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晦

　　一

　　心灵让位于头脑和手——技术理性和肉身感官。面对粗粝、复杂，充斥着禁忌而不断變化的作为第一现实的社会情态，这古老的器官力不从心……虚弱地跳动。

　　但是哭，第一声的言语，昭示诞生者的存在及其存在的神圣性痛苦——语言最本源的热望，以否定性的声音对自身予以肯定。自这一声开始，语言不断呈现自身而渗入他者，塑造自身与世界，以便超脱肉身的有限性——于自身言志，于世界命名——在心灵中形成内部的现实和真实。

　　然而心灵不再借由最初的语言激荡存在，而通过沉默、沉迷和抑郁症去重塑自身……满世界的疯子——构成历史秩序的表象。

　　二

　　当经济、技术、政治以及网络重新完成了对现代视野下的万物之命名和对世界的物质化认知，语言——这一融通万物之物，这一最轻的物质——反倒在社会分工和人类历史结构的变迁中被肢解，被不同行业、工种或者场域吸收而沦为其附属性的模具——它们共同围构的语言景观形成了第二现实，一个充满幻象的不真实世界。

　　物化，迫使语言成为可被理解之物，不作为存在本身的象征物，而是解释存在的工具物，以完成行业与场域对自身的卓越论述。语言的任务不再是穿透生命（个体自身以及个体之间），而是在其所依附的狭小的细分领域内，无休止地阐述自身和构造特定修辞，通过建造庞大的话语巨厦，成就其存在的表象，使存在沦为游戏。心灵厌倦了，游戏空耗了时间，年轻人变得像老年一样。

　　譬如行政话语体系的无限增殖，在其领域内不断繁衍概念、修正或更新概念进而解释概念，构造看似自足完满的自证体系，以图历史不断前进之感。当概念僵死之际，又启动新一轮的概念生殖循环。经济话语、技术话语、网络话语之类皆是如此。语言不再认出世界，而沦为被认出的世界。

　　犹如一座宏大神庙的砖石被拆散，重建为集多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建筑物，语言的整体结构被重构——诗人住在这建筑中已无最初的家园之念。诗被判为寄生者和局外人，现代诗人的悲剧性和流亡性来源于此。

　　三

　　诗曾经因为处理与世界的关系而提供了别有深意的存在模型和更高的意志。然而，作为第二现实的非主要参与者，却像其他行业的主要参与者一样，诗人越来越成为专业化的技术员。或许相当数量的诗人认为自己编织的花环有助于逐渐改善第二现实。但诗的专业化趋势的危险在于，它助长了诗不再积极渗入其他领域的事实以及诗不需要渗入其他领域的自尊观念和职业化取向。在降低诗与现代社会的敌意的同时，这一趋向与现代机制达成了密约：只要诗不构成对世界整体的再命名（也即对现有命名和秩序的重构），就可以被允许保留一块自留地。

　　诗从长子退位，带着软弱的雄心，不仅对第二现实毫无撼动，更对第一现实望尘莫及。可他仍旧深居自己依然有可能继位的幻梦中。譬如，他以为自己是一种知识，并把自身发展为关于自身的知识，被公认为知识的事物却并不需要这种“特殊的知识”，因为他对客观世界甚至可以说毫无建树。譬如，他以为自己的技能繁复而新颖，但对第二现实而言却又毫无话语的影响，因为他将自己降格为局部。无一例外，他的诸多做派已经远离王者的雄心，而衰变为文化官僚或者怨妇。

　　我们不再有古典诗人中的那种巨擘。由于整体性的缺失，他们更像拼图游戏，需要相当数量的诗人去拼合一个相对完整的强力诗人的形象。比如：语言主义诗人、女性主义或者性主题的诗人、地方性或者新古典主义诗人、工业主义诗人……不同细分领域中的诗人共同形成一个历史时期的整体诗人形象。这不仅是美学的多元化，也是诗失去整体命名能力后呈现的亚诗学景观。此时，语言臣服于物，成为物的组成部分。

　　四

　　不断阐释自我、增殖行话以及完善内部系统，诗歌的体制化业已形成，不是派别之争，而是一种产品或者权力的形成机制——一种可被制造出来的艺术品类或者门阀。按照福柯的理论，“权力制造知识”（《规训与惩罚》），反过来知识维护了权力——诗歌门阀的形成即是如此。我们警惕消极意义上的学院化，亦是对诗歌知识化与权力之间形成隐秘同谋的审慎和抗拒。

　　我们总是感叹一位诗人产量惊人而又毫无二致，诸多诗人千人一面而又难以区分，年代划分法沿用至今而无法真正呈现内部诸相——诗歌的产业化风貌与集体美学相去甚远。这难脱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总体影响，也与当代汉语诗人日益世俗化（相对早逝的圣化诗人及其形象）的选择有莫大关系。诗人企图成为文化名流;急切地拥抱身份、立场、语言生产和发表机制等社会零件，自甘于现代性机制对诗的伪命名、规则改写与秩序调整。语言被高度物化，其内涵是诗歌精神滑降为专业素养，诗人蜕变为职业和象征性的文化功能。

　　诗人们游走于各种体制化运营的诗歌节（诗歌机制的自我狂欢）、讲座（突变为教育或交流者的面目）、诗赛（作为评委现身），或者成为节目嘉宾（为节目提供特殊的装饰）甚至各类会议代表（社会机构的人格化表达），分裂为各种职业面具和外部身份。他们当然可以干这些行当，但热衷于这种本末倒置的行为却是危险的，因为它承认语言对第一现实和第二现实的懦弱，而急切地转投于文化机制下的交往和运作，使得诗变成外部问题，远离对内部的洞视。

　　判断伪诗人的一个标准是：他是否允许自己被纳入文化机器的组成部分，而不是试图与既有世界保持悲剧性的平行。

　　五

　　第三现实，亦即心灵现实，个性化的内部世界，不必也无法用物化的认知去洞视。我们现在需要回想第一声的哭，正是由心室的强烈搏动而得以通过咽喉发出。心灵提供了内容，咽喉作为形式。

　　一如哭声以否定性肯定了存在（矛盾的悖论），现代诗通过充满否定性的美之形式的悖论（美本身是肯定性的），将痛苦汲聚成塔（分行、阶梯、上升与下降的形式艺术），经由感受性的理解而溶解痛苦，形成如同宗教般的意志和引力。这解释了我们在炼狱中发出纯粹歌声的必要，形式并没有美化痛苦，而是保留尊严，提供一种矛盾的统一性，而不是第二现实的那种碎片化处境。

　　通常人们将矛盾性分裂为二元，唯有疯子直视一元化的矛盾性，同时看见玫瑰的盛开与凋敝——否定性与肯定性同一。疯子的心灵未经分化和瓦解，是整体性的，其感受途径是直觉的，而不是认知的。强迫心灵认知，是对同一性的破坏。如果诗降格为社会的局部或者将自身处理的问题弱化为局部问题，诗就有沦为无必要的认知工具的危险。

　　在现代性的阴影之下，心灵并不需要理智地讲述或者分析，它有权保持疯狂，可获得不被理解之权利。疯狂亦是未被写入法律的特殊权利。作为最低剂量的合法性疯狂，诗通过直觉的语言、想象的暴力和持久的震惊直观同一性，以便保持个体与个体之间不必理解的理解。波德莱尔亦承认，不可理解具有某种荣誉。

　　在认知、机制和物化的世界，诗不是最重要的，承认这一点，才能意识到诗歌之轻的重要——在语言与现实的天平上，向着现实的一端猛然一坠，使其获得堕醒的力量。