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骞

　　 如果从胡适的《尝试集》出版算起，也就是从1920年3月至今，汉语新诗已历经百年。而散文诗在当时西方文化涌入、新文化运动推行白话文以及作白话诗的潮流之下，也孕育而生。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并没有“散文诗”的说法，传统文化里，“散文”与“诗”并无实际联系，文学史里先秦诸子百家散文其实是包容性很强、内容很丰富的文体，唐代古文运动兴起，试图从“骈文”的潮流中恢复先秦与汉之风，实则就是先秦两汉的特质：内容充实、质朴流畅、句式长短自由。这在语句结构和形式上与骈文完全区分开来。“骈文”呈现的词藻华丽、对仗工整、节奏铿锵明快，甚至考虑平仄音韵，在语言修辞结构等方面则与诗歌更接近。而相比之下，这股散文风潮则自然随和得多，更加“在地”和“在场”。而在明清发展起来的通俗小说与戏剧，则是更加接近于白话，将文学融入了大众文化中间。如上这些，是“散文诗”出现在中国时所面对的文化和语言传统，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白话文，则将白话引入文学之中。

　　 另一方面，西方的散文诗传统始于法国现实主义诗歌大师波德莱尔，也就是那个写作《恶之花》的诗人，他对现代诗歌的独到见解引领了之后的兰波、魏尔伦、马拉美等为代表的意象派，乃至后来的十分重要的现代诗歌源流。在这里论及的《巴黎的忧郁》，从19世纪中叶在各杂志刊载，并于后期结集出版①。

　　 按照波德莱尔的话说，他写这样一些散文诗是想描绘“更加现世的生活”，他对散文诗文体的艺术自觉，使得《巴黎的忧郁》从根本上有别于以往一切形同散文诗的文体，而成为散文诗真正意义上立足的开创。从根本上来说，是两点，其一是他言及的“更加现世的生活”，其实也就是审美心态与传统道德和心态的转变决裂，是追求审美和艺术的现代性，更确切地说，是反抗传统旧道德和审美趣味，对人复杂情感的感知与表达;其二是因为他拥有完备的文体理论，诸如在内容上主张描写“各种关系的交织”，结构上去除情节和事件而依靠情感逻辑和美学驱动来驾驭②。这可谓是西方散文诗的一个重要根源，我们已然得知其重要特点，乃是立足于现代性对艺术与人的进一步挖掘，这与传统道德和审美下的唯美散文是有天然差别的。

　　 而就在五四时期，随着大批留学诗人、作家的翻译引入，作为现代诗和散文诗的源流也同样被引入。可以这样说，散文诗在我国的出现，正是当时白话文推广、翻译体写作以及西方文化影响作用的一个结果。而在当时，就形成了一批质量可观的创作群体，他们以鲁迅、刘半农、周作人、朱自清等为先驱和代表③。

　　 颇为值得一提的丰碑自然仍是鲁迅先生的《野草》，这些写于1924年到1926年间的篇章，它们很好地融合了对现代生活的情感和思考，在形式和语言上也超脱传统而获得了现代风貌上的完成。而且有别于波德莱尔他们以对社会空间批判而投向的“美”与“理想”，鲁迅所完成的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遭遇和争战当中的文化再现。可以说，这是鲁迅对他所处时代和生活的理解、挖掘和洞察④，在我看来，却实则是屈原传统。

　　 我们大致了解散文诗的过往和由来，从而更易于知道，散文诗文体就是这样一种存在，从语言形式上相比于其他强调结构和形式的文体，它更加自由，因此亦能承载更多思想和内容，而其内核是追求现代性的。这样，也更有利于我们思索散文诗在新时代的时代精神这一议题。其实同现代诗歌类似的是，我们当下写作的发生与诸多传统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在内核上却又自别于那些传统，而立足在当下的开创，从根本讲，是因我们面对迥异变化的历史新事实，所处新时代不停发生着变化，诚然，“变化”是现代性很重要的部分，但从历史过往中，我们已经得以见证，无论是鲁迅，还是波德莱尔，抑或为散文诗的书写留下过哪怕一页篇章的人，都是立足在属于他们的当下视野之上的，当然，也可以说是他们当下的历史视野或经验，乃至超验视野，他们是如此写作和理解散文诗的。

　　 依我的理解，我们的新时代、新现实，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之后将我们引入了一个文化上的后现代，这意味着信息爆炸、传统和知识多样性丛生，我们年轻一代所生存的空间，其实无时无刻不在应对和接受文化和传统的迷雾森林，我想，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以至于我们会顿觉错愕，我们当然要理解、吸收和融合那些流经我们身上的历史过往以及传统脉络，也应当深入理解我们的当下现实，并且，我们需要消化和再创造，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继承，而非简单搬运，或叫做复制、粘贴和拷贝。就像诗人艾略特所说，“传统从来不能被继承，只能被开创”，简单说，就是要有“自觉意识”和“历史意识”的写作。

　　 另一方面，考虑信息传递和生产方式的便利，以及现代生活的复杂多样的层面，我想，现代生活某种程度上是进一步解放了人的思想情感，而散文诗从根本上讲，就是对传统书写文体形式的冲破，突破诗歌的机械分行，破除美文的传统美学。从这个角度讲，散文诗发挥着散文句式结构里绵长的气韵和舒缓的节奏，而从当下美学和艺术中间寻找别样的诗性存在，這无形中扩大了散文诗书写的内容和范围。这也为立足现代生活和超验的历史性的有效书写松绑。我想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甚至可以考虑更多跨越体裁边界的写作尝试，诸如以散文化舒缓的句式，融合内在诗性，同时，小说的叙事性乃至戏剧性的写作也可尝试，这样，我们可以拓宽写作的界限范围而尝试创造更多有意义的作品。

　　 最后一点，在新媒体或者说自媒体爆炸的信息时代，写作当然是一种文化生产和表达的方式，其实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从传播的受众和效力上兴许是喜人的，但是，我们也应当警惕那些博眼球的浮泛的写作，这其实与前述的“自觉”相似。对于个体乃至出版社等，都可以考虑更多跨媒介的尝试介入，或者运用媒体资源的再创造。在此方面，可以很欣喜地发现，《散文诗》杂志正开创性地在做这样一些努力和尝试，诸如和当下正热的喜马拉雅平台、微信视频号等的融合建设。这些都是充分利用新时代的新媒体资源，构建文化影响力之举。新媒体环境下，小到原子个体的人，也可以是自媒体，就某种意义上来说，散文诗的写作，则是我们的经营和努力。通过文字，我们增加了一种与现实和生活的摄入与关联。

　　参考文献：[1-4]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168-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