文学组织可以说超过了同时期的任何一个文化场域和行政地区。我们既要强调延安文学与“文化军队”的整体联系性，又要特别注意这些文学社团作家群体自身的独立形态和文学追求。

　　那么，再细化分解这些文学组织团体、作家群体人员内部构成，更可见延安特殊区域文学体制的构形。

　　首先，由党内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和文化文学部门领导人凯丰、周扬、艾思奇等直接体现了与延安文学体制的密切领导关系。如“鲁艺”就是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带头，并有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人联名发起“成立缘起”下诞生的，并且随后毛泽东出席开学典礼讲话、亲笔题写学院校训，为学院周年纪念题词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视野里，在延安特定的环境中，用毛泽东一九三九年五月十日为“鲁艺”成立一周年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表述现行延安文学体制的核心观念最为准确。这是政党对文学组织团体思想观念的诉求，也是以此引领和协调延安文学队伍中两个作家群体的准则。延安文学中这部分领导者组织团体在文学之外，但其阐发的思想主张无不直接影响着作家聚合行为取向。这与二十年代五四作家们聚合的文学社团和地缘关系或地域生成的作家群体完全不同，也与三十年代党领导下的“左联”革命团体阶级对立结构有区别。政治的参与性对“延安文学”更注意精神的渗透和引导。

　　其次，由丁玲、艾青、萧军、王实味、何其芳、罗烽、周文、萧三等从大城市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作家群，与刘白羽、周立波、郭小川、吴伯箫、严文井、师田手、雷加、康濯等来自部队的，或地方的作家群。这两支作家群体进入延安，一方面是一九三九年中共中央的《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的巨大感召力，《决定》明确提出这场民族的抗战“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是“抗战进行曲和战斗鼓声同时响彻大地，它和卢沟桥的炮声，联袂而来”。①《延安文艺丛书·散文卷·前言》，第1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这就决定了文学群体的构成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学本身了，就其精神追求而言，在作家群中也各不相同。比如，前者我更认为出自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本源，永远充满着理想和使命意识，崇尚自由是他们确立自我、获得知识的前提，面对自我放逐精神、面向社会思想独立，在多变的大时代常态的流亡漂泊。生逢其时的萧军萧红，这对苦难时代短暂的患难夫妻，他们一度同在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同样壮怀革命，有六年的情感基础，但是也没有改变本质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独立性格。一个桀骜不驯、粗犷尚武，一个多愁善感、细腻自尊。在时代和生活的冲突中，彼此分道扬镳，一个去了延安，一个到了西安。大批都市知识青年就是像萧军一样满怀着“革命浪漫主义”的热情，向着自己心中精神理想的延安奔去的。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夜，何其芳写的《我歌唱延安》开篇就是这样描述的:“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

　　而后者是随着抗日的烽火，参加八路军投身激烈的战斗，从前线战场、游击队、在马背上，过封锁线，一路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来到延安文化人的革命战士。他们写下了《前线一日》(肖华)、《潼关之夜》(杨朔)、《三颗手榴弹》(刘白羽)、《前线故事——敌后行》(雷加)、《马上的思想》(吴伯箫)的、《中条山的小战士》(白朗)、《捉放俘虏记》(康濯)等一系列散发着“抗日现实主义”时代芬芳的篇章。他们既是随着部队在战斗间隙中的短暂休整，又是迫切需要学习文化、提高思想来到了延安。他们从五湖四海、四面八方追随革命理想、胸怀远大抱负来到延安。一九三九年师田手到达延安后是这样描述的“……南方人，北方人，外国人，多穿起灰色的军衣，汇成了一个可钦的巨人”。“……延安的空间每日震荡起各地的方言土语是，各种的声调腔音——延安，仿佛一块巨大的吸铁石，把一切坚硬强壮勇敢如钢铁的人们吸引来了。”①师田手:《延安》，《延安文艺丛书·散文卷》，第158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显然，上述这样基本队伍构形的“延安文学”，旨在围绕“大众的民族抗日”这个政治中心，其本质上强调作家聚合，文学社团建构，以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相结合为前提。因为延安文学不可能脱离大时代的历史情境，即抗战初的国共合作，抗战中期的国共两党的破裂、抗战处于相持阶段，一九四五年的抗战胜利。这一革命政治历史发展的轨迹，始终又与参与者地域空间的人文精神价值取向，此时此地人与事的纠结(作家个体自由、理想精神、批判意识与现实环境的冲突)的知识文化发展线索相交织。“延安”实地的军事封锁和精神理想的象征地，恰恰促成了独有文化空间的交汇地。而文学的情景，最初是“一个人初到延安……见到延安最多的还是那些唱着歌的年轻人的队伍，热烈的群众集会，游行时的火把、旗手、手拿红缨枪的自卫军等等;对那些真正的边区人民的生活，八路军各种艰苦奋斗的情形还是不太清楚，顶多只有一个朦朦胧胧的印象。所以他没有办法歌颂得更深刻，歌唱得更具体，更丰富的东西，而只有唱着一些自己感激的，快活的情绪，和一点对于将来的幻想”。②严文井:《评过去四期〈草叶〉上的创作》，《草叶》1942年7月1日第5期。这段文字是评论白原《五月的太阳》、林沫《晨光》等诗歌创作的话。随后，在一九四二年之前，一度坚持文学精神的作家旨在表述军事封锁和经济贫困环境下的个体诉求。再后，以一九四三年《小二黑结婚》为标志，一个适应延安文化空间的“赵树理方向”的确立，服从接受者的大众化通俗化的需求，文学的现实性与政治的美学性获得了统一。在行进的历史和不断调适的人与事纠结之过程中，延安文学完成了自己的基本形态，包括突破地域空间的文学内外因素的培育。

　　四

　　在多重文化历史语境中，在动态和静态的时空变动调节过程中，“延安文学”既是永恒凝固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革命历史和陕甘宁边区地缘的文学，又是跨越时空和文化疆界，承载政治风云，属于作家精神体验记忆的文学。当文学史叙述“延安文学”的完整构形时，一是延安地域地理描述的实地形象，一是由延安唤起的感知、情感记忆、话语元素等诸多复杂层面。两者不可孤立论之，也不可混为一谈。今天阐释“延安文学”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应该注意建构文学完整构形的内在脉络。

　　一、五四以来“人的文学”，进入抗战和延安特定的时空，形成了自己外部与内部的延伸，与特有文化构形，即文学中人的完整形态(自我与社会)的形成和丰满，受惠于中国革命自身问题和规律的探索和寻找过程。延安首先作为中国革命的发源地，毛泽东思想完成体系建构的发祥地。其次才是延安文学的奠基地，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地域文学的生长地。由此，延安文学的基本内容和美学诉求，及其意义的阐释和理解，虽然是一个地域性阶段性规范明确的文学形态，但是他有文学史承传的规律和文学特有的精神情感元素，以及文化复杂层面的纠缠新质。五四以来的“人的文学”经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延安时空究竟出现了那些历史延续中的裂变?毛泽东思想中的文艺阐释与延安文学建构的联系和区别。当毛泽东在集中思考中国革命的现实如何与外来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时，中国现代文学人的解放和思想启蒙的核心命题，同样面临着阶级、民族急变而来的新挑战。许多现代作家们在身不由己中进入“延安”的地域与政治化的语境，迫使得他们要重新认识文学的本质和使命，既是体现对毛泽东政治革命的顺势，又是文学功能价值全面认知的必然。当以“救亡压倒启蒙说”，文学性的偏执和失衡说，“政治决定论”等评价四十年代文学、延安文学时，有失空间视域下文学史叙述的“完形”考察，多少有着思想史、纯文学、政治史认知思维的侧重，这必然左右了文学一定程度合理性的价值判断。自然，“延安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现代性特征的准确把握，也要受到大大的削弱。

　　二、延安文学的中心内容文艺为工农兵。工农兵是抗战时期社会的主力军，时代的代表，文学的自觉和精神不可能脱离这个重要的对象。其文学主体的作家自觉，文学精神的向度，决定延安文学空间构形的内在认知和行为。进入四十年代中国革命的语境和延安地理范围，文学的“民族形式”讨论、文学的陕北农村文化认同、文学的传统与本土经验、文学的救亡与启蒙、文学创作者角色转换与调整的等等问题，实际都在被重新建构和用新话语再阐释，也是经受历史和时代的考验逐渐明朗的。最初延安文学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引导下，是文艺突击社、戏剧救亡协会、文艺战线社、讲演文学研究会、大众读物社等团体的宣传活动占据主要内容，文学的散文、朗诵诗、街头剧等轻型通俗形式为主。中间相对稳定阶段，大批城市来的文学作者对延安现实生活的书写，面临高扬的精神期盼和实际存在的距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文艺月报》、鲁艺的《草叶》、《谷雨》等文艺文学阵地，成为他们坚守五四人的文学个性主义、启蒙批判、灵魂改造的主要表达通道、传播自由民主意愿的集散地。《讲话》之后从一九四三年开始，春节农闲全民秧歌剧运动、鲁艺的“演大戏”、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为代表的通俗读物小说和《王贵与李香香》长篇叙事诗、《白毛女》歌剧等的大众化民族化自觉追求。这一系列文艺活动过程和其创作实践的成果，折射着延安作家一次巨大的精神炼狱，代表着“延安”地域文化包孕者积极向上、歌颂光明对困惑矛盾、暴露黑暗的精神反拨。五四文学创作者的心路，因此而蜿蜒曲折，文学本身也就呈现出色彩斑斓。延安文学完整构形(时空观)考辨不是要否定这个对象，而是要找寻切合对象的认知、感觉、观念、表达的各种复杂层面。经历人生大起大落遭际的女作家丁玲自觉去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一至今仍然有阅读空间的文本，就是最典型的案例。文学史的叙述是一种尊重历史、理解作家、体验人生的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在“延安”空间被重新建构的价值，延安文学形态真正意义上的解读，只有从真诚理解作家精神层面获得途径。

　　三、“延安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话语形态，本质上是知识分子话语与工农兵话语同构中时空对接、交叉、重构的文学史过程。文学的理想、欲望、人性的思索和表现，是知识者的深度自我独立、自由追求，最典型的现代性意识，大都市空间环境更有他们生存的土壤。但现代知识者走进民族抗战的行列和进入延安的乡村后，首先发生了从未有的政治高扬、地理环境的巨大落差，甚至因物质经济因素身份也在被迫改变，这就有了文学现代性错位的重构。在文学与政治的直接冲突中精神道德的反省、文学本质的美学诉求，相对成为了“弱势群体”，文学精神人性直接面对战争面对生于死的考验。革命家军事家的毛泽东恢弘视野，其辩证务实的思想体系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中国的政治结构，即二元的城市与乡村转为单一的乡村中心。文学也受到一次强烈时代政治光源的透视，文学与政治的话语重构，即调整了五四以来新文学侧重知识分子主体的角色。毛泽东重写中国城乡问题，也就定位了延安文学的核心问题。当中国文学经历了一次乡村社会化和政治强化的现代性调整。(决定于毛泽东军事战略“农村包围城市”)。适时，要求文学家到农村、工农兵中间去，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的民族形式，必须走先“普及”后“提高”文学传播路线。这些都决定于“延安”文化空间的存在。文学现代性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调整的过程，同时，文学滋生的源泉永远来自生活。工农兵营造了丰腴生活的土壤，革命理想和追求，正义对邪恶的反抗决定了战争中的人性和欲望又有新的提升。在延安文学中“现代性的重构”正是一次作家贴近现实的精神涅槃，即表现为集体无意识地排斥乡村牧歌式表达，个人心灵哀悯的流露，反对模糊的形象塑造、自觉抵制语言的书面化知识腔。为此，讲故事章回体、评话本、“信天游”、秧歌剧、长篇叙事诗等通俗形式也是文学的内容，更是成为“延安文学”的精神象征物。

　　最后，真正意义上的还原一个有特殊地域文化内涵和复杂经验世界的“延安文学”，远远不是本文篇幅所能够完成的。围绕《讲话》的延安文学虽然七十年历史中也有几轮文学史叙事的反反复复，但是今天仍然未到这一文学对象或曰地域文学现象终结评价的时候。文学史叙事没有模式也没有终点，历史是时间和空间的过程，文学是立足人向内向外不断反思的过程。我试图在这样的过程中找寻心中理解的延安文学，上述零散的片段真诚求教关心此话题的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