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铭鸿

　　假如只是专注于各个职业的专业性工作，那么一部职业剧只能达到对不同职业生活的科普效果。作为一部“时代报告剧”，《在一起》所能发挥的恰恰是通过抗疫时代的精神共振，在职业身份的基础上建立跨职业的共同体。在全球政治仍处动荡的疫情期间，我们需要这样的职业叙事，来凝聚一种包容异质性又积淀共融性的未来展望。

　　2020年已近尾声，尽管仍有长期抗疫压力，但中国疫情整体已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此时，通过一部电视剧回顾共同记忆、汲取精神力量可以说正逢其时。《在一起》便提供了这般回溯与提炼的契机。自9月底于多家卫视与网络平台首播以来，该剧不仅有着良好的收视表现，更在诸多社交平台掀起讨论热潮，收获大量好评。

　　相比全剧聚焦同一故事的多数电视剧，《在一起》以分集拼盘式的“时代报告剧”面目出现。20集10个板块相对独立；而各个板块中，时间线索高度凝缩，空间布局收放自如，从而呈现出各具特色又交相辉映的图景。每一板块都集中速写几个特定职业群体，从他们的视角中建构出这段生活的一个侧面，并将这一侧面融入整个抗疫共同体中。

　　从职业剧叙事的角度来看，这正是《在一起》最突出的艺术特质。它一方面专注于不同的职业群体内部，描绘出各个社会场域中的群像；另一方面，它并不局限于职业内部，而是在抗疫的大背景下将各个职业勾勒为跨越区隔的共同体。由此，“职业”一词的意义被更突出也更具使命感地表达了出来：它既是身份的标记，又蕴含超越身份的可能。

抗疫群体的职业活动

职业剧的第一要义，在于对职业群体工作的充分尊重与充实描绘。在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剧中，职业不仅应该作为中心内容被充分挖掘、展现，也应该作为浮动的要素渗入故事的起承转合。哪怕无法让观众完全进入一种不同的工作情境，也应该给出差异化的信息链条。这点创作意识的缺乏是许多职业剧走向失败的关键原因。它们往往用其他类型如爱情、家庭甚至宫斗剧的同质化模式占据了本应丰富多彩的职业叙事空间。

　　而《在一起》尽管受篇幅限制，多数板块却并没有犯这样的错误。各个职业群体的专业性在短短不到90分钟时间内都被尽力突出强调，而各个群体中的职业生态也同样具备立体的层次。

　　首先，每个职业的专业性动作被创作者提炼、呈递出来。这些动作或许不过是每天的日常规程——其中有些可能都不算是高难度动作。但细腻的创作者必须将这些动作通过不断变化、调整的重复，突出这一动作本身的身体强度与技能尊严，从而将其转化为一种既有内蕴深度、又有生活本真性的职业标志。不管是需要长期深入学习培训的技能动作，还是许多日常小事叠加累积的琐碎动作，在《在一起》中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刻画。

　　在《火神山》中，护士插管的动作被反复呈现：既在会议中被口头强调，也在实际的紧急治疗操作中被多次运用。在这一过程中，“插管”这一在外人看来仿佛并不难想象的语词被逐渐充实，具备了高密度的细节。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插拔动作，它伴随着前后紧密相接的流程口令的声音，伴随着飞溅而难以躲避的浑浊痰液，伴随着白手套包裹的肢体力量感与敏捷度……如此种种都被笃定的特写镜头鲜活捕捉。而这种职业性动作的内涵便在这一看似机械的重复中显现。在《救护者》中，重症病房医生每天戴口罩、脱穿防护服与用红绿两色马克笔涂抹病号名单的动作也被凸显。它们都只是一些准备或总结的小步骤，但汇集起来的动作序列在施救与防疫要求下有着高度的精密性，而这一系列的重复也在具体叙事情境中承载着沉重的情感暗流。相比之下，《武汉人》中的社区工作者的劳动似乎相对少了些直观的专业性，但实际复杂情境所要求的灵活调度能力、人际交流能力却是隐性的专业能力所在。打电话、搬运食材甚至不断地重复“我们保证”，都成为必须承担的职业责任。

　　其次，职业系统显然并非完全由肉体的人组成，各个职业群体有着不同的常用工具，面对的是不同的“物件体系”。医护人员需要面对大量的医疗器械，流行病调查员面对的是电话与描画传播路径的白板，火神山工程设计师面对的是繁杂的管道通路设计图，口罩生产商面对的则是开动的生产流水线……因此，物的流动之线也成为职业性的标记之一。《在一起》中，物的外观、针对物的操作、物的声音等，均被转化为丰实的职业工作细节。

　　在《救护者》这一章中，一个以不锈钢托盘为起点的长镜头将这种物的流动体系描画得纤毫毕现。病人危重，医生急需联系各处资源来凑配设备零件。托盘一开始盛放着嗡鸣的对讲机，之后镜头维持在托盘的视角，跟随着医生飞奔于各个病区之中。它渐渐堆上了Y形管、过滤器、呼吸机管路，罩上了塑料膜，最终被运送到手术室的传物窗口中。托盘仿佛成为了一个有生命的物件，冷静而又不乏动容地凝望着这一短暂却漫长的旅途，聆听着一路的“加油”声。抗疫战斗中器材的紧缺现状、物件的汇聚速度、人的相互支撑全都被凝聚在了这个沉稳又不断涌动的长镜头中。这一物件体系与人的密切交互成为医护人员职业工作的突出例证。

　　当然，职业元素之外的情感元素并未被粗暴摒弃。只是不管是亲情、爱情还是友情，都并不作为核心推动力以至于喧宾夺主。它们或许由旅途中不期而遇的碰撞产生，或许通过社交网络生发交融，或许以回忆的影像作为促发的动机……但都并不模糊各个群体的职业焦点，更不会因为一个不兼容的类型框架产生排异反应。由此看来，《在一起》守住了各群体职业性的丰满内容与锐利锋芒。

抗疫苦战中的生活实感

各个职业群体在抗疫历程中的专业性确实是必须要展现的内容。但这种专业性并非万能的专业性，它必然面对着具体矛盾。对这些矛盾的捕捉便构成了一部艺术作品的生活实感。

　　一个职业的工作本身就是与更加多变的情势相交涉的过程。其职能并不是被全然框定的，它总是处于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之中，总是关乎细微的变动、甚至呼唤着创造性的跨越。另一方面，一个职业群体所处的系统也并不总是平滑无波的，它总是存在着错位的可能。制度所构建出的系统也总是需要依据现实的需求产生更动，从而实现自身能力的不断发展。对具体问题的考量是诸多生活细节的汇聚与转换，对矛盾的直面与揭露则是反思与进步的源泉。《在一起》便多维度地呈现了抗疫苦战中的具体矛盾，并不断展现各专业工作者寻求解决的不懈努力。

　　首先，在高度复杂的疫情面前，各职业群体在全民抗疫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便成为了逃不开的问题。这一定位也成为了矛盾产生的基点。就门类而言，《在一起》覆盖了医生、护士、军人、流行病学调查员、清洁工、社区工作者、外卖员、商人等各个职业。但在疫情的图景之下，他们并不以全然均匀或是一刀切的形态分布于地理空间中。一方面，他们与武汉乃至整个湖北省疫情前线有着不同的距离关系，这一距离的不断变动成为牵动剧情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他们在职业系统中有着各自的位置，前辈与晚辈、中上层与基层怀揣着各自对职业的理解与践行，也有着不同圈层间的互动关系。在这水平方位与纵向深度的双重定位中，每个群体的专业性得以被突出描摹，每一个板块便有了相对稳固深入的核心。

　　其次，在抗疫背景的定位前提下，职业体系中的诸多矛盾被凸显出来。其中既有不同职业间在理念与规划上的龃龉，也有着各个职业网络中亟待梳理的问题。在《生命的拐点》中，疫情最初行政与医护的矛盾便被清晰指明。当关于病毒的一切尚无法定论时，上级领导所设想的是一幅过于轻松的“歼灭战”图景，而张汉清（张嘉译饰）作为老院长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设想的不切实际之处，并与作为新院长的谭松林共同筹划、自主调度人力物力。此处我们不难看出一个日常系统的迟滞、松动与更新的可能：身处前线的医护工作者必须以其专业敏感度超前于后方指挥者，越过繁冗的物资申请流程尽力充分准备，从而掌握抗击病毒的主动权。

　　第三，对自身生命安危的感知所形成的职业认同困境也并未被忽略。为人民服务的各个职业群体所面对的最重要主体便是所有亟待救助的老百姓。面对群众的处境，他们一方面有着救助的使命，满怀悲悯与信念；另一方面，他们同为人民的一分子，面对病毒不得不承担着同一份关乎生死的忧虑。不管是外卖员辜勇（雷佳音饰），还是阴差阳错留守武汉成为清洁工的宋小强（邓伦饰），还是“临阵脱逃”又毅然回归的护士平小安（倪妮饰）……他们的勇气都并非一种纯然架空于生活实际的意念，而总是伴随着畏惧、羞愧甚至是痛苦等矛盾情绪。

　　如上所述，职业活动中的矛盾构成了生活实感的来源。抗疫工作者们刚强勇毅的职业精神，恰恰是从并不纯粹的、驳杂的生活体验中提炼出来的。这种共通性也将他们引向直面矛盾又能相互团结的跨职业共同体。

跨职业共同体的形塑

假如只是专注于各个职业的专业性工作，那么一部职业剧只能达到对不同职业生活的科普效果。作为一部时代报告剧，《在一起》所能发挥的恰恰是通过抗疫时代的精神共振，在职业身份的基础上建立跨职业的共同体。

　　跨职业共同体的建设在疫情期间有其坚实的现实基础。当然，它并一定是绝对中心化的层级系统，它完全有可能出自各个职业群体间自主的平等互助关系。一方面，这种共同体可能出自一种平日依存关系的强化。比如《我叫大连》中医生、护士与清洁工在医院这一空间中本就是天然的共同体，比如《搜索24小时》中调查员与警察在流行病溯源中本就需要的信息互换也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共同体也可能出于平日并不常见的职业接合。比如《摆渡人》中外卖员与医护人员乃至更多人的相互扶持，比如《武汉人》中身居家中的厨师与社区工作者达成的团结支撑。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这两种共同体都不可或缺。不同的职业既坚守着自身的固有职能，又在跨越职业身份的交融中将自身延展为可塑的形态，从而联结成一道又一道灵活而严整的防线。唯有共同体随情势不断流动应变，也唯有不同职业群体张弛有度地联合，才能遏制同样无处不在的病毒风险。

　　共同体中精神感召力的问题也在剧中被尖锐地提出。《方舱》这一板块中，当医院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陷入涣散甚至投靠牛鬼蛇神时，文化的话语权争夺同样值得重视。正如胡院长所言，假如医护人员艰难困苦的努力最终都被归结为天降神明的功劳，那么这些付出都将无法在精神上落实。因此，在与老百姓共处时，作为知识分子的职业群体同样需要发挥自身超越狭义职分的引导、感召功能，让共同体的生活成为宝贵的切实经历而非虚无缥缈的神意作用。更进一步地，共同体的记忆维系成为不同职业群体的考量。这并不意味着要将抗疫记忆纯化为功德碑铭式的纪念，而是要将这种共存共生的信条以不同的方式嵌入生命。对于《我叫大连》中的清洁工宋小强而言，他完全偶然的留守赋予他的是弥足珍贵的共同体经历。这些经历便以照片、自述等形式渗入他的记忆，精练为不可磨灭的情感印迹。在《摆渡人》中，外卖员辜勇与同样奋斗在武汉“摆渡”一线的工友的担忧是：疫情之后，我们是否会被遗忘？换言之，在抗疫共同体中这些边缘职业的可见性，要如何维系于疫情之后的日常生活？对观众提出的问题则是：我们要如何将疫情中的各个职业群体，都视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真实可感的平等共在？更不必说每一集结束时演员们摘下口罩面对镜头的正面特写——不同职业不同神情的面容用不可回避的直视告诉我们：这个共同体曾如此亲密而庄严地存在过，它绝不能被遗忘。

　　如此种种，皆是该剧透过职业化场景走向跨职业化的尝试。它试图提炼出这种超职业的共通性，将共同体、共同体中的不同群体以及不同人深深铭记。

一种职业剧创作导向

不可否认，《在一起》的成功有其特定的创作语境与先天优势。但在当下依然水平极度参差的职业剧市场中，它依然有着各方面值得借鉴的突出特质，其创作视野超越于大量同类作品。

　　首先，依然有部分职业剧并未突出要描绘的核心职业活动内容，而以言情、权谋等元素偷换掺杂。比如描绘公关公司职场图景的《完美关系》便被网友戏称为“职场玛丽苏”。其次，哪怕有了基本的职业内容，有些作品的具体描绘也高度失真，欠缺更符合现实职业活动的逻辑。比如作为日剧改编的《安家》虽然聚焦了房产中介这一职业基本的工作流程，但却在许多片段中陷入了尴尬的生搬硬套，欠缺本土化的生活实感。第三，有些作品在职业描绘中欠缺平等视角，更无对社会现实的体察与尊重。比如《在一起》之前的抗疫剧《最美逆行者》，在多处职业活动描绘中贬低了女性的职业形象，将畏难、不专业、感情用事等诸多刻板印象加诸女性人物之上。这不仅不符合现实的抗疫情况，更在叙事中消抹了共同体的平等力量。第四，社会语境下的具体矛盾捕捉也时而被忽略。当一个职业群体在创作者的预设下被近乎孤立地描绘，职业性便成为了仿佛凌空高蹈的内在能力，而缺乏与整个社会系统的实质性互动。这一点恐怕是多数国产职业剧都难以做到的。

　　《在一起》几乎规避了上述每一种错误，从而为当代国产职业剧指出了一种可能的方向。不仅要有丰富的职业活动内容，更要有与社会境况对接的生活实感，揭示建立跨越职业界限的共同体的潜能。由此，观众既能获得对不同职业生活的了解，也将这种信息联系于现实生活的困境，并与其他职业者形成共通感。在全球政治仍处动荡的疫情期间，我们需要这样的职业叙事，来凝聚一种包容异质性又积淀共融性的未来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