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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为人民

时间:2023/11/9 作者: 上海艺术评论 热度: 19284
老百姓喜欢的作品才是好作品

  多年创作生涯致力于“外来形式民族化”,何占豪第一句话就强调道:“老百姓喜欢的作品才是好作品。”

  何占豪认为,不能仅仅以产量来衡量现在这门艺术的市场繁荣程度。即便是我们的歌剧产量很高,在世界范围内的排名靠前,在世界各地巡演等等,这些都不能真正说明我们的歌剧是成功的,应该是以老百姓的认知度和接受度来看我们歌剧事业。比如,近半个世纪以来歌剧界的成绩到底有多少?何占豪为此特地询问了周围认识的普通老百姓,以40岁以上的为多,让他们说说中国歌剧有哪几部。他们说来说去不过是四部:《白毛女》《江姐》《洪湖赤卫队》《红珊瑚》;而他问了30岁以下的人则都说不知道。为此何占豪感慨道:“半个世纪了,值得我们骄傲吗?”

  如今,我们的歌剧也认识到创作应“接地气”,实际上就是“喜闻乐见”这四个字。我们所有的创作一定要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只演一场不算繁荣,那只能叫一次性作品。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艺术真的扎根于人民了吗?在何占豪的心里,他始终坚信音乐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诚然,歌剧技巧是要有所提高,但更需要普及;如果技术提高了,但是经过半个世纪还不能在群众中普及,那么在100年内这个趋势也不乐观。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提高。何占豪同时也表示,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疑惑,他同时也希望歌剧界、创作界有一个清醒的头脑。

  何占豪进而提出,我们应该善于总结前辈的经验,他们创作的几个成功歌剧很大程度在于运用了中国老百姓和中华民族自己的音乐语言。我们中国老百姓,中国人民是有音乐创作才能的,这么多丰富的民歌就是老百姓创作的。

  这样看来,何占豪是“去贵族化”的坚定拥趸了?“那是自然的,”何占豪回答,“中国民歌之丰富,是世界上别的民族所比不上的,至少也是不比别的民族差的。还有中国的戏曲,是世界上别的国家所没有的,我们创作了这么多的中国戏曲,谁创作的?是人民大众,不是音乐学院的作曲家!”

  民族文化的自信

  何占豪无疑是一位自信的人民艺术家,他发自内心认可中国自己的音乐传统和音乐形式。他甚至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戏曲不能是‘歌剧呢?”我们自己的民歌和戏曲中有那么多的音乐元素,完全可以成为滋养当代歌剧创作的土壤,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今年轻的一代,是不是发自内心重视我们自己的东西。他感慨最近几年留洋学歌唱的人才愈来愈多,但是很多人归国后就完全是在演唱别人的东西,或者将国外的剧目原封不动搬进来,他觉得非常可惜。如果不是站在一个对自己文化认可的立场去学习,那么最终这种学习成果很难为我们所吸收变为自己的东西。

  外国人喜欢不等于中国人喜欢。另一方面,外国人喜欢到何种程度?他们从什么角度来喜欢?我们也无法去鉴别。他觉得你们中国人能够写出我们西方的这种歌剧,那他自然要鼓鼓掌。但是归根结底,我们歌剧的好坏,裁判员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不然,一切对歌剧作品的讨论,无论是剧本还是音乐,无论是传承还是发展,若离开了人民群众的审美情趣,都是没有意义的。何占豪还提到,以前有几次带外国朋友去听了我们的地方戏,很兴奋,说这是我们的“地方歌剧”呀!这就给了他很大的触动。在他们看来,这是有中国特色的“歌剧”,但对我们来说不是“歌剧”,因此这里面就有一个“民族”的区分了。

  音乐语言与审美习惯之异同

  歌剧的本质就是音乐,在这个本质上,再来谈“有戏”还是“没戏”。音乐之于歌剧,恰如砖头之于建筑,我们不能本末倒置去玩文字游戏反推,说建筑就是石头。何占豪认为,构成歌剧的基本元素有三样——演唱、表演、情节,三位一体。

  中国老百姓对文艺作品的欣赏有自己的审美习惯,我们更喜欢歌唱与表演并重,剧本和音乐缺一不可。这也是中国本土戏曲的最大特征,而西方歌剧更强调演唱,并不是很注重表演和情节。所以很多时候不是审美水平的问题,而是审美习惯和审美情趣的问题。

  何占豪对本土文化的自信与坚持,也并非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相反,他提倡向西方先进音乐语言学习,但学习要有方法。他举了屠呦呦的青蒿素之例,是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提炼而成,此乃“洋为中用”。他认为从中国音乐的技巧来说,外国已经发展到了四声部了,我们还是在以两声部或者是单声部为主。外国的乐器已经发展得很科学了,中国的乐器还处于改革的阶段。这和今天的中医要向西医科学地学习是一个道理,中医向西医学习,并不是放弃中医,只是用它的科学的东西来拯救我们自己的百姓,使中国的医学也能够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这或许才是对“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的最佳诠释。

  “多元化”需“引导”

  在全球一体化“求同存异”的时代主旋律之下,“多元化”发展成了一种大势。对此,何占豪的看法是:“多元化不是自由化,多元化要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艺术为人民,艺术创作要有一分对社会的责任心。毕竟,很多歌剧创作,国家投了那么多的资金,这就并不能仅仅是一己之自由散漫了。最后的成果是怎样?有多少新的剧目给观众看到了呢?这个问题亟需思考。

  另一方面,“引导”也是很关键。这种引导不仅仅是对观众的培养,更在于对创作人才的培养。还是回到前面提到的一个民族文化自信的问题,何占豪对歌剧界现在的创作风气略为悲观,因为他觉得很多搞创作的人很看不起地方戏曲,也不接地气,不去了解生活。没有向老百姓好好学习、学习他们的音乐语言。何占豪根据自己的经验建议:我们自己的戏曲有一曲多唱的成分,一个曲牌有多种词填上去;而西方人是专曲专用,我们一曲多用,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可以启发一种思路。如果我们的剧作家,把戏曲的“一曲多用”少一点,“专曲专用”多一点,不就是一种“地方新歌剧”吗?

  最终,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歌剧作品。创作人才要重视民族音乐的传统,学习民族音乐语言,重视中国老百姓的审美,特有的审美习惯。不要以外国的歌剧为圭臬(虽然歌剧起源于意大利),或者以外国老百姓的喜爱来代替中国老百姓的欣赏习惯。只有有自己中国特色的大量的歌剧出现,才能在世界歌坛上面有我们的立足之地。我们学习外国,我们引进外国的歌剧语言、来源,不是我们的目的,它应该成为我们艺术创作的一部分,它们不能代替我们中国歌剧自力更生,要我们自己繁荣。而不是到头来,我们以为的歌剧发展和繁荣,就是为了唱很多部外国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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