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慧平

　　在当今特定语境中说文学与传统的问题，确实触及到了一个亟待研究的中国文学发展的核心课题。林建法围绕“文学与传统”提出的几个相关问题，也正是需要文学界给予重点关注的。文学与传统看起来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以来的一个老问题，甚至也可以简单地判定，文学与传统的联系是天然的，只要用母语写作就离不开传统。这是可以理解的。文学传统为写作提供思想与艺术的资源，同时也会设定难以逾越的潜规则，营造出某种“秩序”。还可以进一步说，从主体的角度看，传统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在拥有共同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群体性的经验与生命意识，它包括对自然、社会、人的认识与判断，凝聚成一种深层的文化逻辑，体现为人们基本的思想方式、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当一个人用母语写作时，必然地要受到母语所承载的文化传统的浸润与制约，无论他有怎样的个性，总是无法脱离传统。当年的艾略特在他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曾经指出:“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地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他和以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你不能把他单独地评价，你得把他放在前人之间来对照，来比较。我认为这是一个批评的原理，美学的，不仅是历史的。”①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第29、35 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他从文学传统所构成的有机整体的角度看个人的创作，把作家创作出来的新作品看作为以前全部艺术遭逢了一个事件，他甚至从特定的意义上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②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第29、35 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艾略特的这个有些极端的表达当然有其现实针对性——改变欧洲表现论的文学正统观念，但他还是更鲜明地表述出文学传统对于写作的意义。所以，传统是不可回避，必须面对的大问题。但是，我要特别地强调，传统是在不断地积累中发展变化的，虽然它有基本的核心精神与特质，但总是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发生内在的整合。因此，传统也需要在不同的时代被重新认知、发现与阐述。

　　为什么说文学与传统的问题触及到了当今中国文学发展的核心问题呢?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在当今这个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缺乏对中国文学传统、中国文学应有的和自觉的理论阐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既有的文学秩序已经被打破，新的不但没有建立起来，甚至对中国文学传统的认知、评价还处于迷惘状态。比如说，什么是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否形成文学传统?中国的文学传统应当如何继承?中国的当代文学应该怎样呈现文学传统?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思考和深入的研究，也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共识。这自然会影响到今天的创作与批评，使中国文学应有的文学精神、评价标准、发展方向缺乏自觉。我们无法想像，用旧的文学理论如何能够评价和阐释当下新的文学现象。所以，必须指出，我们今天讨论的文学与传统问题不是主观臆造出来的，而是一个文学实践中提出的重要理论问题。中国文学要发展，就必须自觉地认清中国的文学传统，表现出中国的文学精神，写出中国人的生命意识和心灵。

　　今天的中国文学正处在特殊的文学生态环境中，这是由于中国社会正处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处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转型期。转型期的中国文学正在遭遇着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主流与民间、市场经济的商业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理想等多重关系与矛盾冲突，一切既有的“秩序”在改变，一切都被重估，一切都等待着再建。在这种文学生态中，“传统”已经成为被怀疑、批判，而被赋予贬义。中国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带来的文化冲突给文学涂抹上了有时代特色的精神底色:一方面是对文学发展的要求，一方面是无根的困惑和迷惘，显现为一种危机。这实际上也是人们的精神家园遭遇到的困惑的反映。信仰危机、信任危机、道德危机反映在文学领域的突出表现是思想的平面化、文学理论的滞后、创作与批评的乏力。仅就文学理论的滞后来看，今天的文学理论还没有能够从过去的政治理论中实现根本转型，无法适应新时代、新阶段的现实，更没有形成较广泛共识的文学理论表述，建立起新的文学公共意识，因而当面对新的文学现象时，旧有的理论就显得捉襟见肘、无法适应，难以发挥理论与批评的引领作用。以对蒋子龙创作的长篇小说《农民帝国》的批评为例。小说写了社会转型期发生在农村的生活演变，写了一个农民欲望的挣扎、满足、膨胀与幻灭，写了一种文化的悲剧。我认为作品的立意是深刻的，作者意识到了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在文化层面的局限，以“农民帝国”为作品命名，蕴含着作者对作品主人公悲剧命运的寓意，表达了对转型期社会生活现象的文化反思与批判，更具有深广的暗喻性质。作品对中国新的历史时期所作的文学呈现，特别是作者一方面对中国文化传统作出的反思与批判，一方面自身又表现出来鲜明的中国文学的精神传统，需要文学批评给予新的阐释。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由于文学批评的评价尺度出现的旧标准与新现象之间的错位，没有使作品重要的新时代的文学品质得到应有的揭示和阐述，因而也没有使作品得到应有的评价。辽宁作家高晖的创作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案例。他的《康家村纪事》写了一个处于偏远乡村的个体生命如何被民间传统文化塑造，又如何接受、消解和转化时代观念、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形成新的生命意识。作品所作的文学呈现，是在“文革”时期的政治文化与新时期以来转型期文化相交织的文化背景中，以一个置身于其中的个体生命的视角观察、体验、认识和评价中国当代的乡村和保持着乡村生命力的民间文化。这是一个能够将读者带到悠远的民族生命历史和宽广的中国社会乡村生活的文学世界，足以引起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反思和对人生的深度哲学思考。《康家村纪事》的文本意义在于，以个体生命和民间文化的天然、持久性，超越了当代中国文学一直难以逾越的政治文化营造的文学潜规则，同时，以不拘一格的表现方式在语言、叙事、人物、情节和虚构诸方面，超越了现代文学营造的散文与小说之间文体的“秩序”。应该说，作品是展现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文学观念与创作的文本，需要有新的观念、理论与方法批评与阐释。但到目前为止，这种有新意的评论还没有看到。

　　阅读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对转型时期的社会生活有切身的感受、体验与思考，作家也凭着艺术的直觉给予了多种表现，反映转型期的时代文化特质的元素散现于各类作品之中。而我们的文学批评却没有能够及时地评价、总结和阐释，自然也不会起到引领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还没有形成达到一定共识的转型期文学理论，人们依然在传统与现代、主流与民间、中国与世界、理想与现实之间纠结与迷惘，甚至中国的文学传统是什么，中国的文学精神是什么，中国文学以什么样的品质走向世界等等，这类的基本问题都没有形成明确的观点和理论表述。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存在的问题，我曾经撰文指出，由于学科划分造成的界限，中国的文学理论界存在着一种怪现象:学科界限鲜明。分别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西方现代文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等不同领域研究的学者们，大多不熟悉其他领域的文学理论。这样就造成了不同文学理论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只能各自表述本领域的有限思想和理论，使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几个主要思想理论资源之间难以实现相互融合，构成有机的整体，建构出表现中国文学经验和文学现实，具有民族文学精神底色和时代性、世界性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这种文学理论研究领域里的内在局限，也是影响对中国文学传统正确认识的一种障碍。

　　提及文学与传统，许多学者担心当代文学发生倒退，重返过去。这是合逻辑、必然会发生的。如果传统仅指静态的过去的时间和空间，而不是延续至今的体现民族生活史和生命意识的文化逻辑，不是动态的，发展性的，那么这种传统是可疑的。另外，今天说传统，还有一些重要的参照系，那就是现代性与世界性。这一切都表明，中国文学界需要深入研究文学与传统这一重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