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作为外来艺术样式，自20世纪初引入、萌发于上海之后，在这座中西交汇的国际化都市虽几经波折，但仍然蓬勃发展，成为话剧发展的最重要的城市与艺术土壤，大量话剧艺术家集聚在上海，近百家话剧艺术团体的涌现与演出，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已成为中国新文艺舞台艺术的先锋和最有影响力的文艺样式。话剧先辈欧阳予倩、洪深、田汉、熊佛西、夏衍、于伶、黄佐临等在上海的创作演出，组织的剧团建设和戏剧教育，形成了上海话剧艺术的风格流派与体系，即使在抗战时期的“孤岛”，上海依然活跃着120多家话剧职业剧团与业余剧社，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革命运动和国家民族斗争起着重要影响的文艺力量。同样的，话剧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大量创作演出的话剧作品，也成为上海话剧艺术发展的基石，至今仍然产生着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话剧是上海最早成立国有院团的，在17年里有四大院团成为上海话剧的支柱，上海戏剧学院、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影演员剧团、上海青年话剧团以各自的特点与风格流派竖起了中国话剧的半壁江山。除此之外，大量的业余话剧社团、演出队活跃在街区、校园、工厂和乡村，形成了专业院团与业余社团的发展模式，并没有出现如戏曲界的民间职业剧团现象，也没有重现新中国成立前上海众多话剧编剧导演组建职业剧团的情形。
任何一门艺术，尤其是舞台艺术，组团、建团、创作、排演具有艺术个性与风格流派的剧目是每个艺术家的理想，也是话剧艺术家的梦。这一话剧独立创排的海上之梦，直到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艺体制改革号角吹响，才迎来了现实中的推进。
上海民营话剧之萌发，始于体制内外两条线在交错行进。1983年，上海青年话剧团决定排演根据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人生》，编剧程浦林提出了承包制模式，向剧团贷款3000元排演话剧，《人生》引发了话剧民间运作的起航，演出获得了市场的认可，作家路遥也亲自来上海观看首演。话剧《人生》的成功让程浦林有了继续走向市场的信心，他在1988年成立了上海话剧界的第一家民营剧团—上海华夏文化艺术团，陆续演出了话剧《皆大欢喜》《闹钟》《回黄转绿》等。同期，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赵家彦也成立了带实验性的民营剧团五四小剧院。由于这一时期上海的话剧市场面临影视剧和卡拉OK、录像厅等新兴娱乐样式的冲击，渐渐陷入低谷，体制内走向民营话剧的并不多。但这一时期的文学小说、文艺理论格外活跃，1985年之后，戏剧界从存在主义到荒诞派、从布莱希特到环境戏剧、从奥尼尔到品特，几乎欧美近百年来的戏剧流派代表作品在上海话剧界短短的十年里受到关注和搬上舞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同时，国门的对外开放，在同世界戏剧界隔绝了近四十年后，突然又可以直面国际戏剧舞台，西方现代戏剧理论与演出不断被介绍进来。这一时期充满着思想活跃与释放，也带来了躁动不安的创作欲望。于是，一批年轻的戏剧人开始了自己的民间戏剧实验，而小剧场成为了最主要的演出形式。
初期的民间小剧场戏剧，以思想先锐、表演形式先锋为特色，其中有较大影响的作品有1985年陶骏编剧、上海师范大学学生演出的《魔方》完全打破了传统戏剧结构，通过七个板块寓意七彩社会魔方，一批主创由此还成立了白蝙蝠实验剧社。同期，刘擎创作、雷国华导演的《金棕榈酒吧楼上楼下》在人民艺术剧院排练厅演出，张献、刘永来、李容、王景国等人组成了边缘剧社，在青年话剧团排练厅演出了张献创作的先锋戏剧《屋里的猫头鹰》《时装街》。毕业于上戏同班的贺子壮、余云、李容、吴保和创作了实验话剧《山祭》《月祭》《火祭》系列，也成立了星·89剧社。这时期的民间话剧和剧社大部分人员还是有着国有剧团的背景或身份，业余时间组合起来排演几部自己创作的先锋戏剧，并没有完全走向演出市场，演出场次很少，也没有全年的演出计划，主要还是圈内的朋友和戏剧爱好者来观赏，上海的话剧观众也并不了解。作为国际化商业大城市的上海，其商业化和时尚新潮的流行无疑也影响着话剧演出的风格和模式，而这一转变恰恰也是先由国有院团的戏剧人率先突破的。
进入90年代，上海都市的商业中心不断兴建，出国潮已经不是新鲜事，有着海派特色的商业街区逐渐形成，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眼光也越来越商业世俗化。
1989年底，上海艺术研究所、上海话剧艺术研究会成立了上海话剧发展对策研究课题组，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对上海话剧现状与改革方向进行调研，之所以将这一不被外界所了解的这场调研课题重新提及，是因为这份课题成果对上海国有话剧院团体制和民营话剧发展带来了重大变化。时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孙滨、上海艺术研究所所长李祥春、上海市文化局戏剧处处长徐抗生恰好均为原上海青年话剧团的书记、团长，上海话剧艺术研究会会长陈恭敏原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也是话剧编剧，他们长期在话剧演出和话剧创作一线工作，十分了解上海话剧的真实情况与问题所在。因此，课题对上海话剧院团体制改革对策、上海话剧编剧、导演、演员现状与对策、对话剧观众现状与对策、上海话剧优化组合等八个方面提供了研究对策成果。1990年10月，《上海话剧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调查报告》在上海话剧发展研讨会上发布，同步举办了话剧展演活动。这份课题报告中对院团体制改革，特别是对国有院团中原来争议较多的优化组合模式，实际就是国有院团中以剧组模式承包演出的现象给予了宽容，鼓励话剧演出体制的多元化。
在此之后，上海话剧界出现了两部连演连满、甚至提前一个月就售罄的小剧场话剧，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被称为商业性小剧场戏剧的奇迹，一部是1991年上海人民艺术院演出的小剧场话剧《留守女士》，另一部是1992年上海青年话剧团首次试行剧组责任制演出的英国品特剧作《情人》，连演连满，从上海演出走向了外省市巡演。而两部小剧场戏剧在商业上的成功，给民营戏剧的生存之道打通了商业化思路，于是，新的一波民营商业话剧行情正在逐步形成。
1992年在上海艺术研究所所长李祥春的提议下，话剧艺术研究室主要骨干商量成立实验剧社走社会化办团的实践，这也是希望将课题研究成果运用到体制改革中去，此前研究室编辑出版了《佐临研究》，在采访组稿中，佐临先生多次谈到了上海“孤岛”时期话剧团体和导演群体兴起的缘由，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大批导演办团、戏剧人办团的情形，话剧的繁荣、话剧流派的形成，是离不开一批具有艺术风格的剧团来实践的。欧美戏剧流派的纷呈多姿也正是有着大批富有个性的小剧团群体为基础，戏剧独立制作人、人数精干的全职剧团、非职业的“爱美剧”精神，从国内相似莫斯科大剧院的模式转向更多元的话剧制作体模式等，都是对当时话剧走出低谷的思考。1993年5月，上海市文化局正式批准了以制作人为主的上海现代人剧社，并颁发了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明确体制为民间职业剧团，这也是第一家以制作人为主体的民营话剧团体，与当时许多戏曲、音乐、舞蹈类以退休演员为主体的民营剧团有所不同。1994年，上海现代人剧社首个演出季三台剧目一经报道就引起了社会关注。演出都以制作人组成独立剧组，贺子壮、李容为制作人的话剧《楼上的玛金》，由刚演完电视剧《过把瘾》而爆火的王志文偕同刘威、徐幸、周笑莉主演，21场演出瞬间售罄。曹小磊为制作人的话剧《上海往事红玫瑰》在当时上海最豪华的商城剧院连演10场（梅子、吕梁、徐峥、吴越主演），张余为制作人的话剧《莎姆雷特》与中国台湾李国修的屏风表演班首次两岸话剧人同台演出，参加上海莎剧节，这次演出季的剧目创排资金全部来自于社会和票房，各家媒体都对这家新生的民营话剧团体进行了大量报道，更对制作人为主的创排模式产生了兴趣，也得到了文化主管部门的关注与支持。1995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与上海青年话剧团合并组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并明确以制作人负责制的两个演出制作体进行演出运作。自此，上海国有话剧团和民营话剧团体在全国话剧界率先推行了制作人为核心的演出运营模式，引起了全国话剧界的关注与反响。到如今，全国的话剧演出几乎都形成了以制作人负责制的演出运作模式。
1996年至2006年的十年间，上海的民营话剧剧团和民间话剧活动开始活跃起来，并随着上海纪念话剧诞生90周年展演活动的开展，话剧市场也开始回暖，特别是商业性话剧演出开始受到民营话剧团体的重视。2000年现代人剧社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合作演出的首部网络题材话剧《WWW.COM》连演40余场，受到欢迎。2001年现代人剧社的首部白领时尚话剧三部曲在话剧中心大厦公演（《单身公寓》《白领心事》《情感派对》），一时风靡青年白领群体，被新华社评为当年十大时尚事件之一。上海的小剧场白领话剧，演出形式贴近观众，题材新颖并富有城市特点，有了一大批较为稳定的白领观众群体。于是上海的商业化小剧场话剧成了物理空间的大小，演出火爆的白领话剧从小剧场搬到了大剧场演出，作为小剧场先锋戏剧精神来说，似乎在上海发生了变化。但是对于面临低谷的话剧市场，上海话剧界给予了充分的宽容，也许正是这座商业化都市海纳百川的文化特质，因此，民营话剧中商业话剧与先锋话剧能够互为包容，也与北京小剧场话剧风格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差异。这时期民营话剧主要是由三大板块组成。
其一，直面演出市场的民营话剧纷纷成立，其中有著名演员焦晃戏剧工作室，演出了大型话剧《虎行匍匐》；知名媒体记者李涛成立了飞鸟剧社，演出了原创话剧《危险关系》。一批专业院校毕业的年轻戏剧人纷纷试水，如刘恩平成立了802戏剧工作室，演出了话剧《当我们死者醒来》《晚安，苔丝狄蒙娜》《谁动了我的奶酪》《小王子》《八只脚行走》等；任明炀成立了聆舞剧社，演出了话剧《地下室的男人，绿裙子走了》等，赵川、刘阳成立了草台班，演出了话剧《38 线游戏》《台北38 °线》《沸腾的社会案件》等，曾在法国留学研究即兴戏剧与情景戏剧九位主创人员成立了九维空间实验剧社，演出了《婚姻爱情实验室》《四川好人》《月亮……》等，在复旦大学就读时就组织剧社活动的韩博成立了夜行舞台，致力于小剧场戏剧实验，演出了《睡吧》《老眯和他的少爷》《夜行舞台·情景对话1》《山海经》《夜行舞台·情景对话2》《钓鹰》等，还有不少海漂的和来自于中国港台地区的戏剧人，也活跃在上海组团排演话剧。但是，大部分民營话剧团体的演出还是非商业性的，因为其中一半多的剧团都尚未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演出剧目的商业演出需要申报临时演出许可，而能排出年度演出计划的少之又少，不少民营话剧团因拉不到资金与赞助，演出也只能选择在非商业性的临时场所。不过随着演出团体的增加和演出场次的增多，民营话剧还是在困境中步步前行。
其二，民营话剧的演出场所在逐年增多，而且场地空间形式也趋于多元化。2000年5月，上海肇嘉浜路上出现了红黄黑色调强烈的建筑体，亮眼的灯管勾勒出真汉咖啡剧场六个大字，这是舞美设计专业毕业的王景国从美国回沪后，联络上海一批戏剧人打造的新颖演出场所，从纽约外百老汇借鉴而来的双业态戏剧演出场所：白天是咖啡馆简餐店，晚上是话剧演出，结束后转为酒吧营业。开业后分别与上海戏剧学院、话剧中心、现代人剧社合作演出了《屋里的猫头鹰》《目击情人》《女人话题》《等待戈多》《我爱抬杠》《欲望X》《情人》等，但仅仅两年因高额的房租和话剧的低票价无法平衡而歇业。2004年王景国在上海西南角的龙漕路仓库改建了下河迷仓，专门提供给业余剧社和学生社团进行排练和非商业性演出，扶持了不少青年戏剧人和爱好者的戏剧实验。2002年安福路永乐宫与华集文化公司合作改建永乐咖啡剧场，成为民营话剧的又一个基地，演出了《都市症候群》《谁拔了我的气门芯》等一批剧目。2004年地处南京西路的中信泰富时尚沙龙、金茂大厦一楼小剧场开始上演民营话剧团体的都市时尚话剧，此时的话剧演出不仅在剧场，也进入了高端时尚的商业中心，民营话剧开拓非剧场的演出空间受到了年轻观众们的欢迎，而话剧团体的国有与民营身份已经淡化，人们看中的是剧目而非演出方的性质，这对于民营话剧来说，不啻是一个可喜的现象。2005年，上海大剧院小剧场与现代人剧社合作驻场演出，并在上海电信《2006年大黄页》中刊登了整整两版2006年全年话剧演出预订，这在民营话剧中尚属先例，显示了民营话剧能够有计划地提前安排全年演出计划，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2005年虹口海上海剧场开业，以民营先锋话剧与独立舞者演出为主。同年话剧爱好者卢崇天等人搞了东区戏剧工场，以业余话剧和校园戏剧演出为主。余姚路同乐坊芷江梦工场上演的13部话剧里，有10部是民营剧团排演的。民营话剧赖以生存的演出空间越来越多，也催生了更多的民营话剧团体，使演出生态与营商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
其三，上海民营话剧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上海高校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2004年10月25日，由话剧艺术中心承担组织工作的首届上海大学生话剧节落幕。谁也没想到，为期一个月的话剧节有40多个大学生校园剧社参与，22台外围赛剧目、12台决赛剧目让话剧界人士为之惊讶，直到今天大话节也是上海话剧活动中最有活力时间最长的活动之一。首届大话节中的不少精英人才，如今已成为上海话剧团体和剧场的领军人物。校园中一批知名的剧社也年复一年的为上海话剧发展包括民营话剧贡献着力量。
2007年是中国话剧诞生100周年，各地的话剧纪念活动推动着话剧演出的进一步繁荣。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切接见了上海话剧界人士，现场不仅有老一辈话剧艺术家、国有话剧院团、话剧教育、儿童剧和工人话剧的代表，也邀请了民营话剧的代表参加会见座谈，这对于上海民营话剧的发展带来了信心和激励。此后几年中，上海的话剧演出剧目与场次逐年增加，2008年上海全年话剧演出剧目81部，2009年91部，2010年185部，2012年达到了226部，此后基本维持在全年200多部话剧演出，而民营话剧占据了半壁江山。
2007年至2018年期间，可以说上海民营话剧的特点是快速增长、规模效应和市场开拓。在民营话剧机构方面，除了老牌的现代人剧社，北京的戏逍堂、开心麻花、孟京辉工作室、中国台湾赖声川表坊先后入驻上海，上海的民营话剧团体也扩增了近40家，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锦辉传播、可当代艺术中心、恒源祥戏剧公司、新文化、尚戏文化、宝奇文化、汇阳文化等。话剧机构入驻话剧演出场所成为新的增长乃至爆发点，徐家汇美罗城上剧场成为赖声川在上海的专属剧场，演出代表剧目《暗恋桃花源》《宝岛一村》和新创剧目；现代人剧社签约十年新光影艺苑打造新光悬疑剧场，看悬疑剧到新光悬疑剧场成为流行，10年中上演了近40部悬疑剧，如阿加莎推理剧系列每部剧都能连演七八十场；锦辉传播在上海人民大舞台推出的南派三叔《盗墓笔记》系列不仅在上海创造了票房奇迹，巡演全国更是获得当年话剧十大票房之一，同时也带动和催生出一批热门小说IP改编类话剧的演出，如《三体》《秦时明月》系列等；开心麻花在上海民营话剧中逐步成为演出场次和票房的前三甲，并以话剧演出全国连锁运营的模式开创了商业话剧的特性；可当代艺术中心依托凯旋路的可当代小剧场，主要演出国外当代经典话剧如《婚姻风景》《长椅》；上海恒源祥戏剧公司也制作演出了话剧《永远的尹雪艳》《大商海》等。
这期间由于商业话剧的红火，也吸引了众多非戏剧工作者的参与和民营资金的涌入，短平快的“急就章”纷纷出现，把民营话剧变成了粗糙的流行快餐，民营话剧上演的戏剧总体水平不高。面对话剧演出市场上大量无厘头喜剧闹剧作品和悬疑惊悚推理剧目，民营话剧的不少负责人也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只有量、没有质，“叫座”也只能昙花一现。如何继续保持民营话剧的艺术原创力和演出质量，是话剧生命力能否持久的关键。
2019年至2023年，对于上海民营话剧来说，犹如过山车般的令人惊心动魄，克服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抓住夹缝中的机遇，使民营话剧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回到2019年，上海打造亚洲演艺之都已经写入上海的新五年计划中，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同志为演艺大世界揭幕，一个上海演艺新业态正在形成。
从演出空间来看，上海围绕环人民广场演艺活力区，向外还有七个演艺集聚区或者说演艺生态区，最大的变化是形成了金字塔形的演出场所。2019年起的三年里，上海率先于全国其他城市，提出打造演艺新空间的概念，非剧场的演出场所依托于创意园区、商务楼宇、商业中心、仓库厂房、酒店游轮、酒吧咖啡厅等任何空间构筑演出场地。2021年底正式授牌演艺新空间100家，未授牌而在演出的空间也不下于百家，而这上百家演艺新空间的演出方正是民营演艺机构与团体，这一政策的颁布，为民营演出包括民营话剧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上海全年四万场演出场次中，将近一半是由演艺新空间完成的。在2022年上海疫情发生时期，民营话剧坚守的演艺新空间是最后一个熄灯，疫情之后又是最早一个开门演出的场所。有了不断新亮相的上海各区新建剧场，更有着不断涌现的演艺新空间群体，如亚洲大厦商务楼宇内有着近20个民营演艺新空间、上海大世界内的演艺新空间也有一半数量是民营机构在运作、上海市第一百货公司新建的顶楼7个演艺新空间等，都让上海民营话剧就有了肥沃的生长发展土壤。
从演出群体来看，上海民营话剧在近三年的团体机构方面，也有着巨大的变化。对于上海本土民营话剧团体，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话剧演出为主的民营话剧团体机构，如开心麻花、上海现代人剧社、赖声川的上剧团、光启话剧艺术中心、上艺剧社、锥剧场等，也是传统意义上的民营话剧主体；第二类是依托演艺新空间以驻演模式演出话剧的工作室、演艺机构，其特点往往一个剧目就是一个主体；第三类是以演艺经纪机构为主，既排演音乐剧也排演话剧，也做代理原版剧目引进演出，既做大剧场大型话剧，也做演艺新空间沉浸式音乐剧或话剧，而这一类民营演出机構正在大量发展，其数量是民营传统话剧团体的十倍百倍。这一变化也带来了某种不确定因素，因为传统模式的民营话剧团体都带有较强烈色彩的话剧理想情结，对话剧艺术创作有着执念。但大量商业化演艺经纪机构是以演出盈利为目的，近两年音乐剧演出市场火爆，上海的民营音乐剧机构数量激增，每晚音乐剧驻场演出剧目达到近百家，大剧场的大型音乐剧演出剧目也超过话剧剧目数量，民营音乐剧演出制作已取代民营话剧成为当下演出市场的主流。当然，从国际化大都市的演艺业态看，无论是伦敦西区还是纽约百老汇，商业化程度高的是音乐剧演出，而话剧往往进入外百老汇、外外百老汇。如何在发展民营音乐剧的同时，继续协调发展上海民营的话剧值得我们思考。单纯的以赢利为目的，对于某一类票房高的样式趋之若鹜，导致竭泽而渔，这是不可取的。近期音乐剧市场票房走弱也表明一哄而上对于演出市场并不是好事。同样，民营话剧在经过十年前的商业化浪潮后已经处于反思和对本体艺术特质的重视，虽然从团体数量上在减少，但民营话剧对提高剧目水准和题材多样化都有了进一步的探索，在上海演艺大世界中仍然处在一线。相信有着良好的观众基础、多元化的演艺新空间和13所高校的表演专业人才，民营话剧的发展也会带来一个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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