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熠

　　“路遥热”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近期，根据路遥中篇小说《人生》改编的电视剧《人生之路》“霸屏”，也印证了这一点。这部由阎建钢执导，陈晓、李沁等主演的“上海出品”电视剧，自开播以来，收视率持续走高。据中国视听大数据，《人生之路》收视率多日超过2.5%，位居黄金时段电视剧收视榜首，尤其在4月7日晚，酷云直播实时收视率破3；同样，电视剧网播平台的热度同样可观，可谓口碑收视双丰收。

　　更值得一提的是，短短一两个月时间内，电视剧在央视一套、央视八套连播三次，如此罕见且高频的排播，既说明了路遥作品长久的生命力，也证明了这部“上海出品”电视剧改编之成功。回过头看，从文本《人生》到电视剧《人生之路》，主创对人物命运的大胆续写与扩充，恰是电视剧成功的关键因素。如果说《人生》这部时代著作一度成为青年人口中的“人生答案之书”，那么，电视剧《人生之路》则在原作基础上，将“高加林们”的人生合理延展推导，让曾经困扰一代人的难题有了答案。这也为名家名作在当下的影视化改编提供了参照。

　　1982年，路遥的《人生》在上海的文学杂志《收获》上发表，立即轰动全国，在大范围内引发讨论。彼时正值改革开放，书中高加林的最终去留，正如路遥在最后一章标注的那样—“并非结局”。“部分取材于《人生》”的《人生之路》，在文学作品的基础上，用了近乎一半的篇幅，展开对高加林、刘巧珍、高双星等人物命运的合理想象。《人生之路》由上海市委宣传部支持在上海立项，获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跟踪扶持，去年3月初在上海开机；这也是继《平凡的世界》之后，再续上海影视剧与路遥经典作品之约。

　　从改编角度来看，《人生之路》对于原著有两个比较大的改动，其一是将原著中高加林民办教师的岗位被顶替，改为“高考成绩被顶替”，高双星顶着高加林的大名进入大学，偷走了原本属于高加林的人生。其二则是将高加林出走农村的落脚点置于上海，高加林、刘巧珍、高双星等人物在大上海的舞台重新相会，从而演绎出新的人物命运。对于任何一部文学改编影视剧而言，在多大程度上遵循原著，从什么角度改写文学母本，都是决定影视剧成败的关键。对《人生之路》而言，收视率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电视剧对人物命运的续写，得到了当下观众群体的共鸣。

　　经典名家名作的改编，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即遵循原著精神。无论是在电视剧还是在文学作品中，高加林始终是那个高加林。与原作一样，《人生之路》所探讨的依然是人物的命运浮沉以及青年人在岔路口的人生选择。命运这条道路反复无常，既会在你得意自满时予以痛击，又会在你心灰意冷时给予惊喜，这就是“人生”。

　　剧中，高加林一次次命运的反转，都意在让这个人物形象更加鲜明。高加林出生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陕北农民家庭，但他始终与黄土地格格不入。在剧集开篇，尽管遭遇高考落榜的打击，高加林依然是自傲的。他会设法用独特的教育方式，唤起学生对于文学的热爱，会在得知民办教师有转正机会时，得意地向刘巧珍炫耀。他是渴求离开土地、离开贫穷落后的乡村的，但命运却一次又一次将他捆在土地上。

　　如果从高加林身边的两位女性说起，刘巧珍代表了他对黄土地的复杂情感，黄亚萍则象征着高加林的城市夢。在面对巧珍时，高加林一方面被巧珍热烈的情感所打动，另一面却无法忍受两人在学识、阅历上的巨大鸿沟。他与巧珍恋爱但又抛弃巧珍，实际上象征着他渴望与黄土地切割，渴望出走乡村的心态。此时，热爱舞蹈的黄亚萍登场，她就像黄土地上的一个闯入者，新潮时尚、家境优渥、眼界开阔，两人有共同语言，高加林也从她身上看到了城市生活该有的样子。

　　在剧集前半段，参加高考、成为民办教师、去县城当通讯员，都是高加林一次次的“出走”，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他只能收起自己的骄傲，回到农村成为一个普通的农民。然而，土地终究束缚不了高加林。这也是《人生之路》所要展示的主题，面对人生道路上的挫折，没有一个剧中人物选择屈服于命运。即便成为农民，即便双手因劳作长满水泡，高加林也不曾放弃写作。也因如此，土地最终回报了高加林。当他从一个卖馍时羞于喊出口的人，变成报告文学获奖后，在镜头面前坦然承认自己是一个农民的高加林，他实现了自我的成长。在这片土地上写就的报告文学，成为他走向大上海、叩响文学之门的敲门砖。当高加林终于与农民这个身份和解的时候，他才成为了一个“完人”。观众不难发现，《人生之路》不仅在路遥家乡清涧取景；就连高加林从记者到作家、再到文学杂志主编的人生道路，也有着作家路遥人生际遇的影子。

　　《人生之路》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它讲的不仅仅是高加林的人生。围绕在他身旁的刘巧珍、黄亚萍、高双星、刘巧玲，甚至于出现篇幅很短的配角，都有自己的人生路要走，有自己的挫折要面对，有岔路口的选择需要做决定。总制片人魏巍将《人生之路》这部电视剧视为“群像戏”，他曾言，电视剧要完成的目标，是在一个更加宏大的视野下，去展现一批年轻人的成长、奋斗与人生选择。可以说，电视剧对配角形象的展现也是立体生动的。

　　在高加林怀揣着文学梦想一步步艰难跋涉时，刘巧珍因女儿患病到上海求医，最终通过自身努力在上海扎根。在原作基础上，《人生之路》极大地丰满了巧珍的人物形象。从她勇敢地跟高加林表白，到抵达上海后当保姆、摆摊、开面馆、成功创业，这位从陕北土地上走出来的农村女性，纯粹、坚毅、善良，极大地展现出人格魅力。

　　再拿高双星为例，他是高考成绩顶替的受益者，如愿上了大学，有一份好工作和一个幸福的家庭，并在上海站住了脚。当高加林为了提升学历去上成人夜校时，高双星恰恰是他的老师。这种人物命运关系的倒错，让高双星的内心充满纠结与愧疚。他一面享受着这件错事带来的好处，一面又深受道德良知的谴责，甚至于除了高考顶替这件事外，高双星在面对弱小时，还展现出性格中的善良与正义感。

　　高双星的父亲、村支书高明楼也是这样一个复杂的角色。他既是村里的大家长、大能人，又有自私自利、不择手段的一面，出于为儿子铺路的想法，他调换了高加林的录取通知书，是造成高加林前期悲剧命运的始作俑者。但同时，他也不是纯然的负面形象，他对村庄大小事务及乡里乡亲的关心也是真实的。

　　在《人生之路》中，人性之复杂可见一斑。也因其复杂，呈现出人性之真实。高双星选择自首，放弃“偷来的人生”，最终“逆向”回到家乡，成为一名小学老师。这个选择可以与高加林的出走相对照，也再次呼应了人生与命运这一主题。

　　除了明面上的人物命运轨迹，《人生之路》还有一个隐于背后的主题，即时代的大变迁。在路遥成书的20世纪80年代，重新回到农村的高加林，面对未来依然是迷茫且没有答案的。到了《人生之路》中，改革开放浪潮滚滚，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与乡村不再泾渭分明，人才流动的机会让主人公找到了改变命运的契机。既是命运，也是这个时代将主角的人生之路引向上海，使他们在上海回答了路遥书中的未尽之言。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爱情与事业、理想与现实，陕北高原上这几位年轻人的困境、期待与选择，他们所面临的“人生之问”，电视剧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总体而言，剧里既有命运的反复无常，更有凸显的奋斗主题，同时也放大了人物的“善”，讲了一个朴素的善恶有报的道理。坚持文学梦的高加林，如愿出书、成为著名作家；脚踏实地打拼的巧珍，没有被暂时的挫折打到，东山再起创业成功；追求舞蹈梦想的黄亚萍，接手母亲的舞团，成为一名舞蹈家；高双星也迎来与高加林的和解。命运，终究厚待这群认真对待人生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