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每至秋冬换季,总要闹场重感冒,鼻塞、耳鸣、头沉、乏力——按说无非一种常见病,但持久顽固,百药难治,今年还被劝去医院进行了H1N1除外检查,着实让我懊恼不已:感冒不是“呼吸系统”的事吗,为什么还要波及我的“神经”!这让我在对现代医学平添几分怀疑的同时,更加怀念母亲和她“神仙一把抓”的医道——实在遍览古今,在我看来堪称“医道大家”者不过两人:一是距今1800年前的华佗,一是去世刚满周年的母亲!
母亲的医道从何而来,众说纷纭,不一而足,但最为现实的解释是:这位生不逢时的中国普通女性,1943年刚满20岁就进了我们这个家境败落中的大门,到我出世的1956年,13个年头先后生下五个嗷嗷待哺的儿女。当时的中国先是持久战乱,后是艰难恢复,内忧外患,百废待举,农村生活状况和缺医少药的局面是可想而知的。在那样严酷的环境下,若想使这么一堆儿女无一夭折,长大成人,“吃穿”和“健康”是面临的最大威胁和考验!母亲生性要强,虽无文化,但心灵手巧,她顽强而执着地支撑着一个家庭的生存和健康,“久医成医”,应该是情理之中的。
母亲的医道,说来既简单又复杂。
首先她的医道理念是“三分治七分防”,特别不提倡我们这样一把一把地吃药片,说“是药三分毒”……过去夏天,我们兄妹总是在天井当院睡,为了防备我们着凉生疮发疟疾,母亲无论一天怎么劳累,总要惦记把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儿女照护好:上半夜怕我们被蚊叮虫咬,等我们闹完睡熟后,就逐个给我们检查睡姿和盖严单子;下半夜又把我们喊的喊、抱的抱挪进屋里……即使母亲后来上了年纪,我都四、五十岁了,每每秋冬回家小住,母亲照样像对待孩子一样对我“百般呵护”:睡觉怕我在小炕冲门着凉,总是晌午给我把被子晒好,下午早早地烧热炕,晚上等我睡下帮我掖好每一处被角、再给我头顶预备好暖水瓶,第二天早起,母亲就又早早地捅开炉子坐开水,给我冲上2个自己喂的笨鸡蛋,搁上白糖、香油,摧我趁热喝——这样的情况,哪还来的感冒和杂病呢!
母亲不认字,既不识《本草纲目》,也不懂《黄帝内经》,其行医要诀无非靠“望、闻、问”诊断,生姜、绿豆、香炉灰、纳鞋针医治。记得小时候,一个风雪呼啸的夜里全家正在熟睡,躺在小炕上、比我大四岁的五哥一阵呻吟把睡梦中的全家惊醒,母亲赶紧点上油灯去看,发现五哥烧得满脸通红,嘴唇干裂,一摸额头和身上滚汤,知道是昨晚玩耍出汗着凉引发伤寒。她赶紧穿起衣服,冒着刺骨的严寒、踩着没脚的雪地,到当家邻里敲门借来一块生姜,又去二里以外的供销社买来红糖,沏好红糖姜水后,母亲就用大针给五哥刺唇放血,挤完血,再给他一勺一勺地灌下半碗红糖姜水,接下来是嚼碎生姜给五哥用力地搓后背,最后严严实实地盖好被子发汗——奇怪得很,五哥一觉醒来,就整个一个好人了!
母亲为人施医最重“医道合一,以道为先”,这里的“道”,可释为“治于非治”、“以诚施治”。记得1963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母亲起晌后去生产队出工。一开大门,发现河西崔母的那个人们都称之为“傻青”(小青)的要饭孤儿蜷缩在炎热的太阳地里,已经奄奄一息。母亲一看,知道是中暑和饥饿所致,赶紧把他抱进家来,放在当敞的砖地上,先找出一点清凉油擦在他的太阳穴上,再用湿毛巾捂住他的面额,然后倒出昙里仅有的一把绿豆熬汤喂他喝,没待多久,“小青”渐渐醒来。母亲在喜出望外中从吊篮中把仅有的三个半苜蓿菜饼拿出来,先让小青就咸菜吃了一个半,另两个塞进兜里让他带走——“小青”如今还活着,几十年来这个当年的孤儿始终把母亲当成他的亲人,母亲对他也时有接济。“小青”很有良心,后来母亲腿脚不好,他常给母亲赶集买菜、拉柴摊煤。去年母亲去世回家安葬,“小青”得知消息远道赶来,抱住母亲的骨灰盒放声痛哭!
母亲的医道还特别讲究“理气”,认为人的健康与否全在于“血脉调和”,气血淤积、周流不畅,久必成疾。可以说母亲行医的一大诀窍就是“劝说疏导、心理施治”。母亲平生心地善良,人缘极好,邻里家人,大事小情,无不愿听母亲,母亲的“调解员”身份差不多成了她“终身荣誉”!就我们自家,过去也是个十足的“弱势群体”,父亲、兄弟出去闯关东,家里只有小脚的母亲、出门的姐姐和年幼的我,许多“无辜”时有降临,母亲的角色就更可想而知。记得1970我放秋假,为了给家中多挣些分,14岁我每天都去生产队拉犁拉耙、撒粪砘地,可一个半月过去,秋后算账时只给我记了6天42分,白干的39天、273分几经交涉无果而结,这让谁能承受得了,当时我连冤带气,患上严重肺结核,后来已经发展到奄奄一息的地步。母亲为了唤回我的灵魂,不知坐在床头叨念了多少遍“吃亏是福”,不知在菩萨面前原委了多少次“恶有恶报”,不知在我昏迷状态为我多少次焚香唤魂……
如今,我心目中两大“名医”相隔1800年先后离去:华佗的走,带走了无与伦比的医术;母亲的走,带走了包括无与伦比的医术;逝者已矣,而于我,抹平如此的心灵创痛,肯定不是个简单的时间过程。
注:为母亲去世一周年而作“怀念母亲”系列之二,之一为《我为母亲穿寿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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