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荣

《从“实感经验”出发》自序

把近些年所做的关于当代文学的文章结集起来，是对过去一个方面的工作的交代，却也因之有机会对之进行反思。比较有意识地要做一点当代文学评论的文章，在我是始于二〇〇五年，此前虽间有所作，然或出兴致，或因邀约，都算不上自觉，要说自觉地要用批评的形式有所表达，确实是要晚到这一年——那起手的试笔，就是收入本集的漫谈贾樟柯电影的文章。然而即使起步如此之晚，也已过去了六七年，时间不算太短，产量却如此微薄——集中文章不过二十篇左右，也还收入了二〇〇五年之前的几篇，可见此后每年所做也不过二三篇——要说做批评家，实在是一个不够用功的批评家，好在一开始也就没有打算挂此招牌，如此低产倒也心安理得。

　　集子题曰“从‘实感经验’出发”，乃是源于近些年来我在不同场合对“实感经验”的强调——这一想法说起来已经有十多年，但近年来却似乎并未过时，而且似乎有愈加强调的必要，因为此前自己一直只是泛泛说说，也便想借此机会，对之进行比较集中的申说。

　　我用“实感经验”这个词，指代的是“实际生活中的经验和感受”，在我看来，这种“实际生活中的经验和感受”，才是第一性的，也才是思想和艺术的比较正当的起源。不过既然是“经验”和“感受”，在一开始它就有一种“主客观合一”的情形，既非所谓的不依赖主观的“客观现实”，也非单纯臆想的“主观感受”。“实感经验”一开始就同时包含了主观和客观的因素，没法将两者进行简单剥离——这确实是实际经历过的而非臆造的事情，主体也对之有自然而深刻的体验，在此过程中也可能产生不同于凡俗的洞见，此类实际的、自然的经验、感受和洞见，也才成了真正能够有所感发的思想和艺术的起源。当然，从实感经验出发，思想可以越来越深入，艺术也可以用各种手段进行虚构和发挥，然而各种宏大的构造，追溯到基础，仍然是实际经验，核心的悟解，追溯到源头，也经常只有少数的几点——就此来说，把“实感经验”看作思想和艺术的基础和起源，应该说可能是相对流弊较少的意见。①从哲学上考察，“实感经验”最接近的可能是唯识学中相对于“比量”的“现量”概念。最近注意到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纯粹经验”概念，似也非常近似，然而尚待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实感经验”没法将主体剥离成为所谓的“客观现实”，也以唯识学中的比喻作为精当。境界本身随着主体状态的不同而有变化，是一般人也有的经验，唯识学中则进一步将之明确界说为“相依”，以譬喻说，则如:人见水现为水，天见水现为琉璃，鱼龙目为烟云，饿鬼见之则为脓血。

　　从“实感经验”出发，看似为比较朴素的意见，实际上却不太容易获得认同。现代以来，中国学界热衷的是引进和建构各种整体性的理论，以至连自己切身的经验和感受，都要通过各种整体性的理论，才能获得合法性和表达的可能，由此造成的流弊数不胜数，在实践中屡屡造成各种脱离实际的恶果，在思维上更是使得自己落入固执僵化和不断被洗脑的窘境，而从“实感经验”出发，首先就意味着对各种整体性的建构进行质疑——整体并没那么容易达到，达到也很难用通常的方式对之进行表述，任何对之进行的理论建构和直接表述，都难以避免沦为一种意识形态(而更常见的是各种品类远为低劣的理论说辞)，因之在未能窥到整体的面影之前，最好不对之妄发议论，也因之，从“实感经验”出发，便意味着对于整体的描述保留了意味深长的沉默和空白，也意味着更为恰切的做法，是从对自己的切身经验和感受进行描述、解释和分析开始——而这种描述、解释和分析，同时也就包含着解构和上升的可能。相比于沿用各种既成理论规约、简化和宰制自己的经验和感受，从“实感经验”出发，意味着去走一条更为困难，却也更为可靠的道路，也因之归根结底，是一条更为平易通达的道路。

　　在具体实践中，我不但把“实感经验”看作思想和艺术的正当起源，也把从“实感经验”出发看作批评和研究的正当途径。批评要在认真读过文本后从真正触动自己之处出发，如此方不至于落为不痛不痒或者简单的理论推导、演绎式的批评;研究要亲自去掌握、阅读尽可能全面的资料，从而形成自己的、不人云亦云的见解——实际掌握、触摸各种材料的功夫，如同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中所言，不容回避，也无法请别人代劳，因为经验和认识程度不同的研究者，对于资料和数据的敏感度和重要性，认识和处理可以完全不同。

　　从“实感经验”出发，并不意味着拘执于自己已有的、既成的、狭隘的经验——这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主体的经验、眼界和见识的变化，“实感经验”和认识本身也在变化，只是这变化本身，仍是和自身的经历(包括阅读和研究经历)和思考紧密相关，既非既定话语的传声筒，也非现成理论的推导或者向壁虚构的臆说。经验当然是越丰富越好，眼界当然是越开阔越好，见识当然是越高明越好，但在这过程中，要始终避免不加验证地接受任何既成理论和思维定势，更要避免以之化简经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那种对于一切都有现成的、简单的、一清二楚的解说的诱惑，始终是巨大的，而且经常要到其提出某种明显的荒谬论断时，才被人们意识到——从“实感经验”出发，意味着从始至终都要避免这种诱惑(即使偶尔借用既成理论，也要清楚理论对于经验来说始终处于次级地位，因而不可避免具有暂时的、借用的性质)，这也意味着，从“实感经验”出发，绝对不是对于文学艺术的起源进行简单的常识性的重提，它从始至终不可须臾离之，非常清楚地贯穿于所有有价值的创作、批评、思考和研究的整个过程。未能意识到此点的朋友，对于“实感经验”的意指和意义，恐怕根本上尚欠缺切身的感受。

　　把“实感经验”看作思想和艺术的基础，理论上会碰到几个难题，一是如何看待时空范围内不属于作者直接经验的经验，二是如何面对例如“日心说”这样与直接经验不同的情况，三是如何看待艺术中的想象和虚构。尝试性的回答是:那些不属于自身直接经验的经验，仍然是其他亲历者的“实感经验”，我们对“他人的实感经验”可以具有“实感经验”，这种经验类似从阅读中获得的次级经验;而类似“日心说”这样有悖于人的直接经验的洞见，事实上乃是类似于研究之中检核资料和数据、反复质疑既有模式之后获得的“洞见”，仍然可以说基于实际研究的“实感经验”，而事实上，只要具有适当的视点和足够广阔的视野，“日心说”等仍然可以呈现为“实感经验”——尽管实际上人类不可能有这样的视野;至于艺术中的想象与虚构，事实上恐怕仍旧与艺术家自身分不开，并且极大地依赖于自身的实际经验和洞见——犹如人无法抓住自己的头发跳出地球，尽管文学艺术中的想象和虚构可能表现得非常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但恐怕仍然无法切断与广义的实感经验(和洞见)的关系。不过尽管做了这些初步思考，这些难题仍然告诉我们，即使是从“实感经验”出发，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而这些困难，完全可能来自于我们没有意识到的自身的前见——不过，从“实感经验”出发，不但本来就绝对不能回避不断检查和反思自己的前见，而且事实上，本身就意味着不断地检查和反思自己的前见，在这检查和反思的过程中，我们不断获得新的实感和洞见，我们自身也在不断地改变——这种改变可能是比较稳妥的进步。

　　读书的时候，曾经很喜欢叶维廉在《中国诗学》中讲的一个故事:海里有一只鱼儿上了陆地，在陆地上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人、汽车、鸟儿，等等。鱼儿回到海里，向同伴讲述自己的见闻，听它讲述的鱼儿脑子里产生这样的画面:人——长着两条腿的鱼;汽车——有着四个轮子的鱼;鸟儿——有着两只翅膀，扇动着翅膀在海水里游来游去的鱼……年轻的时候看到这个故事，注意的是其中亲历者的“实感经验”难以完全传达的一面，换句话说，鱼儿要知道海洋外的事情，只有亲自到海洋外走一遭;近年来，发现自己注意的侧重点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越来越注意主体本身在认识时的一些固有的局限，也越来越重视伴随着“实感经验”和洞见的变化而来的主体自身的改变，简而言之，鱼儿上了陆地，就已不再是鱼儿。

　　简单交代一下关于“实感经验”的想法在我这里的形成过程。

　　尽管中国的学生在小学时就要聆听作文要有“真情实感”之类的教训，但此类话语如同所有的老生常谈，很少形成真正的理论反思。真正思考这里涉及的问题，要到读硕士的时候，那时候研究的题目是张爱玲。张爱玲有一个特别的癖好，就是对于“事实”——“真人实事”的兴趣，晚年对这一点说得尤为明确:

　　从前爱看社会小说，与现在看纪录体其实一样，都是看点真人实事，不是文艺，口味简直从来没变过。现在也仍旧喜欢看比较可靠的历史小说，里面偶尔有点生活细节是历史传记里没有的，使人神往，触摸到一个时代的生活质地。

　　——《谈看书》

　　这种个人性的癖好，其实发展成了一种小说美学，注意于真实人生经验的“新鲜”、微妙、不可“移植”的性质:

　　我相信任何人的真实的经验永远是意味深长的，而且永远是新鲜的，永不会成为滥调。

　　——《赤地之恋》自序

　　在西方近人有这句话:“一切好的文艺作品都是传记性的。”当然实事不过是原料，我是对创作苛求，而对原料非常爱好，并不是“尊重事实”，是偏嗜它特有的一种韵味，其实也就是人生味。而这种意境像植物一样娇嫩，移植得一个不对会死的。

　　——《谈看书》

　　写小说非要自己彻底了解全部情形不可(包括人物、背景的一切细节)，否则写出来像人造纤维，不像真的。

　　——林以亮辑:《张爱玲语录》

　　过去读张爱玲写的旧式大家庭和上海市民的生活和心态，一直觉得与其他作家相比，有一种特殊的说不清楚的韵味，读到这些表述，才清楚这种特殊的根源，在于完全是以“真人实事”为基础的，她自己说得很明白:

　　《传奇》里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所本”的，也就是所谓的documentaries。

　　——水晶:《蝉——夜访张爱玲》

　　张爱玲的这些表述，在其亲友的回忆中都可以得到印证，而对于一开始疑惑不解的读者和研究者，这些表述都可以提供关键性的线索。当然作家本身也有特殊的才能，而实事和文学毕竟不能混淆，但来自实际生活的“新鲜”和“韵味”——乃至出乎任何推理和想象的人性流露，却无论如何是向壁虚构替代不了的。张爱玲的这种想法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理论中并不是主流，主流的想法是要对实际经验提炼、加工、改造、拔高以塑造“典型”之类，这种倾向事实上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各种现成理论对于实际经验的过度介入乃至宰割、遮蔽，最终是用理论建构代替实际经验——而这种想法的流风余韵，迄今仍未断绝，且经常有借种种整体性的理论说辞和流行口号甚嚣尘上之势。回过头来看，张爱玲的创作和受主流理论影响乃至宰制的作家的创作相比，何种写作更诚实、更有力、成就更高，岂非一清二楚?这种对实际人生经验的重视，对于种种不尊重“实感经验”的写作倾向——至少对于为之推波助澜、摇旗呐喊的理论来说，是一服不可或缺的解毒剂。

　　关于张爱玲的上述思考，事实上影响了我后来对于沈从文和鲁迅的思考——这三位是我最为推崇的民国时期的小说家。因为自己出身乡村，对于沈从文写湘西的那一批小说，天生有一种认同，因为其中能写出乡村生活以及乡人内心世界的丰富、曲折、生动，不同于启蒙或革命论述中的致命的单调，沈从文后来也有“写一个地方要了解那个地方的一切”的论述——这个论述弄得不好很可能会导致类似“体验生活”之类的虚假的经验获得方式，但在他自己那里，对于乡村的了解，其实完全来自于童年和少年时期在家乡的闲逛和流浪经验，是比较自然而正常的经验形成方式。至于鲁迅写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痛苦和中国生活的缺陷，更是自己亲身体验的一种表达，而其对实际生活的重视，以及与各种教条主义的分歧，用其杂文里的一句话——难以“为热带人语冰”，已可概而见之了。

　　这些思考一直积累在心里，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词汇表达。直到二○○二年的时候，和我的同学、专门研究胡风的韩国学者鲁贞银一起讨论胡风的文学批评，其间她提到胡风说自己对鲁迅的理解来自于他与鲁迅交往的“实感”——这个说法以前我的导师在讲文学史的时候似乎也特意说起过，但一直沉睡在内心中，这个时候被电光火石般地唤醒，此后我就有意识地借用“实感”一词生造了“实感经验”这个词组来指代上述逐步形成的想法。比较有趣的是，自从自觉地开始使用这个词汇以来，也经常会发现别人也在使用类似的词汇——这大约也是许多朋友会有的共通的经验——后来更从一些日本朋友的文章中看到“实感”这个词，譬如坂井洋史便在一次访谈中说起，自己当年跟贾植芳学习，最大的收获不是泡图书馆(似乎压根儿就没泡)，而是在贾府与各色人等交往，以及在上海和中国各地乱串获得的“实感”。更为有趣的是，去年下半年我有机会来到东京，还未开始到处乱串，便注意到满大街都是什么什么的“実感”，看来这在日语中是一个常用词——日语和汉语的词义可能有一些微妙的差别，但更多的应该是相通——我很怀疑当年胡风使用“实感”一词时，就已经受到了日语的影响，这方面也许可以作词语考古学方面的考证辨析，但更有启发，也更紧要的，可能还是跨越时间和国界的思想和艺术上的同心同理，比起词汇来，这种同心同理，应该更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同。①日语中的“実感”一词，一般在不太学术化的场合使用，有两个意思:一是相对于“想象”和“空想”的“接触实际事物产生的感觉”，二是犹如实际经历过的事物的非常生动的感觉。我所使用的“实感”一词，比较接近于第一个意思——尽管作为此种艺术方式的表达效果，第二个意思也可以表达其中的一部分，然而这种“生动”的效果，也许会有流于表面的倾向，并不见得一定要去追求。

　　应该特别指出，关于“实感经验”的思考，也得益于和张新颖的讨论。我关于“实感经验”的想法，一开始比较偏重于经验的具体性、生动性、丰富性，可以说比较偏重于“实”，但近些年来越来越注意经验主体的真诚性、敏锐性及可能的变化和提高，可以说更注重于“感”。这个变化的过程中有很多助缘——近年来跟着老师读古书可能是自觉起来的最大助因，而张新颖对于鲁迅和穆旦的讨论，却是我注意往这方面思考的比较早的触机——有关情况可见他的文章和我们的几次对话，在此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关于“实感经验”的想法，起头比较早，比较明确地使用这一词汇则要到二〇〇二年，嗣后就比较有意识地将之运用到研究和批评之中。大概因为经常提及，因而无意识地影响和有意识地鼓励了周围一些朋友一同进行讨论，我们在不同的场合有各自的表述，也有年轻的朋友进行过理论化的尝试，但我自己除了在一些文章中使用并略作说明外，从未进行过集中的解释(因为从一开始就对“理论化”怀疑)，此外也还有很多未曾明确表达过的意思，也就借此机会一并作一说明吧。

　　二○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于Step21，早稻田访学旅次

《实感经验与文学形式》序

呈现给读者的这本小册子，收录的是张新颖和我的四篇文学对话。其中最早的一篇完成于一九九九年，最晚的一篇完成于二〇〇六年，内容则是两篇关于现代作家，两篇关于当下创作。从最初开始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十年，所得却只有四篇，虽然在他人看来未必珍贵，对我们自己来说，却是逝去的一段时光的纪念。

　　这些对话的进行并没有经过事先的设计，我们只是偶然对某个问题都有所感，若彼此都有心情，就凑在一起聊上一通。不过虽说是兴之所至，回头来看，不论是讨论穆旦的现代主义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沈从文的文学与人生的特殊性，林白的《妇女闲聊录》对于既成文学理解的打开作用，乃至余华的《兄弟》下半部对于当下现实的精彩表现，我们的讨论多多少少还是环绕了一个论域，也就是本书的书名——“实感经验与文学形式”。由兴之所至进行的散漫谈话，竟然慢慢浮现出了一个核心，也可见在颇不算短的这一段时间里，萦绕在我们心头的问题，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失去意义。

　　一定程度上，这些谈话起源于这么一个困惑: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即文学文本在丰富性、复杂性——经常也在生动性上，要远远地弱于经验与历史。如果把这作为一种通例，显然并不能成立，我们都知道世界文学史上有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要远远地比生活更为丰富复杂，也更能激发人的感受和思考，而从现当代中国作家自身的经验、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乃至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来说，也并非没有提供充分且有趣的写作材料，那么何以仍然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历史的剧烈变迁、作家来不及静下心来感受与思考，当然可以算是一个原因，但这并非充分的原因，也不能算是对问题的一个好的回答——它甚至经常会成为怠惰与苟且的借口。问题的进一步回答，恐怕还是得深入到写作者内部，一定是写作者内部产生了某种窒碍，才排斥了丰富复杂的实感经验进入文学文本;而这种窒碍，稍加考察，便会发现得到了现代以来建立的文学机制的支持，甚至它们本身就是这种文学机制的基本组成部件，在这个意义上，检视这一基本的文学困惑，一定程度上就是对现代以来的文学机制的一些重要方面进行检讨与反思。

　　着意提出“实感经验”这个词汇，正是出于对那些最优秀作家的一些重要品质的体认:这些作家的作品，其具体、丰富、生动，带有一种来自实际经验中的鲜活，这种生动、鲜活常常不可被观念、理论所充分涵纳。这自然不是说这些作家所写的一定是纪实作品，但就是虚构性与创造性的写作，如果其作者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具体的实际经验的作家，其写作也会带有这种不可化约的品质。本书讨论的沈从文，当然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他优秀的中国作家，如鲁迅、张爱玲，也莫不如此。

　　对“实感经验”的强调，不可等同于以往所谓“艺术源于生活”论，虽然它们在趋向上有类似之处，但“实感经验”这个词汇，在强调生活经验的同时，也强调主体的活生生的不可替代的感性。这种经验一开始就有一种主客观交融的性质，因为对于每一个活生生的人来说，不存在可以把人剥离的、纯客观化的“生活”，具有的一定是他自己具体的、实在的、有血有肉、有汗有泪的经验。比起“源于生活”论经常暗含的对于基于反映论的现实主义偏好，“实感经验”这个词汇由于一开始就内含了对感性的重视，也能够涵纳更为丰富的创作经验(譬如浪漫主义与各种现代主义的创作)。此外由“源于生活”而引申出的“高于生活”的论述，经常导致文学最后沦为观念与理论的传声筒，“实感经验”这一词汇由于对于具体的活生生的感性经验的重视，也可以作为对之的一服中和剂或治疗剂。在我们看来，正是这种带着充沛的感性体验的“实感经验”，而不是可以被客观化，乃至概念规约化的所谓“生活”，应该是文学写作的正当起点。然而，不幸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起，就启用了各种机制，对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实感经验”进行忽视、限制、筛选、宰割乃至抹杀。这在从晚清以来的各种现代性方案给予文学的从属地位，以迄八十年代在文学现代化论述下对形式的强调与关注发展到极端所致的流弊，都不难看出一些端倪，由此导致文学在丰富、复杂、生动，乃至深入、体贴等品质方面受到损害，也是不难理解的事情。

　　对于各种现代性方案的反思，近些年来颇受关注，估计以后也会有更为深入的讨论出现，在此毋庸赘述;倒是对于“文学形式”与“实感经验”的关系，有必要再多说几句。对于本书的两位对话者来说，八十年代中期以降的先锋文学运动，乃是我们的文学阅读和研究的非常重要的背景，对于这次“革命”在当代中国所起的解放作用，恐怕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但对形式的重视、强调和实验，最初可能是突破以往窒碍的颇为有效的突破口，发展到极端却也形成了新的对于“实感经验”的排斥与约束。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评论界曾有对八十年代“纯文学”论述的反思，估计可能感觉到的也是这种窒碍。在我们看来，问题可能还要更具体，若极端简化一下，把纯文学的问题归结为形式问题，那么不是形式不重要，而是要对于形式作更为开放的理解和尝试，从而使得文学写作能更加向实感经验敞开。在此，实感经验始终是第一位的，作为对它进行良好表达的尝试，文学形式的实验应该更为开放、灵活、自由，跳出移植、模仿与文艺腔的陷阱;在极端情况下，为了呈现“实感经验”的丰富、鲜活、生动，形式的因素可以降到最低，甚至于接近牺牲。这些想法，在我们对于穆旦、林白、余华的讨论中都有涉及，不见得有多成熟，若能起到点刺激心智的作用，我们就已经心满意足。

　　我们强调“实感经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也不过是对于文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在新的情况下进行重述。远的不说，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胡适的“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的诗句，鲁迅的难以“为热带人语冰”的感叹，胡风关于“现实”与“主观”的论述，沈从文的写一个地方非要对这个地方的一切有尽可能贴身的了解的忠告，乃至张爱玲的“我相信任何人的真实的经验永远是意味深长的，而且永远是新鲜的，永不会成为滥调”的见解，无一不是在某一方面对“实感经验”的重要性进行强调。在这个新的现象层出不穷、老的情况却也未见得不会重复的新世纪，我们愿意再次思考、探究和阐发“实感经验与文学形式”之间变化多端、生生不息的动态关系，以作为对新世纪中国文学的祝祷。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七日

《张爱玲·鲁迅·沈从文:中国现代三作家论集》自序

把这些年陆续发表的与张爱玲、鲁迅和沈从文有关的论文和对话编集起来，似乎有做点说明的必要。这三位是我最欣赏的现代中国小说家，之所以喜欢，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的作品里充满了丰富而深入的“实感经验”。①详细解说见刘志荣集《从“实感经验”出发》“自序”。张爱玲写城市、沈从文写乡村、鲁迅写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与一般“闭门造车”的作家不同，这一点，不必太敏锐的读者其实也会有非常清楚的感觉。我一点不介意——毋宁说很高兴，在这一点上，和大家一样，完全站在忠于自己的阅读感受这一边。

　　推崇“实感经验”，也不一定就是推崇“写实”——因为从“实感经验”出发，不但可以有虚构，也完全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写作方法，但推崇“实感经验”，却一定会反对从形形色色的整体理论和教条出发——后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的痼疾，现在也不见得完全康复。这种痼疾，不但吞没和宰制了我们的具体经验，也极度束缚了生命本身的自由与活泼，从而极大地降低了中华民族的智商和创造力。

　　重提“实感经验”，说起来，从正式形成想法，到今天也已经有近十年。一开始的想法，可以说比较倾向于“实”，推崇“实感经验”本身的具体、生动、丰富和不可替代;到后来，则越来越倾向于“感”，更为强调精神的敏锐以及经验本身的重要和深入。我所欣赏的这三位作家，各自经历过不完全相同却都非常深刻的精神体验。其中，张爱玲对虚无的揭示，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文化和心理危机最为典型的症候;鲁迅显然很早就有非常类似的感受，但他更为鲜明的形象，却显然是不被这一体验压垮而持续不断地进行摸索与抗争的精神;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沈从文其实也有过类似的精神体验，也就是他一九三〇年代后期以迄整个四十年代的精神迷乱和危机，这一危机一九四九年前后达到顶点，之后方始渐渐平静和康复——沈从文对“自然”有非常深刻的体验，这导致他能迅速地感应到整个“现代”的核心危机，而他得以从如此深重的精神危机中康复，某种类似道家的精神和态度，可以说起了根本性的作用——时至今日，现代性进程在中国方兴未艾，现代性危机却也已然暴露无遗，沈从文思考和感受的林林总总，今天更加具有重大的参考意义。

　　一边编辑、汇总这些文章，一边发现，这些文章，无意间也反映了我这些年的心路历程。

　　我的现代文学研究，从张爱玲开始，因为有很长时间，思考她的问题，自己也渐渐沉浸在她的世界之中，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解脱这一危机的出路，且似乎根本没有出路似的——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心力所向，便是绝望般地企图思考和超克这一危机，这个过程，在我对鲁迅和沈从文的讨论中，留下了一些点滴的印记。

　　鲁迅本是我少年时代就喜爱和熟读的作家，一九九七年之后，跟陈思和老师读博士，因而常去贾植芳先生家走动——因为贾先生的关系，师门之中处处弥漫着源于鲁迅传统的精神空气，影响的事情，说起来，是不知不觉，在师门读书的几年，当年困惑的核心问题仍然未能解决，人却渐渐变得乐观和坚强起来。不过虽说鲁迅是我从小喜爱的作家，但却从未考虑过拿他来作“论”，后来依然是因为种种机缘，方始有了此辑的几篇——写“七月派”的潜在写作的一篇和怀念贾先生的一篇，亦一并收入此辑，既以见精神脉络的延续，也以记来处之不忘。

　　至于研究起沈从文来，则已然是工作之后，那时研究沈从文的“潜在写作”，发现仅限于《从文家书》，不能说清问题，便把思路扩展到他的写作全貌，写出来的东西，便是讨论一九四〇至一九七〇年代沈从文心路历程的那篇。张新颖此前写过两篇题材类似的文章，这篇文章，便有些和他对话的意思，材料上互相印证之处颇多，我自己的心得大概便是有意识地把沈从文的困惑、思考与海德格尔及中国道家思想比对、印证，无意间得到极大启发，自信也弄清楚了沈从文一直想表达、但一直未说清楚的东西，也由此仿佛明白了现代历史和现代精神的一些关键问题。①这篇文章在收入《潜在写作:1949－1976》时，因为论题集中的原因，删去了几乎一半篇幅，比较关键的第三节几乎全部删去，此次便借机全文完整收入。这之后，便正式和张新颖做了一次对话，可以说是那段精神历程的总结——也就是此书的最后一篇。

　　还在读博士的时候，陈思和老师便要我们去听张文江老师讲古典学术，说是要我们知道学问的“天高地厚”;工作之后，还自己跑去听过一学期的《庄子》，之后一直想着还要去听，但也一直惫懒着，直到张老师突然得了重病——所幸后来终于康复起来，但已然是从“生死线”上走了一遭——张老师生病的那段时间，我心上爽然若有所失，等他康复之后再开讲，便继续听他讲古典，这一次态度端正了好多，基本上一次不拉地听下来(当然出国的时候要借助录音)。这些讲课，从一开始就有根本性的启发，有一天听完《庄子·庚桑楚》篇出来，突然发现多年困惑的问题，不知不觉间已如春来冰雪消融。这是二〇〇五年的事，和张新颖讨论沈从文，大约已经带着当时的信息——尽管现在看，那篇谈话还立“体”得厉害，应该全部散去。

　　这之后，读的书，想的问题，便慢慢变了。

　　过去的形迹，当然不值得眷恋，敝帚自珍，尤其是可笑的事情，不过，这些凌乱的足迹，或者说不定也可以安慰苦恼与寂寞中的行路者于二三:

　　以前种种作为，

　　好似一场梦呀。

　　——焉知今日所为，

　　不也是一场梦呢。

　　乌云散去，你会看到

　　无云的晴空。

　　——何妨也留一点云彩呢，

　　看它飘摇起落，随卷随舒，

　　不正显出，天空的蔚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