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宝仪

　　每一个安娜·卡列妮娜的命运都是相似的，但各个版本的改编方式却是不同的。苏黎世芭蕾舞团的改编无论在各叙事支线的对照，抑或两性关系的角力，乃至女性自由与命运间之关系，都以极其具象化的方式呈现。

　　为2018年第46届香港艺术节揭开序幕的是由苏黎世芭蕾舞团呈献的《安娜·卡列妮娜》。每一个安娜·卡列妮娜都必然经历过一次刻骨铭心的抉择。《安娜·卡列妮娜》被多次改编为芭蕾舞作，不少版本聚焦于安娜的命运。苏黎世芭蕾舞团则将焦点放在作品三大主线：卡列宁夫妇与佛伦斯基、奥勃朗斯基夫妇以及列文与吉蒂，并使之互为对应，凸显婚姻、爱情的不同面貌。此作淡化个体与群体的冲突，转而深刻挖掘个体的内在世界。舞作结构严密，各舞臺元素间彼此对照、层次丰富。

　　婚姻与爱情的表象

　　创作团体安排多段双人舞作对照，各主线紧密扣连，呈现了婚姻与爱情的不同面貌。原著的三条主线互为参照，展现出幸福与不幸家庭的情状。此作在原著基础上增加舞会场面，并使原属不同地点的主线人物多次集中在同一场合。其高度浓缩时地，让观众迅速掌握人物关系。在“舞会”一幕，奥勃朗斯基夫妇、佛伦斯基与吉蒂两对的双人舞，在编舞上一致，但两对舞伴间的眼神与面部表情不同。奥勃朗斯基太太发现丈夫偷情后，二人的舞步表面和谐，但太太一再闪避丈夫的眼神。反之，心仪佛伦斯基的吉蒂即使背对对方，每一次旋转后，立刻以眼神追逐对方。中年婚姻的不幸在于貌合神离又不能离，而怀有爱意的关系却是难舍难离。此作的双人舞编排丰有层次，随着情节、情感推移，对照的主线人物也会转变。上述两组双人舞结束后，安娜与佛伦斯基的双人舞成为了佛伦斯基与吉蒂的对比。相互吸引与单恋的感情关系对比鲜明。婚姻与爱情的面向多样，舞作透过同一幕多场双人舞的对照，将人物间的心理及情感冲突具象化及戏剧化。舞作简化及改动原著情节，使人物间的情感与关系以一种相对平面、典型的模样出现。但其在舞台演出的时空限制下，简化与改动有助于观众掌握及理解作品。

　　欲望与命运的战场

　　舞者除了承担叙事功能，其身体亦将两性的情欲与权力关系视象化。安娜与佛伦斯基以及安娜与卡列宁两场双人舞的对照，展现了两性的情欲纠缠。在“赛马”中，安娜与佛伦斯基的双人舞加入了亲吻、脱衣等亲密动作。动作设计与安娜身上的红裙对应，鲜艳的衣饰呼应着奔放的激情。该段双人舞由大量托举、滑行动作构成，安娜的身体在视觉上展现出自由的状态。舞团刻意安排两场情欲相关的双人舞前后紧接，前一幕婚外情奔放大胆，下一幕的婚内性关系压抑沉重。过往的版本鲜少触及卡列宁的情欲，其大多以压抑、严肃的形象出现。在“贝蒂丝的沙龙”末段，卡列宁脱去安娜的黑色外套，背抱并亲吻其手臂。安娜曲臂、试图挣脱。此段双人舞最深刻之处在于，当二人左右分立，安娜反而踮脚以碎步后退，重回卡列宁身边。创作团队并没有止于对两性情欲的刻画，两性的权力关系亦在此场双人舞中展现。安娜在上一幕展现仿佛自由的假象，在下一幕则展现女性对婚姻的背叛不容于男性主导的婚姻关系。奥勃朗斯基的出轨被原谅，但安娜的身体即使挣脱了丈夫的控制，二人仍被婚姻责任捆绑。两场双人舞前后对比强烈：婚姻内是一场黑气沉沉的权力斗争，婚姻外是火红的爱欲交缠。

　　必然的死亡

　　创作团队致力将抽象的社会关系、权力角力视象化，尤其在死亡与宿命的命题上。音乐与舞台调度的充分配合深化了安娜的死亡。帷幕拉开前，马丁·东尼的“火车（一）”已奏响，黑暗的剧场响起火车行驶的声音。声音作为预示，唤起了观众对文本结局的记忆。安娜的命运已成定局，舞台的演出不过为一场命定的背叛与坠落。打开帷幕后，角色大多身穿黑衣，仿佛身处丧礼。其衣饰与所站位置与最后一幕“安娜之死”对应。舞作并未以灯光戏剧化安娜之死，亦没有止于全作的最高潮。一刻漆黑过后，各角色身穿黑衣，如开幕般分站于舞台，舞台中央躺着安娜的尸体。最后一幕将作品带回原点，同时亦暗示安娜的挣扎、死亡无可避免。在当时的俄国，女性为爱情自由公然舍弃家庭伦理，必将走向不幸。开首与结尾皆为一场丧礼，只是开场未见尸首。安娜历经了一场婚姻、两性权力的不平衡，最后其飞蛾扑火式的抉择将自己推向死亡。笼罩在作品中的宿命感以一种可视可感的方式呈现。舞作在处理安娜的死亡上比呈现佛伦斯基意图自杀一幕细致许多。前者在音乐、舞台调度以及作品结构上都作出了周全的考虑配合，反之后者只以举枪动作展示自杀意图，缺乏心理层面的递进，最终流为一个平面的意象。

　　每一个安娜·卡列妮娜的命运都是相似的，但各个版本的改编方式却是不同的。苏黎世芭蕾舞团的改编无论在各叙事支线的对照，抑或两性关系的角力，乃至女性自由与命运间之关系，都以极其具象化的方式呈现。舞作间各元素相互对应，结构严密，层次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