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故事的阐释空间
李 伟
作为有史可考的唯一一个被写入正史的乞丐,武训的办学精神乃至人生境界已成为一种标杆。从武训逝世到1951年电影《武训传》被批判,没有任何人、任何政治团体、任何政权对武训及其精神有任何质疑,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在短短的半个世纪里已经开始被神化,成为积贫积弱时代教育救国理念、改良主义理想的化身,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财富之一。
史传中的武训
据说,武训是唯一一个被写入正史的乞丐。《清史稿?武训传》记载:武训,山东堂邑人。乞者也,初无名,以其第曰武七。七孤贫,从母乞於市,得钱必市甘旨奉母。母既丧,稍长,且佣且乞。自恨不识字,誓积赀设义学,以所得钱寄富家权子母,积三十人,得田二百三十亩有奇,乞如故。蓝缕蔽骭,昼乞而夜织。或劝其娶,七谢之。又数年,设义塾柳林庄,筑塾费钱四千余缗,尽出所积田以资塾。塾为二级,曰蒙学,曰经学。开塾日,七先拜塾师,次遍拜诸生,具盛馔飨师,七屏立门外,俟宴罢,啜其余。曰:“我乞者,不敢与师抗礼也!”常往来塾中,值师昼寝,默跪榻前,师觉惊起;遇学生游戏,亦如之:师生相戒勉。於学有不谨者,七闻之,泣且劝。有司旌其勤,名之曰训。尝至馆陶,僧了证设塾鸦庄,赀不足,出钱数百缗助其成。复积金千余,建义塾临清,皆以其姓名名焉。县有嫠张陈氏,家贫,刲肉以奉姑,训予田十亩助其养。遇孤寒,辄假以钱,终身不取,亦不以告人。光绪二十二年,殁临清义塾庑下,年五十九。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县人感其义,镌像于石,归田四十亩,以其从子奉祀。山东巡抚张曜、袁树勋先后疏请旌,祀孝义祠。
1914年开始编撰、1928年成书的《清史稿》虽为民国时期的著作,但是由于参与修史者多为清朝旧臣,因此书中反而贯穿着反对民主革命、颂扬清朝正统的思想,充满了忠君复清的感情。这一点在《武训传》中也有表现。武训的主要功德是以乞讨所得捐建了三所义学,为平民子弟争取了读书的机会。他虽然身份卑微,却具有一种超越一己之私、尊师重教、矢志不渝的崇高人格。史稿将武训列入“孝义”类,对其孝母尊师、兴学劝学、救贫济困的行为极力颂扬,对地方政府的褒奖充分肯定,从清王朝的立场上看,应该说名正言顺、实至名归,并无不妥。
除了正史所载以外,民间也流传着武训的种种乞讨兴学的事迹。说他每次讨得较好的衣物和饭食,就设法卖掉换钱。而自己则像一个苦行僧一样,只吃最粗劣的食物,边吃还边唱:“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说他还像个江湖杂耍艺人一样表演锥刺身、刀破头、扛大鼎等节目,甚至吃毛虫蛇蝎、吞石头瓦砾,以取赏钱。说他还将自己的辫子剪掉,只在额角上留一小辫,装扮成戏里的小丑模样,以获得别人的施舍:“这边留,那边剃,修个义学不费力”。说他白天乞讨,晚上纺线绩麻,边做活边唱:“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院;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说他在农忙时经常给富人打短工,并随时编出各种歌谣唱给众人听。说他还为人做媒红,当信史,以获谢礼和佣钱。说他在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之后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乞丐身份,也不打算娶妻生子享受天伦之乐,还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他因为有兴办义学的人生理想而痛苦并快乐着。正因为他一门心思兴办义学近乎病态,因此得了个绰号“义学症”。这些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形象,也为后来的创作提供了很多细节。
武训生活的年代(1838-1896)正是晚清时期,他去世之后15年,清朝也成为历史。他以卑微之躯艰辛办学的义举,在其身前得到了清廷的旌表,在其死后则受到了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他被誉为“千古奇丐”“平民教育家”“中国的裴士托洛齐(瑞士平民教育家)”“武圣人”等,他的家乡县镇、各种学校以他的名字命名,各种纪念他的厅堂馆祠纷纷出现,他的故事被写成《武训画传》而流传,特别是在国运衰微之际,他的办学精神乃至人生境界成为人们不懈努力、奋力前行的精神支柱。总之,从武训逝世直到1951年电影《武训传》被批判,没有任何人、任何政治团体、任何政权对武训及其精神有任何质疑,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在短短的半个世纪里已经开始被神化,成为积贫积弱时代教育救国理念、改良主义理想的化身,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财富之一。
《武训先生》演出剧照(图片提供:上海淮剧团;摄影:尹雪峰)
电影中的武训
谁也没有想到,对武训及其精神的评价在1951年会有一个惊天大逆转。而且这个大逆转是由于毛泽东对一部备受好评的电影的当头棒喝造成的。事情的发生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武训故事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电影题材。特别是在教育救国成为许多知识分子报效祖国的理念、平民教育如火如荼地展开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各界曾于1934、1945年两次大规模地纪念武训,许多以武训命名的中小学纷纷建立,以陶行知、张伯苓为代表的平民教育家直接效法武训创办了育才学校、南开学校。武训为平民教育乞讨办学的精神深入人心。所以,当1944年陶行知把《武训画传》送给电影导演孙瑜看的时候,他不但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而且深受感动,决心把武训故事搬上银幕,甚至都想好了由赵丹来扮演武训。如果此时顺利拍摄,他自然会把《武训传》拍成一个纯粹歌颂型的正剧,可能也就没有以后的风波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拍摄计划没有付诸实施。最后几经周折,直到1949年2月才开始拍摄,1950年12月《武训传》公映。这期间时代已经发生了鼎革之变,他不得不应新的形势,对原来的拍摄计划做了较大的修改。
一是主题上的深化。孙瑜原来的打算是纯粹歌颂武训舍己为人、艰苦奋斗的伟大精神,后来经过周恩来的启发以及其他同行朋友的帮助,从阶级立场出发,他认识到武训办学虽然精神可嘉,但绝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穷人受压迫的地位,因此武训办学实际上是一个失败的悲剧。如果写武训本人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败,感到了“失败的痛苦”,那更是一个大悲剧。电影中讲到,武训本来是因为吃了没文化不识字受骗上当的亏,才发誓要让穷人的孩子能读书的。但他后来发现上义学的孩子居然“念了书,活也不干了,架子也大了”,脑子里满是“书读好了,就可以当官”的念头,回过头来依然可能欺压穷人,这是武训所不能接受的。他对一群小学生痛哭流涕,恳求他们“将来千万不要忘记咱穷人”。同时,他拒不接受清廷赐予的“黄马褂”,说:“俺讨了三十年的饭,办义学不是为了黄马褂,也不是为讨封的。”这是《清史稿?武训传》里不可能有的新内容,只有在阶级意识强烈的新时代才可能有。但同时这也拔高了武训。以一个农民文盲的思维水平,是难以有这样的阶级意识的。在那个时代,“学而优则仕”是一条理所当然、光明正大的道路,在当时的体制下,只有当官才能做事,读书必然是为了当官,当官多半会维护官僚体系利益,骑在穷人头上作威作福。电影把这样的悖论展现出来,揭示了武训悲剧基于制度根源的必然性。这样的改变无疑使电影主题深刻了许多,但多少有点硬贴上去的感觉。
二是情节上的拓展。加入了周大这条体现暴力反抗的道路的线索,和武训乞讨兴学的线索相比较而存在。周大本身是“长毛余党”,曾经和武训一起在张举人家帮工,因看到张举人欺压武训而打抱不平,后被张举人陷害收监,越狱后重新落草为寇,走上了一条和武训完全不同的反抗道路:“你来文的,我来武的,咱们一文一武,让这些狗官恶霸知道我们穷人不是好欺负的”。以后他们又有两次交集。一次是第一所义学开办后两人路边相遇,意气风发的周大对乞讨的武训热情相邀:“造反了,咱们一起干吧!早晚有一天,这个江山是咱们穷人的!”并提醒武训“小心被他们骗了”;另一次是正当武训被赐予黄马褂之时,周大前来村子里打劫张家,“他们一冲进来就乱砍乱杀,还放了几把火”。这次他们没有交流,武训看着周大的队伍呼啸而过,充满了困惑。尽管周大对武训是有恩的,但武训一开始就对周大的行为充满了不解和质疑:他们那么多人杀得完吗?这流露出了对暴力抗争道路的质疑。武训本来是生活在太平天国运动及其余脉捻军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这条线索的加入,合理拓宽了武训存在的社会背景,但电影并没有表现出对这条道路的首肯,反而表现出谨慎的怀疑。这既增加了电影的思想张力,也为后来的挨批留下了隐患。
三是历史复杂性的凸显。比如对统治阶级的描写没有做简单化处理。除了增加表现统治阶级的阴险毒辣的细节(比如说地方政府为武训请赏,是为了“收揽民心”;慈禧赏黄马褂、批准建牌坊是为了“剿抚并施”)外,还写出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在乡绅们讨论办义学那场戏里,张举人不支持,认为农民没有资格读书(“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读了书会造反、有违三纲五常。郭进士则从“民为邦本”的角度予以反驳。他们都是在引用儒家学说进行辩论。这时,另一个乡绅打圆场,说:“我觉得办义学念的是圣贤的书,学的也是圣贤的道理,办义学,也总算是做好事啊。”等义学办起来后,有人说武训很得人心,张举人接了句:“那有什么了不起呀,他们所教的书,还不是三纲五常、君臣父子吗?”这样的对白,本身就很有深度,说明在没有改变社会制度的情况下,武训兴办义学的出发点虽是为了改变穷人的命运,但最终还是会为专制制度固本招魂。试想,如果没有因阶级意识的融入而提出新问题,单纯地歌颂武训乞讨兴学,那该多么乏味,多么缺少思辨性!
这些修改,以新的阶级视角介入叙事,拓宽了武训故事的历史背景,丰富了武训故事的思想内涵,从不同的角度扩大了武训故事的阐释空间,使对武训的评价不只是单向的简单的歌颂,而是变得斑驳而复杂,甚至充满了矛盾与张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全剧处处表现出与当时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正确性。于是就有了一个体现编导意图的叙事者。电影本来是打算以一个老布贩当年在武训出殡时给孙子讲武训兴学的故事作为讲述方式的,后来改为一个女教师1949年在武训的墓园祠前给孩子们的讲解展开叙事。剧末,她总结道,“武训老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地、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去了。所以,单凭念书,也是解放不了穷人的。还有那个周大呢,单凭农民的报复心理去烧、杀、除霸、报仇,也没有法子把广大群众给组织起来。”“最后,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难和流血的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得到了解放”。应该说这些话足以表达电影的叙事目的,但从前面所说的主题的深刻性与复杂性来看,这一主题表白也显得像是为了迎合意识形态的需要而硬贴上去的。
电影本身的瑕疵应该还有不少。比如,故事冗长拖沓,两条线索有图解之嫌,过多地揭示张举人的家庭生活似乎也比较多余,教书先生代表富人立场对乞丐求学的排斥显得夸张。尽管如此,由于赵丹的出色表演,由于导演的固有情愫,影片还是给人以强烈的歌颂武训的倾向。加上观众中普遍存在的同情武训的心理,这部立场颇显暧昧的作品,仍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新动态。在文艺界、社会上发出一片好评之际,以如椽之笔写下了对《武训传》的当头棒喝。他开篇第一段话就说: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显然,毛泽东是把这部电影当做完全歌颂武训的作品来看的,电影中对周大式的暴力反抗的道路的模棱两可、实则是否定的评价刺激了毛泽东的农民革命情怀,使他怒不可遏、不能容忍。如前所述,尽管编导已经尽量避免、努力改变那种简单歌颂的初衷(正如女教师在总结中所说的那样),尽管编导已经努力在向新的意识形态靠拢(时时处处强调武训是在为“穷苦人”谋出路的),但至少在电影公映后所引起的客观效果依然是一边倒地歌颂武训了。所以,与其说毛泽东是对武训其人其事的否定,不如说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政治立场的批评;与其说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评,还不如说是对其引起的客观效果(“讨论”)的警惕与批评。
正如毛泽东所说:武训“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清廷国门被列强打开,而有识之士为了救国图强,纷纷举办新学,“师夷长技以制夷”。一个乞丐辛辛苦苦一辈子办几个只读圣贤书的旧学堂意义何在呢?这种与时代进步背道而驰的旧学堂办再多有何用?当然,这似乎有点苛求了。以一个文盲的思想水平,当然是不可能“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更没有能力高屋建瓴地设计超前的办学方案、引领办学方向(不可能像“皇上有意兴办新学堂”)。武训充其量只是一个好心肠办错事的人。他的精神虽然可嘉,但其行为不可避免地具有盲目性和愚昧性。
从这个意义来说,不管这义学最后是不是被武训所要报仇的狗官恶霸占为己有,但武训的办学思维从来没有超出地主阶级的范围,武训的义学依然只能教“四书五经”,而这种落后的教育内容正是大清帝国之所以挨打的落后的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在社会制度、文化土壤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单靠教育是救不了国、也改变不了穷人的命运的。武训的悲剧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电视剧、淮剧中的武训
1985年9月6日的《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胡乔木的一个观点:对《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三十多年前的那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有了全新的认识。1986年4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问题的批复》,标志着为电影《武训传》正式平反。1996年,二十集电视连续剧《武训》播出;2015年,三十集电视连续剧《千古奇丐》上映。我们从各自的主题歌可以窥见其主题意旨之端倪。前者唱道:
是天地混沌未开,还是人间错了血脉。一桩天经地义的大事,却交给一个乞丐。 他赤条条去,他赤条条来,心里到底糊涂还是明白。 他抬起头笑,他低下头哭,身无分文 他却千金难买。
是天地混沌未开,还是人间错了血脉。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却让他三叩九拜。 他赤条条去,他赤条条来,心里到底糊涂还是明白。 他高人一等,又低人一头,活了一世 他却千秋万载。
歌颂的是他以一个乞丐之身做了一桩天经地义的大事,以及他身无分文却千金难买的人格。后者唱道:
一个傻傻的义学正,一个憨憨的庄稼人!一个被皇帝赐封的千古奇丐,一个被百姓传颂的千年传奇!
我拿大顶给大人找乐,我趴下来给孩子当马骑,我铡草挑水流汗打短工,我走四方要干粮换钱费!
你疯和傻是为了和命争,你站和跪是为了长志气,你情和义是为了老百姓,你吃和睡不再是为自己!
一吊钱不嫌多,一文钱不嫌弃,攒起来盖学校,咱穷人家的孩子不再是睁眼瞎!修起来的学校,(为)尝尽穷苦的要饭人竖起个丰碑!
歌颂的是他憨憨傻傻的外表下为老百姓争命运谋出路长志气的情义节操。
2017年5月,淮剧《武训先生》上演。情节主线和史书记载、电影讲述的基本一致:武训因不识字被雇主克扣了工钱,恋人也被卖给屠夫做老婆。痛定思痛,他悟出朴素道理:穷人要想不被欺负,必须读书识字。于是决定乞讨筹钱为穷人兴办义学。十年后,武训积攒一笔可观的资金,未料被盗。眼见十年乞讨得来的钱财一夜间化为乌有,武训决定从头再来。三十年后,武训重新积得大笔资金,兴办了三所义学相继开馆。一个乞丐终于成为受人尊敬的“先生”。和电影相比,只是恋人小桃变成了梨花,没有自杀,而是从了屠夫生了娃;有权有势的张举人变成了奸刁狡猾的地主姨夫张老辫,张老辫后来遭报应破了产也成了乞丐;暴力抗恶的周大不再出现,变成了与人为善、化缘建庙的了证和尚。整个戏结构紧凑,情节凝练,主题集中,但由于抽离了武训生活的具体时代背景——近代以来,内忧(太平天国运动)外患(列强虎视眈眈),从朝廷到地方都开始大力兴办新学堂;也回避了其义学所讲授的具体内容——《千字文》《三字经》《弟子规》等蒙学与四书五经等经学内容,于是只剩下对武训苦操奇行与光辉人格的歌颂,所以就失去了像电影那样的思想张力与阐释空间。编剧罗怀臻阐述其创作主旨时说:“武训先生的故事对当代人有着很深刻的启迪——对知识有崇高的敬畏、对人生有执着的信念。一个清末的农民,仅凭一个人生信条,用一辈子的时间践行一件事。……剧中的武训一生都在躬行实践着利他主义的道德观,和当下许多利己主义的社会现象形成强烈的对比。……武训其人所传递的‘信仰成为一种生活’的精神在当下社会是有极其深远的推广意义的。”充分地肯定了武训一生行事及其为人风范对今天的借鉴意义。
历史仿佛兜了一个圈。我们的国家已经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的国策已经从批判继承传统文化转变为全面复兴传统文化,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忍辱负重、刻苦耐劳、渐进改良、砥砺前行。一切有关传统的,似乎都不需要考虑具体背景即可“抽象继承”(冯友兰语)其精神,于是对武训及其精神似乎只有单向的歌颂了。虽然以前的那场批判确实有片面、极端和粗暴之处,事实上也伤害了不少同志,但今天的转变又似乎成了另一个极端、另一种片面、另一种粗暴。
综上所述,在代表清朝立场的《清史稿》中,武训基本上是作为一个义丐形象被塑造的;在民国时期,武训是作为一个平民教育家而被认可的;在建国初期的电影《武训传》中,武训作为一个与暴力革命路线相比较而存在的社会改良主义者,既赢得同情也遭到批判;新时期以来,这一人物则逐渐成为传统文化与道德的至高代表而被歌颂。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武训及其故事的阐释空间在单一与丰富、逼仄与宏大之间经历了怎样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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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戏曲剧本创作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批准号:16ZD03)、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戏曲改革与十七年戏曲经典的生成研究”(项目编号:2015BB02775)阶段性成果。]
作者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1. 赵尔巽等《清史稿》(第四五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812-13813页。
2. 毛泽东《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
3. 罗怀臻《编剧者说》,淮剧《武训先生》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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