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遂虎

　　读了晓臣先生《诗品人品不容分割》（《中华诗词》2015、11）及星汉先生《诗品未必尽如人品》（《中华诗词》2015、4）两篇文章，笔者在颇受启发的同时，觉得还可以换个角度来讨论诗品与人品的关系问题。

　　关于诗品与人品关系的讨论、纷争，由来已久。“诗如其人”、“文如其人”一类的说法，相当普遍，属于概述式命题，即所谓“一言以蔽之”。“一言以蔽之”，既有总括性（总体上说得通），也因笼统而存在缺陷性（即难以包括例外情况），于是，就有了“诗不尽如其人”、“文未必如其人”的说法。这里，所涉问题相当复杂，不同观点之间进行切磋、商讨、补充，很有必要。

　　诗品与人品关系中，涉及多层面的问题

　　诗品与人品关系问题，之所以争论颇多，就在于二者联结中涉及诸多层面、诸多问题。

　　我们看传统诗论，在诗如其人问题上，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肯定“诗如其人”，认为诗、人对应，“诗品出自人品”；二是不认可“诗如其人”，认为诗品未必出自人品，甚至认为二者相背离、相分割；三是主张将人与诗分开来看待、评价，不要混为一谈。第一种观点占主导地位。从《周易》中“吉人之辞寡”、孟子谈“知言”中“诐辞知其所蔽”一类论述始，诗文论家便将作者与作品对应起来讨论问题。其中，沈德潜的“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刘熙载的“诗品出自人品”，徐增“见诗如见其人”，最有代表性。西方也有对应的观点，如法国作家布封说过“风格即人”的话。第二种观点可以看成是对第一种观点的证伪。最为典型的说法，当推元好问的一首诗：“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古罗马诗人说的“作诗与作人殊辙”，与之对应。第三种观点，以孔子“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最为权威。现代文论家郭绍虞提出了“把文和行分开来讲”的主张。西方文艺批评派别中的形式主义批评、本体论批评，同样视作品为独立自足的本体存在，主张与作者分开讨论。

　　作为学术问题，各种观点都有存在的权利，而且各有自己的依据和道理。

　　事实上，诗作为作者构思的结果，与作者密不可分。其间主要涉及：（A）知识学养。写诗需要一定的学养。诸如是否识字及识字多少，蓄词量大小，对结构篇章、语言组合规则的掌握程度如何，表达方式、艺术技巧是否娴熟等等，都起着重要作用。（B）才力秉赋。写诗固然需要一定的学养，但更为重要的是才力秉赋。严羽“诗有别才，非关学也”之说，旨在强调天资、才气、灵性、感悟。没有才力，只能拼凑死句，而无法写出灌注生气的诗作。（C）个体风格。风格来自诗人的个性气质，通过情趣与爱好、题材与素材、构思与结构、艺术手法与语言特色等诸多要素体现出来。（D）心态情思。心态情思指作者的主观情绪、心理、思想、意志、志趣等等。它是构成诗歌的主体内容成分。“诗缘情”说揭示出诗歌的本质特色。无情则无以为诗。（E）道德人格。诗意中除了美感、趣味、形象因素介入外，还包含、渗入道德性、理智性、社会性等因素。审美情趣中如果没有善良情感，没有道德含量，无疑会走向堕落。传统诗论，除了关注艺术因素外，十分关注道德因素、人格因素。

　　“诗品”和“人品”一对概念，包括的范围相当宽泛。“诗品”既包括形式因素，也包括内容因素。“人品”既包括才力、智力因素：也包括道德、人格因素。为表述方便，我们暂且把知识学养、才力秉赋、个体风格（A、B、c）三者称为知性、才性、气性因素，把心态情思、道德人格（D、E）二者称为情性、德性因素。不难发现，在诗品与人品的关联域中，知性、才性、气性与情性、德性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就知性、才性、气性而论，作品与作者无出二辙

　　知性主要指学识修养，才性主要指天资秉赋。诗思中的结构安排、语言表达等与学识修养相关。诗语不同于生活语言，体现着艺术化的思路、层次、结构方式以及相应的语言，还包括修辞技巧、艺术手法之类。思路、章法、意脉、修辞等只能来自写作主体，是主体经过思虑、锤炼的结果，而不能由外力强加。其间，学养与才力都不可缺少。节奏弛张、语感急缓、情节开合、意境虚实、心思藏露、材料疏密等等，也无一不是施展学养和挥洒才力的产物。贾岛苦吟三年而成的诗，还比不上李白酒醉后瞬间挥草而就的诗。这就是才性之差。才性属于智力范围，与体力无关。体力大，或人手多，都使不上劲。就是说，好诗的完形，凝结才识智慧，表现智能学养。知性不足，才力匮乏，储备稀缺，见闻不广，那么无事可写，无话可说，或语句不通，语汇不当，自然写不出好诗。清代阳湖派的代表人物恽敬说过：“其知通于微者，其辞无不至。”这话准确地说明了“知”与“辞”之间的对应关系。不难想象，一个没有才识学养的人，想通过装腔作势、附庸风雅来写出一篇千古佳作，几乎不可能。于是，我们有理由认定，知性、才性与作品之间，始终呈现出同一的、对应的关系。

　　气性主要就作者个人的性格、气质、爱好、志趣而言。曹丕“文以气为主”之说，意识到个体气质对创作的直接影响。由于“气”之不同才造成了诗作风格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刘勰在谈到作品的风格、特色时，正是从气性的视角切入。所谓“才力居中，肇自血气”，即指气性对才思的影响。他连举12例说明不同气质性格的作家，其作品风格差异的状况。所谓“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文心雕龙·体性》），就是对这种个性差异而言。风格通过语言方式表现出来，但它根植于作者的心理特征和精神气质，二者始终不可分割，不可疏离，不可偏移。美国学者E·B怀特写有《风格浅论》，把风格形象地比作指纹，认定“风格不光表露他的气质，而且还像他的指纹一样确切地表明他的身份”。作者如果背离了个性，也就迷失了自我，也就丧失了风格。明代田艺蘅《香宇诗谈》云：“诗类其为人。且只如李杜二大家，太白做人飘逸，所以诗飘逸；子美做人沉着，所以诗沉着。”倘若要李白放弃飘逸而体现沉郁，要杜甫放弃沉郁而体现飘逸，那么，李不再为李，也不会为杜；杜不会为李，也不再为杜；皆落人邯郸学步的陷阱。就是说，气性与风格，属必然性对应、自然性联结。有什么样的气性，就有什么样的风格。伪造则不成，假装则不像。

　　归纳而言，诗、人之间存在着必然相关、对应的属域。就知性、才性、气性而论，作品与作者之间，不存在移位和分离现象。因此，“诗品出自人品”的说法在这一层面上不存在任何疵漏。

　　就情性、德性而论，作品与作者之间不完全一致

　　知性、才性、气性特征与情性、德性属于不同的层面。知性、才性、气性与诗作的关系，属于语言学、心理学范畴。而情感表达之真伪，作者人品之好坏，则属于伦理学范畴。就情性、德性而言，作者与诗的内容之间不具备必然性相关，而是或然性相关。于是，就有诗如其人者，也有诗未必如其人者。

　　人的情志，经过艺术化的表达，成为文学作品。自《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后，后世文论加以延传和发挥。《庄子·天下》谓“诗以道志”，《苟子·儒效》谓“诗言是其志也”，《毛诗序》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陆机《文赋》谓“诗缘情”等等，都说明了诗作是作者内心情志的流露，表现特定的思想、志趣、情感、心态。诗以抒情为天职。好的作品，是真情实感的艺术化表现。但是，“为文造情”的现象，任何时候都存在。刘勰所言“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就是“为文而造情”。无疑，“采滥忽真”会造成“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的局面，出现矫情假意，“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言与行分裂、脱节，其结果“真宰弗存，翩其反矣”（《文心雕龙·情采》）。如潘岳作《闲居赋》，标榜“入虚廊之闲馆，步生风之高庑”，声称羡慕“青鱼跃于东沼，白鸟戏于西渚”，但事后却去攀附贾谧，为其捉刀《晋书断限》，可见其清闲寡欲当属伪情。刘勰批评他“诡谤于愍怀”，元好问嘲笑他“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显然有所依据。

　　从德性上讲，人格与诗品之间，同一和不同一现象都存在，两者都能找到大量例证。文天祥视死如归的人格精神同《正气歌》一样，名垂青史，光照千秋，成为中华文化中正气与节义的表征。岳飞保卫国家的激奋情绪，化为慷慨淋漓的诗言词语。范仲淹有“以天下为己任”，“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的远大抱负，才能“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才能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如是者，代不绝人。这些文品与人品俱佳的前人，成后世崇敬、仰慕的对象。但在诗中标榜高尚品格而人格低劣者同样大有人在。如隋代的杨素，骄横跋扈，“专以智诈自立”，“居宅侈丽，朝毁夕复”，却在《山斋独坐赠薛内史》诗中高唱“临风望羽客”，大有恬淡超然之风。再如明代的严嵩，诬陷忠良，吞没军饷，逢迎拍马，专政误国，但写起诗来却有“晚节冰霜恒自保”（《生日》）之句，俨然一幅重节尚义的面孔。这便是魏禧《目录论文》中所揭露的“大奸能为大忠之文”的实例。

　　实践证明，尽管虚情假意写不出真切感人的作品，却可混迹于诗歌创作之中。至于诗品与人品相背、逆反的现象，就更为明显地暴露出艺术创作中存在的人格分裂症。有鉴于此，我们在讨论诗、人关系时，需要走出一点论，用辩证的两点论来诠释和看待问题。

　　应然的引导、判断和追求

　　“诗如其人”的命题在说明作者与作品一致性的同时，也包含了一种应然的追求，即作品应当如同其人。它又暗含一个对应的引导，就是既要写好诗，又要做好人。

　　其实，传统文论、诗论中一些概括性命题，往往含有应然的追求。如“诗言志”，表明诗反映志和诗应当反映志；“思无邪”表明情思无邪和情思应当无邪；“诗缘情”，表明诗缘于情感和诗应当缘于情；“言为心声”表明语言来自心声和语言应当来自心声。古人明白，诗坛上存在诗不言志、诗不缘情、思想有邪、言非心声的现象，所以需要从正面加以强调，以标识应当如何和不应当如何。

　　尽管应然追求不等于实然存在，但它标识了价值取向。要求诗和诗人之心都不染杂尘，是个应然的、理想的说法，不是实然的、现实的存在。能写诗的人，不可能都人格高尚、冰清玉洁。但不能因为这种实然现象存在，就认可它、放纵它。艺术文化发展的价值导向，起着引领和判断的作用，需要有优劣、高下的区分。

　　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存在差异，评价标准、方法也不尽相同。评价科技成果，可以将成果与创造者的人品分开来，因为科技成果自身并不包含德性因素；科技创造者的人品也不影响其成果的推广、利用。而人文文化成果，主要功能是昭示美感、道义和良知，负有感化、教化职责；作者的人格、品德不能置于这种职责之外。文艺品传播效应中，渗透着人格、道德的力量。伟大作品背后树立着一块人格丰碑。人格魅力和作品魅力交相辉映；志洁行廉与文约旨远相得益彰。因为“内外表里，自相副称”（王充），方可令人心服。在其人足可感化后昆的前提下，其文才足可垂范千古。口是心非、欺世盗名者及其所作，不具有示范、陶染和教化功能。

　　正是从这一视域看，反对人格分裂，具有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对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赞许，对言行不一、人格分裂的鞭挞，其目的都在于纯化人心和拨正文风。诚如古人所言：“诗以人重，人品不正，诗虽工不足道。”（余云焕《白雨湖庄诗钞》）就是说，艺术品本来是人的情志心态的形象体现，当其包装作假时，就失去了本真意义。于是，诗评需要知人论世。某些人用文辞将丑陋的心灵包装得冠冕堂皇，已经违犯了“精诚”、“诚意”、“正心”的心律原则。这便需要人、诗参照的评价和选择机制，将诗人人格修养的成功，作为作品可传播的一个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