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红侠

　　

　　话剧《天真之笔》（浙江话剧团出品，林蔚然编剧，李伯男、刘昊导演）为郁达夫这样一个丰富而充沛的灵魂寻找到了舞台方式的表达。

　　郁达夫是一个因作品和经历独特而被阐释的对象，作为“作品里颓废派，现实中的清教徒”，他笔下的文学世界和现实人生是存在割裂的，那是他双重人格的证明。《沉沦》中的颓废主义情色想象充满了对理性价值的怀疑，带着把个性自由推向极端时的强烈表达，对现实的怀疑和反叛转变为在虚无中崇尚感官享受与人之本能。颓废表达的不是快感而是痛感，颓废派如此颓废，但却从来是文学王冠上的宠儿，因为颓废气质具有着独特的审美魅力。

　　郁达夫的颓废主义是他处境和内心的描述—因苦中作乐而恣情纵意，是独特文学的审美形态，都带着浓重的悲观本质。这样的郁达夫是不是太过丰沛而难以表现？他的情色与颓唐作为表达方式而存在，都是历史范畴的话题，他身后是“五四”那个伟大的时代，时代赋予着他深刻的意义。

　　如何将他这些很难为大众理解的东西转变到舞台审美范畴？又如何对这个人提取灵魂，剔出骨肉？

　　郁达夫的一生，一直为生存意志和生命能量所左右，因旺盛而躁动，因痛苦而沉沦，但他却不足以强悍到平息无法克制的狂放，于是过于激荡的情感经历难免滑向了喧嚣，面对这样的表现对象，剧作家的创作意识体现出鲜明的倾向—有所敬畏，但与此同时带着人间清醒。“天真”二字剥去了郁达夫身上一切标签，还原了字里行间那个在文字和现实存在里分裂的诗人，做了文化上的、精神上的、人性上的全面的接通。

　　剧作家给了郁达夫一个完整的情感发展线，从孤寂的童年在女佣翠花的腿上开始了对女性的启蒙，也开始了他做为男人的心灵之旅，从此他有纷纷的情欲，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痛苦。文学给他带来了光环和魅力，但文学无法让他有一个平静的人生，文学给不了他的人生以答案，才华也支撑不了他的生活，只能增添躁动和骚乱。完整而全景式讲述他的一生是不太可能的，流水线也只能徒徒生厌。

　　《天真之笔》有让人赞叹的叙事才华，博观约取，在简洁中呈现复杂。为文本服务的形式和为形式服务的文本完美的结合，把这个其实并无跌宕情节但却有绵密情感的故事讲了出来。其中戏剧文学与舞台手段最完美的结合是旁白与独白的使用。说实话，旁白有时让人无法忍受，因为老套的旁白常常带着广播剧的传统，是创作能力枯竭时的一种手段，是无用的煽情。但《天真之笔》剧中的旁白和独白，甚至是以上帝视角来完成的心理独白，都完成着表演容量所表现不出来的那一部分重要的内容。参与旁白者是哪些人？剧中人，群演，或者重要角色，无一例外地参与其中。相比较于整场只在开头和结尾使用，《天真之笔》中的旁白频次并不低，甚至是有大频次的使用，但完全服务于整体内容推进的。旁白的内容与画面、背景、剧情都有联结，是灵活穿插，跳进跳出的自由形式，是与文本无缝对接的，是一种叙事方法，更是高明的表现策略。伯男和蔚然的合作有很多，希望他们心怀理想，继续耕耘，但这一次是真的把千头万绪的人生，变成了一个文本，而出发点是郁达夫的精神世界。发力点是舞台技术形式，着力点是讲述心灵历史的艺术形象而不是现实形象，呈现的也不是流水线般的爱国诗人的经历，而是他精神的独特性—他那迷人的“天真”。

　　舞台以一种诗意的方式打开了郁达夫的人生，首先打开的他没有让沉沦与情欲淹没的初恋，那一刻时光轻软。《沉沦》里是没有爱情的，有以颓废的方式书写的情色想象。舞台上，日本姑娘隆子是浪漫与理想的化身，这一段真纯动人的美好初恋替代了颓废派现实人生里的情色书写。这段草木葱茏的初恋表现得非常美好，东瀛的黄昏斜阳里，晚春初夏的樱花树下，大和民族女孩儿的清纯与明媚，让观众和主人公共同重拾了爱情里的诗意，也充满着淡淡的宿命感，浸透着物哀美学，心神俱碎。“你要回中国的，这里不属于你”，这是一句善解人意的情话，但背后却写出了郁达夫的底色，他一生耽于情爱，但爱情却并不是他最重要的内容，他的精神底色是传统士子精神和“五四”新知识分子的结合，日本的樱花和夕阳都留不住他。

　　剧中与孙荃相关的段落写满了禁锢和伤害。原配并不具有天然的正义感，当代都市里的人并不会为郁达夫所谓的移情别恋而将他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因为真实比伟大、比所谓的道德上的完美更珍贵。郁达夫和孙荃是被命运共同碾压的人，都是受害者，但郁达夫却同时也成为了一个加害者，这是这个故事里真实的地方。他没有给孙荃一个结婚的仪式，却以夫权实施了冠名权，轻描淡写一句“你也是牺牲品”推卸了所有男人的责任感。孩子的出生到死亡，他不仅没有提供一点点父亲的仁慈，反而充满了暴虐的坏脾气，甚至说出“你们为什么不去死”这样的话來。孙荃并不是一个朱安般的存在，她年轻清秀还能写很好的古体诗，是富春江畔的传统闺秀，郁达夫早年家书中也有过“定知灯下君思我，只为风前我忆君”这样的句子，当然，也有可能是才子当时对爱情的期待无处安放。他和孙荃是因缘的错会，是的，就是一段错会。李贺有句诗形容孙荃也许很恰当“为君挑鸾作腰绶，愿君处处宜春酒”，孙荃的形象沉默而隐忍，透出传统女性的温良动人，她独自抚养三个孩子，始终在富春江畔的家中上下操持。“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段故事里的郁达夫自私冷漠，但他人性中的善良完全没有因婚姻的枯萎而泯灭，所以对孙荃和孩子一直有经济上的资助，也就是这件在今天法律视野下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引发了和王映霞婚姻之间的焦虑和矛盾。

　　郁达夫曾经写下过这样一段话“没有感情的理智，是无光彩的金块，而无理智的情感，是无鞍蹬的野马。”而他自己，面对青春少艾的王映霞，却追随了心中那匹据说叫作爱情的无鞍烈马。郁达夫因才华而放浪、躁动，但他的退却、懦弱，也是男性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性格使然。

　　舞台上始终有小桥流水的意境，看不见流水却犹如富春江的江水蜿蜒而至，那也是郁达夫的生命之河，他如水一般温润，也如水一样柔情，生命的意志与能量也有水的力度，但他却不是山一样可以依靠的男人，他永远是一个天真的阴柔才子。舞台就以这样的方式娓娓道来，实现了对郁达夫的人生追溯，追溯的过程其实也抵达了每一个人、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这个故事让你动容，让你思考，也让你感到痛和愧疚，感受到情感的冲击，那就是戏剧文学让人反思自己的时刻。那一时刻，特别治愈。谁不是经历了生活里的那些这些，坐在这里看别人的故事。

　　《天真之笔》尽管表现了这么多纷扰的情事，但作品的精神底色通篇都在回答一个问题：郁达夫是谁？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一个“五四”新知识分子，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诗人、烈士……从年轻的郁达夫留学日本，面对支那之名的羞辱，愤然挺身，从隆子留不住他时两个人的对话，到抗日时写下“男儿只合沙场死，岂为凌烟阁上图”，他自始至终作为共产主义坚定的信仰者和爱国诗人而存在，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底色是他的人格基调。

　　酒醉鞭名马，情多累美人，真诚永不消逝，天真至死不渝。天真，是郁达夫轻盈的灵魂，为诗文而生的灵魂，清逸而飘缈，他的文学才华犹如闪耀的星辰，而肉身却难免同在烟火中沉沦。颓废是抵抗厚颜无耻现实的方式，任何颓废需要更强大的内心来支撑，以文学世界和一生情感轨迹对抗虚伪二字的郁达夫，保留了永不成熟的那份天真。对于郁达夫而言，烈士、情种、渣男，都不是他最具有标识性的东西，他五十年的人生暗合了李商隐那句“锦瑟无端五十弦”，他灿烂飘过，他沉默跌落，他体会到的世界都化成了笔下的峰峦，而《天真之笔》这部作品，也为他丰富而深刻的灵魂找到了生动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