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诞

　　2020年9月14日，上海博物馆与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幕。黑石号沉船是一艘唐代（公元830年左右）行驶于中国至中东航线的阿拉伯商船遗骸，1998年因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的一块黑色礁石旁边被发现，因此命名为“黑石号”。“黑石号”沉船中出水文物多达60000件，其中瓷器占绝大多数，有约55000件，以长沙窑产品最多，还有浙江越窑青瓷和广东地区生产的青瓷，河北邢窑白瓷，河南巩义窑产品，包括3件完整的唐青花瓷盘等，几乎涵盖了唐代南北方最为著名的窑场产品，为研究唐代陶瓷对外贸易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考古实证，将9世纪东西方海上贸易的盛况展现在人们眼前。

　　中国陶瓷和丝绸一样，在中国古代输出品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交流中，曾起过桥梁和纽带的作用。陶瓷贸易的主要路线，一条是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陆路运销中亚细亚、波斯以及地中海东部的一些国家。另一条是海道自广州绕过马来半岛，经印度洋达波斯湾，到达地中海直至非洲的埃及，这条海道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在过去的千余年里，中国陶瓷通过各种渠道输入亚洲、非洲、欧洲、美洲以及澳洲的许多地方，对这些地区的物质文化发展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公元9世纪以后，即我国唐代晚期，中国陶瓷开始作为商品成批输出到国外。唐代封建经济发达，国力强盛，十分重视海外贸易，同亚洲、非洲、欧洲各国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往来都很频繁。唐朝的首都长安、东都洛阳以及扬州、广州等地，都可以看到各国的使臣、留学生、留学僧、商人的踪迹。唐人到外国经商的也不少。外国商人运来大量香料、象牙、珍珠、犀角、棉布等特产，用以换取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等日用工艺品，瓷器是唐代重要的出口商品。从考古资料看，在东北亚的朝鲜、日本，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中东的伊朗、伊拉克、阿曼以及非洲的埃及等地区都发现不少晚唐、五代时期的瓷器，为这一时期中国陶瓷输出提供了实物证据。

　　朝鲜是我国东北近邻，唐代中朝两国的关系十分密切。9世纪中叶，江苏、山东沿海一带出现了朝侨聚居的“新岁坊”。从考古资料看，朝鲜是最早输入中国陶瓷的国家之一，在朝鲜半岛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唐、五代陶瓷。例如1973年在韩国庆州附近出土的一件唐三彩三足罐，蓝彩极美。此外，还出土了越窑青瓷以及长沙窑产品，其中在龙媒岛遗址中出土的一件青釉褐斑贴花人物壶，十分精美。

　　日本是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交往频繁。到了唐代，这种友好往来达到了高潮。这一时期日本政府正式派遣“遣唐使”，到达唐朝共有13次之多。唐朝政府也曾派使节回聘。通过使节交聘，两国政府互赠礼物。“遣唐使”还在中国市场上大量购买各种物品，实际上起了贸易团体的作用。最初，中国陶瓷是作为礼物赠给日本政府的，但由于日本对陶瓷的需求越来越大，于是，中国陶瓷作为商品而大量输入日本。

　　从9世纪中叶到10世纪中叶，有记载可考的前往日本的中国商船，就有三十多起，其中有的商人前往日本数次，例如唐代商人李邻德、五代商人蒋承勋、蒋衮等人多次来往于中日两国之间。这些从中国去的商船，运去的货物中无疑地装载了陶瓷，中日两国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实了这一点。

　　明州（今浙江宁波）是唐代对日贸易往来的主要港口。1973年冬，在宁波余姚江唐代出海口附近发现一艘唐代沉船，在船上和附近发现大量瓷器，这批瓷器大部分是越窑青瓷，但也有千里迢迢远道而来的湖南长沙窑青釉彩瓷及少量黑釉瓷，同时发现的还有“乾宁五年六月（898年）”铭文砖和一件内底有“大中二年（848年）”四字的青瓷碗。从沉船出土的情况看，这条沉船上的瓷器很可能即是准备在明州港转海船运销日本、朝鲜时遇难沉没的。在日本和朝鲜曾出土了大批瓷器，从种类与器型看，有的同宁波发现的一样，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中国瓷器运销日本、朝鲜的实物例证。

　　在日本，越窑青瓷的出土地点，目前发现有五十多处，器形以碗居多，还有壶、鍑等，在奈良的平城京、京都的平安京和设有接待外宾机构鸿胪馆的福冈附近出土特别多。长沙窑瓷器在日本京都、奈良、九州的博多和久留米、种子岛以及西表岛等寺庙、居民遗址和古墓中都有发现。器形有罐、碟等。唐代白瓷在京都和奈良也有出土，其中以邢窑为多，唐三彩在盛唐时期已输入日本，在京都、奈良、福冈、冲之岛等地都有发现，一般都出自官衙、寺庙、祭祀遗址或贵族大墓，数量很少。因此，这些输入日本的唐三彩应该是唐朝政府作为礼品馈赠日本的。

　　唐代、南海航路日趋兴盛，航行于印度洋上的中外商船于日俱增。广州、泉州、扬州等是当时的重要贸易港口，所以唐代始于广州置市舶使，掌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中国的瓷器、丝绸等商品，通过这些港口，运往东南亚、印度洋地区各国以及非洲等地。

　　自北婆罗门至印度尼西亚一带，出土有长沙窑、越窑瓷器以及唐代白瓷，如玛朗南部的遗址和古墓中发现有长沙窑瓷器。南苏拉威西发现越窑青瓷壶，还发现了唐三彩器。

　　印度洋处于东西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带，是东方到西方海上航行必经之地。印度洋沿岸的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都曾发现这一时期的中国陶瓷。例如印度西南沿岸的阿里卡美道出土有唐末五代的越窑青瓷，斯里兰卡达底迦摩寺院塔中发现了10世纪左右的越窑青瓷。巴基斯坦卡拉奇东面的班布尔遗址，地濒阿拉伯海，是中世纪的繁荣港口，这里发现了晚唐越窑青瓷水注和长沙窑碗等。远离海口的那巴德遗址，这里是从7世纪左右起的印度河畔商业中心地，也发现了9世纪至10世纪的越窑青瓷。这些发现，说明9世纪或更早一些时候，中国青瓷已输入巴基斯坦。

　　西亚的伊朗，在中世纪时期和我国关系十分密切。我国商船经常停靠波斯湾上的港口，这些港口及其附近，都普遍发现了中国陶瓷器。如在德黑兰南面的累依遗址，发现了唐越窑青瓷。伊朗东北部的内沙布尔。曾经是塔里尔和苏法尔朝的王都，在这里出土了长沙窑壶、钵的残片、越窑青瓷钵的残部和唐代白瓷。在波斯湾阿拉伯海的重要港口席拉夫，发现了大量的中国陶瓷碎片，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唐代白瓷和越窑青瓷。这正是席拉夫商人苏列曼在中国游记中所记述过的那些中国瓷器。

　　伊拉克巴格达附近的萨马拉遗址，是萨拉逊帝国阿拔斯王朝（838——883年）的首都。考古学者在这里发现了大批越窑青瓷、唐三彩和唐代白瓷碎片。巴格达东南的阿比尔他遗址，也是阿拔斯王朝都市遗址，该城毁于10世纪初，在这里曾采集到晚唐五代的越窑青瓷和白瓷。萨马拉和阿比尔他遗址发现的中国陶瓷，可能是从当时的海港巴士拉港运到岸上，再转运至其地的。

　　埃及最重要的发现是开罗南郊的福斯塔特遗址，出土中国唐至清代陶瓷碎片多达一万多片，其中有唐至五代的越窑青瓷、长沙窑瓷、唐三彩和唐代白瓷。

　　已故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著名的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指出：“从九、十世纪起，人们突然掀起了海上贸易的热潮，来自阿拉伯和印度方面的大船，络绎不绝地到达广州、泉州、明州（宁波）和杭州等地，中国的巨舶，也张帆航行于南海。由于海上交通的发达，使这种笨重而又易碎的陶瓷器的输出，变得比以往更为容易。在中国陶瓷遍及整个西方世界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海路。在中世纪时代，东西方两个世界之间，连结着一条坚强有力的陶瓷纽带，它同时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特意提到了这艘在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的千年沉船，以此讲述古代各国交往的灿烂历史。而今展览呈现的这条“陶瓷之路”，不仅加强人们对大唐社会风物的全面了解，并唤醒民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同时也昭示出上海在“新海上丝路”扮演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