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望莉

　　

　　近些年来，一些以“展现新农村面貌，描绘新农民形象”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电影”开始出现在大众的面前。它们相较于过去的农村题材电影，在叙事手法的使用和视觉图谱的展现方面都有着较大的突破和创新，“新农村电影”所形成的这套独特的表达方式对于其他同类电影也有着启发和借鉴作用。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自此，我们国家的乡村脱贫与振兴工作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21年2月21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在我国开局“十四五”、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这份文件更是发起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总动员，也将乡村振兴这一发展规划摆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在新时代背景下，国内的电影创作者们同样在农村振兴这一题材上进行了积极地探索。2020年的国庆档上映的《我和我的家乡》和《一点就到家》热映现象使得“新农村”电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新农村”电影的命名和主流化类型生产模式

　　中国作为农業大国，以农村为题材的电影一直是中国电影从左翼以来发展出来的传统，如从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到人民公社、改革开放，《春蚕》《红旗谱》《枯木逢春》《李双双》《咱们的牛百岁》《喜盈门》《野山》等优秀影片均以这些国家农村政策的调整为背景，生动展现了20世纪的社会图景。这些电影紧跟国家政策的发展变化，顺应时代的潮流，密切贴合当时人民的日常生活。

　　所谓的“新农村”电影，毫无疑问，是回应国家近些年来提出的“新农村”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任务而拍摄的影片来命名的。近些年来，也不乏一些关于农村建设题材的影片出现，如《十八洞村》《春天的马拉松》等，这两部影片都以低成本，艺术片的策略来拍摄影片。虽有反响难有影响。

　　其实，对于中国农村题材电影的新现象，许多业内的专家学者也开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这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就是陈犀禾老师提出的“扶贫题材电影的中国性”问题和丁亚平老师所提出的“小康电影”这一电影类型。陈犀禾老师在《新时代扶贫题材电影的中国性研究》一文中从意识形态、叙事和影像风格这三个方面出发，以“中国性”为切入点，分别探讨在这类电影中所呈现出的“中国特色”，他认为：“近年来扶贫题材电影承接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扶贫工作的一系列指导性思想，是近年来主旋律电影拓展的新方向。它们服务于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代新愿景，继承了中国主流电影的叙事传统，延续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像风格，以其具有的“中国性”（中国特色）丰富着“中国电影学派”的创作实践。”1而丁亚平老师则在《“小康电影”的演进及其精神书写》这篇文中引入了小康电影的概念：“关于‘小康电影的定义，可以理解为近四十余年间聚焦中国‘小康之家和小康社会建设、关注中下阶层和劳动阶层的人物及其生活状态的电影。‘小康电影讲述属于我们时代的故事，塑造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反映改革开放年代城乡中国的历史命运和变化，是令人想到现实生活对象、观众最熟悉的形式。”2

　　毫无疑问，“扶贫”“小康”的确是“新农村”电影的关键词，在本文所论及的“新农村”电影也确实是指新时代下，以农村脱贫致富、以及向现代化发展，实现小康等故事为落脚点，展现了新时代新农村的新风貌，描绘了新时代新农村中的新农民的一类电影。这类农村题材电影强调的是“新”，是在所有中国农村题材电影中，如法律与宗法制之间的矛盾问题（《秋菊打官司》）、家庭伦理关系问题（《喜盈门》《乡音》《野山》等）不同，本文所探讨的是农村题材电影关于农村建设的题材电影，在当下的时代诉求上，除去悲情，以喜剧的形态呈现给观众。借此，《我和我的家乡》和《一点就到家》作为“新农村”建设题材影片中有着更加精细的描述自己的影像文本的特点，无论在叙事上、影像呈现上、以及立意上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一套新的表达方式。

　　影片《我和我的家乡》是由张艺谋担任总监制，宁浩担任总导演，宁浩、徐峥、陈思诚、闫非和彭大魔、邓超和俞白眉分别执导5个片段的喜剧片。该片通过这五个段落，讲述了发生在中国东西南北中五大地域的家乡故事。《我和我的家乡》更是刷新了2020年度的单日票房纪录，也成为了2020年度最快突破20亿的影片。而另一部同档期的《一点就到家》则是由陈可辛担任监制，许宏宇担任导演的喜剧片，它讲述了三个性格迥异的年轻人从大城市回到云南古寨，机缘巧合下共同创业的故事，这部电影虽然排片不佳，但这依然没有阻挡其成为2020年国庆档中的最大黑马。这两部将镜头对准了新时代的“新农村”的电影在竞争极其激烈的国庆档均赢得了不错的口碑，收获了较好的票房成绩。归纳起来，这两部影片都以怀旧、激情、喜剧等策略为中国的农村题材的电影开辟了一种新的创作思路，我们在这里可以把它归类于“新农村”电影。

　　平民“群像”视角与喜剧化创作倾向

　　无论是《我和我的家乡》还是《一点就到家》，这类“新农村电影”在叙事上最显著的艺术特征就是采用了平民化、群像式的叙事视角。在以往绝大部分的农村扶贫及振兴的电影作品中，非常典型的一种叙事方式就是借农村脱贫工作中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来树立高大的人物形象，宣传先进人物的精神，比如《杨善洲》《李保国》《南哥》等影片。英雄人物的感人事迹与精神当然值得弘扬与推广，但对于观众而言，先进楷模的“超人”精神与观众之间还是隔着一层屏障，能够真正将这层屏障打破的，就是让观众身边一个又一个平凡的普通人也走进银幕里，成为故事的主角。

　　在《我和我的家乡》及《一点就到家》的6个故事中，他们就选择了用普通人的视角来对人物及事件展开叙述。在《我和我的家乡》中，他们是在北京打工的出租车司机，是在网上宣传自己小发明的村民主播，是离开家乡远在海外生活的老教师，是在沙地中培育苹果的经销商，是下乡支援农村建设的画家;在《一点就到家》中，他们是创业屡次失败的城市青年，是毅然从城市返乡的快递员，是潜心钻研咖啡种植的固执小伙。这些人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也很难在他们中找到英雄式的大人物，甚至有些角色看起来还比一般的普通人更失败一些，也经受到了更多的磨难挫折与考验，他们和普通人一样既存在着性格上的缺陷，但同样也具有人性中的闪光点。这样的角色所流露出的淳朴与自然给“新农村电影”增加了独特的质感，也在更大程度上引起了观众的共鸣。

　　除了平民化视角的建立，“新农村电影”也一改以往严肃刻板的影片风格，开始向喜剧的道路上迈进。在传统的有关农村扶贫及振兴题材的电影中，正剧一直是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一种表达模式，这与这类电影所要展现的宏大主题往往也是密切相关的。而“新农村电影”虽然与传统的这类电影有着共同的主题，但它却选择走起了“亲民路线”，深入人民的生活，减少说教意味，创作出人民群众真正喜闻乐见的电影作品。而喜剧元素的融入正是“亲民路线”中的一个有效策略。

　　相比以往的主旋律大片，《我和我的家乡》可以说是进行了一次大胆尝试，这部电影摒弃了严肃的叙事风格，将喜剧作为自己的主调。它的喜剧风格的营造是从“差异”出发的，这个差异可能来自于人物身份形象的差异，还有可能是地理环境导致的差异。在《北京好人》中这个差异体现在外貌并不相似的舅甥二人为了能够用医保治病而互换身份，《天上掉下个UFO》中这个差异则是住在深谷大山里的村民却偏偏热忠于科学小发明，《最后一课》中的差异是由于望溪村这些年的飞速发展而产生的，《回乡之路》的差异则表现在闫飞燕与乔树林二人身份言行上的悬殊，《神笔马亮》中的差异则是源于在农村下乡扶贫的马亮却欺骗妻子假装自己在俄罗斯留学，这些差异的设定为这部电影的喜剧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它最后所赢得的口碑与票房成绩也恰恰证明了它的这次新颖尝试是相当正确且有远见的。

　　《一点就到家》则更偏向于轻喜剧的青春逐梦励志电影，为了贴合其年轻化的影片风格，精准定位其以年轻人为主的市场受众，喜剧基本格调的确定也让其变得更加活泼生动，更能博得青年观众的喜爱。在这部电影中，喜剧笑料主要是围绕魏晋北这个外乡人“闯入”农村后而制造的，都市和农村生活的不同习俗也是这部电影中包袱笑料的着陆点，比如按照乡村土方为了治疗蜜蜂蛰伤的魏晋北不得不被牛舔，以及便捷的快递物流在乡村竟然碰到了“集市”这个强有力的对手等，整部影片在表现逐梦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挫折的同时也在通过喜剧风格的使用来消解现实话题当中的沉重。其实无论是新农村电影还是其他的电影类型，尊重和重视观众的感受是影片赢得人心的关键所在，在不偏离创作初衷和主题呈现时尽量为观众带来新鲜感也是创作者们不断的追求。

　　在喜剧的叙事风格基础之上，通过设置对立矛盾来展现城乡间交融也是“新农村电影”的主要内容之一。提到乡村，人们总会下意识的联想到城市，乡村和城市仿佛就是一对相斥相吸的天然矛盾，然而近些年随着城市功能向周边地区的发散以及乡村地区不断的现代化发展，乡村与城市之间似乎已逐渐从“对立”关系走向了“互相融合，互相支持”的和谐局面。“新农村电影”中故事的矛盾就是在这基础之上设立且开展的。《我和我的家乡》及《一点就到家》这两部电影所讲述的6个故事均存在着一对主要的矛盾冲突，在《我和我的家乡》中，这对矛盾可以简单概括为“城中人与乡下人的摩擦碰撞”，在这部电影里，每个故事片段都会通过一个或多个来自城市里的角色与生活在乡下的农民形成了反差对比，《北京好人》中的张北京，《天上掉下个UFO》中的小秦，老唐，董科学，《最后一课》中的老范，《回乡之路》中的闫飞燕和《神笔马亮》中的秋霞，他们立足于现代都市，所代表的都是城市文化，因此，他们与故事中“乡下人”的会面往往也会带来思想及文化上的激烈交锋，这也是本片的最大矛盾点所在。在《一点就到家》中，这种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矛盾则被比喻引申为“咖啡和茶”，从都市返乡的年轻人对咖啡豆种植的投入与老村长对茶园的坚守，对咖啡豆种植的抵制成为了贯穿影片的一个线索，影片借由这对父子的冲突隔阂更是将这种城乡间的矛盾清晰地指代了出来。

　　但就像前文中所提到的，城乡间的矛盾在社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绝不是不可调和的，“新农村电影”中矛盾双方最后能够合解，达成共识的原因也就根植于此。在《我和我的家乡》中，“城中人”的身份只是他们的一张面具，并不是剧中角色所自带的，探究他们的根本出身，往往也都是“乡下人”。张北京虽然在北京打工，但他和他表舅一样，都是从农村中走出来的异乡人，董科学也是从大山里考出来的科学家，老范是在山区里支教了十年的乡村教师，而闫飞燕更是在黄土沙漠中长大的娃娃，马亮虽然原本生活在城市里，但是为了下乡扶贫最终他也改变了自己的角色，主动成为了“乡下人”。不难看出，这些“城中人”和“乡下人”本就是同源共存的关系，没有办法将剧中任何一个人的身份完全地剥离干净。这其实也是在暗示着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本身就是相互交融的共生关系。让“城中人”回到自己的故土，返璞归真是这部电影的所要展现的主题之一，影片用他们的视角带领观众领略“新农村”的发展与变化，用他们的所知所感让观众体会到“新农村”给他们带来的震撼。在《一点就到家》中，李绍群与老村长父子二人的和解，以及影片最后“普洱咖啡”的成功上市更是再次印证了城乡文化之间彼此包容、彼此互补、彼此促进的协调新局面。

　　“生态”与现代影像里的“城乡”空间

　　乡村的生态美，一种远离城市喧嚣的田园生活在文人心中一直都被寄予了某种“乌托邦”想象。此次，在“新农村电影”中，也成为赞颂讴歌的重點。影片中乡村间山水风光所进行诗意性的描写也同样构成了其原始天然的生态视觉图谱，“真”和“新”则成为了“新农村电影”从新农村风貌中所重点捕捉的对象。

　　作为强调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新农村”电影在对乡村经过的描绘中主要还是需要贴近实际，依据现实，在强调生态美景的同时，也着意对不同区域展开美好的呈现。《我和我的家乡》作为一部主旋律影片，依照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在银幕上再现了祖国辽阔土地上不同地域中的代表性景观。中部地区的现代化都市，西南地区的深山幽谷，江南水乡历史悠久的古镇，陕北地区的黄土沙漠，东北地区的稻田谷地，再加上当地特色服饰与方言的还原，令人倍感亲切，7位来自不同地区的导演也用这种方式完成了一次对自己家乡故土的致敬。《一点就到家》则是带领观众来到了一个位于云南的千年古寨，这里并不发达，但天然的气候和土壤条件让这里成为了茶叶和咖啡豆的最佳种植地，独特的房屋建筑与茶园、咖啡树林的交错在这丘陵山地中形成了一幅别样的秀丽画卷。在这两部“新农村电影”中，真实壮丽的自然景观也为故事的讲述框下了一个基本的发展空间，成为影片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进入新时代以来，由于党和国家对于农村环境改善工作的重视，许多乡村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着焕然一新的面貌。“新农村电影”的出现就是在找寻乡村中的一处处新风景，探寻现代化农村的演变之路。“新农村风貌”在《我和我的家乡》中更多的是依靠对比的方式显现的，它注重于山村变新的结果，这在《最后一课》和《回乡之路》这两个段落中体现得最为透彻。《最后一课》这个故事其实本身就架构于“乡村环境变化与发展”这个社会问题上，剧中人物的行为动机和最大的矛盾点均源于此：由于望溪村已发成为一个环境优美、风格别致的旅游度假村，老范曾经的学生们为了帮助他缓解病情想把村庄还原到1992年那个破旧落后闭塞的样子反倒成为了一大难题，村民们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来掩盖村子里这些年的发展与变化，甚至包括人的服装和行为等方面，为得就是帮助老范完成他多年以前的心愿，在这过程中也引发了非常多的笑料，可惜最终老范在曾经摔过跤的那条泥泞小路上，他终于识破了这场“骗局”。透过老范眼中，观众能够直截了当地看到望溪村在这些年间样貌所发生的巨大改变，也感受到了这巨大的前后差异给老范所带来的冲击，这是极其巧妙的一个设置。而《回乡之路》这个片段也通过对比，展现了植树造林对土地荒漠化的改善，从黄土飞扬到硕果累累，这同样也是非常直观的新变化。

　　影片《一点就到家》则更注重于变新的过程，它并非是乡村环境改善成果的直接展现，而是主动让剧中人物去参与到这过程之中，帮助乡村实现更好的发展。这个“新”相较于《我和我的家乡》中的风景新、环境新，更贴近乡村的现代化，来到乡村治愈自己的城市青年和从城市中辞职返乡的小伙在这个千年古寨之中，用他们全新的见识与理念带领这个村庄走向开放与便捷，快递点的建立，手机支付、网上购物的推广，这些现代化的服务与设施也为千年古寨注入了新的灵魂，当穿着少数民族服饰的妇人拆开了网购的快递时这才构成了新时代新农村中独特的一道风景。

　　在表现原始天然的生态视觉图谱之中，如何将“城”与“乡”的关联起来，新的视觉媒介、传播媒介成为这两部影片中所带来的“乡村现代性”想象。都市现代性的符号在这些“新农村”电影中融入在一起，呈现出乡村与现代化的视觉呈现，既嫁接起都市与乡村的空间距离，也缩小都市与乡村的心理的距离。在《我和我的家乡》中，5个故事段落间的衔接转换是通过竖屏短视频的播放来完成的，这种伴随着手机等移动端而兴起的影像格式在传统的16：9的宽银幕上竟然也找到了容身之处。在新媒体时代下，竖屏影像的出现与流行打破了过去横屏影像一統天下的局面，竖屏影像与横屏影像的这次有机结合也体现出电影媒介本身所具有的包容性。在影片《一点就到家》中，动画元素也成为了其视觉表达的一部分，这种看似“间离”，使观众跳脱出戏的做法反而却在这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中广泛受到人们的关注。动画艺术之所以能在这部电影中较好地融入还是因为它的气质与影片风格是基本吻合的，它们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脱离沉重俗套的束缚，为迎合年轻市场而彼此结合，做出新的突破。

　　与此同时，这两部电影中都有带货主播李佳琦的参演，两部影片也不约而同地选择将直播卖货搬上了银幕。直播卖货是在网络文化与线上购物的催生下所产生的，其实不少电影都有直播这一新元素的涉入，比如《受益人》以及2021年的春节档电影《刺杀小说家》等。不同时期的电影都有着不同的“时代烙印”，直播文化在电影里的介入也许就是新时代网络文化与传播高度发展的最好体现。

　　总而言之，新文化与新视听元素在“新农村电影”中的使用可谓是实验性的，它帮助这类题材的电影突破了创作与发展困境，带领观众领略了新时代背景下与众不同的现代化农村景观，也使得“新农村电影”相较于传统的农村题材影片更受观众及市场的欢迎。因此，这也提示广大的电影创作者们，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积极探索、开拓创新是电影创作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原则，只有及时为电影注入新鲜血液才能使其保持源源不断的活力。

　　结语

　　以《我和我的家乡》及《一点就到家》为代表的“新农村电影”聚焦于新农村风貌的变革和新农民形象的重塑，无论是特殊叙事手法的运用还是生态与现代化交融的视觉图谱的展现，都共同指向新时代乡村建设成就了这一宏大主题。这类电影通过“城中人”和“乡下人”的矛盾冲突，突破了城市与农村的范围边界，将现代的都市文明与正在建设的美丽乡村形成了一种新常态下的交融。以《一点就到家》和《我和我的家乡》为例，“新农村电影”的实践与创新也成功地为农村题材电影开辟出一条主流电影的创作道路。

　　作者?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影视艺术系主任，《电影理论研究》杂志执行主编，电影学学科带头人

　　陈犀禾 赵彬.新时代扶贫题材电影的中国性研究[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1，（01）：111—117.

　　丁亚平.“小康电影”的演进及其精神书写[J].当代电影，2020，（12）：4—10.

　　赵丽.讲好中国农村故事 促进农村电影创新—“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创新战略发展研讨会”综述[J].当代电影，2016，（01）：197—199.

　　饶曙光 兰健华.近年“主旋律”电影创作的开拓与收获[J].中国文艺评论，2019，（12）：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